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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前言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我国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法治宣传活动。
现将本次法治宣传活动总结如下。
二、活动背景1.国家层面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为进一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系统的任务。
2.社会层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法治的需求日益增强。
然而，仍有一部分群众对法律知识了解不足，法治观念淡薄。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需求，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法治宣传活动。
三、活动目标1.提高全民法治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法律、尊重法律、信仰法律。
2.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素养，提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3.推动法治实践，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活动内容1.开展“法律进万家”活动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等，开展法律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法律讲座、组织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2.举办法治主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等，举办法治主题讲座，针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讲解，提高群众的法治素养。
3.开展法治文化创作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法治题材的文艺作品，如法治歌曲、法治小品、法治电影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治精神。
4.举办法治宣传展览举办法治宣传展览，展示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果，宣传法律知识，提高群众法治意识。
5.加强法治宣传队伍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宣传队伍，提高法治宣传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五、活动成果1.提高了全民法治意识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法治意识明显增强。
2.普及了法律知识法治宣传活动使法律知识走进了千家万户，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治素养。
浅析中国民办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与改革路径作者：赵靓顾瑞漒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04期摘要当前中国民办高校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着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不准；虽为热门专业但就业困难；教学重理论轻实践，无法满足实务部门的需求；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存在不协调等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应确立法学教育本身的职业性特点，明确法学教育的定位，确立法学教育的实用性走向，提高理论教学水平，改善法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借助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关系提高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形成知识结构、思维训练与法律实践三方面改革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民办高校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扬州大学广陵学院重点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加强学生专业素质培养，提高实践应用能力》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靓，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文法系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法学学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法学硕士；顾瑞漒，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216-02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法律在文明社会中的价值与功能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的历史性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不仅对法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内在动力。
而随着高校扩招法学教育重量不重质，各类高校纷纷设置法学专业，以及法科学生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而将主要精力从课堂研习转向应对包括国家司法考试在内的各种职业考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不准；虽为热门专业但就业困难；教学重理论轻实践，无法满足实务部门的需求；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存在不协调等问题。
针对以上现状亟待加强我国民办高校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研究。
一、民办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一）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准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准，制约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困境及教育模式的重置探讨[摘要]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出更多法学专业人才，为司法理论体系完善和法律制度创新提供更多人力资源。
然而我国现有的法学教育模式并不够完善，其中还存在面临着一些选择难题和困境。
如何完成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有效重置成为了当前相关教育部门关注的焦点。
文章在分析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困境基础上，来谈谈教育模式的重置方法，以供参考。
[关键词]法学教育；选择；目标困境；教育模式；重置法学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法学教育本身是为了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而服务，所选择的法学教育模式与法学教育目标不同，未来的司法发展方向越会出现较大的差异。
因此可以说，慎重选择法学教育模式，制定法学教育目的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对法学教育模式的选择不但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选择，更是一个教育技术方法的选择。
目前中国法学教育模式还徘徊在大陆法系教育和英美法系教育之间，并且仍面临着一定的法学教育目标困境。
以下笔者就结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对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困境进行简单分析，并探讨其教育模式的重置途径。
一、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目标的特点就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现状而言，其教育目标所表现出的特点主要依附性、特殊性和综合性。
（一）依附性。
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法学体系一直以来都是为当前统治者或社会领导者而服务的。
也就是说，法学本身并不具备独立性，其发展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发展特色和规律。
即使发展到今天，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在设定上依然是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服务，其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并无太大区别，并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和相对自治性，这对于法学体系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二）特殊性。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遵循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这样就将法律放在了一个较高的政治地位，带有很浓的行政色彩。
在实际的法学教育实践中，法学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围绕立法、司法的教育体系，其所培养出的法学人才在社会立法和司法机关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立法方向和司法发展趋势。
郑永流：人有病，天知否？——当代中国高等法学教育问答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首设律例科，延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仿效哈佛、耶鲁法学院教学模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正规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
屈指算来，中国新式高等法学教育，在先学美国，次又随德、日，及至后来模仿前苏联的不断拜师换师中，走过了风雨百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然则，百年来，从中国的法学院系中，既鲜有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师走出，在这条“干禄之终南捷径”(蔡元培语)上，也未涌现几多叱吒风云的治国良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跨入新千年的芸芸众法学学子，忝居为人之师之列，我们该如何助其一臂之力，使他们能乘长风去破万里浪呢?本文从制度性安排角度，设置了八个基础性问题，并以一孔之见与大家共商。
一、高等法学教育何以演成村村点火，家家冒烟之势?近代以来的法学教育主要是大学教育，法学院属大学诞生之初与医学院、神学院、文学院比肩并列的四大学院之一。
自1089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波伦亚大学首次将法学列为大学的专门教育后，法学遂成为此后设立的欧陆各大学的最重要的常设专业之一，素来看重通过律师学院，以师徒方式培养法律人才的英国，早在13世纪就将法学同时纳入大学教育体系。
中国新式法学教育，追随西方模式，也是从大学教育发端，几经沉浮，时至今日，全国共有170所大学和学院设有法学院系或法学专业，1997年在校本专科生47 757人，约占全部在校生的1．6％。
尤其是90年代后，法学一跃成为“显学”，占尽前所未有过的风流。
1991—1997年7年间毕业的学生达7．4万，这不仅超过了法学教育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1979--1990年)的毕业人数7．05万，且接近本世纪前78年毕业生之和——7．89万(其中，1949年前5．1万，1949---1978年2．79万)。
人们在为法学教育空前大发展窃喜之余，也在忧思这种方兴未艾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粗放式办学方式。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声中，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习惯思维，受地方、部门和学校局部利益驱动，尤其是要争赶“上综合性大学”热潮，一块块耀眼的法学院系、法学专业的招牌在各类大学校园竟相挂出，致使设有法学专业的学校从1979年的10所，1988年的72所，骤增至1998年的170所。
徐涤宇：法律文本中所有权之类型的法教义学分析——兼谈中国民法学的知识转型民商法前沿论坛系列讲座主讲人：徐涤宇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评议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海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人：刘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时间：12月2日（周日）晚6: 30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徐建国际会议报告厅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民商法前沿〃论坛，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涤宇教授来到人民大学法学院做讲座。
徐老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法律文本中所有权类型的法教义学分析一兼谈中国民法学的知识转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老师的到来。
徐老师长期致力于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徐老师还担任很多重要的社会职务，担任民盟中央委员、阿根廷罗马法教授协会荣誉会员、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法典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此外，徐老师还熟悉四门以上的语言。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轶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T海俊博士担任徐老师演讲的评议人，让我们也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下面欢迎徐老师开始精彩的报告！（掌声）主讲人：非常高兴来到人大法学院与同学们进行一次学术讨论，刚才主持人的介绍确实很让我〃汗颜"，道理很简单，人民大学法学院是我国法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能够来到这里做一个报告对我本身就是一个荣幸，而以我苍白的经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在这里做报告完全是班门弄斧了。
另外，非常感谢王轶教授长达一年时间的邀请，因为他总是想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到人民大学这样一个中国法学的最高殿堂与大家交流，我非常感谢王轶教授的邀请。
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讲义第一编法学导论第一章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第一节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
包括对法的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既要研究法的内在方面，又要研究外部方面；既要研究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和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以及法律关系的要素,又要研究法的实际效力、效果、作用和价值。
凡属于与法有关问题和现象都在法学的研究范围内。
第二节法学的历史一、西方法学历史1）起始——古希腊：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2）顶峰——古罗马：法学获得相对的地位，成为罗马法渊源之一。
3）最灰暗——中世纪：基督教主导，独立法学消失。
4）复兴——中世纪后期：出现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出现注释法学派。
5）世俗化——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法学派产生。
6）蓬勃——资产阶级革命：出现法权世界观，表现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提出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原则。
7）流派——18世纪末：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标志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
8）社会化——20世纪初：社会法学派、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新康德主义法学派。
9）休眠——二战前后：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10）振兴——20世纪50年代：法学派新姿态，新兴法学派。
11）流派——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派、批判法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法学派。
二、中国法学历史1）夏、商、西周：出现了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明德慎刑”“以德配天”2）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大发展的时期，法家“以法治国”，法学曾成为“显学”。
3）西汉至清中：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出现律学（唐律疏议），王安石变法，明末进步法律思想。
4）清末至民国：戊戌变法，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民主共和制，法学成为独立学科，法学教育正规化。
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出现。
第三节法学与相邻学科（略）第四节法学教育一、法学教育的目标和功能1.概念：定位为素质教育原因：（1）素质教育是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与目标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法学教育发展迅猛，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
正视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应以培养具有高度卓越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道德伦理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法律职业共同体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无序状态，与法学教育目标定位模糊有天，尤其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相关。
应从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出发，选择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
一、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笔者认为，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应以培养具有高度卓越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道德伦理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
1、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目标一体化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我国的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神圣使命，因而法律教育事关国家法治的前途。
从法治建设的发展趋势来看，法学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大批的法律职业者、培育一个职业法律家群体，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
大量高素质的法律人应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力量，他们不仅是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创造者，也是法律制度的实践者。
正如有专家所说：“一套学识性很强的法典体系，一套合理的操作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再加上一大批资质精良、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才，这些是高效率的法治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前提。
”法律实践和历史教训告诉，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必将迷失正确的发展方向。
不具法学教育背景的法律职业者，则无法构成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理念和法律环境。
法学教育只有与法律职业密切结合，才能逐步走向专业化、规范化，才能建立相对稳定和连贯的知识传统。
因此，“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
”法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了解法律，了解运川法律的必要程序和技能，培养学生按照律师的习惯思考和分析问题。
改造我们的教学:以法学教育为例摘要：在新的时代机遇和历史挑战下，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适应新环境的知识精英的重要使命，而教学方式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过程和效果。
本文以哈佛法学院的“世纪改革”及其深远意义为启迪，指出中国法学教育中存在的基础课战略储备作用发挥不足、应用型课程脱离实际、过早专业化导致知识面过狭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和探索中国当代法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
中国高等教育有必要从亚里士多德教学法向苏格拉底教学法变革，实现职业教育、智识教育和自由教育的综合目标。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法学教育；哈佛教改；苏格拉底教学法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直接影响到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的教学方式，无疑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笔者以法学教育为例，谈一些看法。
一、哈佛法学院的两次“世纪改革”：用意与启迪美国法学院的两次教学改革：1870年，当时的哈佛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hristopherLangdell)引进了苏格拉底式的案例教学法，奠定了哈佛法学院法学教育的百年基础。
130多年来，哈佛法学院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2006年10月15日，哈佛法学院教授会议投票表决法学院课程改革，一致通过将“国际法与比较法”、“立法和法规”和“问题与理论”三项课程列入法学院一年级必修课程。
虽然是对一年级课程设置的改革，但是因为哈佛法学院在美国法学教育中的独特地位，更由于这次改革深远的教育和历史意义，受到了美国法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称之为“第二次世纪改革”。
那么，这次教学改革的意义究竟何在呢?综合改革者和评论者的各方意见来看，哈佛教改要解决的问题，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下，培养什么样的和如何培养美国精英法律人才。
首先，改变传统教学模式，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美国传统的法学课程确定于130年前，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Kagan教授直言，“法律的世界已经改变。
”法学的世界也必然随之改变。
苏格拉底问答式的教学方法是基于案例的教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定法在社会中愈加重要，法学院的学生必须学习更多的制定法，并全面了解制定法律法规的机关、程序、体系等。
中国法学教育的三次转型*易继明((*内容摘要：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分三个阶段：重建到虚无阶段（1949—1976年）、恢复到发展阶段（1977—2005年）、完成法律职业教育转型阶段（2006年—？）。
中国法学教育三阶段，也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三次大的转型。
1952年院系调整是第一阶段的转换点，形成了专门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相结合的二元格局，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
但实践中，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法学教育不以法科专业育成为主，反而淡化司法的专业性，强调政治观念输导，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
1977年法学专业恢复招生是第二阶段的转换点。
在政治改革和市场经济拉动下，法学教育恢复了二元格局。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J.M.教育试点和建设高水平大学改革，法学教育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奠定了当前法学教育的基础。
2006年J.M.结束试点并转入正规化，确立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基本样态，是第三阶段的转换点。
此后大约30年时间，改进并完善法律职业教育及建立精英培养模式，将成为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
三次转型表明，法学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回应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自1949年起，100年之后，中国法学教育是否能够完成法律职业教育的根本转型，还取决于法治国家建设目标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关键词：断重建虚无恢复发展法律职业教育法治一、引言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教育即本文所称中国法学教育，大致分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6年从重建到虚无阶段；1977—2005年从恢复到发展阶段；2006年以来法律职业教育的明确定位及其发展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转型中，又有三个时间连接点或称转换点，即1952年、1977年和2006年。
这三次大转换的时间点，在各个阶段之间起承转合，至为关键。
第一阶段，自1950年代初开始，仿苏联模式进行法学教育改革。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结点。
这次转型，改变了清末改制和民国草创而*本文简版曾刊发于《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3期。
文章写作过程中，武大李龙教授，台湾政大陈起行教授，华中大欧阳康教授，中南财经政法覃有土教授，北大李贵连教授、罗玉中教授，中国社科院支振锋副教授等提供了宝贵意见；周琼、张恩典、李慧、李蕾、吴迪、王曦等同学帮助收集和整理了部分资料。
对诸君的帮助，一并致谢。
**易继明：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私法》主编。
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法权及相应的教育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的基本方向。
具体而言，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从民国时期形成的欧美大学教育为主导①的模式（简称“欧美模式”），转向以苏联式专科教育为主导的模式②（简称“苏联模式”），设专门政法类院校为主展开。
不过，令人始料未及者，此次转型，以建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为起点，最终却陷入法律及法学教育的虚无主义。
第二阶段以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为契机，在政治改革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拉动下，中国法学教育开始恢复与发展。
这次转型，1977年恢复高考，也恢复了法学专业招生。
这既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结点。
此次转型，检讨了第一次转型后形成的法律虚无主义，承认了法律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奠定了中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发展法律职业教育，但尚待完成这一转型的阶段。
实际上，从1990年代中后期J.M.试点，中国法学教育界便开始探索法律职业教育的新模式。
③按说，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法大④）、对外经贸大学（以下简称经贸大）、吉林大学（以下简称吉大）、武汉大学（以下简称①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以大陆法系为主的学术教育传统。
所谓“南东吴、北朝阳”之法学教育的代表，东吴大学法学院直接推行的是英美法教育，并强调“比较法”训练的传统；而朝阳大学法律系的司法官培训等，则深受英美法系国家经验主义影响，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
1945年至1948期间，国民政府特别延聘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Roscoe Pound）教授为顾问，教育行政部门改革法学教育，仿美式法学院制，在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和同济大学4校里推行“新制法学院”，同时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兰州大学4校里试办法律专修科（修业2年），培养法院书记官、监狱官等人才。
其后，因大陆政权更迭，未及推展，也显示其美式教育之基础。
鉴于此，本人以为，将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统称为欧美模式，比较妥当。
关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英美法教育传统，参见[美]康雅信：《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王健译，贺卫方校，载贺卫方主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297页；关于国民政府法学教育改革情况，参见刘恒妏：《二战前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顿挫：1932年教育改革方案》，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10年第4期，中正大学法律学系2010年版，第163，194—196页。
本文在期刊引证中，尝试了一种新的页码注释方式：以“，”号隔开的前、后页码；前者，指文章起始页码；后者，指引证部分在文章中的具体页码。
这种尝试，一是更准确地引证；二来也方便检索，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较长篇幅的学术论文的引用，尤为必要。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之所以“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一是因为国际环境与外交政策，二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共缺乏国家治理的经验。
“党在自己有能力的领域（如在农村政策方面），普遍采用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虽然甚至在这些领域中，苏联的模式依然有一定影响。
相反，在中共没有经验的领域，它的创造性就有限了。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杨品泉等译，谢亮生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
③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试点J.M.项目时，原名称为“法律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更名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④包括改校名之前的“北京政法学院”，均简称“法大”。
武大）、华东政法学院（以下简称华东①）、西南政法学院（以下简称西南②）首批8所高校开展J.M.教育试点，是一个法学职业教育的开端，也应该是一个结点。
但是，首批及后来各批次获得试点招生的院校，实质上没有按照法律职业教育及其精英培养模式进行打造，而只是将其作为一个高于法学本科、但却低于法学硕士（LL.M.）教育层次的教育项目对待，甚至简单地作为一种“创收”的工具。
所以，客观地说，从“试点”到“转正”的时间结点即2006年，应该作为确立并完善法律职业教育阶段的开启之时。
因为2006年始，J.M.教育结束为期10年试点，正式确立为法学教育的主流模式之一，中国法学教育由此步入以专业学位为主导的职业教育阶段。
所以，2006年是法律职业教育正规化的标志，也是一个结点。
本文对这三个阶段及其转型过程进行了历史梳理与描述性研究，并重点分析了其间的起承转合，探讨了社会发展、司法环境与法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和论述了三次转型的基础上，文章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法学教育在一定社会场景下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学教育？研究并回答此问题者，本为专攻法学教育之人士，惟因本人曾兼任法学院行政职务，有所感悟，便冒昧言说，以供方家批评。
二、从重建到虚无：1949—1976年中国法学教育第一次转型，为配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学习原苏联模式，开展专门化教育。
③高等教育部此番“以俄为师”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
④拟定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这种教育体制改革，以培养专才为主，将综合性大学中的各个学科分出来，进行院系调整，形成了一批工学院、医学院、政法学院等专门院校。
例如，1952①包括改“大学”之后的“华东政法大学”，均简称“华东”。
②包括改“大学”之后的“西南政法大学”，均简称“西南”。
③这种模式，虽以法科专业化为基础，但在发展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去专业化”态势，实质上表明了其“非专业化”，仅为“专门化”而已。
④中共获取政权之后“一边倒”地“全面学习苏联”，在1954年到1956年达到了高潮。
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高等教育部组织了部分高校制订五年制统一的教学计划，并修订四年制的教学计划，还发出《关于综合大学、财经、政法各院校执行新教学计划应注意事项的通知》，要求各校必须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
参见赵德强：《1949—1957：共和国教坛风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年由北大、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中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合并，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
①这种设置，淡化了高等院校的研究型特征，强化了其专业技术培训性质。
从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来说，这种专业化教育配合了现代教育的一个转向，即由怡情养性的雅致生活教育转向发展实业的生产教育。
②而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或技术攻关，则通过成立中国科学院（后分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部属研究院（所），组成“国家队”来进行。
这种教育与科研体制，从总体上配合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采纳苏联模式进行专业化教育，其实也与早期解放区教育传统相关。
例如，1933年成立的苏维埃大学和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一般设政法班以培养革命干部，设司法班培养司法干部。
“解放区时期的政法教育目标、培养方式等直接影响到解放后相当长时期的法学教育，成为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来源之一。
”③经过1952年大刀阔斧的院系调整之后，招收政法类学生的院校形成了“三院、十系”的格局。
这“三院”，就是培养司法干部的政法类专门学院，即前面提到的法大和新组建的华东④、西南⑤。
这“十系”，包括了9个法（律）学系和1个政法系。
设法律系的9所院校分别指人大⑥、东北人民大学⑦（以下简称东北①此次合并，以大法学学科即所谓的“法学门类”为主，包括了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公安学（警察学）。
严格意义上讲，今天中国众多的法学院，多为以法律学专业为主的小法学院建制；或者说，应该称为“法律学院”。
例如，北大成立“法学院”之前，称为“法律学系”；而台大现所设，即名曰“法律学院”。
武大法学院一度设社会学系，而原浙大法学院即下设法律系、政治系与行政学系、思想政治教育系、社会学系（筹）、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即为包括了法律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等学科。
②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1版，第638—643页。
③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第136、142页。
④1952 年6 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由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南大、东吴大学、厦大、沪江大学、安徽大等9 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等合并，组建了华东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