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身份的再认识

译者作为解喻者与施喻者的双重身份解读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以唐诗三百首的译者为研究对象，提出译者在进行隐喻文本的翻译时往往具有解喻者和施喻者双重身份。

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的隐喻时，需要经过自身经验映射和隐喻主体自洽这两个过程，对隐喻进行解读；后者是指，译者将原文隐喻译入目的语之时还需要经过施喻主体自洽，并且从目的语读者作为解喻者的角度出发，使译入的隐喻能够契合读者的认知体验。

标签：解喻者施喻者自洽原则唐诗翻译一、引言隐喻是“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中的联想”（赵艳芳，2011：28）。

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已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语言表达之中，也为新的语言意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对于隐喻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的常见形式，是译者在进行源语与目的语转换时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译者在处理隐喻时有着两种身份：解喻者和施喻者。

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中的隐喻时需要对其进行解读，将隐喻内化；后者是指经过解喻后，译者需要重新以目的语的形式进行构喻，即翻译产出。

译者主体会受到自洽原则的引导和制约。

二、译者的解喻者身份（一）经验的映射译者作为一个解喻者时还未涉及到翻译环节，此时他（她）仅仅是以解喻主体的身份对源语文本中的隐喻现象进行解读，牵涉到译者经验的映射，而源语文本作者则是施喻主体。

译者（解喻者）需要自觉地激活自身对于源域和目标域的所有经验，继而映射到经过源语作者（施喻者）加工整合的源域和目标域中。

译者对于源域和目标域都该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若缺少其中一环，那么映射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活动更是无从谈起。

解喻者和施喻者居于隐喻认知的两端，唯有两者经验的共通和交流，才有可能使隐喻这条大河变成通途。

如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感慨道：（1）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0引言译者作为新主意的催化者,新思想的引介者,却一度是冷门人物。

近年来译界对译者的关注度有了一定提高,对译者身份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

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1997)认为译者是连接源语和译语的沟通者;Robinson(2001)认为译者就是作家;Flotow(2004)认为译者承担着阐释者、教育者、专家学者等多种角色;田德蓓(2000),杨武能(1987,1993)认为译者既是译者、读者,又是作者、创造者和研究者,同时还是学者和作家;谭载喜(2011)将译者身份分为主身份和次身份。

本文借用谭载喜对译者主次身份的提法,谈一下对译者身份的认识。

1译者主、次身份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身份的含义:一是,身份的本身意义;二是,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的关系意义;三是,身份的等级意义”(谭载喜,2011:119)。

而译者的主身份指的是译者所具有的别于其它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如工程师、画家的本质特征。

作为在两种语言中进行转换的人,这是译者身份的最本质特征。

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可以同时扮演一个以上的行为角色(谭载喜,2011:119)。

他可能集儿子、丈夫、父亲等于一身。

译界也一样,译者群体中也不乏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医生和艺术家。

除了译者身份,译者所具有的其他身份都可以划归到次身份之列。

2主、次身份的体现2.1译者身份的体现2005年10月,谭恩美的《沉没之鱼》在美国出版,一问世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2006年9月,蔡骏的《沉没之鱼》中文版与读者见面,创下了首印量高达85000册的好成绩。

下文就结合《沉没之鱼》的译写实例,谈谈蔡骏译者身份———主身份的体现。

2.1.1再现原作译者要反反复复、仔仔细细的研读所译的文本,全面地了解作者以及相关的信息,实现忠实的传达原文意义的基本职责(孙致礼,2007:14)。

蔡骏仔细研读原作。

他写道“我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作品”“我可能是除了谭恩美本人之外,对这部作品体会最深的人。

浅析译者的双重身份作者：陈海君沈娟王丽娟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09期摘要：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在翻译的不同阶段承担了不同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是联系不同文化、跨越语言障碍的纽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读者的身份研读原作，又以作者的身份再现原作，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译者的核心主体地位。

关键词：译者双重身份读者身份作者身份翻译促进文学作品及其附着的文化的生存与流通。

翻译使所有文学作品及文化得以在全世界传播，使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且使整个世界成为人们共享的乐园。

人们已经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是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翻译的目的是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播。

然而，译者——这个巨大的翻译工程的主体——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

译者凭着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把源语言转换成目的语，传输信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译者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这些角色把译者置身于一个非常重要却艰难的位置。

多少年来，译者被赐予不同的名字，诸如“仆人”、“桥梁”、“协调者”、“钢琴演奏家”、“画家”、“叛逆者”、“看不见的人”、“摄影师”、“媒人”、“传声筒”等，不可穷尽。

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在翻译的不同阶段承担了这些不同的角色，在传递文化与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译者的读者身份在履行翻译任务的过程中，译者首先应该充分理解原作。

也就是说，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

译者须对原作进行分析而后将其信息传送至目的语。

译者有别于一般的读者，他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的读者只需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原文，并从中获得阅读的快乐。

而译者的阅读远不只这些。

他的阅读过程必须遵循专为译者给定的有形或无形的准则。

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同文本进行对话，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力等能力，达到与原作者视界的融合，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写作目的及当时的情景，达到身临其境的过程。

论文导读:：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双重”身份一．引言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

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

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

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

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

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

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

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1. 译者最初地位在西方翻译史中，起初译者是隐身的，隐身可能被视为对译者的最严格的要求，它得到了包括诺曼·夏皮罗在内的许多翻译理论家的支持。

诺曼·夏皮罗认为目标文本应尽可能以透明，以免给人翻译过的感觉。

好的翻译应该是像玻璃镜子，只有小小的瑕疵，如抛光后的痕迹和气泡般可见。

这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最理想译本，目标文本应始终读者避免让读者感觉他们正在阅读译本，而是应该让读者觉得在读原著。

夏皮罗所说的透明就是隐身，也就是说，翻译员在目标文本中隐身。

译者是需要扔掉他所有的包袱，包括他所有文化、意识形态、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等等。

译者应该给予读者和文本绝对的忠实，并尽可能使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保持一致。

译者的言论自由是被完全禁止的，他要承担所有异国差异，并且可能会违反目标语国家的文化和道德准则。

当译者让目标文本努力地忠实于原作者或原著时，有时会引起该文本与目标语国家的文化道德冲突。

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不如源语国家的文化那样重要，同理，译者的地位不如原作者。

在中国，钱钟书译者是译者隐身翻译理论的忠实支持者，他提出的“化境”理论中就要求目标文本和原著保持一致。

换句话说，翻译后的文本应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所有风味，而没有任何由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造成的不相符的痕迹。

根据传统的翻译理论，译者在译本中应该是隐身的，他是原作者的扬声器，必须忠实地将源文本翻译成目标文本。

大部分的翻译标准强调的是翻译文本的质量，他们很少提到翻译员。

译者的隐身背后的主要原因归于原作者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翻译批评的传统需求，以及读者的需求。

译者的工作是一项原始的工作，人们传统地认为原著是原创的，而目标文本只一份副本，人们不相信翻译员可以完全了原作者的每个想法。

韦努蒂和安托瓦纳·贝尔曼等学者总结出了这些通用的归化翻译方法背后的原因。

译者的隐身就意味着在译本中没有留下任何翻译的痕迹。

2.从隐身到现身自1980年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

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来源：[本站]浏览：[ 23]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曾将两个关于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镜”，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者；一个把心灵比作“灯”，是一种发光体，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艾氏将之用以描画西方思想史流脉，可谓妙矣，而若将这对譬喻运用于翻译史上的译者角色的定位，似乎同样不失其神韵。

长久以来，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低微，中外皆然，且看赋予译者的譬喻，便知一二。

无论是“仆人”、“带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还是“舌人”、“影子”，其主导思想都遵循着“忠实性”原则。

翻译的好坏，就在于这面“镜子”能否准确反射出原作的“图像”，译者只是载读者驶向原作的舟车。

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将翻译者称为“寄”、“象”、“舌人”等，莫不有寄托于主体的客体的含义。

据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无怪刘禹锡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

西方传统里，翻译一道同样罕见正视。

英国桂冠诗人的约翰·德莱顿在1697年翻译出版的维吉尔的叙事长诗《埃涅阿斯纪》（Aeneid）的献词中说：“……然而我们只是奴仆，是在别人庄园里辛苦劳作的苦工；我们打理着葡萄园，但葡萄酒却是属于主人的。

……”，从而催生了西方译论中著名的“主仆说”。

延续同样的思路，法人巴丢（Charles Batteux）也认为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语气之强犹如译学右派，译者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及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否则就会落得鸠摩罗什所辛辣讽刺的境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译者的“镜子”角色，在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者那里发挥到了极致。

结构主义认为文本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那么译者所要做的，就是“忠实”地把作者预先设定在语言内部的固定而唯一的意义挖掘出来，达到与原作的“等值”。

- 245 -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关联理论下译者的身份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梦然【摘要】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际, 它也遵循着交际的一般原则, 本质上是一个示意-推理的过程。

从关联论角度来看,在理解阶段译者是源语语境的接受者, 在重构阶段译者又是目的语语境的交际者。

只有扮演好双重角色, 译者才能保证翻译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关联理论 译者 语境 意图一、导言关联理论是西方近年来影响很大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方式，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加强。

译者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二、关联理论翻译观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包含“明示”和“推理”两个方面的认知过程，是一种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

在这种推理过程中，交际者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并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依据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借助语境假设，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Gutt 在其著作《翻译与关联》中把翻译看作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推理的过程，认为翻译应该做到两点，首先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或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表达的方式不要让译文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译文必须表达清楚自然，以便译文读者对译文产生充分的关联。

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的过程也就寻找关联的过程，再现过程就是传递最佳关联的过程。

三、译者的身份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不是单纯的原作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有两个明示—推理过程。

第一个过程存在于作者和译者之间：译者需根据作者的表达和各种语境提示，通过分析，找出原作语言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得出最佳语境效果；第二个过程是译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

译者根据之前对原作者交际意图的分析，用准确恰当的语言，向译文读者传达信息，以激发译文读者产生最佳语境效果。

论译者的道德身份的开题报告这篇开题报告旨在探讨译者的道德身份，以开展一项关于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

翻译伦理问题一直都是翻译界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译者的道德身份。

翻译是一项涉及到多种价值观和不同文化的跨语言交流活动，因此无论是在文化传承还是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译者都应该具备高度的道德责任，特别是在文化和语言的冲突和翻译权利的争议中。

然而，追求真实和可靠的译文，往往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有所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翻译的真实性可能会受到政治压力、文化偏见、商业利益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此外，翻译的合理性和合规性，也涉及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例如：以恶搞方式翻译他人作品、为追求利润而误导读者、盗版、抄袭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需要具备稳固的道德身份。

首先，译者应该尊重被翻译文本所代表的文化转换过程，并致力于维护原著作者和读者的利益。

其次，译者需要正视自己和原著作者的价值观和信仰上的不同，以获得更好的互惠共赢关系。

最后，译者应该拥有透明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包括不抄袭、不盗版、不误导等。

为了更好地研究翻译伦理问题，我们将进行一系列的深度调研和案例分析，以了解译者在其伦理决策中的关键因素、赞助商与潜在的道德冲突、各方的兴趣关系、现有的行业规则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同时，我们也将结合外部专业意见和文件，筛选出可行的行业规则和行为准则，以提高译者的道德突显和稳定行业发展。

总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充分考虑翻译伦理问题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的影响，以探寻译者如何更好地行使他们的道德责任，以及整个行业如何促进建设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