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信芳与“清官碑”

本帖最后由我写我的于2011-6-23 09:27 编辑永嘉花坦的廊下村，心仪已久，初夏的一个双休假日，与一班朋友一起终于成行。

汽车从市区出发，经东瓯三桥，沿省道往岩头方向，在珍溪口大桥右转，一直前行，临近一处弯道，车头右前方的路边赫然出现了一座卵石垒成的古寨门和一段寨墙，停车一问，得知廊下村便在眼前。

走进古寨门，其实就走进了廊下村。

古寨门呈半椭圆形，用光溜溜的卵石一圈圈围砌而成，形似一棵古树的年轮，那厚厚的寨墙足有2米多宽，寨墙之上建着寨楼和瞭望孔，墙内壁筑成三级梯形，上级每隔3米设着一个炮眼，寨墙绕村宅三面包围。

寨楼之上视野广阔，一眼能望见前方数里，这种独特的自然地貌，使廊下古村落应运而生。

根据当地的《朱氏宗谱》记载，幼主赵昺南逃，元兵进入温州时，廊下人朱猛善率族人凭籍山川之险营构自己的生存空间，把高山深谷装扮成山寨奇观。

依托寨楼抵御外来侵犯与掠夺。

这寨门，这寨墙，这寨楼，眼前这阵势，果然是天造地设，雄霸一隅。

你若要问，古往今来，廊下人何以生存?古寨门、古寨墙的存在，便是最好的回答。

沿着正对古寨门的村道进村，阳光下的廊下村，显出一派宁静和祥和。

不远处，一座高大的石制牌坊展现在眼前。

牌坊下立着石羊、石猪、石狗、石将军，个个栩栩如生。

这就是廊下有名的“王坟”，同去的朋友告诉我，“王坟”即“宋太师朱直清墓”。

朱直清历任黄岩县知县、国子监丞、敷文阁学士、江西抚州知府，积阶朝请大夫。

在乡间推行平籴法，为民救济解困，因此，深得当地人的爱戴。

朱直清死后，人们以对待长者那样尊重他，把他的墓地俗称为“王坟”。

看到这庞大的“王坟”，我感觉它的面积可能是古坟中最大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孤陋寡闻，反正我没看到过这么大的古坟。

“王坟”的墓道口也立着石牌坊、石羊、石猪、石狗、石将军，墓前还立着石太监、石马，墓穴前龙门屏青石上刻有宋代的石雕石刻，龙凤、花卉、文字，十分精致，王坟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竟能保存完好至今，真是令我称奇。

龙泉廊桥碑刻文物简述作者：金荣森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05期龙泉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境内河溪众多，需要建造廊桥，来方便人们、物品进出。

龙泉共有廊桥70多座，其中国保4座，省保10座。

大多数廊桥都有桥碑作为修桥的记录。

其中具有时期代表性的有如下5块桥碑。

地处龙泉市八都镇的燕诒桥（见图1）有两块清代桥碑，其中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龙泉知县陈海梅撰书的碑文内容如下（见图2）：甲辰之夏，蛟涨成灾。

予方皇皇然，议捐赈，议平粜，以绅董佐理。

吴生嘉彦进而言曰：“事有一举而一两益者，莫如以工代赈。

”请于上游，得许可。

由是诸役偕作，而民无愁苦之声，以免于饥寒，故虽劳不怨。

吴生慨然曰：“凡事莫患奢于望人而啬于待己，吾乡之贫而无以为生者，亦既餍见饫闻，不引为己责，可乎？吾祖顺光公曩以长安木桥终岁数圮，议易以石，有志而未逮也！桥在八都，去都市二三里。

两岸山势盘纡，界以阮溪。

雨久则陡溢，水涸则石齿礧砢，方舟既难厉涉，皆病。

斯桥为往来之冲，农者、樵者、舆者、旅者、负者、肩者昕夕络绎，颠趾茧足，痡瘏载道，良可悯已。

先人有利济之心，子孙弗竟其志，靡惟桑梓情有未尽，抑亦无以慰吾祖冥冥之心也！”其叔驾山、鹤皋亦乐□君子也，谓生曰：“此固吾责，吾年老，尔肩厥劳，费虽巨，吾家任之，不必藉口于善。

”与人同集事，则等于托钵沿门无成，转类于道旁筑室于焉经，始鸠工庀材叠石为顷，完固不磷。

始甲辰六月迄丙午十一月，凡再易寒暑，费银一万五千余元。

适予履亩，过其里，桥将竣工矣，而未有名，吴生请予为颜斯桥，曰：“此一役也，非云有利于人，为子孙之责，所应尔也。

予维一念之善，前后绳继，竭私囊谋公益，以底于成。

”人之言曰独力难成，亦视其力何如耳。

如吴生岂难成哉！夫乐善不倦，义也；继志述事，孝也。

其在《诗》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

”故名曰“燕诒”。

是为记。

碑文解释：甲辰年夏天，河水泛滥成灾。

我正惶恐不安，（大家）讨论着让百姓捐钱作救济金，建议（政府）平价出售粮食，让地方有身份地位的人来协助办理。

蔡京（1047－1126）宋代重意 2009-07-18 14:00 阅读68 评论0字号：大中小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

徽宗朝，拜尚书左丞、右仆射。

大观中，拜太师。

二年封鲁国公。

是历史有名的权奸。

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或谓“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传世墨迹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听琴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

蔡京书法如《铁围山丛谈》所译：“字势豪健，痛快视着。

”但后世恶其为人，往往鄙薄其书法。

《听琴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

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

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

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

蔡京《节夫帖》32.3 X 42.3cm《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

册页。

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

本幅纸本，墨迹。

纵32.2厘米，宽42.3厘米。

行书。

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

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

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

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对蔡京较高的书法造诣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决不能因人废字，应客观地来评述他的书法才好。

释文：京再拜。

昨日终日远劳同诣。

千年包公观后感2包公公明正义的化身，他一生廉洁自律竭尽全力去帮助人们，所以为了纪念和发扬包公的精神，拍摄了千年包公，下面是整理的关于千年包公，欢迎阅读!千年包公观后感包公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经过百姓传说及文人加工的艺术人物。

作为特定人物的形象塑造有不同的需求与功用。

以往包公题材的电视文艺作品基本反映的是其艺术形象，而且不断增加其戏说成分。

前不久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虞国芳、于继勇担任总导演，在中央9频道播放的三集纪录片《千年包公》，按照真实可靠可信的创作原则，进行人物再现与现实拍摄，成功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包公历史形象。

拍摄一部好的纪录片，重要的标准是真实与生动。

这部片子根据史实，反映包公一生重要事迹，如家风家训、辞官尽孝、拜师交友、清心直道、严格执法、直言敢谏、智慧断案，关心民瘼、减轻赋税、打井退砚等，都有历史依据。

但毕竟历史跨越千年，所存真实资料不多，如何使其生动，使人耐看，是一大难题。

我认为编剧导演解决此难题，主要采取了三种手法，即古今穿梭、点面结合、画龙点睛。

关于古今穿梭。

民间流传很多包公故事，又有一些纪念活动和历史遗迹，由此与历史事实巧妙关联穿梭。

如，讲现实合肥包村、包公祠引出包公家世祖先及尽孝，讲开封府、包公墓引出包公科举、从政及家训，讲肇庆、池州等地遗迹引出包公在本地的从政业绩，讲包公的祭祀及被神化、戏化引出包公历史原型。

通过古今穿梭，波浪起伏，动人心弦。

关于点面结合。

以中华传统文化及宋代历史为背景，以包公历史事迹为主线，联系今天反腐倡廉的时代要求，突出包公为官26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同时分片三集：《清心直道》、《铁面无私》、《以民为本》，比较集中、典型地反映了包公修身律己、刚直不阿、治国爱民的生动事迹与思想。

关于画龙点睛。

该片一方面运用影视剧手法再现包公历史形象，另一方面安排了阵容较大的水准较高的专家学者点评，边演边评，夹叙夹议。

正定发现修建滹沱河浮桥的宋代古碑作者：于平兰郭玲娣来源：《文物春秋》2011年第01期[关键词]正定；宋代碑刻；滹沱河；浮桥；程防[摘要]2008年4月，在滹沱河河道内发现了两通宋代碑刻，其中的《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碑记述了宋熙宁六年(1073年)程昉创修滹沱河中渡浮桥的缘由及过程，是正定首次发现的修建滹沱河桥梁碑记，为研究滹沱河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文字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2008年4月22日，石家庄市西兆通乡店上村(原属正定县)村民在清理村西北的滹沱河河道時，于地下约8米深处发现两通宋代古碑，一为刻于宋熙宁六年(1073年)的《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碑，一为刻于宋景祜二年(1035年)的《永安堤诗并序》碑。

两碑现已运至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保存。

《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碑为青石质，首、身一石，通高153厘米，宽85，5厘米，厚19，5厘米。

碑首呈圆拱形，篆刻“创修滹沱河浮桥记”两行八字，两侧为剔地牡丹花纹(图一)。

碑身阴刻楷书25行，满行41字，总计895字，四周饰缠枝牡丹花纹(图二)。

碑阴无字。

碑座呈梯形，上宽110厘米，上厚40厘米，高52厘米。

碑文由登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张之才撰，详细记述了宋熙宁六年(1073年)皇城使、端州刺史程防创修滹沱河中渡浮桥的原因及过程。

出土時碑文的字迹清晰，纹饰线条也很完整，推测应是立碑時间不久即被大水冲走掩埋。

为将史料翔实示人，以备方家探讨与指正，现将碑文移录如下，并略作注释。

创修真定府中渡浮桥记登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张之才撰皇帝圣虑深远，永惟四方，治定滋久，民物蕃阜，吏习偷简，功职不建，乃亲举贤相，任以天下之责。

于時中外百工，无有小大，莫不修举，人罔遗才，士无废功，政令典章，辉光巍峨，日益新大，惟其有为，以底清净。

历古圣帝哲王，盖未有发挥清明，采泽文藻，愈美愈固，若斯之盛者。

皇城使、端州刺史带御器械程侯始以才选，兴修水利。

既塞二股河，泄恩冀之患，开淇水通漕以给边。

【文物博论】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ics026Vol.191马鸣寺，原名大梵寺、天王寺，后更名为马鸣寺，其旧址位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后屯村西北隅，始建于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是为纪念马鸣菩萨而建立，据传毁于明末清初，现有马鸣寺遗址和部分出土文物。

《马鸣寺碑》亦称为《马鸣寺根法师碑》，立于北魏正光四年（523），魏孝明帝三次改定碑文才得以镌刻。

碑呈圭形，圭首中间竖列阴文“马鸣寺”，下为一矩形框，内有阳文“魏故根法师之□□”，从碑文内容推测无法辨认的两字应为“碑铭”（因墓碑是俗谓，又有铭文，所以认定为碑铭），再下是碑刻正文，碑文记载根法师德行与生平事迹。

通碑高168厘米，宽81厘米；额高33厘米，厚21厘米。

碑文正书22行，每行30字，字径约3厘米。

从现有资料来看，该碑出土时已损泐严重，从清朝初期开始引起书法家关注。

据清代方若《增补校碑随笔》增补马鸣寺根法师碑所述，现存拓本有乾嘉时拓，有道光时拓，乾嘉本裂纹极细，道光拓本增粗，碑似断于咸同间。

断后初拓本，八行“鸠公之在灞西”之“灞”字完好，九行“立论之际”之“际”笔道清晰。

光绪以后拓本，“灞”字已泐，“际”字笔道模糊不可辨。

稍旧拓，九行“法师渊”之“师”字右半边竖笔未泐，十二行“数千布满”之“布”字竖笔顶端未与横划泐连。

有嵌蜡填补充作未断者，“春秋五十五”之“春”字原石有细斜裂纹一道，穿过字画中间；作伪者，“春”字笔道软弱，且无斜裂纹或不挺劲。

原碑出土于广饶县，在民间流落多年。

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续修《广饶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地举人宋其端在拓片上题跋，写到同治年间乐安知县赵菁衫（赵国华）从民间征集该碑，村民“仆藏”，碑断裂为三。

光绪二十年（1894）知县曾志庵得知碑藏在本村李姓青年家中，强行移出，仍置原所。

后几经反复入后屯村南“小洋楼”。

据村民谢福祥、杜延坤、李洪祥等人回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村前还有两通碑，一通为《重修马鸣寺碑记》，另一通为汉白玉碑，碑文内容已记不清，但记得经常有老师带着学生在碑旁临摹。

045陈 琪/文图西溪南访碑046西溪南在歙县之西，丰乐河之南岸，旧有丰溪、丰南、西溪南之称，现在人通称为西溪南。

西溪南是徽州吴氏望地，唐懿宗咸通元年，吴少微九世孙吴光，因避浙东裘甫兵乱，从休宁凤凰山迁徙至此，成了为西溪南吴姓始祖。

吴氏迁入西溪南后，虽然历经坎坷。

但总的来说，吴氏家族还是日渐繁荣的。

到六世吴文用，家声渐振，形成西溪南吴氏四大派祖，并衍为十余门第。

明清时期，西溪南吴氏已蔚然为徽州望族，簪绂蝉联代不乏人。

丁酉年初春，北窗参加黄山诗词协会，相约去西溪南去借《吕堨志》，到了西溪南在苟洞家喝茶，他说《吕堨碑》原来已经被人偷卖到古玩市场，天津的吕良先生又从市场买了送回来，等他从天津回来才能看到。

而《重修仁义院碑》在镇卫生院子里，应该可以看到了，我们到了卫生院没见着碑，问碑刻说是搬到上村办公楼去了，具体位置也说不清楚。

我们只好过河找到上村，碑在新建的大楼里面，进门就看到碑放在大厅楼梯旁边，只是放在楼里光线不好无法拍照。

碑这样保护看似是好的，但碑刻不能识读，从而失去了本来昭示的作用。

这块碑为汪道昆撰文、吴元满篆额、吴珽立石，以及碑文中提及的知州罗愿、左史吕午、太守吕沆，这几位都是徽州历史上重量级的名人。

仁义院在西溪南村的西边，民国《歙县志》记载：“仁义院，在忠鹄乡礼教里，有藏经楼。

”忠鹄乡即今西溪南镇，礼教里即今西溪南村。

《丰南志》记载院址、修建时间则较为明确：“仁义院，旧志云在里西，教曰瑜伽。

宋大中祥符二年建。

”我们知道唐宋以降，徽州境内佛道盛行，寺庙禅院、道观庵堂等佛道活动场所大兴。

以西溪南村为例，明清时期该地即有仁义院、松石庵、梅花庵、独月居、静慧庵、关帝庙、忠烈庙、文昌阁、真武阁、观音阁等寺观十余座，其中以仁义院声誉最著、规模最巨，且历时最久。

仁义院的规模和具体布局，现已无从得知，但从《丰南志》所辑录的该寺院明末清初，寺院规模已基本形成，其中山门左壁为明代著名画家、歙县诸郑人郑重绘制的墨松。

贞石永固定中轴——北京中轴线碑刻探微作者：关笑晶来源：《北京档案》2023年第09期位居老北京城正中、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区域，保有数量众多的碑刻文物，遍立于宫苑坛庙、庙宇、会馆、城市设施等处，自唐朝至今，横亘千年。

除汉文碑刻外，还有数量可观、形制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字碑刻。

镌刻于砖石上的文字，承载着北京中轴线重要的历史信息，展现其延续不断的历史脉络，提供独特的一手史料文献价值，也向人们徐徐倾诉着北京中轴线那刻入贞石的历史、文化和风貌。

作为四方之枢极，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辽、金、元、明、清的都城和政治中心。

北京中轴线重要建筑所立御制、敕书、诰封碑刻，彰显着殊荣的地位和帝都风范。

这些碑刻普遍造型高大、用材讲究、雕刻精细，既是帝王的意愿和偏好，又属于国家祀典性质，具备其他碑刻没有的特殊功能。

中轴线北端为钟楼，明永乐十八年（1420）始建，清乾隆十年（1745）重建。

其南立有巨大碑石一通，碑阳为《御制重建钟楼碑记》，乾隆帝弘历撰文、清代大书法家梁诗正书。

[1]碑文篇首即强调“地安门有鼓楼、鼓楼之北有钟楼”“二楼相望，为紫禁后护”轴线建筑之间一脉贯穿的呼应关系，更表示以国家礼制在钟楼、鼓楼祀典是国之要事，“弗可以已也”。

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外的燕墩为元大都京师“五镇”之一，是北京中轴线早期历史的标志性见证物。

其上立有乾隆十八年（1753）御制《皇都篇》《帝都篇》二碑，从空间上阐释北京在山河显要上“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为“天下宜帝都者”之最佳选择；从时间上回溯了从开阳至北京“阅今千年峨天阊，地灵信比长安长”的悠久历史，肯定了北京富鼎昌盛、位居中央的地位。

[2]中轴线穿过的皇家宫苑，御制碑文艺术形式多样，稳重而不失华丽，烘托了帝都中轴的皇家之气。

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东部的《琼岛春阴碑》为清乾隆十八年（1751）御制，方顶碑，上部有檐，四角各雕一龙，碑座、碑身、须弥座比例协调、造型精巧，不仅享誉“燕京八景”之一，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設计的重要参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