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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佛学思想的交融与互补儒学与佛学都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体系，这两种思想体系是相互独立又存在着交融与互补的关系。
在我看来，儒学和佛学的交融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古代的，而且这种交融在今天仍然非常有意义。
下面我将从儒学和佛学的基本理念以及儒学和佛学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儒学和佛学的基本理念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基本观念，即为人处世、恪守道德，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并倡导文化教育和修身养性。
儒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自强不息、遵纪守法，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道德的规范，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
佛学则是中华文化中的另一种重要思想体系，佛学的核心道理包括人生苦、无常、无我、缘起等，主张一切都是缘起的，追求人类的自我完善与解脱。
佛学倡导禅修，通过静坐冥想来降服自己，使自己得到内心的平静与清净。
二、儒学和佛学的关系世间万物之间都有其联系和关系，儒学与佛学之间也不例外。
儒学注重“仁爱”和人伦关系的良好发展，而佛学则强调个人的“自我救赎”与“解脱”。
尽管儒学和佛学的思想体系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爱人”与“慈悲”的思想，儒学以“仁爱”为核心，而佛学则强调“慈悲”。
这种共同点也使得儒学和佛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和交融。
一方面，佛学的禅修思想弥补了儒学中对自己的修养疏忽的不足之处。
儒学强调道德规范、礼教之态度，通常要求人们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社会之中，而佛学则非常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强调摆脱忧苦，追求心灵的安宁和自由。
因此，通过佛学禅修，可以加强内心修养，从而更好地执行儒学的要求，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儒学的“仁”、“义”、“礼”观念也丰富了佛学的思想体系。
在佛学中，“慈悲”往往代表着人类可以互助的精神，通过功德行为将自己大公无私的爱传播给众生。
儒学则更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而社会义务也是佛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2008-5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涉足佛教研究的人不多，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极少。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啃一部又一部佛经，并用最原始的方法，诸如做笔记、做卡片、做索引等去搜集和积累有关资料。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犹如被推进一座宝库之中。
几年的“闭关潜修”，使我发现佛学实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特别是对哲学的思辨和思辨的哲学有特殊兴趣的人而言，这里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这也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对佛学研究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之一。
记者：您于佛学研究之外，还兼及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儒家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赖教授：首先我想吹毛求疵地更正一下你的提法，即“于佛学研究之外，还兼及中国哲学”。
所以特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甚至在学术界，也常有人不自觉或下意识地把中国佛学排除在中国哲学之外。
实际上，如果就思辨哲学而言，中国佛学应该是中国哲学的主干所在，它的思辨性、哲理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人们习惯于统称“儒释道三教”，而如果从纯哲学的角度说，儒道二家的哲学思想，不论是从思想的精深博大而言，还是就体系的严整、细密而言，都不及中国佛教哲学。
因此，客观地说，中国佛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干所在。
记者：就儒佛关系而言，您曾明确提出“佛教影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而佛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者，是儒家的人性论和心性论”。
您能否就此论断进行概要阐释？赖教授：儒佛关系，确实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时所不能不顾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就儒佛相互影响而言，以往人们谈得很多，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这对于人们全面认识儒佛关系乃至揭示儒家和佛教的思想特质无疑是有助益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如果仅从现象层面着手，人们确实可以找出许许多多二者相互影响的东西，但这对于揭示二者的思想特质帮助不大。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Sudden
Enlightenment” and “Meditation”
作者： 赖永海[1]
作者机构：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出版物刊名： 学术月刊
页码： 33-36页
主题词： 顿悟;体证;思维方法
摘要：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
“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其包容的胸怀、开放的态势，兼容并蓄，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营养，不断革新，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表现在许多方面，就思想层面说，最主要的是心性化、伦理化、老庄化等。
“六祖革命”中最具“革命性”的东西，就是把传统佛教作为抽象本体的“心”变成更为具体的、现实的人心，变成一种儒学化了的“心性”，从而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
佛教的开放性还表现为它在实践上的与时俱进，从出世转向入世，注重人生，关注环境与社会。
佛教的开放性除了使其自身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之外，同时也为其他宗教和学派提供了许多重要思想资源，宋明理学的崛起、现代新儒学的复兴和道教在历史上的诸多革新，佛教都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一就思想特点说，中国佛教的开放性在处理佛教与世间法及王道政治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佛教东渐之后，在与世间法关系问题上，中土佛教出现一种与印度佛教不尽相同的情形，如果说传统的印度佛教向来注重隐遁潜修，离世求解脱，那么，中国佛教对此却另有说法。
许多名僧和宗派都认为，出世法与世间法不应该是分离的，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统一的，只有把佛教与开放赖永海高永旺内容提要文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开放的相互关系：一是佛教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能够因应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儒学化为契机，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为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佛教在经藏编修、佛学研究、僧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
佛教的开放与开放的社会将使中国佛教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佛教的开放性儒学化改革开放中国佛教赖永海，南京大学宗教系教授210093高永旺，南京大学宗教系博士研究生210093本文系“国家985工程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课题”成果世间法干得停停当当，才能作为出世的资粮。
当学术遇到信仰——“信仰与学术”禅茶活动纪要资料来源：《佛教观察》总第八期，2010年1月吕方芳整理2009年11月28日，复旦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与禅学会在光华楼星空咖啡举行禅茶，讨论“信仰与学术”的问题。
王雷泉教授在引言中，介绍了这个问题的背景。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佛教自身的发展和佛学研究都取得长足进步，信仰与学术间的张力也随之凸现。
早在 10年前，基督宗教与学术研究之间已经产生这样的问题，比如关于“文化基督徒”的争论。
按照宗教学的说法，无非是在内的（inside）和在外的（outside）两种方法。
有人认为内部研究带有主观偏见、不够客观，所以提倡纯学术、纯客观的外部的研究。
不同的研究思路，会产生不同的学派和研究风格。
不过，这两种径路奇妙地结合在圣凯法师身上，他身处寺院、高校两种体系，身兼出家人、学者两种身份，以他的亲身经历讨论信仰与学术的问题，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圣凯法师认为自己出家及求学的20年，是信仰和学术追寻的历程。
作为一个身在学术圈内的出家人，圣凯法师对这20年的历程有几点感悟：第一、山上的寺庙和师父提供了心灵上的支持，这种支持会让他有护教意识，在读书和工作中更求上进。
第二、出家需要一个弘法平台，从2000年至今一直在新加坡双林寺讲课弘法，通过这个平台拓展了弘法空间。
第三、需要教界的认可，圣凯法师坦承像他这样的学术法师要在教界获得真正的认可有一定困难，但最近几年参与到世界佛教论坛，也代表中国佛教出现在国际佛教场合。
第四、对学术的追求，虽然出家法师接受学术的训练不是一个必然过程，但自己选择了接受高校教育这一不同道路。
介绍自身经历之后，圣凯法师从三个层面发表了他对信仰与学术的看法：从事佛教学术研究的意义首先要对佛教的义解和学术研究做一个区分：第一、目的不同。
学术研究的目的偏重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析，历史的考证。
学术研究本身即是目标，在哲学上叫自成目的性。
可是佛法的义解从闻思修或从信解行证去完成，解本身并不是目的，还要通过阐释和探讨来完成后面最重要的行与证。
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010102）一、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个人品德良好、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具有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高科研能力、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国哲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二、专业介绍中国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与规律的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是：1. 博士生：(1)中国佛学； (2)儒家哲学；(3）宋明理学；（4）周易哲学；（5）道家与道教哲学； (6)中国近现代哲学2. 硕士生：(1)先秦哲学；（2）儒佛道三教与中国哲学 (3)儒道与天人之学 (4)宋明理学研究 (5)中国近现代哲学。
师资力量：本学科有教授、博士生导师6名，副教授2名。
其中，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教授2名，四十多岁的教授4名。
师资力量雄厚，年龄结构合理。
6名博导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影响。
科研水平：本专业以儒学、佛学、道家道教及三教关系研究为其特色。
其中，中国佛学以及三教关系研究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科研、教学力量等方面在国内学术界名列前茅。
多年来，由本专业的教师撰写的多种专着已经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必读参考书。
赖永海教授的佛教研究、佛儒关系研究、宗教学理论研究，洪修平教授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三教关系研究，徐小跃教授的老庄研究，李承贵教授的儒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王月清教授的佛教伦理研究、先秦典籍研究，白欲晓教授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沈文化副教授的道教研究等，都在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点出版学术专着30余种，并且出版大型学术丛刊《禅学研究》一种。
近期科研项目：赖永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中国佛教史”；洪修平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佛教精华”；徐小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民间宗教与佛道二教关系研究”；李承贵教授主持的江苏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学概念、问题、价值综合研究”。
佛教与中国文化一、缘起论是佛法的理论基石要懂佛教，首先得懂得缘起法。
只有懂得缘起理论，才能真正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
从历史的角度看，佛教的发展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几个阶段。
如果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归于小乘，那么佛教的历史则是一个从小乘到大乘的发展过程。
从教义方面说，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有二个，一是四谛法，二是十二因缘。
所谓“四谛法”，是释迦牟尼悟“初转*轮”所说的教法，其内容是“苦、集、灭、道”。
原始佛教比较从消极的角度去看待人生，视人生为苦海，释迦牟尼创教的目的是企图把人们救出这个苦海，使人们获得解脱。
其四谛法就是围绕这个内容展开的。
“四谛法”的起点是“苦”，落点是“灭”。
所谓“苦”，即“人生皆苦”，诸如生、老、病、死苦等等，而造成这诸多苦患的原因(即“集”)，乃是“贪、瞋、痴”等烦恼。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要灭除种种苦难而得到解脱(即“灭”)，为此，就必须借助于各种修行方法(即“道”)，以达到解脱的目的。
佛法虽有“八万四千法门”，但归结起来，都在此“苦、集、灭、道”之中，因此说，“四谛法”实是原始佛教乃至整个佛法的基本教义。
原始佛教对于人生之“苦”谈得很多，但认为最根本的“苦”是“五取蕴苦”。
所谓“五取蕴苦”，指人生是由“五蕴”聚集而成的，它本来就是蕴聚即有、蕴散即灭的假相、幻影，但世俗之人，却把它看成是一种实在、实体，故尔有主客对待、人我之分，进而有种种计较、执着，因而产生种种烦恼业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取蕴苦”实乃是一切诸苦的根源。
因此，要“跳出苦海”，获得解脱，首先必须洞察人生，明了人生乃是因缘和合之假相。
所谓“五蕴”，即“色”、“受”、“想”、“行”、“识”。
佛教认为任何人的身体都是这五种基本要素构成的。
所谓“色”，指物质，或曰有质碍之法。
在佛教里，色有十四种，所谓四大、五根、五尘。
四大即地、水、风、火；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
这十四种并是色法，五蕴中的色法指众生的肉体，如皮、肉、筋、骨等。
赖永海教授：把中华文化研究院打造成传统文化研究的重镇佛教在线讯 2010年3月22日，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揭牌仪式和研究院大楼（佛光楼）的奠基典礼在南大仙林校区举行。
忙碌了一天的赖永海教授回到奥体中心附近幽静的家。
一杯绿茶，一根香烟，窗外的玉兰的暗香飘落满屋。
随着记者的采访，他的思路又被拉回到中华文化研究院上来了。
记者：赖教授，南大中华文化研究院今日正式揭牌，能否谈南大中华文化研究领域此前的基业？赖永海：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近百年来，数十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如黄侃、吕叔湘、胡小石、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汤用彤、宗白华等先后在南京大学执教，使南京大学在现代史上一直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镇。
上世纪的学衡派和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多与南大有关。
新中国成立之后，南大文、史、哲的相关学科和专业在孙叔平、韩儒林、程千帆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奠定了南大传统文化研究在海内外的领先地位，这次中华文化研究院的组建，旨在把这些前辈学者开创的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并且把“再创辉煌”作为今后的奋斗目标。
记者：研究院在内因外缘汇合下应运而生，请您谈谈组建的缘起。
赖永海：研究院确实是因缘和合的产物。
首先，这次研究院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社会条件的产物，这几年来，许多著名高校都相继建立国学院，社会各界也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注重研究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强调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培育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可以说是研究院产生的大背景。
其次，南大领导高度重视，致力于学科的优化升级、交叉整合，从去年开始，由陈骏校长挂帅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直接促成了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院、中华文化研究院之类的跨学科科研实体的诞生。
这也是洪银兴书记提出的要在若干领域“打造南大品牌、发出南大声音”意见的落实。
再次，这次中华文化研究院的组建，得到社会各界和四方大德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除了星云大师捐赠的三千万元，用于中华文化研究院大楼的建造和相关的科学研究外，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也向中华文化研究院捐赠了三千万元，主要用于组建中华文化研究院下属的“生命哲学研究中心”和相关的高端人才引进。
2007年9月第39卷 9月号学术月刊Academic Mont hly Sept.,2007Vol.39 No.9中青年专家访谈录徜徉在佛学与儒学之中———赖永海教授访谈●赖永海 ○欣 文 ●赖永海,1949年生于福建省平和县,198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
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性论》(上海,1988;高雄,1990;北京,1998)、《中国佛教文化论》(北京,1999;韩国首尔,2006;北京,2007)、《佛学与儒学》(杭州,1992;韩国首尔,1999;台北,1994)、《佛道诗禅》(北京,1990;高雄,1992;韩国首尔,2004)、《湛然》(台北,1993)、《宗教学概论》(南京,1990、2006)、《佛典辑要》(济南,1992;台北,1994;北京,2007)、《中国佛教与哲学》(北京,2004)、《佛道要籍》(北京,1999)、《维摩诘经释译》(高雄,1997)等;主编国内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11卷,300万字,上海,2001)。
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多篇。
在科研方面,1988年曾以《佛教与中国文化》课题获美国王安汉学基金奖助;1988年与美国夏威夷大学SASO 教授合作,以《佛道思想、礼仪研究》的研究课题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 ),同年到夏威夷大学作访问、讲学;2002年9月—2003年2月到香港大学做客座教授。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
2003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
○欣文,《学术月刊》编审。
○赖教授,您是我国设立学位制度以来第一位以佛学为研究方向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可否问您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宗教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您为什么会把佛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呢?●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在讲课时也经常有人问及。
实际上,我进入佛教研究领域,与其说是对宗教感兴趣,不如说是源于哲学的情结。
毋庸讳言,我确实比较早就接触了佛教,甚至可以说是始于孩童时代,但当时所接触到的佛教多是超亡荐福、烧香祈拜之类,对它亦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从学理上接触佛教,应该说是从硕士研究生开・651・学术月刊 2007・9始的。
我于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主攻方向是王船山。
因当时的中国哲学专业设在宗教学系,导师任继愈先生又是儒、释、道三教兼治之大家,所设课程有佛教概论、佛教史、佛教经典选读等,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较系统地接触了佛教。
在进一步研究佛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佛学确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的宝库。
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孙叔平先生招收佛学方向的博士生,我有幸考到他的门下。
在孙叔平先生的指导下,我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
孙先生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
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并于1986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
○记得当时《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授予九位博士生博士学位进行了报道。
那篇报道对您的博士论文《中国佛性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佛性论的专著,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我在与学界朋友的交往中,常可听到提及您的《中国佛性论》,说它对新一代学者的佛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
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部“成名之作”?●作为博士论文,我对之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三年“攻博”期间,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泡在上面了。
这个领域在当时可以说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可供参考的东西很少。
我只好硬着头皮一本一本啃原著(包括《大正藏》)。
一面读原典,一面作笔记、卡片、索引,临到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已达厚厚的十六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
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
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
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写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之感。
论文在送审评阅和进行答辩时,专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岱年先生在评语中说:“该文取材广博,分析细密,确有独到之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对于一个专门问题进行如此详细的研讨,实属罕见。
”任继愈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这个题目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系统地、全面地给以阐述,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内作了第一步有意义的探索……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看,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
”有件事让我尤为难忘,有一次我去北京大学朗润园拜望季羡林先生,没想他的案头正摆着《中国佛性论》,而且书中作了许多标记、眉批。
他说这部书是他从书店里买的,正在“学习”。
这使我真的“无地自容”,既是愧疚,更是感激。
后来季先生向好多人推荐了这本书,使我深切体会到老一辈学者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
著名华裔美国学者傅伟勋教授对《中国佛性论》也给予许多过誉的评论,称之为“首次针对专题进行精细的纯学术探讨的水平很高而严谨”的“上乘之作”。
说实在话,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深为感慨和颇有感受:一是只要我们做出哪怕是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学术界特别是我们的老师们都会给予非常充分的肯定;二是所有的过誉之论和溢美之辞实是对后学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应该看成是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压力”。
○佛教一直给人一种神秘且深奥的感觉,一些研究佛教的书往往也很难看得懂。
想请教一个问题:您的佛教研究与以往的佛教研究有哪些主要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研究方法的不同。
古代人以佛教讲佛教、以经解经的较多,现代人研究佛教,方法上五花八门,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乃至现象学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的,各种方法都有。
就大陆学术界而言,我和不少人一样,采用较多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种方法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应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宗教批判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造成这种误解有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革”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毫无分析的漫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基本的精・751・◇中青年专家访谈录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
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
恰恰相反,其意味着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是那种宗教以及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的问题。
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根并持续发展,而在其老家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是很难作出客观分析的。
当然,对于佛教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对它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于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都没有理由不采用。
包括信仰者的研究,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与学界多有不同,但他们对于宗教体验、宗教思想、宗教礼仪等方面的了解和理解,则是非信仰者不可企及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
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佛教,佛教界能接受吗?现在大陆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关系怎么样?●这个问题提得好。
以往人们(包括佛教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有过误解,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回答、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所以然的方法,主要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例如,当你用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而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的时候,当你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去说明为什么禅宗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而其他宗教虽盛极一时,却最终相继式微的时候,所采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佛教界又怎么会反对这种方法呢?至于最近十几年来大陆学术界与佛教界的关系,应该说很好,或者说非常好。
就佛教研究而言,这几年,学术界与佛教界联手举办了许多学术活动,这不但推进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开展,也进一步增进了学界与教界之间的相互了解。
现在大陆学术界的学者都有许多宗教界的朋友,我也有不少佛教界的朋友。
几年前南京大学举办了一期有54位学员的江苏省所有主要寺院的方丈与监院的研究生课程班,大家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相互了解多了自然就成为了朋友。
后来,我们在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两期中青年佛学骨干研究生课程班,总人数达到160人,范围覆盖全国各地寺院和佛学院,有许多寺院的方丈、监院及佛学院法师(包括港台地区有十位方丈、法师)参加了课程班,我们聘请了全国各高校的许多著名学者为他们开设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课程与讲座,效果非常好。
现在我们正在筹备举办第三期课程班,招生人数100人。
这件事如果能坚持下去,在若干年内,我们将为佛教界培养数百乃至上千位高素质的佛学人才,这对于各方面来说都是件大好事。
○听说您与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也多有交往,关系颇深,有这回事吗?●是的,确有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