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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夏国永;郑青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7(007)003
【摘要】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义利观,其基本内容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义以生利以及涉及到维护统治高度的养民、爱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义利观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前重新审视孔子的义利观,仍有着积极的现代意义.
【总页数】3页(P43-45)
【作者】夏国永;郑青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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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孔子的义利观作者：尚子惟来源：《卷宗》2019年第12期摘要：“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争论命题，发端于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出现“义”与“利”的关系探讨。
本文试从《论语》出发，论述孔子的义利观，并以孔子的观点为借鉴，旨在提出现代生活中“义”与“利”应当相辅相成，达成一致与兼容。
关键词：义利之辨；论语；义；利1 引言“义利之辩”自古有之，是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核心命题，许多思想家都对其做过阐释。
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它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两个基本准则，即如何对待道义与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舍弃，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整体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
孔子把“义”视为君子行为的根本准则，借此来区分君子和小人。
在周礼的整体文化影响下，孔子对义利观做出相对系统阐释，其核心主张就是“重义轻利”或“见利思义”。
2 “义利之辨”的背景义利之辨兴盛于春秋末期，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文化造成的。
从政治背景看，春秋末期诸侯并起，西周时期的礼仪文化早已分崩离析，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稳定的政权，礼仪根本无从谈起，社会动荡不安，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更新。
从经济上看，由于铁具的大量使用，生产力得到了有效提高，诸侯国唯利是图，纷纷抢占土地和人力，利益至上的观念逐渐占据主导。
从文化上看，诸侯国早已摒弃原来的周礼文化，自成一家，朝令夕改，使得社会文化无秩序无章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政治极不稳定。
面对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背景，孔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些观点主要散见于《论语》，为数不多，但极为精炼，成了我们后世“义利观”的主要参考和来源。
3 《论语》中的“义”“利”的主要内容3.1 关于“义”的论述孔子很尊崇“义”，他把义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修养形成的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规范。
《论语》全篇涉及“义”的阐述有20处，除了6处讲“义”“利”关系，剩下都是将“义”作为一种理想的君子人格品性。
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王恩来谈到孔子的义利观，人们极易想到的，是他“罕言利”的态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评论。
尽管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还有许多，但有了这两条记录，余者就大多被遮蔽起来，并成为后人传承或判断孔子义利观的主要根据。
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就立马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以降，历代儒者大多坚持这一立场，如荀子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的“计利则害义”，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等等。
这些主张和结论虽各有其具体内涵和指向，但这一路下来，在使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得到凸显的同时，也给人以贱视利欲的极端化印象。
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说：“义与利在儒家思想中是对立的，要利就要舍弃义，要义就要舍弃利，二者不可兼得。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就将孔子和儒家的义利观视为不合时宜的阻滞力量。
不过，若全面考察起来我们会发现，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义利观，并不似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腐和简单。
读《论语》可见，对包括富贵在内的利益追求，孔子不仅没有简单拒绝和否定，而且给予了人性的归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
”（《里仁》）孔子把趋利避害视视为人人具有的情感，在这里讲得十分明白。
他还这样言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就进一步证明，孔子所言之“人之所欲”，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是一种不含轻蔑态度的普遍性认识。
这一认识，也同样得到一些后儒和后世学人的认同。
战国中期的告子认定“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同样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则直接承袭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舍生取义章》是《论语》中的一章，其中包含了孔子关于义和利的思想。
在这一章中，孔子强调了“舍生取义”的观念，即为了追求正义和道德准则，有时需要放弃个人的生命和利益。
孔子认为，人应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事。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最终会一事无成。
相反，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正义和道德准则，那么他就会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成功。
在这一章中，孔子提出了“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观念，即在面对利益和危险时，应该根据道义和正义的准则行事。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道义和正义，那么他就是不义的人；如果一个人在面临危险时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和义务，那么他就是有义的人。
因此，《舍生取义章》中的义利观是指，人应该追求正义和道德准则，而不是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事。
只有在追求正义和道德准则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义利关系进行深入剖析的思想家。
其认识和主张,不仅集中体现了他对人性和人的价值取向的根本看法,也直接涉及到治国方略和经济管理的诸多方面。
从而成为孔子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孔子对“利”的观念。
在《论语》中,有孔子“罕言利”(《子罕》)的评;也有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命题的记载。
后人对孔子义利观的认识和评价,大多缘于这两段文字,得出的结论是“重义轻利”,义利相比较孔子重义,结论是对的;但若认为孔子无条件的“轻利”,或把求利动机完全视为小人之举而一概排斥,则不符合实际。
在孔子言论中,所谓“利”,往往指的是个人利益或暂时的。
局部的利益即私利和小利,而与“利”相对的“义”则是指的是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即公利与私利。
孔子对财富和欲利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
他并不讳言对追求财富的强烈欲望。
承认私利为人所欲。
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求为之。
”(《述而》)。
直率的道出了他只要是求富有道,就乐于躬求的心情。
孔子进一步把这种求富之心,概括为一般的人性。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里仁》)。
这里所说的“人之所欲”与“人之所恶”,是包括了君子和小人在内的一切的欲恶。
他说:“小人喻于利”(《里仁》),认为小人是财富的生产者,因而是明白财利之事的。
对于君子,他说:“邦有道,贫且贱鄢,耻也。
”(《泰伯》)。
认为在一定下,君子和富贵是求的。
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和小人都是有求富欲望的,这就肯定了求富逐利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合乎人性的行动。
在如何对待利的问题上,孔子与后来儒家正统派的看法有明显不同。
孔子虽然轻利,他“罕言利”(《子罕》),说过“小人喻于利”(《里仁》)之类的话,但并不反对求利,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卫灵公》)这不啻以物质利益引诱弟子好好学道。
孔子还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论孔子的“义利观”及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孔子的“义利观”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智慧，不能简单地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结为“重义轻利，义利对立”。
本文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孔子“义利观”中所蕴含的智慧，包括“认可私利是人之所欲”、“义以为上”、“重视民利”、“见利思义”、“义以生利”等等，这些智慧对于提升现代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将大有裨益。
标签：孔子义利义利观现代企业管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目标、宗旨和方向归根到底要由企业的价值观来决定，企业的价值观是现代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
IBM总裁托马斯·沃森曾说：“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重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和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于组织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为的前提。
”他强调说“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观念对它的经营成果的影响，要远比技术力量、经济资源、组织结果、创新和选择时机这类因素大得多。
” 而企业价值观的核心应该是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企业是赢利组织，赚钱赢利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如何赚钱，即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亦即如何处理社会功利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可以反映出企业经营者价值理念的不同。
不同的价值理念决定和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目的、经营准则和经营机制。
对于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我们古人有过丰富的概说，孔子的“义利观”中就蕴含高超的智慧，探究这些思想，对于提升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大有裨益。
一、孔子的“义利观”思想孔子的“义利观”中包含着丰富而高超的智慧，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结为“义利对立、重义轻利”。
仔细研究孔子对于“义”与“利”的看法，本文认为，孔子的“义利观”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认为私利是人之所欲。
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可能完全排斥物质利益。
孔子对此也是认可的。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孔孟义利观儒家的理想是辅佐明君经邦治国平天下。
因此儒家学说中经济思想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综合和总揽经济与政治的义利观必然又在经济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义利观在儒学几千年的历史中传承不息，是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或继承的宝贵思想遗产。
“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
孔子与孟子的“义利观”都是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回答人生的目的和理想问题。
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等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原则；所谓利，是指物质利益。
孔孟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崇义尚道、重义轻利、身任天下，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持道义原则。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提出了“惟义所在”的价值选择标准，凡事先问：“其所取之义乎，不义乎？”因此认为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道德价值上。
孔子、孟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礼崩乐坏的年代，然而他们都是义无反顾的周游列国弘扬道义，坚持“道济天下”，拯世济民。
孔孟思想中关于义利问题的论述很多，观点非常明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道义至上，“君子”是孔子论述的中心和重点，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
孟子同样认为君子一切行动只能以义为标准，而不能顾及其它，提出“惟义所在”。
二、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
三、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
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
242现代交际·2019年13期作者简介：刘志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伦理学专业201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伦理学原理。
孔子义利观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刘志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摘要：孔子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重义轻利”“唯义是从”，是在不违背“义”下，可以追求“利”；同时孔子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对义利作为衡量君子小人的标准，从而把义利提高到道德层次上。
孔子义利观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还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孔子 义 利 价值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3-0242-02义和利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何为义？何为利？义和利的关系？孔子对“义利”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①“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
”②“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③体现孔子“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统一”的思想。
一、义利的基础：仁在《论语》中孔子一共109次提到“仁”。
“仁”主要蕴含两个含义：一是指以亲亲为尊，后到博爱众人的爱人思想，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人只有做到孝悌之后，再谨而信，泛爱众。
二是指“仁”是对一切道德品质和理想人格的总和，在孔子思想中一直把“仁”作为君子修养的根本，只有做到“仁”，人可以成为君子，可以成为尧舜。
“孔子以‘仁’为核心，并提出‘礼、义、智、孝、忠、信、勇’等道德准则，从而建立一套伦理思想体系，提出‘为仁由己’的修养方法。
”⑤这体现“义”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准则，并且孔子自己也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⑥“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⑦把追求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蕴含一种取义舍利的思想，其次孔子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⑧。
见利思义——孔子的义利观□王恩来谈到孔子的义利观，人们极易想到的，是他“罕言利”的态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评论。
尽管孔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还有许多，但有了这两条记录，余者就大多被遮蔽起来，并成为后人传承或判断孔子义利观的主要根据。
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时，就立马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以降，历代儒者大多坚持这一立场，如荀子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的“计利则害义”，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等等。
这些主张和结论虽各有其具体内涵和指向，但这一路下来，在使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得到凸显的同时，也给人以贱视利欲的极端化印象。
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说：“义与利在儒家思想中是对立的，要利就要舍弃义，要义就要舍弃利，二者不可兼得。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就将孔子和儒家的义利观视为不合时宜的阻滞力量。
不过，若全面考察起来我们会发现，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义利观，并不似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腐和简单。
读《论语》可见，对包括富贵在内的利益追求，孔子不仅没有简单拒绝和否定，而且给予了人性的归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
”（《里仁》）孔子把趋利避害视视为人人具有的情感，在这里讲得十分明白。
他还这样言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就进一步证明，孔子所言之“人之所欲”，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是一种不含轻蔑态度的普遍性认识。
这一认识，也同样得到一些后儒和后世学人的认同。
战国中期的告子认定“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也同样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则直接承袭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荣辱》）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更曾极而言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这与马克思的“迄今为止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可谓同曲同工。
因为把利欲追求视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构建其政治伦理哲学体系时，就把富民和利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有一次，冉有陪孔子到卫国。
当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的中兴景象而发出由衷赞叹时，冉有向孔子请教：人口多了然后该怎么办？孔子以两个字回答：“富之”。
还有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方略，孔子答之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孔子家语·贤君》），另见《说苑·政理》）此外，孔子还把惠民视为“君子之道”，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为圣人的境界，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告诫统治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把这些认识和主张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对公利和民利，孔子是既不“罕言”也不轻视的。
孔门弟子说“子罕言利”，就只能界定在其个人私利的层面。
对个体的功名利禄，孔子也并不讳言。
以其“从先进”和“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为基础，孔子曾明确告诉他的学生：“学也，禄在其中矣。
”他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在我国古代，功名与利禄一直被相提并论，在人的欲求中，也居较高层次。
孔子认为，到死而名声不被人家称述，君子引以为恨。
这是对人的成就感和被尊重需要的高度认同。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例证。
位列孔门七十贤人之列的子贡，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商人。
子贡经商的主要手段，是根据对不同地区市场行情的预测，贱买贵卖，从中获利。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描述，可见其富有程度。
对子贡的经商才能，孔子也有过评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先进》）颜回是孔子的高徒，以学问道德著称，但却常常穷得没办法；子贡（端木赐）不安于学以致仕一途而经商，对行情的把握却十分准确。
有人将孔子的这段话理解为“贤颜回而讥子贡”，其实不然。
孔子虽然赞赏颜回穷不失志的精神，但并不希望他永远穷下去。
孔子师徒在陈、蔡之野被围困时，孔子就因为得到颜回的充分理解而以“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回应。
这虽然是一种假设，但也表明了一种愿望。
以是观之，其“回也其庶乎，屡空”，就很有点替颜回感到遗憾的意味。
而“赐不受命而货殖”，无论对其中的“命”做何理解，“不受命”都是自取自为的意思，“亿则屡中”则是对其经商才能的肯定。
旧时的一些商家，常在门楣上贴“陶公事业，端木生涯”的对联，将子贡与陶朱公范蠡尊为商人的鼻祖和楷模。
假如孔子不赞成或反对子贡经商，就决不会有此结果。
以上情况表明，孔子对世俗的财富和利益观念，是并不简单排斥或拒绝的。
孔子的异于常人之处，是对理性和道义的坚守。
他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翻译过来即是：发财与做官，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
这里所说的“道”，也就是“义”，即正当合理的手段。
循此，孔子反复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使人明确私欲的满足是有界限的，以维护财富和官位的正当性。
无论致富达贵还是摆脱贫贱，虽都是人的正常欲求，但均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这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看法。
例如他本人虽然也怀有致富的愿望，但同时表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
孔子所说的“乐在其中”，不是乐贫，而是乐道，是一种穷不失志的精神境界。
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也绝非赞赏他能安于贫困而不图改变，而是肯定他的穷不失志的精神，强调的是人格操守，是对道义的追求和维护。
这种追求，在孔子那里是一贯的：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学而》）对子贡提出的贫穷却不巴结谄媚、富有却不骄横凌弱，孔子首先给予了肯定。
但在孔子看来，仅此还不够，不如贫穷却乐于道，富有却以礼待人。
在孔那里，“礼”是以“仁”为本质的。
因此，“富而好礼”，就明确了富人的爱心和责任意识，是将财富与道德结合起来的主张。
做到“富而好礼”就可以摆脱“为富不仁”的常态而进入新的境界。
在我看来，“见利思义”是孔子对其义利观的最准确概括，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准则。
对个人而言，一个人除了生存和享乐的需要外，还有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有使生命获得升华和不朽的需要。
患得患失、见利忘义，虽可获得低级、暂时的满足，但失去的，却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
”如果完全依照个人利益而行事，会招致许多怨恨。
一个“万人恨”的人，其生存状态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浮云是浅淡而易逝的。
一个靠不正当手段谋得富贵的人，会充满不安全感，也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一个人如果私欲过旺，也难以挺起做人的脊梁。
孔子曾为难以见到刚直不阿的人而慨叹，有人认为一个名叫申枨的人可以堪称，孔子断然否认说：“枨也欲，焉得刚？”这是“无欲则刚”的辞源。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为了求官觅财不惜放弃人格操守，不仅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失去了做人的乐趣。
于是有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园归隐，有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醒悟。
对社会而言，只顾追求财富而罔顾其他价值的物质主义，只关心自己而无视公共精神的利己主义，破坏性是极为严重的。
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纵观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乱臣贼子，无一不是私欲太盛而不能节制的结果。
孔子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如果社会中人皆“拔一毛利天下而弗为”，或“庖有肥肉，野有饿莩”，社会焉能和谐？物质和利欲之于人，是不可或缺、不能回避的，而一旦陷入物质主义或被利欲熏心，即使不从道义的层面去看其破坏性，在人与人相处时，也足以令人讨厌。
据报道，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女性，特别是新一代女性的国际形象，《瞭望东方周刊》邀请了１０位２０岁～４０岁年龄段、东西方兼有的外籍男性，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在探讨中国女性最大的缺点时，“物质主义”是受访者一致的答案。
这里面当然不乏偏见。
但当一些人把崇尚物质主义视为与西方社会“接轨”的时，西方人却那么一致地把“物质主义”视为缺点，就足见我们对西方社会认识的浅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称羡西方富豪热心于慈善事业，批评中国的富豪宁可自己挥霍浪费也不愿意接济别人。
无论怎样解释，这都是现实存在的差距。
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爱心汇聚的热潮中，也使诸多富人经受了考验。
当孔子倡导的“富而好礼”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时，我们的社会也就真的进步了。
在义利关系面前，是见利思义、见义勇为还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确实可以检验出一个人境界的高下。
孔子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表达这种判断，虽话说得有些绝对和刺激，却不应该被误解。
孔子希望以“见利思义”使人明确私欲的界限、维护财富或官职的正当性，以“富而好礼”促进财富与道德的结合，让财富发挥济世的力量，最终的目的是义与利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在《易·乾·文言》中，就有孔子“利者，义之和也”的解说。
《左传·成公二年》引孔子所言之“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是更为明确的表述。
用德性和理性去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可缺少的手段。
１８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提出过如下看法：“正义是确实存在于两件事物之间的恰当的关系；无论谁来考虑这种关系——上帝也好，天使也好，以至于人也好——这种关系始终如一。
那倒是真的：人们并非永远看得见这种关系；往往甚至看见了还故意远而避之；而利益所在，人人眼明，却永远如此。
正义发出呼声，但是人之七情，纷纭复杂，正义的呼声很难听见。
”因为“正义的呼声很难听见”，就必须有人不停地呼喊——孔子和儒家主动担负了这一重任。
对此，我们应给予正确的体会和认知。
■［作者简介］王恩来（１９５６－），男，辽宁大石桥人，１９８２年１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政教系，２０００年９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现任中共营口市委副书记，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孔子学会名誉会长，代表作为《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