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规民约的法治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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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理村规民约农村社会治理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了构建和谐、文明、法治的农村社会,我们村制定了以下村规民约:一、遵守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
每位村民应当尊重国家法律法规,积极配合政府依法进行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不得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不得扰乱社会秩序。
二、关注教育和培养下一代。
村民要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倡导家长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共同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禁止逃学、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
三、维护农村环境卫生。
村民应当保持自家周围的卫生清洁,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涂乱画。
定期组织环境整治和卫生清扫活动,共同打造美丽富饶的乡村风貌。
四、弘扬社会公德。
村民应当互相尊重、关心帮助他人,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和公益事业。
倡导勤俭节约,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建设和谐社区。
五、宣传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村民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家国情怀,崇尚劳动精神和诚信意识。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六、加强社会治安防范。
村民要加强自身安全意识,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巡逻制度,积极参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共同维护村庄的安全稳定。
七、加强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
鼓励村民参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让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倾听和尊重。
八、保护和善待农村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倡导尊重女性权益,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
以上是我们村农村社会治理的村规民约,我们期待通过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美好、和谐、稳定的乡村社区。
村规民约城乡治理情况汇报
近年来,我国城乡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面就我所在地区的村规民约城乡治理情况进行汇报。
首先,我们在村规民约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注重村规民约的制
定和完善,不断丰富和完善村规民约内容,使之更加贴近实际、符合群众利益。
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村规民约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和遵守度,有效地推动了村庄的规范化建设。
其次,我们在城乡治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们加强了对村民自治组织的
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提高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还加强了城乡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促进了城乡社区的和谐发展。
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农村环境的整治和保护工作,改善了农村环境质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品质。
再次,我们在城乡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注重了城乡治
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加强了城乡治理的协调性和一体化管理。
我们还加强了城乡治理的法制化建设,提高了城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城乡治理的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城乡治理的科技化水平。
最后,我们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比如,村规民约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城
乡治理体系的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城乡治理的一体化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
总的来说,我所在地区的村规民约城乡治理情况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
些不足和问题。
我们将继续加强村规民约的建设和完善,加强城乡治理的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城乡治理的水平,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09·1.导言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来看 “我们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善于发挥乡镇规章制度的积极作用,紧密结合法治和道德建设”。
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第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发挥村民治理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018年1月2日发布的第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治理自治条例和村规的独特功能,促进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
综合国家的文件可以看出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同时随着当代的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村民的主动性积极性的不断增强,村规民约的作为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途径需要不断完善。
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国家还为村民法规提供法律保护提供了更高的法律要求。
2.文献综述关于国外村规民约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明清民事审判与民事契约”中,日本学者滋贺秀树曾经说过家庭规则在民事关系中的作用。
滋贺秀三在《清代中国的法和审判》中,提出了用道德、人情及常识的标准来调节社会纠纷;牛铭实(2003)对乡规民约和自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同时梳理了乡规民约制度的历史。
国内的村规民约的研究始于宋代“吕氏乡镇公约”。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村规民约的学术研究达到了顶峰。
张景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规”是对农村规章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对乡镇规制的特点,功能和地位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通过分析发现,近年来的文献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从法律层面上研究乡规民约。
“村庄的规章制度不是法律。
它是农村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形式之一,但它可以弥补法律的一些不足,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取得比国家法律更好的效果”第二类是从价值功能的角度研究乡规民约。
“通过村民的广泛参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得到了合理化,村级事务的透明度得到了提高。
群众监督的力度加大,从而减少了源头加剧矛盾的可能性。
”第三类是分析村规民约当前的困境、问题及其对策。
姚保松(2019)等指出,村规民约在推进农村民主自治、稳定农村秩序、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方面起到重大作用。
村规民约现代化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分析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村规民约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村规民约是一种传统的村庄自治形式,源自于我国古代的村规社约,是村民自愿制定的一种地方性规范和习惯。
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进步,村规民约也在不断地现代化与完善,成为了村庄治理的一项重要工具。
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村规民约现代化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
一、村规民约现代化的意义传统的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村庄的秩序和稳定,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规定不够科学合理、难以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的要求,必须对村规民约进行现代化改革,使其更具操作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现代化的村规民约可以更好地满足村庄治理的需要,促进村庄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现代化村规民约对村庄治理的促进作用1. 规范村庄秩序现代化的村规民约能够更科学地规范村庄的秩序,包括村民的行为规范、村庄管理规范等。
通过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效地避免一些不良现象的发生,维护村庄的社会稳定。
2. 促进村庄经济发展现代化的村规民约可以更好地规范村内的经济活动,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更科学的规定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3. 激发村民自治的热情现代化的村规民约更加符合村民的利益诉求,更有利于激发村民自治的积极性。
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应更具民主性和透明度,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促进村民自治的深入开展。
4. 强化村庄法制观念现代化的村规民约应更好地与法律法规相衔接,使村民更加自觉地依法行事,强化村庄法制观念,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
与此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推动依法治村,促进村庄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为了更好地实施现代化的村规民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科学规划村规民约的现代化改革需要从科学规划和立法入手,制定有针对性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村规民约与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朱晓玲【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国家治理制度,村规民约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规范村民行为,解决农村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在某些农村甚至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基础.但是,村规民约是一种自发形成的,以道德和习惯为主要内容的秩序规则,因此与国家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依法治国和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对传统的村规民约提出了重大挑战.在法治大背景下,传统村规民约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继续存在并且大放异彩,这是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事业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期刊名称】《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6)001【总页数】5页(P91-95)【关键词】村规民约;法治化;体系重构【作者】朱晓玲【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长宁20004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3①见张明新:《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决定》也指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规章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依据,一直以来都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
但是,传统的村规民约大多是由习惯组成的,以现代法治视角来看,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
因此,要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发挥村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就需要对传统的村规民约进行改善,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其更加契合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更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和国家法律的要求,使依法治国真正自下而上开展起来,以鼓励村民参与自治的热情,提高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引言在我国广袤的乡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是村民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政策,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共同商议制定的,并要求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其内容主要涉及到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治安管理、村风民俗、邻里关系等各个方面。
村规民约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治理乡村社会,规范村民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村规民约并不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相反村规民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古至今,村规民约作为历代维护其统治的工具,经历了从萌芽到辉煌鼎盛期。
村规民约作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文明制度发展的重要成果,直到现在仍然对促进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村规民约的起源谈到村规民约的起源,我们就需要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历史,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去寻觅村规民约的身影。
早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同姓聚居地逐渐的发展为异姓杂居的各个不同村落。
此时,家天下的家族法规已经不能满足统治和生活的需要。
而我们所探讨的村规民约就是在此时逐渐萌芽发迹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异姓杂居混居的产生和范围的扩大,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简易的家族规范已经无法合理的协调各个异姓家族之间的纷争,在客观上则需要一种超越同姓规范的普遍的社会规范来协调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
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里面有足够的信息使得人们相信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村规民约是出自范仲淹之手。
因为根据《宋史•范仲淹传》中的历史记载,当时范仲淹当时曾经为羌人立过条约。
该条约的内容涉及到了刑事、民事、军事等多个方面,而且该条约既非国家立法,又非经过民意商讨而出的民间法。
但是该条约却受到羌人的普遍重视和尊重。
因此现在学界多半认为,《宋史•范仲淹传》中记载的由范仲淹所立的条约从一定程度上说宣告了成文的村规民约的出现。
推动村规民约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在中国农村,村规民约是指村民自发制定的一套乡规民约,是中国农村民主自治的一种具体体现。
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利于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在实践中,村规民约的发展与执行并不尽如人意,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
如何推动村规民约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村规民约工作的现状调查1.现有村规民约的形式和内容调查发现,不同地区的村规民约形式和内容各异。
有些村规民约是由村民自治组织或村民代表大会制定,并纳入村规,成为村级法规;有些则是村民通过自发讨论和商定形成民约,制度化程度不够,缺乏规范性。
并且内容上也存在着不少的雷同与陈旧,缺乏更新性和适应性。
2.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目前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普遍不容乐观。
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缺少法理支撑,执行力度不够;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村规民约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民约的执行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不作为和懒政现象。
3.村规民约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机制针对村规民约的管理方式和机制,目前的情况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是由村委会或村干部单方面决定,村民的参与度较低;另一些村则由村民代表大会有关部门参与决定,但由于决策决议不够阳光透明,公众知情权不足。
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村规民约的实施效果不佳。
1.强化法治意识,提高制度化水平要推动村规民约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从法治意识和制度化水平上下功夫。
一方面,应当加强对村规民约制定的法律法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在村规的法理地位和审批程序上给予明确规定。
村规民约的制定应当由村干部和村民共同参与,确保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并且要注重村规民约的时效性和灵活性,及时更新和调整内容,保持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2.加强村规民约的宣传和教育当前村规民约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以案说法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村规民约是指村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村民大会上通过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它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国家法则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法律依据。
在农村社会中,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可能存在冲突,也可能实现融合。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可能存在冲突。
由于村规民约是由村民自行制定的,可能存在与国家法不相符合的规定。
在一些地方,村规民约中可能存在着不符合国家法律的习俗和传统,如包办婚姻、旧时禁忌等。
这些规定与国家法相冲突,可能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甚至会导致法律纠纷。
由于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是村民大会,可能存在着利益集团的干扰和操纵,导致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发生冲突。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也可能实现融合。
在实际情况中,许多村规民约是基于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法相一致。
在土地管理、村务选举等方面,村规民约往往会遵从国家法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庄的管理和治理。
村规民约还可以在一些特定领域进一步细化国家法的内容,为当地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提供更加具体的规范,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有机融合。
解决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需要加强对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宣传和教育,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让他们了解国家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需要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的制度机制,确保其与国家法的一致性和合法性。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体系,使其更加符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为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要加强对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研究与评估,不断总结经验,加强交流,进一步推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融合。
可以通过开展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和农村基层干部、法律从业人员等共同探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以期形成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解决方案。
论村规民约的法治化治理作者:王振标来源:《行政与法》2016年第02期摘要: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产物,其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在现实中,大量的村规民约则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各类冲突,要消解这些冲突,必须从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备案审查、矫正程序等层面入手,实现村规民约的法治化。
关键词:国家法;村规民约;社会契约;法治化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2-0045-06收稿日期:2015-11-12作者简介:王振标(1980—),男,湖北省监利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行政法。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行为规范,具有强烈的“内生性”和“本土性”,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产物,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准法”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的大量村规民约则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各类冲突,如何消解村规民约这种“准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实现村规民约法治化,将是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重要课题。
一、村规民约的性质⒈村规民约是一种内生性的民间法。
村规民约是指村民依当地的道德传统、民风习俗,结合国家法律、政策自行订立,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村规民约为北宋时期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发起制定的“吕氏乡约”(或谓“蓝田乡约”)。
[1]改革开放后,随着村委会制度、村民自治的推广和普及,村规民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与国家法相比,村规民约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和本土性特征。
就内生性而言,与国家法不同,村规民约由村民依村内民主程序自发形成,而非经国家法定机关依立法程序制定。
就本土性而言,它更多地体现了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和道德传统,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本土性特征更加明显。
村规民约这种内生性和本土性特征决定了其运行过程中具有强大的道德基础和群众基础,但同时也埋下了与国家法之间相冲突的隐患。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村规民约是中国习惯法的重要组成,但笔者更倾向于村规民约为民间法多于习惯法的观点。
从形式上来讲,现行的村规民约多为成文形式,而习惯法既可为成文亦可为不成文;从内容上看,现行的村规民约虽然保留了大量乡土风俗的内容,但同时也有大量国家法内容在其中被引申、细化和应用,它已不再是“皇权不下乡”时代纯粹的地方习俗和道德准则的制度化,而是地方习俗与国家法共同孕育的结果。
而且从权力渊源来讲,它直接来源于《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明文授权,只能在国家法的框架下运行,作为国家法的补充。
⒉村规民约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契约,其约束力来自于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让渡。
作为一种自发性的民间法,村规民约的权威基础并不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公权力的层层授予,相反则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权利让渡。
一方面,与封建时期的村规民约相比,无论是制定程序还是具体内容,当代村民自治大背景下的村规民约具有更多的民主性、合法性等特点(至少从应然的角度而言如此),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长老权力”的简单演化,而是一种村集体中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表达,具有更强的“同意权力”属性,更多地表现出社会契约特征。
另一方面,与国家法相比,当下的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直接民主的结果,它虽然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为其法律基础,但同时它是村集体社会成员共同协商的直接结果,因而更多地表现出社会成员因自发同意而主动让渡其部分权利、自愿接受约束的社会契约特性,因而其效力基础不仅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授予,同时亦来源于社会契约的道德基础,而这种道德基础是其得以顺利执行的重要前提。
但应明确,这种社会契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契约:一是因为它所规范的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主,它所涉及的诸多利益均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村集体的环境卫生、公共排水系统、公共灌溉系统、社会治安、公序良俗等。
二是因为从程序来看,它不是所有契约主体同意的结果,而是基于某种民主程序大多数契约主体同意的结果,它是契约主体政治权利交织和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私人权益的交换,因为多主体民事契约的成立一般以各主体均同意为基础。
⒊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有益补充。
一是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有效填补了国家制定法的空白,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社会规范和制度。
国家法往往只能是宏观层面的调控和规定,加之我国地大物博,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各地风俗习惯和社会关系均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国家法在规范和调整各类社会关系时总会留下大量的真空地带,而村规民约则起到了填补作用。
相较于国家法,它更贴近当地乡土风俗和道德传统,更加贴近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
加之它在程序上的直接民主性又决定了其更易为村民所接受,它可以将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消解于基层,有效降低了村民定争解纷成本,同时也弥补了国家司法资源的不足。
二是国家公权力在农村基层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村规民约的有效配合。
大量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扎根于村规民约之中,有利于得到农民的支持和理解,使其得到更加有效的执行。
从这个层面来讲,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相得益彰是国家公权力向基层自治有效过渡的纽带。
三是村规民约真正体现了村集体作为一个自治组织的存在。
以直接民主为特征之村规民约的有效运行,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民主自觉性和法治意识,有利于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它既是村民自治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成熟的推进器。
二、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尽管理论上村规民约应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但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的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由此而导致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情形亦常见诸媒体,因而消解两者之间的冲突,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就成为村民自治法治化的重要内容。
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冲突的具体表现。
一是擅自扩大村委会的权力。
有的村委会以村民会议召开存在的客观困难为由,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给村委会过多授权,擅自侵占本属于村民会议才能行使的权力。
二是侵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在缺乏有效的程序约束和合法性审查的背景下,简单的多数决制民主极易伤害作为少数群体者的利益。
现实中,常见某些村规民约有明显歧视妇女、外来户等弱势群体的条文。
如有的明确规定“有儿户不许外来女婿落户”,“本村寡妇外嫁他村的不能继承丈夫财产”,甚至有的规定外出未婚打工女要想领到土地补偿金,须先到医院做“贞洁鉴定”。
[2]三是滥设、滥用处罚权。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规定,除法律、法规、省级政府和省会城市所在政府所制定的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但现实中,村规民约滥设、滥用处罚权的现象仍颇为普遍。
诚然,村规民约所定之罚款从性质而言,究竟属于行政罚款抑或作为村民契约之违约金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3]笔者认为,这一主张将村规民约这一社会契约与民事契约简单等同并不合适。
倘依此逻辑,国家法律亦可视为全国有表决权之公民拟订之契约,而各类法律所规定之行政处罚与罚金亦可视之为这一类契约之违约金。
况且在法定责任之外另行设定罚款无疑有违背现行法律之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就有明文规定:村规民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四是将有悖于现代法治理念的风俗传统制度化。
如前所述,村规民约是乡土风俗的朴素表达,是一村传统道德的集体体现,因而村规民约包含大量传统风俗和道德因素自然无可厚非,然而现实中部分村规民约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有悖于现代法治理念的传统风俗习惯。
如有的村规民约明文将继承权限定于男性继承人,有的则依传统将子女赡养父母主要义务归于长子或幼子,有的还赋予村内长者有裁断村内纠纷之权,更有规定凡盗窃被抓者游街一日再移交派出所等,甚至有部分地方依然有父债子偿之类的明文规定。
⒉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
一是现实中村规民约制定主体的法律素养欠缺。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尤其是偏远乡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即使是作为村内精英的村委会干部的法律素养也不高。
因此,村规民约的制定更多地是风土乡俗、传统道德观念的朴素表达,部分内容与国家法之间产生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二是传统乡土观念、道德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的冲突。
现代法治崇尚人人平等、权利义务对等、契约自由、个体独立等理念,而传统的乡土社会更崇尚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礼法秩序和道德规范,在这种礼法秩序和道德规范下,男权主义、刑罚报复主义、宗族主义、威权主义等有悖于现代法治理念的传统思想依然大有市场,这种传统观念扎根于传统的农耕模式和代代相传的道德教化,在传统的农耕模式彻底变更及村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改观前,仍将长期存在。
三是村规民约制定程序不规范。
由于村民自治民主化程度尚待改进,现实中大量的村规民约制定没有规范化、民主化程序,村规民约事实上成了村委会之约,成为乡村精英管理村民的手段,甚至出现“由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几个人私下商量,搞暗箱操作”[4]的情况。
三、村规民约的法治化治理途径⒈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程序。
既然村规民约属于一种社会契约,其效力基础来源于社会成员权利的让渡,其权威属于一种“同意权力”,那么其制定程序的民主性便是这一“同意权力”的法理基础。
然而,这一民主性不应仅体现在表决时的多数决原则,还应体现在立项、起草、讨论、修订、废除等各环节。
因而,笔者认为,当下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程序应当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完善村规民约立项机制以及草案起草、讨论机制。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规定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制定,并且也有关于村民会议召开的有关程序,然而对于村规民约的立项、草案的起草等均无明确规定,而现实中上述权力多为村委会所垄断。
笔者认为,除了村委会有村规民约的立项、起草权以外,既然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有召集村民会议的权力,就可以赋予其村规民约的立项权和草案起草权。
因为草案的讨论也是草案合法性、民主性建设的重要一环,因此,草案的讨论可以由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一方面,村民代表会议相比村委会具有更强的民主代表性;另一方面,其效率和召集成本均优于村民会议,尤其是在一些空心村现象较为严重的村集体。
当然,草案讨论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可行方案(尤其是对未设村民代表会议的村落而言)——由村内各村民小组先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第二,严格贯彻落实村民会议作为村规民约唯一法定制定主体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为村民会议,而实践中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有的村规民约是由乡镇统一制定的而不是村民共同商定的;有的村不召开村民会议而直接宣读村规民约。
”[5]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来源于其社会成员的权利让渡与认同,只有村民会议这一直接民主形式能最大程度使各社会成员均成为村规民约这一社会契约的制定主体,从而加强其权威性,减少其实施过程中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