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形势下处置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思考

对新形势下处置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罪犯严重抗改行为逐年增加，相当一部分抗改罪犯成了狱内的高危顽固管教对象，加大了监狱的监管压力。因此，采取有效可行的监管理念，加大对严重抗改行为罪犯惩治与改造的探索实践，对提升狱内狱政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对某监狱近三年内发生的罪犯严重违纪行为记录进行统计，并纳入人口学因素、犯罪类型、行刑类别、奖惩情况等作相关因素分析，图列了高发群体特征，分析了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原因及显现危机，阐明了控制及预防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思路与对策，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和管理创新。

【关键词】狱政管理；处置；罪犯；严重抗改行为 近年来罪犯严重抗改行为逐年增加，有相当一部分成了狱内的高危顽固管教对象，加大了监狱的监管压力。因此，采取有效可行的监管理念，加大对严重抗改行为罪犯惩治与改造的探索实践对提升狱内狱政管理工作十分重要。

一、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基本特征 笔者根据日常考核标准，对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界定标准为：顶撞警察、诬告他人、抗拒劳动学习、自杀自伤自残，并被监狱处以警告、记过、禁闭、被一性扣3分以上的等处分的。为探究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特征，笔者以粤中片某短刑犯监狱为调查样本，完整采集了该狱从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三年内发生的所有严重违纪行为记录，共计866人次（扣3分以上737人次，记过9人次，警告14人次，禁闭106人次），并就此展开调查分析。

（一）罪犯严重抗改行为基本类型及处罚方式 1．《监狱法》规定对监狱对罪犯给予行政处罚的方式有警告、记过、禁闭三种形式，由监狱批准即可实施。监狱建立罪犯的日常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对罪犯奖励和处罚的依据，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扣3分以上处理。在监狱工作实践中，被一次性扣3分以上或受到行政处罚的不得评定为表扬，直接影响行政奖励。因考核分与减刑假释相结合，故扣分考核做为一种管理手段被大量使用，占处罚类型的85%（见表1），且因其实用性与威慑性，使用频率远远超过了法定的行政处罚形式。从数据可知，警察在使用行政处罚方式上，多以禁闭为主，可见有严重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较常见。

表1 罪犯严重违纪行为的处罚类型 n=866 2．基本类型。根据罪犯行为规范制度汇编，笔者将罪犯严重抗改行为分为四类：顶撞警察、诬告他人、抗拒劳动学习、自杀自伤自残。从886人中统计四类罪犯86人次（顶撞警察68人次、诬告他人1人次、抗拒劳动学习11人次、自杀自伤自残6人次）占9.7%（见表2）。当中顶撞警察行为比例近八成，其次为抗拒劳动学习行为。从实质看，罪犯严重抗改行为实际是一种敌意的破坏行为。其攻击对象是管理者警察及监狱管理秩序。也有罪犯选择对自我攻击，包括实施自杀、自伤、自残行为。诬告攻击的成功率极少且极复杂，罪犯很少使用此类攻击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敌意与破坏之中显现出的暴力性，故减少敌意与攻击，降低罪犯暴力性，对控制及预防罪犯严重抗改行为具有显著特殊意义。

表2 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类型 n=86 3. 抗改行为发展趋势。近三年监狱发生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现象逐渐增多，成为威胁监管安全的重要隐患。经统计，监狱发生各类罪犯严重抗改行为并予以行政处罚和一次性扣3分以上的在2012年15起，2013年21起，2014年29起，2015年上半年20起。（见表3）

表3 处罚类型年度比较 （n=86） 顶撞警察是最常见的抗改表现，其次是抗拒劳动学习，而在多发事件中罪犯一旦拒绝出工、拒绝参加监狱教育活动，警察对其实施要求时罪犯常以反抗心理和对抗行为出现言语顶撞，因此其后果也同属顶撞抗改。（见表4）

表4 违纪类型年度比较（n=86） 4．余刑类型。该监狱以关押短刑犯为主，根据现行的减刑假释规定，首次减刑原判5年以下的减刑考验期为12个月，对于短刑犯来说，由于刑期较短，个别罪犯能获得一次减刑机会，多数罪犯无刑可减。在目前减刑几乎是唯一的奖励措施下，短刑犯的改造积极性必然会下降，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短刑犯在行动上偏激，出现不服从管理，不积极完成劳动任务，抗改和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由于短刑犯刑期不长，刚入监，接着出监，随着刑期的缩短，刑释日期的临近，很多短刑犯存在消极改造的想法，其中临近出监数月内是严重抗改行为出现的高峰期，3年以内也是易发阶段，可见余刑短的罪犯是狱内安全防控的重点对象。（见表5）

表5 罪犯严重抗改的余刑类型 n=86 （二）有严重抗改行为罪犯群体与一般罪犯群体的比对分析 有研究认为罪犯重大违纪与其刑期、年龄、文化程度、犯罪类别、前科等因素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如《北京市监狱近五年内罪犯严重违纪问题的调查与分析》①一文指出，刑期越重、学历越低的罪犯重大违纪率就越高。也有研究认为罪犯重大违纪与其犯罪类型、刑期、文化程度、年龄、前科等因素有高相关性，如《对控制及预防罪犯重大违纪行为的思考》②

一文的结论是暴力犯罪、学历越低、有前科的罪犯重大违纪率较高。本研究中，笔者将866起严重违纪事件中的86名当事人作为A样本，即有严重抗改行为的罪犯群体，把全监3192名在押罪犯作为B样本，即一般罪犯群体。通过对两者进行对比，做出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1．犯罪类型与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关系。我们发现罪犯严重抗改行为主要发生在暴力型罪犯（罪名包括抢劫、抢夺、杀人、绑架、伤害、聚众斗殴等个）身上，占65.12%（见表6）。同时A样本中暴力型罪犯所占比重大大超过B样本。这说明暴力型罪犯比一般罪犯更容易出现严重抗改行为。

表6 犯罪类型比较 2．文化程度与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关系。罪犯本身就是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群体。但这种情况在严重抗改行为罪犯群体中反映得更加典型。以小学为界，在文盲群中，A样本人数高于B样本，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两个样本比重基本一致。（见表7）从比例上看，严重抗改行为集中出现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因此可以解释为，文化程度越低，发生违纪几率就越高，文化低下者认知力较差、自控力较弱而盲动性更强，这同时能解释低文化群体违法犯罪率更高的缘由。

表7 文化程度比较 3．年龄与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关系。在监狱中，18-35岁是罪犯发生严重抗改行为的高危年龄段，特别是在18-25岁年龄段，这时罪犯的体能处于人一生中最强盛的阶段，但认识上大都很肤浅，稳定性差，他们一旦产生违纪动机，付诸于实施的能力是最强的，破坏产生的能量也最大。而47岁以后罪犯遇事能权衡利害关系，追求实惠，有较强的自律性，此外生理机能发生衰退这种危险性就显著降低。（见表8）

表8 年龄比较 4．前科与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关系。一般罪犯群体中有前科者的比重为12.08%，但在重大违纪罪犯群体中达到了26.74%，超过一倍多（见表9）。在罪犯严重抗改行为与重新犯罪之间彼此存在一定关联性，即有前科的罪犯在狱内发生严重抗改行为的可能性会更高，而在狱中有过严重抗改经历的罪犯，出狱后会更容易重新犯罪。

表9 前科比较 5．团伙犯罪史与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关系。团伙犯罪是现代犯罪领域越来越突出的一种趋势，随着防范与打击犯罪力量的增强，罪犯在依靠个人力量很难达到犯罪目的的时候，借助团伙的方式就成为必然。一般罪犯群体中有团伙犯罪史的比重为61.39%，在有严重抗改行为中也有56.98%的比重（见表10），可见有团伙犯罪史的罪犯在狱内发生严重抗改行为的可能性最高。在监管工作中，要以防罪犯在狱内形成团伙，有团伙犯罪史的罪犯其原有的团伙犯罪心理一旦在狱内延续，其主要抗改活动内容就会由社会上的结伙共同犯罪转向了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抱团抗改。

表10 团伙犯罪史比较 三、对罪犯严重抗改行为的原因分析及显现危机 （一）严重抗改心理与行为形成的客观因素 1. 押犯构成因素。该监狱以关押短刑犯为主，短刑犯在关押过程中，执行时间短，没有充足的时间接受教育，而且法律惩处严厉性差、威慑力不足，面对部分原判刑期和余刑较短的罪犯，监狱的各项管教规章制度难以发挥最佳效能而导致的问题，是现有监狱行刑制度滞后和不完善的体现。随着新《刑事诉讼法》、新《监狱法》实施以后，余刑在一年以下三个月以上的短刑犯将被押送监狱执行，使监狱工作中的短刑犯问题进一步突出。换句话说现有的监管改造处遇制度对短刑犯管理缺乏着力点。短刑犯在服刑改造过程中出现各种消极改造、对抗管教的负面行为和思想。如混刑思想严重、改造观念不强，对监管环境适应性差，违规违纪率比较高，安全隐患较多，矫正效果差，再犯罪率较高。罪犯反抗管教心理的产生。 2. 司法工作因素。公、检、法机关对犯罪分子处理时可能产生的某些偏差，以及各地量刑幅度的差异，以及个别警察因玩忽职守或处理问题失误在罪犯心目中形成的不良形象，使罪犯产生对法律公正性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在改造中迁移到监狱和警察身上，逐渐形成反抗管教心理。

3. 社会因素。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其他消极的社会信息，使罪犯在改造中感到压抑、迷惑和痛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反抗管教心理。

4. 监内因素。狱内团伙的煽动是罪犯反抗改造的重要因素之一。团伙作为罪犯抗拒改造的组织形式，其破坏性极大。在团伙内部，成员之间相互暗示、教唆、示范和模仿，使他们的抗改意识得到强化，共同的反抗活动得到协调开展，从而使抗改分子陆续发生。此外，罪犯因余罪未被暴露、家庭破裂、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都会激发反抗管教心理的产生。

（二）严重抗改心理与行为形成的主观因素 1. 严重的敌视心理或逆反心理。罪犯抗改心理的形成，从根源上可以分为固有对抗和诱发对抗。前者来源于罪犯的敌视心理，后者来源于逆反心理。所谓固有对抗，是指罪犯由于已经形成的立场、观点与监狱对罪犯所提倡的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反抗管教心理。它主要受罪犯早已形成的敌视心理的影响，即由于思想观念的反社会倾向而导致严重的对抗情绪，与警察工作的特点或是否有失误无关。所谓诱发对抗，是指由于警察及其管教内容、方式，或者由于当时情境的某些特征，使罪犯对于应该接受的立场、观点持怀疑、厌烦、抵触等态度。这是由罪犯的逆反心理导致的。例如，由于某些警察在对罪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方法呆板，缺乏针对性，搞硬性灌输，或由于警察在言语上对罪犯人格缺乏应有的尊重，致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