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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区依法打击治理农村家族宗族黑恶势力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某县区依法打击治理农村家族宗族黑恶势力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一、背景分析某县区是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家族宗族黑恶势力在该地区得以滋生和发展。
这些黑恶势力以家族宗族为组织架构，以恶劣的手段进行勒索、敲诈、非法集资、贩毒等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秩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某县区决定开展依法打击治理农村家族宗族黑恶势力专项行动。
二、工作目标1. 迅速取缔家族宗族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和影响力。
2. 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一批重点黑恶势力分子，还农村社会以平安。
3. 提高农村群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深化平安乡村建设。
三、工作措施1. 组建专案组：成立由公安、检察、法院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专案组，配备专业人员，负责统筹协调、监督指导此次专项行动。
2.摸排线索：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家族宗族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并对涉嫌犯罪活动的地区、人员进行摸排调查。
重点针对情况严重、犯罪事实明确的犯罪团伙进行打击。
3.深挖犯罪链条：通过深入调查，追踪家族宗族黑恶势力的资本流、信息流、人员流，挖掘其犯罪活动的链条，依法查办涉及各类犯罪嫌疑人员。
4.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工作人员配备、任务分工和工作流程，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确保专项行动高效率进行。
5.加强警务宣传：通过舆论宣传、公众教育等方式，普及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农村群众的法治意识，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打击治理黑恶势力的工作中。
6.整合资源力量：发挥各级政府、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的作用，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参与到专项行动中，形成合力，确保专项行动的顺利实施。
四、工作要求1.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保证专案组的正常运转。
2.严格依法办案，坚决杜绝滥用职权、违法操作等行为。
农村宗族势力问题的几点法律认识20GG-09-1306:05:02|韩和平近年来,”和谐社会”和”稳定发展”的观念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共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之下，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命题，农村的稳定至关重要，诚如梁任公先生所敏锐察觉到的那样，“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社会的基础确在农村”，所以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关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福祉的。
然而当今农村的宗族势力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人口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
在宗族势力强大、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基层组织往往受到宗族势力的把持和胁迫。
农村宗族势力使农村许多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公正、公平、合理解决，严重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合法地位和管理能力，损害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农村宗族势力再度逞强，不仅成为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必须正视农村宗族势力的危害，遏制农村宗族势力的活动，打击农村宗族势力的破坏，消除其对农村社会的危害。
一、新形势下农村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的表现要解决农村宗族势力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正确认识农村宗教势力的定义。
何为农村宗教势力，即指基本上按血缘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宗族是家庭、家族的扩大或延伸，宗族中的成员一般有血浓于水的情感，对内有较强的凝聚力，对外则有较强的排异性。
宗族势力大，宗族成员就能获得较多的利益。
但是，这种宗族情感也极易被人利用，以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
有的人以成立宗族组织为名，诱迫更多的人卷入宗族活动。
而少数人不满足于当本宗族的族首，极力插手基层组织事务。
在一些宗族势力强大、经济又不发达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基层组织往往受到宗族势力的把持和胁迫。
在这里，基层组织中往往缺乏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有较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乐于奉献的带头人。
系列解读（三）︱《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作者：张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的要坚决查处。
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
”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中重点工作是：突出打击：采取贿赂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坐大成患，或者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快捕快诉：依法从严从重打击严重侵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严重影响农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对抗政府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案件。
打击矛头对准：1、严重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稳定、严重影响百姓安居乐业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
2、对于在聚众闹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非法手段欺压群众的，多次违法犯罪经有关部门教育处理后仍不改正的，构成犯罪团伙特别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置，坚决打掉其嚣张气焰。
检察机关还要做的事有：1、协助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加强对农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指导监督，健全和规范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程序，确保把那些德才兼备、真正符合群众意愿的人员选进“两委”班子，防止有劣迹的分子把持基层政权。
2、对于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因干群关系、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集体资产处置、村务公开、邻里纠纷和宗族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要积极协助相关单位和部门依法及时妥善处理，避免矛盾激化，防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员和势力利用。
3、主动加强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公安、民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惩治、教育、预防、监督、服务等多元检察职能，多措并举，综合施治，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农村和谐稳定的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毒瘤”。
扫黑除恶系列：治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四个困难目前，在治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工作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
一是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水平跟不上，产业发展不足，许多适龄青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很容易蹚入“村霸”浑水。
二是存在个别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保护“保护伞”的行为。
三是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村霸”拉票、贿选，或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成气候的“村霸”、宗族势力，从而沦为其欺行霸市的爪牙。
四是有些基层组织弱化，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而一些村民法治观念淡薄，面对不法侵害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助长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造成执法、司法部门无从了解相关犯罪行径，无从查办和治理。
三国时期的宗族关系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动荡使得宗族关系变得极其复杂而又紧密。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家族的地位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宗族的地位与组成宗族在三国时期的地位非常重要。
宗室、名门望族以及豪族都是各个势力集团的核心。
宗族由最近的亲属和家族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和近亲，同一宗族的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
他们一起生活、战斗、争斗，甚至共同分封、分地。
宗族之间的结盟与纷争成为了这个时期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家族联姻三国时期的宗族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血缘关系，婚姻与联姻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各个势力之间通过联姻来巩固亲缘关系、确立统治地位。
刘备为了巩固与孙权的关系，不仅夺取了刘表的遗孀，还娶了孙权的妹妹为妻。
宗族关系通过联姻的方式得以扩大，加强，从而在政治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三、宗族的势力在各个势力中，宗族的势力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通过家族的实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地位。
这些势力往往依靠宗族的背书和支持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刘备建立的蜀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备在刘氏宗族的支持下，成功攻占益州，并借助族人的关系将蜀地转为蜀汉的基本盘，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使得蜀汉成为三国时期重要的势力。
四、宗族的分裂与对抗除了宗族的联盟和通力合作外，三国时期也存在着宗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例如，刘备与其堂兄张飞、关羽的关系由于曹操的挑拨而恶化，最终导致了宗族之间的争斗和分裂。
宗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利益冲突，使得这些关系复杂而又纷繁。
五、宗族的继承与衰落在三国时期，宗族的继承与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宗族的继承制度与传承方式对于家族的发展与生存至关重要。
在刘备去世后，蜀汉的政权很快就陷入混乱与衰落，刘备的儿子刘禅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能力与魅力，蜀汉势力逐渐衰退。
相反，曹操的子嗣曹丕继承了父亲的地位，并成功建立了魏国，使得曹氏宗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宗族势力的复兴和扩张盖古之所谓宗法者，有百世不迁之大宗，有五世则迁之小宗。
“君子论氏族者不在乎世禄之夸荣，而在世德之继美。
”今日祖宗泯灭者，欲反本归宗亦成梦寐也。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危害及控制对策摘要：宗族势力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因此,探析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危害,寻求相应的控制对策,对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农村现代化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农村;宗族势力;原因;对策参考文献：[1]张德志.农村宗族势力抬头原因探析[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2]买文兰.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复兴的原因探析[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1,(3).[3]余红.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J].南昌大学学报,1996,(3)[4]黄助海.遏制宗族势力蔓延扩张[J].乡镇论坛,1995,(6).[5]陈保亮.宗族势力活动: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J].学习论坛,1997,(7).农村宗族现象的复兴及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加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村民自治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在实现村民自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消除传统宗族文化的影响，使村民自治建设走上健康之路。
一、宗族观念的复萌及其危害中国宗族文化传统极深。
族权被毛泽东称作是束缚我国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
解放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宗族势力被视为封建残余已被基本清除，宗族现象暂时消隐。
然而，这种消隐是以牺牲农村村民自治为代价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农村基层政治实行村民自治政策。
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80年代中后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得以制定。
这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却也带来宗族活动的复萌。
宗族的复萌最初表现为传统习俗、礼节的复兴；在宗族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则发展到成立宗族组织，颁布所谓的“族规”。
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作者】余红【作者简介】余红1953年生，南昌大学哲学系社会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久已销声匿迹的宗族势力又重新复活起来，这与传统的、现实的多种因素不无关联。
从历史的宗法制度到亘古至今的聚族而居，从家庭功能与行政功能的涨落到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促成了农村宗族势力的复活。
从多视角探寻宗族势力复活的原因，将为治理农村宗族问题提供依据。
关键词农村宗族势力复活宗法制度聚族而居9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令人瞩目，尤其是东南沿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猛。
然而，与此呈强烈反差的是在为数不少的农村，特别是在内地和边远地区农村，不少消极因素仍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迅速复活、蔓延，其影响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为何久已销声匿迹的宗族势力又在中国农村大地复活起来呢？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考察，不难看出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复活的真正原因。
1.宗法观念对宗族势力复活的影响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君王是万民之主，君临天下，天下臣民则以种种宗法关系维系着，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
而宗法制又以宗族制为核心。
在封建制度下，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宗族是仅次于社会行政组织的社会集团，有些地区政权与族权合一，甚至族权高于一切。
早期革命家陈独秀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异焉……”〔1〕宗族作为封建国家的细胞和社会基础，对维护封建秩序、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起过重要的作用。
它一方面直接有效的控制着个体，利用族规、宗约、祖训来束缚族人，使他们的言行举止符合伦理纲常，起到国家机构无法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向封建国家交纳田租赋税以及差役当作重要责任，积极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基层服务。
因此，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宗法家族，使宗族成为地方的组织力量，发挥着地方社会控制的功能。
宗族势力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同一父系的封建家族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的封建势力被逐步取缔和清除。
但是,从80年代以来,已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在我国广大农村又死灰复燃,并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因此,多视角探寻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寻求相应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中国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而这漫长的封建统治,实际上是靠种种宗法关系在维系着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
而宗法制又以宗族制为核心。
在封建制度下,统治者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础。
宗族是仅次于社会行政组织的社会集团,它作为封建国家的细胞和社会基础,对维护封建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封建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宗族制,使宗族成为地方的组织力量,发挥着控制地方的社会功能。
可以说,一部中国封建统治史,就是一部宗法制度发展的历史。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宗法制度,到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宗法制度作为旧制度的统治基础被彻底摧毁。
在此后的30年间,经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宗族势力的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又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长期的阶级斗争氛围,尤其是“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得农村宗族活动趋于消失。
然而,宗法制度毕竟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宗法观念、宗族意识代代相承,已经根深蒂固地沉淀在人们的头脑中,渗入民族文化的骨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
它不可能像有形的宗族文化,如宗族礼仪、族谱、宗祠等那样容易消失,经过长期蛰伏,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就会重新凸现,并通过旧有的宗族资源如族谱、旧宗族的骨干人员等,得到发展。
如果说宗法观念是农村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话,那么,自然村落中的聚族而居则是其古今未变的地理环境基础。
我国从古代到近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经济形式使农民与外部世界长期隔绝,人口迁徙流动极少,同一村落基本是同一祖先。
钱杭在《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目前农村的宗族活动》一文中曾指出:“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农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因为在这些聚族而居的村落,特别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国家法律难以顾及;人们习惯了按祖宗遗法为人处世,事无巨细均由族长仲裁处理;家族成员关系密切,稍有风吹草动,就能结成强大的宗族组织以对抗外部压力。
宗族正是以这种父系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聚族而居逐步发展起来的。
宗族势力蔓延的地区与历史上强宗豪族的地域分布呈正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商品经济却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力量加以限制。
1978年以后的农村,虽然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毕竟时间较短,发展水平有限。
许多地区的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与城镇相比仍难望其项背,以至今天,自然村落依然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居住模式,也是农村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
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环境当然就成了当代宗族势力复活的温床。
目前,大凡宗族聚居较突出的村落,宗族活动亦较频繁,宗族势力也较强大。
宗法观念的根深蒂固和亲族群体的聚族而居分别是农村宗族势力代写论文复萌的文化背景和环境基础,二者在农村中从过去到现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为什么在建国后的近30年间,农村宗族势力几乎销声匿迹,而80年代以来,却又死灰复燃、重新抬头蔓延,看来其中还另有因缘。
二国家在农村行政力量的弱化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是造成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两个重要的客观现实原因。
中国农村行政力量的薄弱由来已久,在西方文明中,家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在中国却生生不息。
这一方面与文化的特质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特殊家国关系有关。
中国是一个宗法国家。
从西周开始,家族的等级序列就和国家政治统治的行政序列合二为一。
宗主就是国君,家即国,国即家。
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经历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家族制度的历程。
长期以来,“家“与“国”不但没有紧张对立,而且“家”居于政治之上,“家”、“国”不分,和谐融洽。
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利用农村中的家族势力进行行政控制,在农村中家族秩序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至民国时期才被打破。
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试图加强对农村的乡政控制。
解放后,到了人民公社和“文革”时期,行政力量在乡村的延伸达到顶峰。
但由于这种延伸并不是以物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所以随着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原有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机制被乡镇政府、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取而代之。
由于新的体制失去了直接管理经营生产的权利,其行政管理功能也就大为削弱。
而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你进我退的关系,国家力量的萎缩必然导致家族势力这一重要社会力量的复兴。
如果说国家行政力量的弱化是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一个现实的制度背景的话,那么,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则为宗族文化大行其道拱手让出了一片文化阵地。
由于近年来忽视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群众,尤其是农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缺乏精神凝聚力。
而宗族势力利用宗族文化则较易将族人聚集起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浓厚。
如利用祭祀祖先、唱族戏、婚丧嫁娶中的旧礼仪、旧风俗将村民族人联结在一起。
宗族文化的糟粕冲击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余红1992年在江西上饶农村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文化生活几乎是空白,常年不开会。
农民是“上山一把刀,下山一肩挑,天黑就睡觉,半夜听狗叫。
”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村委会订的报纸杂志全躺在支书家里睡大觉。
在一个600多口人的村子里,常年无一人购买图书。
农民有限的娱乐生活,除打牌赌博外,就是由宗族组织的端午赛龙舟、元宵闹龙灯或者是清明祭祖、唱族戏、婚丧嫁娶等这些充满宗族色彩的活动[1]。
农村社区中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宗族文化必然会日益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并以宗族文化作为宗族势力的精神支柱,从而促进宗族势力的迅速蔓延。
三农民在精神心理和生产生活中对宗族的依赖和需求则是造成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两个直接的主观原因。
在传统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和宗族情感中,蕴含着中国农民的“本位性”的需求。
即对于“类”的认同感、归属感的需求,在这里对同类的认同即是对同族的认同和归属。
这种认同和归属是宗族在长期的祭祀、拜祖活动中,推崇和神话血缘关系,提倡宗族意志的结果。
在个体看来,宗族是自身的根,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祖训、族规等宗族的制度规范高于个体意识,是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可抗拒的“共同意识”。
在精神心理上,个体自觉地以宗族为归属,希望祖先保佑,恩赐幸福,同时积极靠拢族人,投身宗族活动,以求得精神、心理上的安全和满足。
这种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远离家乡,也与宗族乡情心心相印。
在海外汉人社会中,宗族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据1982年资料统计,新加坡汉人有224个姓氏,其中96个姓氏拥有经正式登记成为合法社团的宗族组织173个[2]。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兴起了访亲探亲、寻根祭祖的热潮。
这一方面显示了宗族心理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当代宗族的认同感。
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行政组织的弱化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许多农民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失去了“主心骨”,感到无所适从,精神上漂泊不定,这种心理上的空虚和失落为他们家族意识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目前,农村各地出现的建宗庙、修家谱以及由家族组织的各种节庆,正是宗族发挥情感功能的反映。
农民不仅在精神心理上对家族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依赖和需求,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中,也迫切需要族人间的互帮互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族人互恤互助是宗族长期得以存在的社会合理性。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集体劳动,这一体制把社会互助功能从民间私人组织中转移到公共集体组织,宗族存在的社会合理性被抛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正式的合作制度与互助形式及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衰落。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基层体制发生了变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只是农民的自治组织,无法抓生产。
许多村没有集体企业,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公益事业无人抓。
农民卷入商品经济大潮之后,感到一家一户的力量非常弱小,他们希望得到帮助,寄希望于行政组织,但乡村组织不少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无力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把希望转移到族人的联合,或宗族间的互助中。
据我们对河南省不同地区的200家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首先求助于宗亲的排在首位占45%,大大超过了姻亲、朋友和政府。
另外,有学者对福建省塘东村30个住户进行社会互助调查显示,农民在劳力支持和财政支出中,宗亲分别占78%和48%,姻亲分别占14%和25%,朋友分别占8%和27%[3](P142)。
由此可见,在农村互助中,血缘关系仍起着主导作用。
农民从过去依赖集体转向依靠宗族群体。
于是宗亲便成为人们寻求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对象和联系家庭之间的纽带,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
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家庭在生产、生活中地位的加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群体再度发生作用就难以避免。
总之,宗族势力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在农村的重新抬头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只有找准这些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为有效控制其蔓延以及最终从根本上清除这一落后的封建势力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1] 余红.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J].1997,(6).[2]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J].1993,(3).[3]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上海:三联书店,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