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塔西佗陷阱的消解与避免作者：洪世坤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13期摘要近年来警察公共危机事件愈来愈多，警察公共关系危机事件从上海“杨佳案”到贵州“瓮安事件”，从近期的“启东事件”到“平度征地案”，吸引了大众媒体的注意，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公共关系危机对基层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严重损害，使基层公安机关处于社会舆论的负面焦点，稍有处置不当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
本文从基层公安机关层面探讨了警察公共关系的现状，分析和研究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根源，从消解和避免两个不同的层面，探讨塔西佗陷阱出现后如何通过先期的工作和有效的对策去预防和化解危机，通过公安机关自身队伍建设和有效的机制改革远离“塔西佗陷阱”。
关键词塔西佗陷阱公共关系危机基层公安机关作者简介：洪世坤，江苏警官学院。
中图分类号：D631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5-201-04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体制转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成分日趋复杂，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导致社会的满意度不断降低，社会稳定受到了严峻的威胁。
最近几年，警察公共危机事件愈来愈多，从上海“杨佳案”到贵州“瓮安事件”，从近期的“启东事件”到“平度征地案”，在社会愈加仇警和新媒体时代舆论愈难管控的背景下，涉警公关危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形势愈加复杂，公安机关的公信力愈加受到挑战，“塔西佗陷阱”已经成为新时期影响社会稳定亟需公安机关破解的一个突出难题。
而这些突发的警察公共危机事件往往源于地方基层的社会矛盾，事件发生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基层公安机关，尤其是县（区）公安所队。
基层公安机关需要及时发现危机并正确处理危机，但是由于基层公安机关的舆论导向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都不及上级机关，对于公共关系危机的应对与预防都缺乏固定策略与处置方案，更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其著作《历史》中的这样的描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不论他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后人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塔西佗陷阱”。
现被广泛用于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用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公众都会给予负面的评价，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谈到“塔西佗陷阱”时就指出，“我们虽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由此可见，深入开展“塔西佗陷阱”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微博、抖音等自媒体横空出世，极大地提升了公众话语权，拓展了公众的话语空间[2]，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发表意见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成为社会公众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在此背景下，政府行为被最大限度地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中。
“封”“堵”“截”等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方式，在即时、开放和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公众产生抵触心理，进而带来越来越多的质疑、指责和抨击。
因此，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网络舆情中“塔西佗陷阱”的表现特征和现实基础，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消解策略。
一、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塔西佗陷阱”表现特征1.对抗解读当前民间舆论场呈现出了圈层化的特点，人们将自己置于某个或某几个代表不同利益或阶层的小圈子，较之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人们更愿意从接地气的“小圈子”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寻找归属。
圈子内部成员认同感较高，但圈子之间认同感较低，甚至呈现圈子之间相互对抗的局面。
成员之间共识的达成，易受圈子内部意见领袖的影响。
当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发布后，人们可能会对信息进行对抗式解读，将发布者的意思丢到一边，从自己所处圈层的利益、价值观等维度对信息进行解码。
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一定要避免“塔西佗陷阱”作者：暂无来源：《国际公关》 2018年第3期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
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2 温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我们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深化城乡环境建设，打造平安乡镇，维护和塑造政府形象，以及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在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由于微博发布不慎，或措施不甚得力、表态不明确、官员言语不严谨或沟通不够,导致的次生危机事件不在少数，让处理危机事件的组织或个人又演变成了危机事件的一部分，徒增危机事件处理的难度。
此类大型危机事件如四川泸县的“2017.4.1”中学生跳楼事件，山西和顺县的“2017.6.11”煤矿爆炸事故，河北涉县公安局“2017.8.19”抓人事件、昆明市公安局的“2017.8.17”大学生被打事件，郑州城管“2018.1.23”城管抽梯事件等等。
都是危机事件处理中某一环节不慎，而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不满，从而产生质疑，在原有事故或事件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又派生出了一场场舆论风波，最后由一个不大的偶发事件演变成公共危机事件。
事后证明，在事件开始有关方面也启动了应急机制，投入了人力物力，微博也及时公布和更新事件发展，能做的也都做了，不能说不尽心，但事件就是无法平息和解决。
有关方面说什么都没有用，微博发出的事实无人理会，也没有人信，诸多努力起不到任何效果，媒体的质疑和谩骂铺天盖地，舆论风暴一边倒。
尽管这些事件的诱因各不相同，但结果却都一样。
也许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工作人员也有一百个冤屈，但处理危机背后的失措，使得事件变得越来越难处理，不断演绎出新的舆论风波，也让地方政府一步步走入“塔西佗陷阱”。
超越“塔西佗陷阱”的三道坎2014年06月26日11:14:30来源：《红旗文稿》2014/12 作者：黄涛字号：【大中小】从“萝卜招聘”的猫腻到“火箭提拔”的诡异，从天然气涨价的一波三折到水污染信息的滞后回应，从PX项目的邻避运动到家用汽车限牌的突袭……伴随热热闹闹的事件，总能听到民众对政府质疑的声音。
这些热点事件情状各异，但只要是涉官、涉权都会出现一个共同规律：任凭政府或官员怎么解疑释惑，人们就是不信。
曾经的老百姓似乎变身成了“老不信”。
对“老不信”现象，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有过论断：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民众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
如何改变“老不信”现象、超越“塔西佗陷阱”呢？1. “老不信”极端表达的背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老不信”现象折射的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窘境。
凭心而论，我国政府曾经有过较强的公信力。
且不说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呼百应，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凝聚民心民气、汇集民智民力的结果。
就我国现实而言，制造“老不信”的诱因多种多样，也许是一条信息的半遮半掩，也许是一项政策的朝令夕改，也许是一个行政执法的越界,甚至可能是一个官员的不当回答。
透过这些具体而微的原因，会发现“老不信”极端表达的背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当正当权利未被尊重、基本诉求未被满足、细小声音遭到遮蔽，部分民众就会以一种失常的饕餮宣泄表达自己的不信任。
2. 塔西佗预警的是社会信用陷阱。
“老不信”掀开的是信任之殇。
没有信任，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难以达成；即便能达成合作，也要付出高昂成本。
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一种全球性现象。
约瑟夫·奈等学者的研究显示，美国政府公信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惊人。
比如，1964年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民调显示只有1/4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甄别“四种思潮”，防止“四大陷阱”作者：彭国华来源：《文化软实力》2019年第04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重大创新论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体制和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参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1101（01）.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下面我想谈谈怎样守阵，如何甄别“四种思潮”，防止“四大陷阱”。
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必须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把握和科学的甄别。
当前，无论是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的世界，有四种社会思潮值得特别关注，分别是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
在这“四种思潮”中，新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宪政民主论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历史文化。
这四者相互勾连，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合围的态势。
这四种思潮泛滥的结果可能产生“四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和“塔西佗陷阱”。
一、新自由主义与“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局面，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升级。
走出立法的“塔西佗陷阱”
蔡汾湘;郭鑫
【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4(000)027
【摘要】政治学中的“塔西佗陷阱”是指当公权力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同样,立法也面临着“塔西佗陷阱”,即如果法律、法规不被民众所认可与接受,那么这些法律、法规即使质量再高,也会被认为是“恶法”、“无用之法”.走出立法的“塔西佗陷阱”,就要正视当前立法中的“信任危机”,重建立法公信与立法权威,保障公民对立法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要求,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
【总页数】2页(P54-55)
【作者】蔡汾湘;郭鑫
【作者单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一处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走出“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重塑问题研究
2.期待中国慈善走出"塔西佗陷阱"
3.期待慈善早日走出“塔西佗陷阱”
4.远离反转新闻走出“塔西佗陷阱”
5.舆论引导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Social Ideology)什么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
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为宗教，为哲学（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为文学，为艺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恐惧创造神。
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
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
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
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压抑、灾难、残酷的折磨，是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
”宗教决不会自行消亡。
宗教的消亡需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长期战斗。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中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
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
汉末的黄巾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都是披上宗教外衣的。
德国的农民战争也是如此。
哲学这门学问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变化。
旧哲学被称为科学的科学，它包罗着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学。
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结束了旧哲学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旧哲学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是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的武器。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an. 2019 / No. 1医患“获得感悖论”及其破局——兼论作为社会心理学议题的医患关系研究吕小康［摘 要］ 获得感意指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与基本权益的普惠性的一种主观体验，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概念。
获得感悖论意指互动双方虽有主客观资源的投入，但一方的外在给予未能转化为另一方的内在认可、一方的客观付出未能得到另一方的主观承认的社会心理现象。
医患获得感悖论存在对医疗服务过程的“低满意”与对医疗技术与医疗机构本身的“高信任”并存，以及医患群体出现受害者竞争，即竞相认为自己比对方遭受了更多、更不公平、更不合理的伤害这两种典型特征。
医患获得感悖论实质上是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在医患场域的特殊体现，其破局需要在社会治理的全局出发去整体筹划，从而达到整体协同、多元治理的合力。
社会心理学应着重从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角度为中国社会的情感治理提出建设性的学科智慧，并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影响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中。
［关键词］ 情感治理；医患关系；获得感悖论；医患共同体；社会心态一、 情感治理视域下的“获得感悖论”经济学家Easterlin（1974）曾发现著名的“幸福悖论”：居民幸福感并不完全随经济收入提升而增长，从而开创了幸福经济学这一热门领域，至今方兴未艾（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 & Zweig, 2010；Easterlin, Morgan, Switek & Wang, 2012；陈永伟，2016；晏小华、刘振亮、王祥坤、沐守宽，2018）。
其实，社会生活中类似的悖论并不鲜见，且并不局限于经济收入与另一变量之间的反常识关联。
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某些特定的群体关系时常被概念化为特定的负面“社会问题”，如医患关系、劳资关系、警民关系、干群关系、政商关系等等。
远离塔西佗陷阱作者：孟耀军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0年第10期在当前的传媒膨胀时代，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不得不面对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对司法工作带来的直接冲击和影响，政法机关如何在坚持公正司法与接受舆论监督中保持恰当的平衡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新的课题。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
”——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基本案情]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中峰乡车田湾村村民王某某与本乡中峰村村民程某某为争做某大理石加工厂工地土方工程，发生纠纷，经乡人民政府调解，双方仍不服。
2010年6月26日上午，犯罪嫌疑人程凯(男，20岁)驾驶挖掘机进入大理石加工厂工地施工，王某某其父王庆柏(男，78岁)、其妻莫某某(女，35岁)等人来到施工现场，阻止施工，王庆柏等人站在挖掘机前面进行阻拦。
犯罪嫌疑人程凯将所驾驶的挖掘机制动停下。
但未熄火，挖掘机停下后莫某某即爬上挖掘机与坐在驾驶室内的程凯发生争执，并扭打起来，两人在扭打过程中挖掘机突然向前运动，将站在挖掘机左前方的王庆柏正面撞倒并辗压致其当场死亡。
经法医尸体检验：王庆柏系被重型车辆辗压，致其颅脑重度损伤并全身多处骨折、内脏器官破裂死亡。
一、问题的提出此案发生后。
凤凰网博客立即在7月3日登发了一篇配有现场照片并以“权利压死老农，判推土机死刑?”为醒名标题的博文。
声称本案系车田湾村委干部程玉红利用干部身份采取了强夺手段，带来六个“两牢”人员及四名社会混混，强占工程.并故意用挖土机压死当地村民王庆柏。
这一消息随即被国内许多网站转发，不少网民纷纷跟帖，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也对当地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带来巨大压力。
为平息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将犯罪嫌疑人程凯向检察机关报捕，检察机关也于7月8日以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程凯，并于当日在正义网上发布了消息。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案件进行侦查之中。
经调查核实，网络上所提及的所谓幕后指使者程玉红并非如贴子所言“以自己身为村干部和亲戚为坚强后盾的背景，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恃强欺弱。
第48卷第4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 l . 48N o . 42012年8月Jo ur nal o f Guang xi N or mal U niver sity :Philo 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s Editio n A ug ust , 2012[收稿日期]2012-02-15[作者简介]邱柏生(1950- , 男, 上海市人, 复旦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邱柏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0433[摘要]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
第一, 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缺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 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之社会工具的公信力问题, 还要警觉社会信任“韧带”脆弱状况危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正常运作。
第二, 要厘清社会意识形态依靠的各种社会工具的不同功效。
第三, 要分析导致“塔西佗陷阱”的社会深层原因, 认真解决在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那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问题, 要积极面对这些年来凸显的劳资矛盾、干群矛盾、贫富分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等。
[关键词]意识形态; 塔西佗陷阱; 疑忌社会; 社会工具[中图分类号]B016. 9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2 04-0015-04所谓塔西佗陷阱, 是指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所提出的一种见解, 他认为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 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他曾经当过罗马时期的执政官、保民官等, 因此有一定的执政体验。
这个见解后来被指认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政治学定律, 它指一个社会机构(或组织或部门等一旦失去社会公信力, 那么它无论办什么事情或表达什么言论, 都不会引起人们的相信, 相反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陷阱”是任何统治阶级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力求避免的现象, 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中必须警觉的现象。
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 社会意识形态更要防止落入“塔西佗陷阱”。
一这里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 主要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 或者更广义地说, 是指不仅在社会表象如舆论上占支配地位, 而且能够实际支配社会大多数人员的思想与行为的思想理论体系。
它的占统治地位或占支配地位, 必须通过若干种社会工具和途径才能稳步实现及维持, 这些社会工具和途径主要指社会媒体、教育机构、文化产业等。
它们本身的运作也同样存在一个社会公信力问题。
这就是说, 如果人们分析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话, 必须将相关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它所依赖的社会工具两者结合起来。
我们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身, 如它的意义赋予、意义诠释、价值分享、价值再生产等活动缺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 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工具本身的社会公信力问题。
两者不是同一个问题, 但又有紧密的联系, 即有时候思想理论体系本身没有问题, 但它所依赖的社会工具之信誉度下降, 就不可避免会被这种工具所拖累; 有时候某种思想理论体系不佳, 但却由于选择了比较合适的社会工具(媒介 , 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扩散效果。
这样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的“塔西佗陷阱”也同样如此。
就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看, 如何增强思想理论体系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与亲和力等, 已成为思想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内涵太多, 这里很难一言而蔽之。
仅仅就社会意识形态试图造就人们的政治意识以及养成人们的政治原则性、政治敏感性等目的性要求来看, 我们需要看到其中隐含的困境。
也就是说, 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要求总是希望社会民众“关心政治”, 且不论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所能导致对政治内涵之理解走向究竟怎样和熟悉程度如何, 就他们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而言, 需要许多具体条件来加以保障。
社会民众毕竟不能与以公共管理为主要职业的政务官与公务员相提并论, 更无法跟以政治活动为专门职业的政治家相比。
一方面要看到, 在正常情况下, 倡导社会民众“关心政治”有助于发展民主政治, 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另一方面, 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 它也可能演变为封建专制的个人崇拜与民粹主义巧妙结合的“多数人暴政”, 或者蜕化为“政治冷漠”。
因此, 对社会民众的政治要求不能类比政治精英与领导干部, 也不能用领导干部的政治标准去衡量社会民众的政治觉悟, 甚至希望社会民众跟领导干部一样。
这样的要求容易导致民众所戏谑的现象:上头“生病”、底下陪着一块“吃药”; 上面“三讲”, 民众也一起被灌输, 等等。
其实, 要求政治家或高中层干部熟知政治与希望老百姓“关心政治”两者的内涵及其要求是不同的, 其中应该有许多层级差别, 而现今却总是忽视这种差别。
更何况倡导社会民众“关心政治”具有双重效应, 即一方面, 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者的关系融洽、利益一致时, 民众“关心政治”体现出政治融洽感与文化一体性。
正如在革命战争时期, 让民众关心政治意味着可以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支持革命, 同时孤立与缩小敌对力量, 这种效应无疑是积极正向的。
另一方面, 倡导社会民众积极关心政治, 意味着民众就会有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运作空间, 特别是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者之间产生矛盾, 那么对政治运作比较熟悉的社会民众就可能成为开展社会批评和政治监督的重要力量。
对于主张民主政治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来说, 他们肯定有足够的自信心和领导力来适应民主政治发展。
但对于一些喜欢传统政治的官员来说, 他们就不大习惯社会公众的随时监督与批评了, 尤其对一些习惯于“官本位”、讨厌群众监督的官员来说, 简直是芒刺在背。
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促使社会民众愚昧闭塞, 或者引导他们沉浸于娱乐至死或声色犬马之中。
同时, 社会民众介入政治的自由度不断扩大, 未必完全听由上头的“主导”, 他们对“政治”内涵的理解也开始变化, 不大关心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内容, 也不大关心政治家们一直警觉的诸如“和平演变”、“分化西化”等内容, 而更多关心经济建设方面甚至民生利益方面的政治意蕴。
如果意识形态依然固守着原先的政治兴奋点, 就会与社会民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感受日渐错位。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环境已变得错综复杂和今非昔比。
进一步看, 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环境变化的最突出方面是社会信任度不断下降。
不难发现, 目前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 在个体和社会组织(包括企业都缺乏诚信的条件下, 本来可以担当社会之强大调整功能的社会信任这一“韧带”已变得越来越脆弱, 连“做好事”和“关心他人”都要经过“道德审查”、甚至具有被人讹诈或怀疑善良动机的巨大风险时, 人们被迫选择“不敢出手相助”、明哲保身等行为。
这种状况渗透着一种社会涣散机制, 它会迅速解构着人们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 容易使社会逐渐变成一盘散沙, 使无数个体变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单子”, 整个社会有可能蜕变为“疑忌社会”。
正如《信任社会》一书的扉页上赫然记录的两段话语指出的那样:“一国之巨大动力应是信任, 惟有在人们不为任何利益所动去藏富遮艺时, 这种信任才会极大地充盈”, “由于互不信任, 人人慎之又慎。
这使参加信贷谈判的人, 像大多数热那亚商人一样, 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1]这种社会信任“韧带”日渐脆弱的状况, 同样会危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
因此, 委婉地说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问题, 但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现在时”。
二就意识形态的表现途径和方式看,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进行有效解读。
比如追问各种不同途径与社会工具的社会公信力与表现力状况、各种社会工具的发展状况、各种社会工具影响力的协同性问题, 等等。
仅以社会工具的公信力与表现力两个要素的不同组合状况看, 就可能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结构, 第一, 公信力好、表现力强的社会工具, 如现今热门的微博, 可以说在许多社会活动或社会事件中表现出受人欢迎的状况。
第二, 公信力好、但表现力以现有标准来看已不够突出的社会工具, 如现今一些挺有社会口碑的纸质传媒。
第三, 公信力不佳、但表现力较好的社会工具, 如一些广告, 尽管人们厌烦这些广告的“狂轰滥炸”, 但无形中会受其影响; 网络中的“人肉搜索”方式尽管惹人争议, 但人们也不会忽视它在揭露社会不良现象方面的有效性, 等等。
第四, 公信力差、表现力差的社会工具, 如一些社会突发事件中临时运用的“公告”, 一些部门的发言人表现, 其效果往往是微词颇多。
这里不能仅仅归因于官员个人的素质, 关键在于这些发言人背后的社会部门之声誉已经受到损害。
在意识形态依靠的各种社会工具方面, 我们需要厘清它们的不同功效, 如家庭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正在式微, 学校由于自己开始沦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其意识形态影响功能也在遭受挑战, 并且在表象上似乎不及社会影响力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多年来流行的“学校教育半年功, 不抵社会三分钟”的说法就是一个写照。
即便是各种大众媒介的影响力, 人们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个别差异, 需要进一步重视如下现象(据说这种现象是国内独有的 , 即人们面对社会突发性事件时, 对外部信息的采信渠道主要不是社会主要媒介, 而是网络传言, 并且其具有不可忽视的比较优势, “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 如果媒体不报道, 人们就听取网络的传言; 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 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 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 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在大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报道了事实真相的沧海一粟”[2]。
这种状态反映出社会主要媒体的公信力问题。
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凭藉主要媒体的充分作用, 一旦社会主要媒体只能发挥舆论“主导”作用, 而这种主导的东西无法成为社会民众信奉的“主流”, 那么这种境况是值得警觉的。
也就是说, 人们现在正在对“主导”与“主流”的联系与区别开展研究, 即把主流看作社会客观状态的反映, 比如说大多数老百姓在心目中都喜欢、或者真正相信或信奉的, 那就是主流。
而主导主要是代表执政党的意志, 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工具加以宣扬的内容。
主导的东西一部分能够成为主流即广大人民群众信奉的东西, 而有些主导的东西未必就成为事实主流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把主导最后确实变成为主流, 即能够将上头主导的东西, 变成广大老百姓也欢迎的东西, 这是意识形态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难题。
现在比较麻烦的现象是主导与主流可能分离, 对社会上真正主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一时很难说清, 也许是金钱至上、货币拜物教这些东西已浸润了人们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