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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摘要】本文从背景介绍和研究意义入手，引出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通过介绍西方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探讨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和影响因素。
结合案例分析，分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现状。
最后对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行总结，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该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发展，对于了解叙事学的传播路径和对中国叙事研究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西方叙事学，中国传播，发展，影响因素，案例分析，未来展望1. 引言1.1 背景介绍西方叙事学是西方文化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自20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在西方，叙事学主要研究故事的结构、叙事形式、叙述者角色等内容，被认为是文学、影视、传播等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叙事学也开始走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在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西方文化和理论，西方叙事学也逐渐被引入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化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通过翻译、研究和讨论，开始逐渐理解和应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为中国叙事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路。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多元化，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
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叙事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也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对西方叙事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丰富叙事理论的研究内容，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1.2 研究意义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其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可以促进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通过借鉴和吸收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传统的叙事形式和文化内涵，可以为中国叙事艺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注入新的活力与创造力。
廖一梅“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叙事底色探析作者：骆志方来源：《出版广角》2016年第15期【摘要】廖一梅的“悲观主义三部曲”包含前两部文学作品《恋爱的犀牛》和《琥珀》，《柔软》是完结篇。
本文援引叙事学的理论，从文本分析入手，从叙事层面对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进行解读。
我们发现，不管是情节结构、话语模式还是叙事空间，她的文学创作都渗透着悲观主义的思想。
【关键词】廖一梅；悲观主义三部曲；叙事学【作者单位】骆志方，南阳理工学院。
廖一梅的作品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是当代中国戏剧文学的旗帜。
《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柔软》三部作品成就了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流窜于这些戏剧作品字里行间的是“狂热的爱情，灼人的情欲，自我与世界头破血流的斗殴，对虚假的厌恶和对世俗准则的不屑一顾”。
我们认为，这一切的原罪是廖一梅的悲观主义。
她善于用戏剧叙事，能借助戏剧独特的叙述结构和视角，探寻人性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欲望、决绝的爱情。
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情节还是话语，都饱蘸激情，人物角色设置简单，对白精彩，激烈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凝练的情节紧凑地展现出来。
为何她的文学作品被认为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呢？本文从叙事层面对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进行解读和研究。
一、情节建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倡诗人以悲剧审美效果为目的对素材进行编排，强调情节结构要完整统一，并且诗人能否对素材进行艺术加工是实现悲剧效果的关键。
正因如此，廖一梅说：“为什么是古希腊的悲剧而不是喜剧更能体现人类精神呢？因为能够令人类自己敬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
于是，那些折磨、痛苦和犹疑对她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
” 当然，我们不能把她的作品都视为悲剧，而她对素材的安排和叙述都强烈地渗透出悲观主义的情绪。
从情节建构看，她的悲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人生是没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尤其是女性的社会角色。
例如，《恋爱的犀牛》讲述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故事。
沉默女性的有声反抗——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我站在这儿熨烫》姬蕾【摘要】Based on Susan S. Lanser＇ s distinction of three modes of narrative voice in feminist narratology,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various modes of narrative voice adopted by American Jewish writer Tillie Olsen in her novel I Stand Here Ironing, whose wri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greatly by her feminist concerns and working-class background. Females, especially the oppressed and marginal]zed poor work- ing-class mothers axe consistent protagonists in Olsen＇s novels. It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illie Olsen has employed multiple narrative voices in this novel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voice of the marginalized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poor working-class women have achieved an authority of narrative voice in the novel.%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家苏珊·兰瑟（Susanl_maser）有关叙述声音模式划分的理论，这一较新的视角来解读美国著名犹太女性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Olsen）l~代表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IStandHereIroning），分析了奥尔森作品中出现的不同声音模式。
论铁凝《笨花》的女性叙事及和谐美的建构闫红刘雪春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呈现出成熟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也出现了现代性的焦虑和女性身份认同的困惑。
究其原因，女性写作仍处在现代性的困境之中：社会身份和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分裂，正是这双重身份在确证过程的错位与迷失才使得女性写作在新世纪伊始没有张扬起理性的风帆。
铁凝的长篇新作《笨花》，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体现出新世纪女性主体的理性呼唤。
在现代性的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边缘，揭示了三组女性不同的生存和命运遭际。
文本中的女性伦理叙事，蕴涵着强烈的此在关怀，体现了女性小说的最高现实；而理性伦理叙事，又使它具有了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渴望着社会性和人类性的认同。
在女性主体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双重认同、构建双性和谐的理想图景中，显示了女性文学在新世纪重返现代性的努力。
一、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和谐交融铁凝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罕见的把女性的社会意识和性别意识高度统一的作家。
这缘于她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又对人本主义的个性自由思想充满向往。
即使在创作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玫瑰门》时，她也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
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
——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
进而你也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
”铁凝不同于其他女作家，铁凝没有以简单的决裂或狂欢的方式，在传统的断裂处为女性自身寻找一点形而上的精神抚慰。
在2000年的《大浴女》中她就深悟到世间万物的大和谐的真谛，经历了人生风雨透辟彻底的“淋浴”和“涤荡”，铁凝更希冀女性理想健康人格的建构，完成了自我超越，走向了人类文明的指向。
此后铁凝以宽容的理性审视和明智的建设姿态，开始向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文学的回归而走向了深邃和永恒。
这其中的叙事策略就是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的完美融合。
在现实社会伦理的处境中，作家最好的创作，应该既是理性的又是伦理的，这样才能保证写作的本质意义和精神纬度。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远山淡影》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浅析吴双 哈尔滨师范大学作者简介：吴双（1994.2-），汉，女，黑龙江绥化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146-01《远山淡影》作为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全书以女性为主要人物，描写了一位日本女人悦子借“自己的朋友”佐知子隐喻自己，回忆自己的移民到美国之前的经历。
本文拟以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对《远山淡影》进行解读。
一、《远山淡影》的叙述视角视角是叙述者在叙述时所采用的观察故事世界的角度。
小说从女主人公“我”的视角展开，向读者讲述故事。
小说中，主人公悦子在暮年时期通过与二女儿的聊天中开始回忆自己在日本时期的朋友“佐知子”发生的故事，来反思自己逃离日本的对错。
本书以个人叙述声音所展开，但聚焦人物却是“佐知子”。
主人公悦子在叙述中将自身的经历投射到另一个人佐知子的身上，转而将再婚不久的日本传统女性时期的自己当做真正的自我，与佐知子对话。
在回忆中，以他人身份来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既是一种逃避，也是挣扎的表现。
在小说中，故事分成了两个部分，真实世界中的我和女儿景子的故事，以及回忆中的佐知子与其女儿万里子的故事。
老年的悦子，凭借自己的回忆去衡量自己当时所做的对与错。
对于当时传统的日本妇女悦子来说，佐知子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最初悦子将自我的独立性压抑在主妇的身份之下，得不到女性应得的待遇;战争之后的佐知子，拒绝了在日本的一切可能，而却选择相信一个酒鬼期待着同他去美国。
尽管女儿显示出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样子，但在佐知子的眼睛里却依然她觉得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
在这种观点背后，是由于战争给日本女性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导致女性宁愿牺牲亲人的幸福也迫切希望逃离当下的意愿，佐知子带着万里子离开了日本。
但是当我们随着悦子的讲述明白万里子就是景子的时候，也就知道了景子早在故事的开始就自杀了。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藻海无边》中女主人公权威的建构雷令菊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摘 要：简•里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藻海无边》是对经典作品《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改写。
通过以第一人称简述女主人公的悲惨境遇，简•里斯深刻地揭示了在欧洲中心论和父权制观念的影响下，女主人安托瓦尼特所受到的压迫。
本文从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出发，从叙述声音入手，探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如何获得话语权并建立自己的权威。
关键词：《藻海无边》；女性主义叙事学；第一人称；权威构建作者简介：雷令菊（1995.6-），女，汉族，陕西省安康市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7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116-02引言：简•里斯是英国著名的当代女作家，她的代表作《藻海无边》于1966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奖。
作为《简·爱》的姐妹篇，《藻海无边》主要是以幽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罗彻斯特前妻的口吻讲述自己作为白种克里奥尔女性在殖民地的尴尬境地及在父权制社会下遭受的压迫。
该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女主人公安托瓦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在当时十九世纪，西印度群岛奴隶制解体后，很多受英国殖民的混血人种既受黑人仇视，又被真正的白人疏远。
在这种夹缝生活中，童年时期的安托瓦内特孤独、无望。
第二部分大部分以罗彻斯特的口吻，并穿插了小部分以安托瓦内特的口吻，分别从各个角度描述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及罗彻斯特对安托瓦内特态度转变的过程，以及安托瓦内特是如何一步步走入精神失常的痛苦过程。
最后一部分仍从安托瓦内特的角度，讲述了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带到英国后，被视为疯子并幽禁在阁楼上，最终自己精神崩溃，放火烧掉庄园并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强调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性文本的性别建构进行叙事研究，并分析女性文本与其不同语境之间的关系。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女性的角色：《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角色涉及到了不同的阶层、年龄、性格、经历等方面，其中主要的女性角色包括了伊丽莎白·巴登、达西先生的妹妹凯瑟琳·达西、简·奥斯汀自己等。
这些女性角色都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了女性的思想、情感、行为，并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女性的思想：《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角色持有不同的思想观点，其中伊丽莎白·巴登被视为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角色，她持有的思想观点表现为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反抗，她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自由，不愿意接受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压制。
女性的经历：《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角色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其中伊丽莎白·巴登因为贫穷和社会地位的原因而面临着婚姻压力，她不得不在婚姻和自由之间做出取舍，这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的不平等。
女性的情感：《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角色表现出了丰富的情感，其中伊丽莎白·巴登的情感体现为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婚姻的反思，她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做出了抉择，体现了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矛盾心理。
总之，《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体现在女性角色、思想、经历、情感等方面，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对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反思和思考。
《使女的故事》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作者：张继英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10期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习惯于从故事情节层面中探讨女性话题，而忽略了对话语层面的研究，显得过于“印象化”。
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叙事学抛弃故事情节，忽略作品和作者历史背景，以及囿于文本解构的做法也开始被人诟病，似乎进入一个瓶颈期。
因此，上个世纪六十年以来，女性主义借用经典叙事学已进行的系统化研究成果，和叙事学家一起尝试彼此融合，彼此补充。
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
苏珊·兰瑟(susan LallSer]在其1986年发表的《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询问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对女性叙事作品的研究，是否能从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洞察力中获益；反之，叙事学是否也可能了解女性主义批评和体验女性文本后得到改进”。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改进。
这一点也得到了普林思(Prince)的认同，尽管普林思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更加“靠近(叙事)批评而非叙事学”，但叙事学的确需要把“性别”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沃霍尔(Warhol R.)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定义，概括总结为”对性别建构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的研究”。
近十年来，对叙事形式的性别意义的探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兰瑟教授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1986)和后来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1992)，以及沃霍尔的《介入的性别差异：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1989)和《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1999)等等。
研究的切入点包含作者、叙述者、女性人物的性别对叙事形式的影响、性别化叙事声音的权威以及叙事形式在读者心目中的性别建构等等。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在于：以被结构主义叙事学排除的女性作品为文本，采用微观方式，将性别纳入结构研究中去，以揭示叙事形式具有的意识形态特点。
而关于女性权威的建立，不仅在于女性声音在文本中如何占据统辖一切的权力，而更在于女性身份在文本叙述过程中是否赢得认同。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 Art 2021年2月20日Feb.20 2021第41卷 第2期Vo1.41 No.2doi:10.3969/j.issn.2096-7853.2021.02.019托妮·莫里森《家》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窦健茹（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摘 要：托妮·莫里森的中篇小说《家》，讲述了女主人公茜在战乱年代，历经创伤、种族歧视、远离家乡到回归家庭故土的故事。
借助苏珊·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述声音的相关理论，以“缺失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模糊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轮言式”集体型叙述声音为切入点对此作品进行解读，探讨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叙述声音之间的联系，可为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部作品提供参考。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家》；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853（2021）02-0043-02《家》（Home）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中篇小说之一，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小说讲述了兄妹二人历经战争洗礼、种族歧视、阶级压迫，重新寻找生命意义，最终悟出“家”的重要性的故事，展现了朝鲜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给美国黑人女性带来的创伤。
国内外学者从创伤理论、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原型批评等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出发的研究成果不多，有待继续挖掘。
苏珊·兰瑟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批评与经典叙事学的结合，其专著《虚构与权威》中提出叙述“声音”的视角包括以下三种模式：“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1］。
本文拟采用苏珊·兰瑟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述声音的相关理论，通过“缺失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模糊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轮言式”集体型叙述声音对《家》进行解读，以探讨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叙述声音之间的联系。
行进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作者：黄海霞来源：《山东青年》2015年第06期摘要：西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传入中国已有三十载，但不同于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长足发展，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很快，却有理论研究不深入，方法论缺失，未能结合中国实际等很多问题需要学者们解决。
本文一方面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构架，另一方面结合实例论述女性主义叙事学传入中国的现实情况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传播；中国化；困境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发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迅猛发展，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理论都有了一些弊病。
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女权运动下兴起，以瓦解男性霸权、突出女性主体性为目标，从而争夺女性权利，建构女性话语权威，包含更多的女性主观倾向，关注作品的叙事内容而忽略了叙事形式。
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不同叙事作品的语言、辞藻、结构等方面，力图寻找出叙事作品的普遍规律。
正是对叙事规律的盲从，让结构主义叙事学忽略了叙事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接受性等其他方面，使研究失去了实际意义脱离了文章本身。
正是这样的瓶颈，1981年美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 ·兰瑟出版《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在书中她明确写到：“我受了很深的形式主义的教育，可我看问题的眼光也有同样深的女性主义色彩。
两者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使我超越了传统的形式主义，同时保留了对形式的兴趣。
我采用了更为宽广的视角来观察形式，将形式理解为内容，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形式。
”[1]虽然在这里兰瑟没有明确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业术语，但是她解答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将两者相结合的，这是一个契机，是历史发展大趋势不可逃避的必然性促使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产生。
1986年兰瑟在美国《文体》上发表《构建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正式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即“通过分析女性写作的叙事实例来审视经典叙事学，解释文本的性别结构差异，阐释叙事结构与性别意识的内在关联，探究叙事形式所隐藏的性别含义和社会历史内涵”。
[2]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方面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叙事作品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以独特的女性叙事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叙事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探究叙事作品中女性独特叙事话语所使用的叙事规律和方式，以及在这些叙事规律和方式的背后，女性主体意识是如何彰显的。
1989年罗宾·沃霍尔出版的《性别化的介入》以及兰瑟在1992出版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说明。
沃霍尔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她的研究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坚持文本分析和归纳法，将叙事者和接受者重新推上文学研究的轴心位置，注重研究文本的性别传播效果和读者的影响效果。
“另一方面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从神话、民间故事到小说、影视剧作，包括了以语言和图像媒介为载体的所有叙事文本，更在借鉴的同时修正、拓展了叙事学理论”。
[3]除了在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其他国家也获得一定的发展。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2004年申丹教授分别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解析》和《国外文学》上发表了《“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译介》两篇论文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引进中国。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国内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不断探索上，申丹教授的几篇主要的论文：《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作为国内介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主要是对该学科理论的发展脉络做了详尽的说明，并解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之间的异同之处，突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两大特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译介》解释叙事结构和文体风格的关系，阐释女性主义叙事学里面两个重要的理论——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
在介绍兰瑟从叙事声音角度对作品的叙事模式地分类的同时也指出了兰瑟理论的缺陷：“集中关注性别政治、聚焦男女之间的权利之争、主体性争论不可避免的以偏概全等”；[4]《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在开头部分着重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两个目标“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迷失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学诗学性别话和语境化”，[5]同时指出当前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目标一而目标二薄弱的现状。
除了申丹教授以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做了介绍和研究，凌逾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本土化推进》在介绍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提出要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此理论；郑大群的《女性主义美国学派——女性主义叙事学》探索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美国兴起的原因，简单介绍了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并关注和介绍了伊·安·卡普兰等人的女性主义电视叙事理论。
还有一些硕博毕业论文：扬州大学周晓的硕士毕业论文《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在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详细介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者，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这两个重要的理论进行总结；山东大学孙桂芝的博士毕业论文《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对沃霍尔做专项研究，探究沃霍尔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各种贡献：包括叙事形式对读者阅读和性别气质的影响的研究、叙事干预与女性写作的性别气质、术语“女人气”的提出和界定等；等等文章，多有一些介绍和探索工作。
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在近些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对于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的突破口主要在于国内学者将该理论用于文本实践。
一方面是用已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来解析外国作品。
比如：王中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以小说的解读为例》就是以奥斯汀的小说《劝导》为例，通过具体作品来阐释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差异，解析生动、理论浅显易懂。
胥文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安吉拉·卡特小说解读——以和为例》以小说的文本研究为主，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辅，通过对两部作品内容和作者的叙事手法的分析，借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事声音、叙事视角理论来解析卡特是如何解构男性权威，重构女性地位，国内此种类型的论文着实很多，但少有深刻研究的。
另一方面是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解析本国作品，在深化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也借助本国作品来解析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
周晓《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中，在解释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的时候，就分别用张洁的《无字》的第三人称全知性视角来说明，“作者性叙述声音”、用陈染《私人生活》的女性体验的私小说形式来说明“个人型叙述声音”、用铁凝的《玫瑰门》的“轮言”叙述形式来说明“集体型叙述声音”。
三、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患上了失语症在理论的国际交流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有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理论研究的“失语”现象，中国要想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有特色的发展起来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发展面临许多的困境：第一是起步晚，中国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研究相比于西方晚了近二十年。
2004年申丹教授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才率先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引进中国，文中她坦言：“迄今为止，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依然为国内学界所忽略——至少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如此”；第二是问题多，首先是研究理论只建立在介绍理解的基础上，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掌握，“目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对叙事学方法的掌握是弱项，女性主义叙事学不是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的简单相加，需要建构更为扎实复杂的理论话语。
”[6]在叙事学方法的研究和推进方面，外国学者也在不断的努力，沃霍尔提倡的归纳法就在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
其次是理论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发展，现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是在北美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参考的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女性主义和理论研究等情况，并没有将亚非拉等国家的女性主义叙事现状列在研究之内，这样的非本土化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现状，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结合实际情况发展出与中国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相符合的理论。
刘慧英研究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创作理论，著书《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就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况“总结中国文学再现女性的三种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和社会解放；”[6]兰瑟在2010年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交叉路口性”理论，就是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来拓展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界限，“认为除性别以外，身份的多方面如种族、国籍、阶级、年龄、身体素质、宗教、语言以及性征都交叉或汇集，在这个分布着统治、排外、机遇、限制、优势、劣势和特权的世界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定位，身份的各个因素不能孤立的被理解”；[7]对于研究的现状则是多单篇文本，少理论著述。
国内现有著述屈指可数，有黄必康翻译的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和申丹与王丽亚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目前还没有出现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专门性著述。
而且国内创作的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章多数集中在用西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来解释作品，这些解析不容乐观，“文本细读批评不够深入、理论模式的建树还较为有限，对于目前攒在的女性主义美学标准偏见，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还没有予以全面抨击”。
[6]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加强译介和深入的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加强理论在国内的推广，使得国内学者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最新国际动向，作出积极的研究。
另一方面，方法论研究是国内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因而对原理学习理解的同时要注重方法论的学习。
最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国内在女性主义批评和叙事学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获得的成果来进一步发展，使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也能发出中国的声音。
西方叙事学等理论在传入中国后，杨义等老一辈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因素，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叙事学。
以此为借，可以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中国文化结合，探讨中国特色的女性话语权，从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男性霸权来解析，三从四德、女主内男主外等传统道德要求下的女性表达，以及在文化大浪潮中发展起来的新时代的女性表达，新旧社会的对比、新旧女性的对比、国内外女性话语权利对比，这些都是突破口，当然这需要渊博的文学文化知识、深广的洞察力、强劲的理论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