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

当代美国汉学家《史记》研究主要成果简论作者：吴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2期摘要：《史记》在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简要介绍了当代美国汉学界三位著名《史记》研究学者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的论著，总结其代表性观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梳理《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学界了解《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概况，对推动《史记》在国外传播，增进中美《史记》研究与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史记》美国汉学卜德侯格睿杜润德《史记》是北美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史记》在美国汉学研究中已初具规模，其间涌现出一批汉学家，他们凭着执着的热忱研究和翻译这部中国经典。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出版了大量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

本文简要介绍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三位美国汉学家的《史记》研究成果。

卜德（Derk Bodde）是美国20世纪早期卓越的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研究教授和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30年，卜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以研究员身份从事中国学研究六年，1938年获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学研究博士学位。

卜德是美国福特学术研究项目实施以来第一个受此项目资助到中国北京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学者。

作为20世纪初期美国杰出的《史记》研究专家之一，卜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过一部重要的《史记》研究论著《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1938）。

在这部专著中，卜德详细论述了秦朝宰相李斯的一生和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系统论述了秦朝得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

1940年，卜德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三篇史记秦朝列传》（Statesman，Patriot，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Three Shih 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1940）。

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前言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既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进行回顾和展望，以期能够对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回顾研究方法的变迁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

当时，由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中。

然而，当时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缺乏深入的社会分析和理论分析。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研究方法逐渐从传统的文献学转向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研究方法的变迁中，文献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同时，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派。

研究视角的转换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也经历了从政治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换。

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变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家和政治事件。

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逐渐流行，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开始向社会史转变。

研究者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和民间社会的变化。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文化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文化史的视角下，研究者更加关注各类文化现象，例如文学、艺术、宗教和传媒等等。

这些文化现象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方式，对于学者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成果的丰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富多彩。

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和路线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这是毛泽东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对于揭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合集目录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二、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五、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六、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这个领域，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中国社会的演变规律和特点。

本文将从理论思考的角度，探讨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及意义。

社会史研究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它通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相互补充，共同揭示中国近代社会的全貌。

历史学的社会学化是指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研究，从而实现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和解释。

在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学对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演变机制。

社会学化的历史学研究更注重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考察，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

在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采用社会调查、文献资料收集和统计分析等方法，以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

例如，通过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者能够了解农村社会的结构、功能和变迁过程；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者能够深入探讨社会制度、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变化；通过统计分析，研究者能够对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历史现象的规律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某些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还不够充分，某些研究方法的使用还不够成熟等。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一、概述随着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的召开，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十年间，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中逐渐崭露头角，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和理论体系。

学者们围绕着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展现出诸说并存、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精神。

这十年，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十年，也是具体课题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十年。

众多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史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

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史的内涵，也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整体发展。

回顾这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它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认识当今社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的历程，总结其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探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1. 社会史研究的定义与重要性社会史研究，顾名思义，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

它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

社会史研究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理解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探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社会史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通过研究社会史，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社会史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人类历史。

历史并不仅仅是政治史或战争史，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史。

社会史研究能够揭示历史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念和情感体验，使我们对历史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史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历史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为现实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在中国历史学科中，社会史研究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第九大发展趋势逐渐显现。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趋势进行探讨，以期为我们深化对社会史研究的认识提供参考。

一、引言1.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背景中国社会史研究源远流长，自20世纪初以来，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在历史学科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史研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

2.第九大发展趋势的提出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本文旨在概括和分析这些趋势，以期为我们把握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二、第九大发展趋势概述1.研究范围的拓展随着历史观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围逐渐拓展，不仅关注宏观的社会制度、结构，还关注微观的日常生活、心态等方面。

2.跨学科交叉研究在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以期在更广泛的视野中探讨社会历史问题。

3.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在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既强调本土化，挖掘中国历史的特色和规律，又关注国际化，与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接轨，提升中国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三、趋势的具体表现1.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多元化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社会史研究对象日益丰富，包括传统社会结构、地域文化、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女性问题、民生问题等。

2.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如文献分析、考古发掘、量化分析等，以期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社会史与各领域之间的融合在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致力于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领域的交叉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合作成果。

四、发展趋势的影响1.提升中国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关注和参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作者：闫思彤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第11期【摘要】中国近代史的理论问题研究，一直是我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最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学术界的学者对我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探索的整个过程，有利于我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同时，对高等院校的历史学科教学也起着推动作用。

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本文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概述、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近几年，我国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思想也逐渐活跃起来，课题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学术气氛浓郁。

其中有些学术观点值得我们去探讨，这些观点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历史。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历史分支之一，是融合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所孕育出来的产物。

这一历史理论的形成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时间，最后，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节点。

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间跨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时间区间节点。

这一结论认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基本理论之上，结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历史情况而最终确定的。

是以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势和社会性质为基础，加以验证而的出来的结论。

其特点完全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以此构建起了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

在现今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理论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现代理论的应用对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对近代若干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推出了一些新的学术成果，并且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进行了深入。

1840年至186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资本主义国家席卷了全世界，在世界各地不断地摧毁由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家，使得整个原本分散的世界不断地进行聚合，整个世界的历史重新被人们所审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总结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新的历史理论。

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

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

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

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

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

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

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

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

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

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

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

），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

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

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

导言一、学术史回顾契丹王朝上、下阶层皆笃信佛教，佛教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辽代佛教是一个不太被注意的领域。

20世纪初，日本东洋史学界对中国满蒙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对辽代佛教的探讨才真正开始。

20世纪前半期有分量的研究几乎都是日本学者做出的。

20世纪后半期则以中国学者的成果居多。

总体而言，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辽代佛学的研究（1）辽代佛学宗派、名僧及其著作辽代佛教义学宗派繁荣、佛学研究发达。

1913年，日本学者胁谷撝谦发表《辽金佛教的中心》①，最早提出辽代佛教教学的中心是华严学。

1933年，日本学者野上俊静根据后人所补《辽史·艺文志》和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编撰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所著录的辽代佛学著作中华严宗章疏居多，得出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教学中心的结论。

②野上氏全面搜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其观点自然很有影响。

此说一提出，长期成为定论。

直到1983年，另一位日本学者竺沙雅章修正了此观点。

他根据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发现的《契丹藏》里有很多唯识学著作，房山石经题记中有很多唯识学僧的记录，石刻材料中有很多以燕京为中心的寺庙开“唯识论”讲习的记载，进而提出唯识宗（即法相宗、慈恩宗）居于与华严宗相匹敌的地位，两个宗派都是辽代佛教的中心。

③①《六条学报》第135号，1913年。

②（日）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摩由罗》第2号，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年。

③（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一部《宋元佛教的北流及其影响》之第一章《宋元时代的慈竺沙雅章根据应县木塔、房山石经发现的华严宗典籍，分述圣宗朝、兴宗朝、道宗朝华严学说在佛典刊行、教学方面的繁盛。

①他还详细考述了新出的辽代华严学典籍及其向高丽、宋流传的情况。

辽代名僧辈出，佛学著作颇丰，其佛学著译学术化特征鲜明。

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几点思考杨春君【摘要】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历史文选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对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不应给历史文选课程附加太多的任务。

应该在历史文选教材中增加一定数量的文学选文和社会史选文，以符合历史学的实际情况。

%Textbook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of China historical literary i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of classical Chinese reading ability,so we don′t add many tasks to China historical literary, We sh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literary and social history texts in China historical literary Works,in order to mee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story.【期刊名称】《凯里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4页(P134-137)【关键词】历史文选;教材;教学目的;文学;社会史【作者】杨春君【作者单位】铜仁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国历史文选”课程自1920年代由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创立以来，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目前，“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已经成为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

迄今为止，出版的各类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约有60余种。

[1]教材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遍览各种历史文选教材，在教学目的和文章选择上有一些不符合当今历史学发展现状的情形。

对此，就笔者的教学经验提出相关见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作者：常建华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01期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

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

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

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

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

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

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

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

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

[1]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

”[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

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

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

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

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

2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西方唐史研究概观西方唐史研究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将对西方唐史研究的概观进行梳理，以展示这一领域的丰富成果和学术价值。

一、西方唐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西方唐史研究始于19世纪末，随着欧洲汉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通过翻译、解读中国古代文献，对唐代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西方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1.唐代政治史研究西方学者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丰富，涉及政治制度、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方面。

如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美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对唐代政治变革的研究等。

2.唐代经济史研究西方学者关注唐代经济发展，尤其是唐代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商业贸易等方面。

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Ebrey）对唐代家庭经济的研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唐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3.唐代文化史研究唐代文化史研究是西方唐史研究的重点，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

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唐代诗歌的研究，法国学者布尔努瓦（Jacques Gernet）对唐代佛教的研究等。

4.唐代社会史研究西方学者对唐代社会史的研究，关注社会结构、阶层变动、社会生活等方面。

如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对唐代士人阶层的研究，法国学者谢和耐（Jean-Pierre Diény）对唐代城市生活的研究等。

三、西方唐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影响1.提高了国际汉学的研究水平西方唐史研究的发展，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推动了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2.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西方唐史研究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加深了双方对唐代历史的认识。

3.丰富了唐代历史研究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唐代历史进行研究，丰富了唐代历史的研究内容，为我们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提供了更多线索。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张广智【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1978-1998)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从重评、译介、开拓与深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而指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历史时期。

其间在西方史学的引进中，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事实还表明，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我们必须继续引进西方史学，对此，也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西方/史学史近二十年来，即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研究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前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亦然。

回顾二十年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8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

事实上，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引进与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的过程之中；2.1983至1990年是引进西方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大规模的译介与移植西方各种新史学是本阶段的显著特征；3.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九十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辩、凝重缜密的整个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

宏观地看，从1978年迄今的这二十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近百年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史事业，我们需要对这一“中阶段”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点“检讨”。

拙文分列几点，试作归纳，但恐难以周全，不当之处势所难免，诚望读者赐正。

一、重评：正确认识与对待西方史学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也揭开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的篇章。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学术领域。

本文将深入探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中国史研究现实处境的影响。

我们将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从传统汉学到现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转变过程，以及这种转变背后的学术和社会因素。

我们还将关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如何塑造和改变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理解。

本文还将分析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现实处境，包括研究资源、学术环境、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将评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中国学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现状的视角，同时也为中美文化交流和理解贡献一份力量。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经历了显著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传统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往往以西方中心论为基调，侧重于从西方的视角解读中国，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而忽视了中国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单向度的研究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新的范式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学者们开始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研究方法的创新。

除了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定量研究、田野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学研究中，大大丰富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研究主题的拓展。

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文化、环境、性别等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种范式转变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它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

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挑战和困惑。

【正文】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研究曾经历了从冷落到恢复兴起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这曲折的经历中，也可看到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摆脱“左”的禁锢，拓展研究层面、更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进步。

一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学术分量的著述，像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

另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版）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社会史的内容。

此外，在30年代还先后出版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辑的《社会史料丛编》4册（北平研究院1935 年版）和瞿宣颖所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3 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对社会史研究起着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广大史学工作者盼望能在新的研究领域里有所树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诸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对于考察社会心态、人们生活方式等这些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课题，则相对显得冷落了。

如果说，人们开初冷落社会史，是被讨论的热点所吸引，努力使史学研究靠近现实，那么政治上“左”的思潮的蔓延，使得人们害怕乃至不得不加以疏远了。

尽管如此，在50到60年代初，仍有一些学者在有关婚姻、家庭、家族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像1950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马起：《婚姻和家庭在历史上的演变》（《东北人大学报》1956年第6期），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 期），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3辑，1963年），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1963 年），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等。

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齐步前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

应该说，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同样，对不同时期社会史自身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史学界总结与反思的自觉性①，同时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愚自1982年师从乔志强先生学习中国近代社会史，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算来也有20年的时光。

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

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撰写这样一篇反思性的文章，权且作为一种“自我反观”。

不妥之处，尚请指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就笔者所见，难免挂一漏万，兹列举如下：论文有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朱志敏、孔祥宇《199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蔡少卿、李良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当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笔谈)》，《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常建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1、3期；苏全有、李风华《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赵世瑜　邓庆平社会史研究也许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有关理念萌芽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世纪末又成为中国历史学术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社会史研究也是最难加以评价的一个领域,因为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多有歧见,因此把哪些研究成果归入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并对之进行概括总结,就变得极为棘手。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复兴开始,就一直有部分学者注意对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史研究进行总结,各种综述性的文章甚至专著都屡见于世①。

但作者一般是按照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解,将历年的研究成果分专题进行述评的,这样的做法较难涵盖根据对社会史的不同理解所做的各种研究尝试,同时也易流于罗列,而没有将其设定为一种学术思想史。

本文则试图以研究者的自身认同或从其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作为梳理百年社会史发展的分类基础②。

为什么我们采用所谓“问题意识”作为本文的分类基础呢?这既是因为人们对社会史的认识不同,也是因为问题意识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所讲的社会史与今天许多学者讲的社会史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能不能对它不予置评呢?再比如,50—70年代讲农民战争,讲阶级关系,按道理也应该属于社会结构的问题,那么它究竟算不算社会史研究、同时要不要也在我们的讨论中给予一定位置呢?我们评价近20年的社会史研究状况虽也错综纷纭,但毕竟简单得多。

此前学者们研究的许多课题———按照今天许多学者的认识———也与社会史直接相关,那么我们该怎样对待它们呢?我们可不可以按照今天对社会史的不同理解来分类呢?这本来是个好办法。

但问题在于,有些提法只限于理论描述,没有大量实证研究做依托;还有些实证研究不太能证明理论,更为可能的是本文如把某些具体研究挂在某种对社会史的认识之下,双方都未必赞同。

我们能不能按照某一派的说法去分类呢(比如按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变迁等等)?这可能又会漏・751・①②在完成本文的初稿之后,读到杨念群为他主编的论文集所写的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其中谈到他“尝试把社会史放在一条问题史的相关脉络里,细究不同类别的社会史框架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和思想状况支配下累积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表述这种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