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敏著_官商之间_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_

赵先生一生研究顾炎武,并以之为楷模。

他推崇顾炎武的诗句“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榆春深更着花”,他自己就是以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在史学园地里耕耘着。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赵俪生著。

46万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评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王先明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

因此,要具体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就必须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近代社会的深层,窥视历史的奥秘。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马敏的新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以下简称《官商之间》),并由此引发出一些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的思索。

一究竟如何去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特征?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

以往很长一个时期,对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体系的一些认识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忽略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考察和分析。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近代历史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孕育、生长、壮大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扮演社会中心角色的历史过程。

然而,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不同,居于近代社会中心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长条件、形成过程、历史特征又各不相同。

与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相比,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的裂变重构,还是从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组合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历史的近代转型,有着自身的历史特征。

虽然西方文化的强行楔入,对于近只有立足于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中介力量”的具体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到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脉搏,才能对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形成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的认识。

作者正是以绅商作为一个历史的透视点,从这个“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其他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入手,确立了坚实的研究基点,“为人们提供一把窥探近代中国国情奥秘的钥匙”(章开沅《序》)。

绅商阶层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具特色的社会力量。

因此,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不仅深化和具体化了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同时也从社会结构意义上深化了整个近代社会的研究。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根本上说,离开了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对于近代资阶级的真正研究。

然而,最早注意并对此进行初步研究的却是关注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

6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淑男的《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商绅阶层》、法国学者白吉尔的《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

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特别关注到“绅商阶层”问题 。

国外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研究并不深历　史　研　究1997年第2期　入,还不足以说明绅商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

徐鼎新较早着眼于近代绅商问题,对官商、绅商的相互渗透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后来在《上海总商会史》一书中,他再次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见解。

徐著认为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其组织形式就是一种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相适应的“绅商领导体制”。

“绅商是晚清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

它集‘绅’与‘商’双重身份、双重性格于一身,上利用官与绅一脉相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势力,下利用商与商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经济联系”,成为社会转型的中介力量 。

尽管我国学者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体认比之于西方学者要更为深刻和贴切一些。

各位学者的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对绅商的基本属性和历史特征的把握上,却并无太大的分歧。

“绅商”是20世纪初年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有着特定指称对象的称谓概念。

在相继而起的收回利权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绅商阶层始终居于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

然而,绅商阶层又不等同于资产阶级。

这不仅仅因为绅商还不具备资本家的典型特征,没有雄厚的资本,也还因为此时的绅商还没有衍变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会集团。

在晚清社会关系体系的剧烈变动中,“绅”“商”两个社会阶层的相互渗透和出现一身二任的人物,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绅”“商”之间的界限也还没有完全泯灭,没有形成经济地位、主体意识基本一致,即利益一致的阶级集团。

清末《宪政编查馆核查粤省绅士办事习惯》等史料开列有“绅士与商家之畛域”、“绅士与商家之嫌疑”、“绅士与商家冲突竞争之习惯”条目,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绅商还没有形成一个内聚力极强的社会集念究竟有什么具体内涵和特征?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绅商阶层的过渡性作用和社会转型中的中介作用。

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社会转折时期,正是绅商阶层扮演了新旧社会力量的承转交替角色,它既非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力量,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而是过渡时代的一种特殊形态。

绅商当然不属于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也不属于传统时代为人尊崇的乡土社会的绅士阶层。

它既是社会阶级力量分化变动过程中的中介形态,也是新旧社会转变发展的中介形态。

显然,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探讨研究,不仅深化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拓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

二但是,以往对绅商阶层的研究,大都是相关课题研究的成果。

对于近代绅商阶层的系统全面研究当推《官商之间》一书。

它的主要特色是:一、从纵向上对绅商阶层形成的历史进程作了比较清晰的论述,既回溯了传统绅士阶层兴起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明清之际绅商合流的历史走向,又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阶层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及其标志。

二、从横向上对近代绅商阶层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剖分析,侧重于对绅商的类型对比以及不同群体特征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于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做了独特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分析。

近代绅商作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第208页),其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因此,近代绅商一方面投资于近代工业,但另一方面又大量经营着钱庄、典当、商号等旧行业,甚至还从事地租剥削;近代绅商并没有真正割断其与封建官府的脐带,具有“兼官商之任”的双重性;近代绅商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甚至更接近于传统新书评介绅士和商人,而较少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作者由此试图说明,近代绅商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以及为什么不能够承担起中国近代化主体力量的历史原因。

三、密切联系社会转型,对近代绅商阶层社会功能的历史演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是相互关联共生共存的一个有机整体。

结构产生功能,功能完善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绅商的社会作用主要局限于会馆、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中,并且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性、狭隘性和分散性特点;这并不取决于绅商自身的特征与性格。

任何个人和社会群体,都不具有跳越社会历史界碑的能力,而只能是社会历史本身的产物,其性情、特质都由社会结构所规定。

近代绅商的“社会功能具有质变意义的变迁”,这一方面表现为“公”的领域的扩展以及绅商在新式社团组织和市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收回利权和立宪运动中,绅商具有浓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近代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绅商扮演的独特社会角色,也可以从绅商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体而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力度和深度。

诚如章开沅在序中所说:“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读过《官商之间》一书的读者,会感受到本书史料的翔实,论证的严谨,也能从中体味到作者独到的研究方法。

首先,作者注意从微观入手,从宏观着眼。

在历史著述中,“树木与森林”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著作者经常议论又颇难措手的问题。

有些著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缺少具体生动的历史内容而流于空疏,也有一些著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局限于史实的排列,缺乏广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探索。

该书从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上着眼,紧扣绅商阶层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其二者的相互作用展开论述。

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又有对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总体把握。

因此,树木与森林的互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便构成该书最鲜明的特色。

特别是在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的余论中,作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历经艰难的历史原由,并对官、商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启示性的见解。

其次,作者侧重动态分析和横向对比的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集团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只有从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探讨,才有可能把握其时代特征。

该书始终把绅商阶层置于动态演变的历史坐标上,具体地从绅商的合流、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绅商阶层的形成、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向资产阶级过渡等几方面,去动态地探寻近代绅商阶层的时代特征。

横向的对比研究也构成该书特色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它既是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力量的演变,又是新时代的历史产物。

作者首先从历史的纵向对比中,区分了明清之际的绅商与近代绅商的异同,从而凸现了近代绅商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

同时作者还将近代中国绅商阶层与英国17世纪由中小贵族绅士、城市富商和富裕农民转化而成的“新贵族”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武士阶层”进行对比研究。

比较研究是现代史学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这种跨文化的分析比较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封闭文化走向开放文化的必然结果。

“跨越各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扩大的合法性使得这类比较提升为一种超越各种狭窄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走向全世界整体观点的手段。

” 当代史学家们越来越关注超越国界和时间先后次序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的模式,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审视历史发展中具有共性的重大历　史　研　究〔美〕约翰・G・布莱尔:《关于跨文化分析的几点看法》,《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问题,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族本身历史的连续叙述。

法国年鉴学派的奠基人马克・布洛赫是当代比较史学研究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许多优秀史学著作都是用比较史学方法完成的。

他认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比较几乎构成了一切判断的基础。

比较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发现问题,并借以建立必要的假设。

布洛赫成功的比较史学研究,引起了国际史坛的高度重视,从此比较史学遂发展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比较史学可以定义为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规范和范畴——而不是按照国家的划分和人为的历史分期——对过去历史加以概括,并进行研究。

”马敏熟练地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在世界历史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分别比较了英国的“带剑骑士”和“财富骑士”、法国的“穿袍贵族”、日本的所谓“算盘武士”或“士商”与中国“绅商”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