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国力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并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尊重。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正确地认识这种历史机遇和发展趋势，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就进入了一个理论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即一方面当代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的人类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这些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或世界有关民族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具体运用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有必要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

但这种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尚处于简单模仿的状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至今在中国人类学界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学派；更没有出现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师级人物。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将会由目前的初期阶段向着成熟兴旺的方向发展。

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将会由浅入深并取得较大的突破。

西方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曾形成了各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类学理论流派，从古典进化论到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理论，不同学派之间围绕文化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社会事实、特殊价值、社会功能、适应机制、深层结构、象征符号、认知模式、实践取向、族群认同、社会性别、表述方式、变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风格特色，对世界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摘要：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发现各自的不足和对方的长处之后产生的，但是时至今日，对它的学科定位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争议。

尤其是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在中国现在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对它怎样界定，也存在很多争议。

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并且通过对其过去的发展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形势来预测其未来。

这便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了解它目前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中的优点和不足是很有必要的，这为它在中国被运用的基础上，补充西方历史人类学之不足也有很多价值。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发展；理论建构；价值一、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近代西方的学科体系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实证主义是其圭泉，能否直接验证成为学科性质界定的主要依据。

西方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托于文本方面的史料，但是由于这种研究无法直接加以验证，因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归属于人文科学。

随着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学在西方陷入了困境。

如西方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直接验证，这成了历史学的致命缺陷。

因而，要为历史学正名，就必须奠定它的直接验证的基础。

一批学者有志于此，于是历史人类学首先在法国诞生了。

历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完成的。

其初衷便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历史学研究建立在了可以验证的基础上了。

吕•费弗尔和马•布洛克早在1929年时就联合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而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历史人类学的酝酿期可以追溯至公元1966年。

是年，社会人类学会议在爱丁堡召开，主题是“历史和人类学”。

当时，一些社会人类学者提出，在民族志的方法内植入历史学元素。

1968年路易斯为英国社会人类协会写《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专刊，将历史引入人类学研究中，强调在地缘性社区研究洪，加入对地方政治权力演变的考虑。

[1]而历史人类学真正形成的标志是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及其书中隐含的“文化界定历史”观念的形成。

中国古人类学发展一览表中国古人类学发展表：一、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距今约300万年～距今约1万年），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因为间距时间很长，所以旧石器时代又可以根据人类进化的体质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智人）三个阶段。

在同一个遗址，有可能会出现不同阶段的文明。

如北京周口店既有直立人也有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延续的。

1、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的遗址目前发现的有：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周口店第13地点（北京直立人）、河北原阳小长粱、河北原阳后石山东谷坨、山西人同青磁窑、山西平陆庙后、罗家岭、枣树埋、山西芮城西侯度（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文化）、山西芮城匼河、山西河曲河会村、山西垣曲、山西垣曲南海峪、山两保德李贤凌、山西万荣西马鞍梁、山西榆树社墩圪塔（上西山、下西山）、辽宁本溪庙后山、辽宁营口金牛山下层、陕西大荔甜水沟、陕西潼关张家湾、卧龙铺、陕西蓝田陈家窝、公上岭、陕西蓝田锡水洞、山东沂源骑子鞍山、安徽和县龙潭洞、安徽巢县银山村、河南三门峡水沟、会兴沟、河南南召小空山、河南南召杏花山、河南陕县张家湾、河南淅川、河南灵宝谢家坡、湖北大冶石龙头、湖北房县兔子洼、莲花湾、湖北部西白龙洞、湖北员口县龙骨洞、贵州黔西观音洞、云南元谋上那蚌（元谋人）。

2、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的遗址目前发现的有：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北京周口店第22地点、北京周口店新洞、山西太原古交工矿区、山西永济尧王台、山西曲沃里村西沟、山西交城范家庄、山西侯马南梁、山西朔县后圪塔峯、山西阳高许家窑、山西寿阳、平定、山西静乐风程山、山西霍县哧峪、山西襄汾丁村、辽宁海城仙人洞、辽宁喀左鸽子洞、陕西长武窑头沟、鸭儿沟、陕西汉中架山、陕西汉中梁山龙岗、陕西蓝田涝池河、甘肃镇原寺沟口、甘肃镇原姜家湾、河南灵宝孟村、湖北长阳果酒岩、湖北长阳龙洞、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山、贵州桐梓岩灰洞、甘肃镇源寺沟和姜家湾等等。

68摘 要:2022年度，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热点，主要显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新文科研究潮流中，艺术人类学本身所自带的跨学科性及超学科性特征得以彰显，为艺术学实现了建构本土一般性的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跨学科的交融，甚至超学科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其次，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得以继续引进。

如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以及审美人类学方面的译著，更多地受到关注。

这些，都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的探讨，提供了国际视野。

与此同时，门类艺术人类学相关译著的推出，也为国内门类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再次，中国艺术人类学参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讨论仍然比较火热，其中就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讨以及艺术乡建的探讨。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新文科；学科建设；艺术学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21（2023）02-068-07安丽哲（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12）202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主要显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艺术人类与相关学科的理论探讨、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艺术功能及风格文化史研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反思、关于艺术乡村建设及相关政策的研究。

本文将对上述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状况逐一进行分析评述。

收稿日期：2023-01-13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院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现状与实践前沿研究”（项目编号：20211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安丽哲 （1978-），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一、艺术人类学理论推进与相关学科的探讨2022年，艺术人类学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学科的特征与形态、中西方学科理论与批评等问题展开。

近年来，新文科的综合性研究，成为各个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

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石建华学号：2008241068中国人类学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介进来，至今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了。

20世纪5年代之后我国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不少是从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改变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学者的推动下，从9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先后独自或者与国内的厦门大学等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连续举办了五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虽然90年代之后，随着80年代留学西方国家的新一代社会学年轻学者的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SPSS、统计软件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特别是一些本土培养的年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似乎更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

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

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

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

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

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

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摘要: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过程。

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

在这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理解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注重,人类学理论得到了升华,本土人类学理论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研究范式;反思;本土化一、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史1.初期本土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范式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学者认为,以简单的社区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就可以找到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路径,可以对中国进行很好的探究。

而在此后,汉学人类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在对简单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

于是,越来越多的汉学人类学者试图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就是在社区中考察当地的社会文化与超当地的社会文化,并力图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

这种人类学方法受到英国功能主义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本土研究功不可没。

在对中国的研究之中,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对较早的,费孝通、林耀华、田汝康等一批学者首先开始运用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和乡村地区进行研究,对经济制度、家族制度和信仰仪式等各方面运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了描述。

费孝通首先接受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他从村落调查开始,通过小城镇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模式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本土化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研究范式。

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认为知识要学以致用,志在富民。

林耀华也接受了当时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对中国的亲属和家族制度做了详细的民族志描述,他的作品《金翼》以小说的方式,以自己的家族为背景,深刻全面地反映了闽中山区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荣辱。

田汝康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的研究,为田野调查的研究开辟了另一种视野,他通过对村落的总体运作和社会活动的研究来考察社会的交换,他的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也是一份珍贵的文献。

语言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摘要】语言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是在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西方的语言人类学经历了田野工作、比较分析、理论概括几个阶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语言人类学的发展有其广阔的基础，加强语言人类学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同时对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

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

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

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

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

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

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