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论思考

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论思考*欧阳英＊＊【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反映了在治理问题上人们认识的重大突破，是中国现代化战略在新的层面上的认识提升，它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现实中经历了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发展过程，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也完成了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发展过程。

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增加了新的质的规定性的重要结果。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认识论中国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之路的重要环节。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有工业、农业、科技与国防等四个方面的现代化，而且还需要有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果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与能力建设搞得不好，可能会直接关系到工业、农业、科技与国防等四个方面现代化的建设与实现，乃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课题阶段性成果。

欧阳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第2辑总第19辑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关于治理问题认识提升的重要结果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人们开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表明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提出。

①这一提法无疑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客观地说，如果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内涵出发加以分析的话，人们不难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关于治理问题实现认识突破的重大成果，它与“四个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同层次关系，而是“四个现代化”在新的层面上的认识提升。

而且从认识过程上看，它的提出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现实中经历了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发展过程，而且在思想认识上也完成了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发展过程。

就目前来看，人们使用治理概念主要来自对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的理解，所强调的是治理（governance）概念与统治（government）概念的区别，认为治理与统治之间本质性的区别体现在多个方面。

比如，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

②但是，治理概念并不是一个单层次概念，而是一个多层次概念。

也就是说，治理并不是一个仅仅与统治有区别的概念，人们不能仅仅从治理与统治相互区别这一层次上理解治理概念的内涵与意义。

严格地说，虽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西方治理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启示作用，但是我们的理解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否则会影响当前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早在大禹治水时代就有了“九龙治水”的提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比较明确的治理思想，诸子百家将其用于治国、理政以及平天下抱负的情怀抒发上。

儒家强调“仁政”“德礼教化”，《孟子·滕文公上》有关于“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的论述，卷五中①②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还有“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养其上”的论述。

道家积极强调“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

其认为“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

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废立公”，《韩非子》（卷二十）“制分第五十五”有“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的记载。

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反映出治理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甚至是先于统治概念而出现的。

准确地说，今天我们再讲治理应当说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对西方治理理论的搬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治理概念的一个逻辑回归，是建立在对统治概念超越的基础上的，从认识论上说所进入的是黑格尔逻辑学中“正—反—合”中的第三个阶段即“合”的阶段。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当前的治理概念，人们应该站在“合”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在治理概念身上，人们既应当看到它与统治的区别，也应当看到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规定性。

从中国古代关于治理的理解来看，治理在更多程度上是一个通过“治”而理顺关系的过程。

在这里，“治”只是一种手段，理顺关系才是目的；如果离开了理顺关系这个目的，“治”这个手段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在治理的关系结构中，“治”永远不构成目的，倘若把“治”作为目的，把“理”作为手段，那就是本末倒置。

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家的以德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以法治国等多种类型以及不同类别的理顺关系的重大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中国早期古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而且这种繁荣也为后来秦朝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秦朝建立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大一统”局面，统治概念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概念。

汉朝的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于是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

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目前，随着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的建立与日趋完善，人们不仅开始重新思考治理的本质，而且开始重新认识治理与统治的关系。

当前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部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这种战略部署不仅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角度来看具有历史的必要性，而且从思想的发展来看，也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

在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中，围绕治理问题，提出了公司治理、地方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诸多不同种类的概念。

也正因为如此，针对国家治理这一特定概念，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其核心内容并不在于治理，而是在于国家，也就是说，它是在2016年第2辑总第19辑国家与治理之间建立内在关系的重要体现，所直面的是有关国家的治理活动，所直接涉及的是国家这样一个在政治哲学领域内极其重要的概念与问题。

不过，通过结合前面阐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于国家治理，我们可以不像当代西方治理理论那样仅仅注重“治理”与“统治”的区别，而是将它更加准确地定位为通过“治”的方式而达到“理”即理顺国家各个层面的关系的过程。

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是指，以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实现理顺国家各个层面关系的战略目标。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

”①由此可见，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应当说，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了上述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强调，尽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四个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但它们之间并不构成简单的同层次关系，人们还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第五个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一个关键性意义就在于，它是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接上升到国家这个政治哲学层面上的重大举措，涉及国家这个具有整体性的政治哲学概念，而不是像以往“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中仅仅涉及的是经济基础。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法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再仅仅围绕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这四个具体的、部分的方面来展开，而且还上升到国家这个整体性层面上加以展开。

在中国被动进入现代化进程中鸦片战争起到关键作用，但是，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准确地说是从何时开始这一问题，人们却有着不同看法。

总体来说，主要存在三种划分模式。

第一种是关于“1840 1911年”的划分模式，认为“如果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主体目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标准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1911年之前的准备阶段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启动阶段”②。

第二种是关于“1800 1949年”的划分模式，《中国现代化史》一书的第一卷的时间断限为1800 1949年，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4页。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绪论。

此书目前仅出版了第一卷，作者拟以1949 1978年作为第二卷的内容。

①第三种是关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划分模式，认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自强运动经过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宣告中国现代化运动初始阶段的结束”。

②马克思曾专门介绍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特别阐明了对于事物的认识过程一般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然后是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最后是回到整体，但此时整体已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③因此，应该说，在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究竟从何时开始这一问题上出现三种不同的划分模式，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争论问题，从认识论上看，它所表明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人们的认识是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作为起步的，人们在早期很长时间里只是依稀地感到需要为自己确立以“西方化”（即“西化”）为内容的现代化目标，从而可以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抗衡，由此也造成了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何时开始这一点上，人们的认识难以达成统一。

当然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建立后“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在现代化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已经从整体走向部分，也就是说，已经在提出工业、农业、科技与国防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认识上由混沌的整体走向具体的部分。

通过延续上述分析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由于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从国家整体出发对于现代化的新的认识成果，因此，它不仅是对“四个现代化”在新的层面上的认识提升，而且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实际上已在思想认识上进入马克思所提到的第三个阶段，即“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阶段，这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已经逐步完成马克思所谈到的认识三阶段的发展过程。

国①②③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学林出版社，200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第497 50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

2016年第2辑总第19辑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深刻表明，人们不仅有了国家这个鲜明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性概念，同时还可以站在国家治理这个整体性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