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年

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作者：龚晓跃来源：潇湘晨报来源日期：2010-10-30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

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

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面壁十年图破壁”。

这近在眼前的历史。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

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卷首语：所谓天下大势(长江三峡。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写道：“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就到了三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所谓天下大势文/龚晓跃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

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

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

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

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

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

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

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

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

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

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

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

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

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脸作者：曾鸣来源：潇湘晨报来源日期：2010-10-30“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

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

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

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皇帝的独裁路径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

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

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

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

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

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

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

那你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

就是说你有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

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归”。

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

这就叫三省六部制。

但如前面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

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

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

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

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

而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

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

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

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

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

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

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

于是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

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形成了。

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

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

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

”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

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帝。

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

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

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

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

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

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了公平。

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

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