跨国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的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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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FDI)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境外企业或其他投资组合中拥有10%以上的股权或投票权。
这种形式的投资通常涉及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利用其在其他国家的生产设施、市场和其他资源。
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东道国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东道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影响,本文将分析东道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东道国制度包括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这些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影响起着重要作用。
东道国的政府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和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一个开放、透明、稳定的政府政策将提高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的投资信心,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相反,政策不确定性、干预性较强的政府政策将制约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对对外直接投资也有着重要影响。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有效的司法保护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法律风险承受能力,增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在实际情况中,东道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现出多样性。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东道国制度对不同行业和跨国公司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不同的行业和企业在涉足对外直接投资时,所面临的东道国制度影响各不相同。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东道国的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劳动力市场、产业政策等因素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对于服务业企业而言,东道国的服务市场开放程度、市场监管体制、行业准入门槛等因素将对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市场机会产生直接影响。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对其业务的影响,以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方案。
东道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战略选择上。
由于东道国制度的差异性,跨国公司在涉足对外直接投资时,将根据东道国制度情况制定相应的投资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探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然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需要考虑本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实施,还必须全面考虑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以此来减少投资风险,保证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一、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基本概念所谓东道国制度环境,指的是外国投资者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活动所需遵守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经济环境和文化规范等多方面的要素。
其中,法律法规是东道国的法治体系和制度环境的基础,对外商投资的国家法律、企业法律和商业法律均对外商投资的各个方面有所规定。
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1.法律风险外商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不同于本国法律法规,因此,外商投资者要接受当地的法律环境,其中包括合法性、合规性、合约定义等方面。
如果投资者不能遵守当地法律,将使他们承受严重的处罚,甚至会导致投资失败。
2.政策风险外商在东道国投资还需注意政策风险,因为国家的政策环境可能在某些方面和时间产生变动,从而影响外商的投资计划和投资收益。
由于外商投资通常是较长期的资本运作,因此,一个较稳定的政策才能够保证外商的投资收益。
3.税务环境东道国的税收体系可能会对外国投资者造成影响。
外商需要了解当地制度、税法,了解其税务政策,以及如何在起诉过程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4.经济环境外商投资的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格局、消费者文化等)是外商决定投资的重要条件。
如果东道国经济不景气,国际贸易、人口、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等频繁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不稳定,将会对投资产生风险。
三、建立更加完备的选址标准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多方面的风险,选择东道国时需要建立更加完备的选址标准,其中包括以下方面:1.市场环境投资者在东道国需要考虑的市场环境问题包括:消费者群体的大小、消费能力、市场需求、市场占有率,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等。
2.政治环境投资者需要了解该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安全稳定等情况,对投资积极正面的国家是首选。
一、跨国公司概念及特征《跨国企业准则》对跨国公司的特征进行了描述:“跨国公司通常由在一个或多个国家建立的公司或其他实体构成,并相互联系,进而以不同方式协调业务。
尽管其中一个或多个实体能够对其他实体产生更明显的影响,一个实体的自主权在一个跨国公司和另一个跨国公司之间可能明显不同。
所有权可以是私有的、国有的或公私混合拥有的。
”跨国公司一般都由一个国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为主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在许多国家建立有子公司或分公司;有一个完整的决策体系和最高的决策中心,各子公司或分公司虽各自都有自己的决策机构,都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的领域和不同特点进行决策活动,但其决策必须服从于最高决策中心;从全球战略出发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市场和合理的生产布局,定点专业生产,定点销售产品,以牟取最大的利润;因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有快速的信息传递以及资金快速跨国转移等方面的优势,所以在国际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许多大的跨国公司,由于经济、技术实力或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或对某些产品、或在某些地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
二、跨国公司承担环境责任的特殊性(一)跨国公司的战略全球化及利益最大化。
跨国公司的战略全球化导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益最大化的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最大限度的开采自然资源,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
为了使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为环境污染付出代价最小的地区进行生产经营,这种污染行为因为代价小而让有些跨国公司变得肆无忌惮,污染不断扩大。
例如,“博帕尔案”中医学统计有40万的受害人,印度政府提出4.7亿的赔偿,这笔费用根本无法支付受害人,这件事情告知肇事公司以后有这种事情发生也只会受到轻微的损害,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使得肇事公司对于环境污染更加肆无忌惮。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优先原则。
跨国界的投资导致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使世界生产在最合理的区位布局下进行。
资本的流动引导了技术的流动、管理的流动和市场的重新划分。
跨国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关系探讨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政策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
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道义义务和责任,而环境保护政策则是政府和国际组织制定的一系列规定,旨在减少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探讨跨国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互动和相互影响。
首先,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跨国企业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其行为对环境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方面,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跨国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跨国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遵守环境保护政策,并投资于环境友好型生产和运营方式,可以为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也可以激励跨国企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
当政府和国际组织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时,跨国企业为了遵守这些政策,必须改变其经营模式和行为准则,从而更加注重社会责任。
因此,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政策相互依存,通过互相激励和促进,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其次,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关系还表现在信息传递和合作方面。
社会责任报告是跨国企业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传达其社会责任行动的重要工具。
这些报告中通常包含企业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实施情况。
通过透明的信息披露,跨国企业可以提高公众对其社会责任和环境表现的认知度。
同时,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共享最佳实践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学习和创新,提高整个行业的环境表现。
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共同的标准和准则,共同制定和实施符合环境保护政策要求的行动计划,从而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环境。
然而,在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关系中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由于跨国企业活动的复杂性和规模,实施和监督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困难。
尽管有许多国际准则和标准,但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追责机制,使得企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逃避责任。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影响的环境法律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跨国公司的身影无处不在。
它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环境法律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跨国公司的进入,一方面为东道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其生产经营活动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些跨国公司可能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
这些产业在其母国可能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限制,而在某些东道国,由于环境法律体系不完善、监管力度不足,跨国公司得以规避严格的环境标准,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
例如,某些化工企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当地的土壤、水源和空气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其次,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可能过度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
为了获取原材料和能源,它们可能大规模地开采矿产、砍伐森林、占用耕地等,导致生态平衡被打破,生物多样性减少。
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往往超出了东道国环境的承载能力,给当地的生态系统带来了长期且难以恢复的损害。
再者,跨国公司的废弃物处理也可能成为东道国的环境难题。
如果它们没有按照当地的法律要求妥善处理工业废弃物,随意排放或倾倒,将污染土地和水体,甚至威胁到公众的健康。
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可能利用复杂的供应链和子公司结构,将废弃物处理的责任模糊化,逃避法律的制裁。
此外,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
虽然它们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但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转让上,可能并不积极。
这使得东道国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难以采用更环保的技术和方法,从而增加了环境压力。
那么,面对跨国公司带来的这些环境法律问题,东道国应当如何应对呢?其一,完善环境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
东道国需要制定更加严格、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法律法规,明确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和义务,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国际投资学作业:国际投资对投资国和东道国分别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
国际投资对投资国和东道国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影响:
对投资国的影响:
1. 经济增长:国际投资可以促进投资国的经济增长,通过引入外来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2. 就业机会:外国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投资国的失业率。
3. 资本流动:国际投资会增加资本流动,增强投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促进经济发展。
4. 税收收入: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会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5. 技术转移:国际投资可以促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流动,提高投资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对东道国的影响:
1. 经济发展:外国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和现代化。
2. 就业机会:外国投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减少东道国的失业率,改善劳动力市场。
3. 技术引进:国际投资通常伴随着技术转移,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4. 资本市场:国际投资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5. 贸易增加:外国投资可以推动东道国的出口和贸易增加,促
进经济外向型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投资对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影响是复杂的,也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国家政策、法律环境、政治稳定性等。
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下的国际投资效果也有可能存在差异。
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环境规制权的保障
刘晶
【期刊名称】《经济论坛》
【年(卷),期】2024()5
【摘要】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初衷是国家通过限制自身规制空间、承诺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以此来吸引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但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下,被赋予通过制定规则来整合经济和环境的使命,而国家环境规制权成为维护东道国环境利益的关键。
因此,在签订和更新国际投资协定时,应考虑纳入或改进规制权条款和一般例外条款,并对传统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征收、非歧视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等投资保护条款赋予外国投资者的经济权利加以限制,在保障东道国环境规制空间的同时防止其滥用规制权,从而使国家采取合理、有效措施来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
【总页数】13页(P47-59)
【作者】刘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96.4
【相关文献】
1.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
2.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规则及其演进——兼评析中国国际投资协定的变化及立法
3.晚近国际投资协定中东
道国规制权的新发展4.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规制权的实践及中国立场5.晚近国际投资协定对东道国规制权的保障及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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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研究【摘要】本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政治体制、法律法规、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效果。
应对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至关重要。
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法律透明度、促进政治稳定和推动社会文化融合等,以更好地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投资者提供更为精准的决策依据。
通过本研究,可以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制度环境、政治体制、法律法规、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建议、研究展望1. 引言1.1 研究背景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优势。
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法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外商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随着全球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不确定性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问题愈发凸显。
深入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对于帮助跨国公司更好地应对投资风险、优化投资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法规、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议。
1.2 研究意义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决策和投资效益。
深入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问题,探讨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母国的利弊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有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 资源转移效应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有积极的贡献,可以提供东道国所缺乏的资源,如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从而提高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①资本。
许多跨国公司由于具备巨大的规模和资金实力,因而具有东道国企业所无法获得的融资渠道。
这些资金来源可能是其国内公司,也可能是跨国公司凭借其良好的信誉,比东道国企业更容易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
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是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
②技术。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已经被广泛接受。
然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开发本国产品和发展生产技术所必需的研究和开发的资源和技能。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就能为这些国家引进必需的技术。
③管理技能。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外国的管理技能,对于东道国来说也能带来好处。
一个曾经在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受过训练,曾担任管理、财务或技术职位的本地人员如离开该公司,并帮助建立本地企业,这就会产生有益的附加效应(Spin-off Effect)。
同样,外国跨国公司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可以刺激当地的供应商、分销商以及竞争者提高其自身的管理技术,由此也会形成类似的效应。
(2) 就业效应国际直接投资能增加东道国的就业岗位。
外国跨国公司雇佣了一定数量的东道国居民,这就形成了直接效应。
而作为这项投资的结果,当地供应商以及跨国公司员工在当地消费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则是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即使不比直接效应巨大,至少与直接效应相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直接投资都能增加就业。
例如,有些国际直接投资项目会造成东道国同一竞争行业的萎缩,结果,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可能还不足以抵消所丧失的就业岗位。
就业岗位增加的净额,也因此成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谈判的要点。
(3) 国际收支效应对于大多数东道国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课题。
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有三种潜在的影响。
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及政策建议王中保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资本国际直接投资中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关系的分析得出,海外投资商为获取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其最优投资规模随着东道国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而增大;而东道国为保证引资收益的最大化,其对外资的政策优惠水平严格要求随着其自身客观投资环境的改善而降低。
我国主要作为引进外资的东道国,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极大改善,我国应给予外商投资以国民待遇,吸引外商投资应从追求数量扩张型到追求质量效益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从限制外商进入到增进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积极拓展对外投资,以确保我国在资本全球化中获取最大利益。
关键词资本全球化海外投资商东道国利益博弈利益最大化通过资本国际直接投资中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分析,本文试图为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首先进行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和东道国引资行为的分析,以便为构造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的反应函数提供现实支撑和合理解释,通过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的利益博弈的均衡分析,得出分析结论,并据此提出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合理化政策建议。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一、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二、东道国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三、海外投资商与东道国利益博弈的均衡分析;四、我国获取最大化资本全球化利益的政策选择。
一、海外投资商投资行为的利益分析海外投资商,指来自东道国以外的,具有明确的投资动机和一定的资本、技术或者管理等优势,投资行为具有完全理性的人格化的投资者组成的集合。
海外投资商是从东道国的角度而言的,东道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者总是从总体上看待所有的海外投资者。
这也是东道国改善投资环境和制定外资政策的出发点,东道国不会针对每个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投资环境和制定差异性的外资政策。
海外投资商会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最优的投资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用以下模型来描述海外投资商的理性行为:MAX:R W(S1,S2,···,S n;X1,X2,···,X n)S.T. f:X→F其中,R W为海外投资商最大化的目标利润;S1,S2,···,S n为海外投资商选择投资规模、投资方式组合的各种策略;X1,X2,···,X n为影响海外投资商投资的各种因素;S.T.指制约外商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摘要:跨国公司指具有某一特定国籍的公司,在至少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部分或全部地拥有子公司。
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其目的在于通过资本运动,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经营资源,控制国外企业的经营和利润,是为利润最大化目标设计的、对社会与技术要素配置所做出的制度安排。
而东道国引进FDI是为了推动其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如增加本地附加值、国内技术研发、创造就业和出口竞争力等等,可见二者在主观动机上目标是不一致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跨国公司的进入却在客观上推进了东道国经济目标更好地实现。
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对其经济影响的利弊有哪些,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关键词:跨国公司 FDI 经济影响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通过引进外资进而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的十分明确,而且FDI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既产生了对FDI 的大量需求,同时发展的相对滞后也妨碍了我们最大限度地去获得FDI的增长效应。
一、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对于跨国公司母国来说,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海外建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既可在公司内部筹集,也可较为便利的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贷得,亦可以优惠条件吸收东道国市场上的闲散资金。
在资金形式上,可以表现为现金,也可以表现为以技术、商标与市场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作价投资。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带动和引发了母国大量商品、技术和劳务的输出,增加了国家财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对投资接受国的影响。
其次,对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来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无论是新建还是并购投资一般均会为东道国带来后续性的追加投资,从而有助于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这主要是由于东道国投资条件的改善和投资政策的自由化通常会促进连续投资;第二,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通常还会引致母国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如海外投资中必须的中间产品在当地不能得到满意的供应时,跨国公司会在东道国追加投资扩建;第三,跨国公司可通过为东道国当地资本市场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动员当地储蓄,成为引发国内投资的催化剂。
国际投资条约及其改革内容国际投资条约是一种国际法律文件,旨在为国际私人投资关系提供法律框架。
这些条约通常由资本输出国(如发达国家)与资本输入国(如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目的是为外国投资提供保护,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
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包括保护财产权、经营自由、公平待遇等。
2. 投资保护措施:为防止东道国政府对投资者进行不公平的待遇或征收,条约中通常会包括投资保护条款,如征收和国有化的补偿、禁止不公平的歧视等。
3. 争议解决机制: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条约中通常会规定一种或多种争议解决机制,如仲裁、调解等。
近年来,国际投资条约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强化投资保护: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变化,投资者对投资保护的需求日益增强。
因此,国际投资条约的改革内容之一是强化投资保护措施,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和有力的法律保障。
2. 增加环境和社会责任条款: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往往只注重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效益,忽视了对环境和社会的保护。
因此,改革后的国际投资条约增加了环境和社会责任条款,要求投资者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遵守东道国的环境法规和社会责任标准。
3. 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条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此,改革后的国际投资条约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资本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领域流动,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
因此,改革后的国际投资条约需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强对数字投资、数据流动等方面的规定和保障。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影响的环境法律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跨国公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们凭借强大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法律问题。
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生产和运营活动往往对东道国的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东道国。
这些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渣,对当地的空气、水源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例如,某些化工企业可能会向河流中排放未经处理的化学废水,导致水体污染,影响周边居民的饮水安全和水生生物的生存。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资源开发方面的活动也可能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比如,在矿产资源的开采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土地塌陷、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而且,如果开采方式不当,还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法律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法律责任界定存在一定的复杂性。
由于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到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管辖权问题,这使得在确定责任主体和追究法律责任时面临诸多困难。
有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利用法律漏洞和国际法律协调的不足,逃避应承担的环境责任。
此外,东道国自身的环境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也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可能会在环境标准和监管要求上做出让步,导致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行为监管不力。
而且,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东道国在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也相对薄弱,难以有效应对跨国公司带来的环境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环境法律问题,首先,东道国需要加强自身的环境法律体系建设。
制定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提高环境标准,明确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和义务,并建立有效的执法机制,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环境监管。
同时,要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提高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的能力。
其次,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推动建立统一的国际环境法律框架和标准。
跨国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的环境责任【内容摘要】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今天,国际法在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的环境责任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
东道国在外国投资当中除了要对境内企业的活动造成跨国环境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义务之外,还负有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资的义务;母国应承担防止其国民或公司在国外实施有害行为的义务,以及为受到其海外跨国公司侵害者提供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国际法上国家的责任,也称为国际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因国际不法行为或国际法上不加禁止并且引起损害后果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国家义务或国际义务则与国家责任紧密相连,《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不遵守一项国际义务即构成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
”据此,国家的环境责任是指国家因为不履行国际环境义务(包括有关条约中的环境义务和习惯国际法上的环境义务)的国际不法行为或国际法上不加禁止并且引起环境损害后果的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正常的生产经营等活动产生的环境损害)。
与国际投资有关的国家环境义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东道国管理外国投资企业环境行为的义务;一类是母国管理海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的义务。
一、东道国管理外国投资的环境义务(一)东道国对境内外国投资企业活动造成跨国环境损害的赔偿义务根据近年来签署的国际环境协定,由于某些具有极其危险或因特殊活动而造成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种形式:(1)由国家承担绝对责任。
这主要涉及发射和运营航天器等领域,如《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公约》明确规定,发射国对本国空间物体对他国及其人身、财产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绝对的赔偿责任。
1978 年前苏联954 号核动力卫星坠落导致加拿大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前苏联因此向加拿大支付了300 万美元的损害赔偿。
(2)由国家和营运人承担双重责任。
这主要涉及核活动领域,如1962 年《核动力船舶营运人双重责任公约》和1963 年《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公约》规定,营运人必须根据登记国的规定投保一定数额的核事故险,或作出其他财务安排,同时,国家保证营运人的赔偿责任,并在营运人保险金额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在一定限额内给予补偿。
(3)由营运人直接承担责任。
一般的营运活动都适用这种责任形式,如跨国界交通运输等领域。
进而言之,在外国投资企业涉及上述第(1)和第(2)两项中的活动造成跨国环境损害的情况下,东道国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另外,虽然国家对境内企业的一般性环境有害活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除了通常使用的国家或者国家实体对企业的“控制”标准以及企业(设立时所确定的)目的或职能标准之外,还有“结构和功能”标准,如Maffezini案。
根据这一标准,只要可以证明其行为“不仅仅是商业性的”,而是含有显著的政府职能成分,就可以将其归属于国家行为。
这一简单化的做法使得国际仲裁庭更容易认定国家的相关环境责任。
(二)国家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资的义务涉及外国投资问题,东道国还有一种环境义务,即不得为吸引外国投资而降低本国环境标准的义务。
规定这一义务的国际条约并不太多,主要是在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当中。
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114条第2款规定:“成员国承认,通过实行宽松的国内健康、安全或环境措施来吸引外资是不恰当的。
因此,各成员国不应免除或以其他形式降低此类措施的要求,或提供免除或以其他形式降低此类措施要求的机会,来鼓励在境内对投资者投资的设立、并购、扩展或维持。
”另外,美国签订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BIT)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当中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
而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 协定)虽然没有在例举清单中列入这种鼓励性投资措施,但在第2条规定,在不损害GATT 1994项下其他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成员不得实施任何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94)规定的国民待遇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不一致的TRIMs,可见该协定禁止任何具有贸易限制和扭曲作用的TRIMs。
这些协定规定了国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环境义务与责任。
NAFTA第1114条第2款只是规定了成员国的一种磋商解决争议的义务:“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实施了此种鼓励措施,可以请求与另一方进行协商。
另一方则应当本着避免此类鼓励的目的进行协商。
”在WTO体制下,东道国的这些立法及措施经政策审议机构确认违反了上述义务,东道国将承担修改立法及措施等相应的责任。
二、母国管理海外投资的义务与责任(一)母国对其海外跨国公司的管辖权与控制其不当行为的义务概述域外管辖主要在美国比较盛行,尽管其他国家如欧洲国家和日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域外管辖的现象,但都没有美国那么普遍。
不过,这种域外管辖权主要涉及反托拉斯法领域,其法律依据是“效果原则”。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铝业公司(Alcoa)案中对该原则的解释,即使某项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规定的行为不是发生在美国国土上,如果该项违法行为的目的旨在影响并实际影响美国的贸易,美国法院仍然具有管辖权。
美国的司法实践还证明,无论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行为还是美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在国外的行为,只要对美国产生影响,美国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
“全国铝业制品公司案”就涉及到美国全国铝业制品公司属下的一家子公司与挪威一家公司通过联合或共谋的方式限制钛颜料在美国国内与国际市场的贸易。
很明显,这种“效果原则”下的域外管辖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片面地保护东道国的市场正常运行和其他经济利益不受其海外跨国公司的影响,并不考虑其跨国公司有害于东道国利益的行为。
实际上,在确保了投资者母国利益的同时,很可能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
正如Sornarajah所言:“在美国拥有如此宽泛的权力的情况下,主张美国能够以不损害发展中东道国发展和环境利益的方式来控制其跨国公司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近年来一些美国公司(如安然)的财务丑闻(虚假报表,税收欺诈等)也表明,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缺乏合格的公司治理标准,这会导致许多不当行为的发生。
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会导致其经济发展受到损害。
因此,母国要承担确保其跨国公司的行为符合东道国发展目标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义务涉及到防止离开母国的跨国公司将对环境有害的产业建立在海外;如果已经建立了这种产业,那就涉及到采取各种可能的控制手段停止继续运行这些产业;如果损害发生在东道国,这还涉及到为受害人在投资母国追究母公司责任提供法庭救济的立法及其他措施等问题。
(二)国际法关于母国管理海外投资者的责任规则及其演变当前有关国家责任的国际法文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对在国外的国民(包括法人)进行保护的权利,而不是保护东道国国民免受跨国公司滥用其强大实力所导致的损害问题。
而从历史上来看,更需要保护的却恰恰是东道国的利益。
如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这类公司不计后果任意攫取掠夺亚洲和非洲土著居民的资源,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居民由于外国投资者利用其土地开采矿物的行为而几近灭绝。
但是由欧洲国家在近代所创立的国际法却更为关注对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而不是对投资的受害者利益的保护。
而且关于解决损害赔偿的国际规则体系,进一步要求国家尊重外国投资者的索赔要求,要求给予充分和及时的补偿。
常设国际法院(PCIJ)在Mavrommatis巴勒斯坦特许权案中对这一点的阐述最为经典。
该法庭认为:“国家实际上通过受理本国主体提起的案件并代表其诉诸外交行动或者国际司法程序来主张其自身权利,即代表国内主体确保国际法得以遵守的权利。
”而如果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但跨国公司的母国不为受害国民提供救济,而且该跨国公司拥有的资产位于母国而且已将其营业利润汇回母国,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由该发展中国家主张保护其受害国民的权利。
这显然是一种以实力为基础的规则和解释,即强国为了保护其跨国公司在弱国的资产而制定规则,而不去考虑是否在行使这种保护的时候要以外国国民或公司在东道国的(良好)行为为条件。
在Schufeldt(美国诉危地马拉)索赔案中,仲裁庭“很好地”遵守了这一“实力规则”。
该案中,外国公司在危地马拉利用一种从树上抽取汁液的技术提取树胶,用作制造口香糖的原料,东道国危地马拉认为继续使用这种技术将会导致对树木的毁坏,因而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这一产业。
东道国以此为理由终止了提取树胶的特许协议。
案件诉到危地马拉和美国之间的国际仲裁庭的时候,在计算赔偿的时候竟然没有考虑这种有害技术对东道国环境和人民所产生的危害。
相反,仲裁员却极为关切对外国公司所造成的损失。
这种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利益漠不关心的以实力为基础的观念当然遭到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抵制。
虽然关于跨国公司或其母国对于给东道国或其国民造成损害的责任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但在全球环境领域却有了很大的进展,如巴塞尔与巴马科(Bamako)关于有害废物转移的协定都规定了国家防止本国公司转移废物的环境义务与责任。
1.古代国际法关于国家疏于控制其海外侨民的责任其实,在上述“以实力为基础的规则”取得优势地位之前,国家保证其国民在国外的行为不对东道国造成损害的责任是很明确的,即国家保护其海外侨民的权利要以该国民的良好行为为条件。
国民如果在国外有不端行为,就得不到这种保护。
一般而言,国家都是通过不支持其国民和公司在海外的不端行为的方式来承认这一点。
如在Borchard的著作中所提到的Pelletier案中,美国就曾因其国民在海地水域从事奴隶贸易的行为而拒绝对其索赔提供支持。
这表明国家责任和其海外侨民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消极的联系。
但在国家是否有积极的义务来防止其国民参与这类不端行为方面,古代国际法中的权威性观点认为国家在知道国民故意对他国造成损害而未加制止的情况下,就要承担国家责任。
因此,国家还有义务对在国外实施犯罪的国民进行惩罚或将其移交惩罚,否则,就相当于默许其行为,从而产生具有追溯力的国家责任。
如在著名的阿拉巴玛(Alabama)索赔案中,美国就主张这种观点,并得到仲裁庭的支持。
Borchard从大量的仲裁裁决中提炼了如下规则:“……国家对于个人的不法行为不负责任是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政府对其在此类(个人不法)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以某种事实上的或者默示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行为,如直接认可或批准,或者在未能防止损害发生、未能制裁有罪的个人或者未能使受害者获得针对致害人的民事救济等疏忽中有默示、默许或者推定批准的行为,都应当承担责任。
”但他认为“后来,这一规则由于以实力为基础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对国际法思想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认为国家只对其机构的行为负责,但不对其国民的行为负责。
换句话说,这种认为国家的默示批准行为产生直接责任的方法作为一般性的归因原则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