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精神对朝鲜朝的影响

陶渊明在朝鲜的接受与传播朝鲜文人和陶是兼具文学接受与文化传播双重意义的现象，和陶诗作与和陶辞赋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本文首先通过归纳中国文学史上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关的论述，总结其在中国古代辞赋史上的地位；然后通过对朝鲜半岛高丽与李朝两个不同时期文人所作“和陶辞”的文本阅读，重点分析朝鲜汉文学对《归去来兮辞》的接受；最后整体阐述陶渊明诗文、辞赋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以及现代韩国人对陶渊明文学的重视与研究。

研究方法包括单一作品分析法、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文学研究法、相关作品对比分析法等。

关于和陶现象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果。

但是，这些成果并未囊括所有陶氏文学，“和陶辞”的研究目前尚属薄弱环节。

作为陶渊明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陶辞”这一特殊文体并未受到多少关注。

而在海外陶渊明研究中，“和陶辞”亦难与“和陶诗”相较。

朝鲜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政治文化交流，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亦高于周边各国，和陶诗文创作是朝鲜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陶辞作亦多达四百余篇。

但是，韩国学术界对“和陶辞”的研究却同样寥寥无几。

陶渊明走进朝鲜半岛始于新罗时期的中朝文学交流，彼时，一大批文学作品被前来大唐求学的新罗留学生带回祖国，载有陶渊明诗文的《昭明文选》就是其中广受欢迎的一部典籍。

陶渊明在朝鲜的接受与传播历经几番沉浮，从新罗时期的“文选热”，到高丽早期的“科举热”，再到高丽中期的“苏轼热”，接着是高丽末期、李朝早期的“朱熹热”，陶渊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起起伏伏总是伴随着社会历史背景的变更。

而李氏朝鲜王朝下的陶渊明文学接受，则逐渐走上了一条开阔平坦的光明大道。

“和陶辞”与“和陶诗”一样，成为新罗之后各个朝代历史中，代表文人士大夫心声的鲜明旗帜。

自高丽末期李仁老的《和归去来辞》始，至光复后金昌淑的《反归去来辞》止，朝鲜文人的和陶辞作遍布朝鲜各个时代，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文人对《归去来兮辞》的酬唱之作。

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与传承随着历史长河的流转，中国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其中对朝鲜半岛影响尤为深远。

中国文化不仅对朝鲜半岛的思想、宗教、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经由儒家文化、汉字书写、孔子学院等多个途径被传承至今。

本文将探究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与传承。

1. 思想方面自古以来，封建社会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体现，而这种思想渗透在中朝文化中也十分明显。

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朝鲜半岛的社会伦理结构影响尤为深远。

朝鲜半岛的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中朝文化的相通和相互渗透造成了中朝两国文化的紧密联系。

这种思想在朝鲜半岛的教育、法律等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使朝鲜半岛形成了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

2. 宗教方面朝鲜半岛的宗教信仰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中国文化在宗教方面的渗透。

自从4世纪时，中国佛教传人首次抵达朝鲜半岛，便形成了中朝佛教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断深入并对朝鲜半岛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佛教外，中国文化的道家思想也在朝鲜半岛传承至今，例如朝鲜道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中国道教。

这些中国文化元素成为朝鲜半岛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制造了中朝两国之间更为深厚的文化联系。

3. 文化方面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仅限于思想和宗教上，在语言表达、传统音乐、戏剧等方面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中国文化亦在朝鲜半岛的科技、农业、艺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例如，中国的火药技术在15世纪时传入朝鲜半岛，并且得到广泛应用。

此外，朝鲜半岛的清吹、大钟等乐器的传统演奏上也能够看出中国文化的功劳。

在戏剧方面，中朝民间传统同样存在很大的共性，例如朝鲜半岛的盂兰节和中国的中秋节上都有广泛的传统表演。

在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方面，传承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机构，近年来在朝鲜半岛逐渐兴起。

孔子学院的开设让很多朝鲜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更多的人也学会了汉语并在汲取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作者：潘畅和来源：《东疆学刊》2010年第03期【内容提要】“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

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

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关键词】古代朝鲜在地两班乡案乡约作者简介:潘畅和,女(朝鲜族),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韩会儒学比较。

“武士道”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现象,“两班”是古代朝鲜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因此,可以说走进“两班”世界是解读古代朝鲜文化的一把钥匙。

想知道儒家文化为什么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尤其是对古代朝鲜影响深刻就不能不了解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一“两班”之称,源自高丽时期的宫中朝会。

高丽时期,国王模仿中国历代王朝皇帝南面听政的惯例,也朝南而坐。

参加朝会的大臣面向国王,分立于左右两侧。

位于右侧,即东侧的为文官;位于左侧,即西侧的为武官。

“两班”即文班和武班的合称,亦即官人。

高丽时期的两班有可任文武官之正职的两班,可任宫中内僚职的两班,任医、卜、地理、律、算之技艺仕官的杂技,使役于杂职的人则不属于两班。

两班以外的人,在官阶的升迁上皆有限制,其待遇等于庶人。

庶人是上述两班、杂技、杂职以外的阶层,良人也属于此。

庶人在仕途、受教育上与两班皆有差等,且为租税、徭役、兵役的实际负担者。

两班、庶人以下的为贱人,驿丁、津尺、杨禾尺(从事屠宰及肉类贩卖)、才人、商人、工匠、乐工、部曲、奴婢等属于此。

这些人不能应试,不能仕宦,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贱人身份如父母一方为贱人,其子孙则世代为贱人。

2 可见,高丽的两班是官僚体制中实际的掌权官人。

高丽建国时期的文武两班大体上由开国功臣、地方豪族、新罗六头品系组成。

光宗(950-975)时为了加强高丽王室的权力,大力推进改革,铲除了开国功臣这一权臣集团,并于958年接纳中国儒者的建议,实行科举制,使新的豪族势力大举涌入政界。

古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士大夫”这个词出现在战国时期，以文载道便是其精神之所在。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自古就有浓厚家国情怀，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教化于民，注重礼仪廉耻。

关心国家政治，致力于国家的发展。

“士大夫”作为中华文化继承和传播的主要承载着，他们积极参政入仕，关心民众的疾苦。

清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便是这一情怀的一种体现。

这一情怀各朝代都有，如：汉代的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唐朝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宋朝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得“位卑未敢忘优国”等。

他们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诗词中，也体现在“家训”中，这些家国情怀深深的融进了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

随风潜入夜色，润物细无声。

这些融入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

在太平时期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强调在家尽孝、为国尽忠。

在动乱时期这种家国情怀能聚集人心，共赴国难。

如：明未清初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保卫国家，即使是身份卑微的平民也有责任去保卫国家，即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也是后来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堂“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安危之上。

而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

他们通自己的行为传递了爱国和追求完美人格的价值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鼓舞了不知多少有识之士、热血青年，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拍案而起，冲锋陷阵。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价值观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

“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此四句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名言，对士大夫文人的追求与目标做了很好的释视。

朝鲜宗室制度
李氏朝鲜阶级制度，为李氏朝鲜王朝的的阶级制度，主要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1、王族和士大夫（两班）2、中人3、平民。

将所有人分为三大阶级以便管理，除非有特殊状况，否则任何人不能有所逾越，以免受罚。

这使得朝鲜的阶级制度、嫡庶关系非常的严重。

鲜王朝（朝鲜语：조선왕조，1392年—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而建国。

朝鲜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的故都开京（今开城；又称松都），1394年定都于汉阳（今首尔），翌年改称汉城。

[1-2] 1399年迁回开城，1405年再次迁都汉阳。

[110] 经过对北方的开拓，到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国土基本定型，大致相当于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

[3]
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

谚文的发明也为朝鲜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了条件。

对中国明、清两代采取事大主义，建国后便向中国朝廷称臣纳贡，自太宗李芳远至高宗李熙，历代国王均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对日本等周边国家或部族则采取交邻政策。

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期，朝鲜接连遭到日本和后金（清）的入侵（万历朝鲜战争、丁卯之役、丙子之役），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

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国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不再称臣于中国。

1897年，高宗李熙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暨朝鲜王朝灭亡，历27代君主、519年。

朝鲜的中国想像与体验以燕行录为中心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朝鲜时期（13921910）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想像与体验，特别是通过燕行使节的记录——燕行录——来分析。

燕行录是朝鲜时期使节访问中国时所撰写的记录，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及政治信息。

本文将首先介绍燕行录的背景和重要性，接着分析朝鲜对中国的想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以及这些想像如何影响朝鲜的政治决策和文化发展。

本文还将探讨朝鲜使节在中国的生活体验，包括他们与中国官员、学者和普通民众的交流，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

本文将评估燕行录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并探讨其对现代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的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燕行录，本文旨在为理解朝鲜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

2. 朝鲜燕行录的概述朝鲜燕行录是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使臣访问中国燕京（今北京）的记录文献。

这些文献通常由使臣亲自撰写，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行程、见闻以及与中国官员和民众的交流情况。

燕行录不仅是朝鲜对外交往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研究朝鲜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的重要资料。

燕行录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了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观察和描述。

使臣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城市风貌、风俗习惯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朝鲜对中国的认知，也体现了朝鲜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国家意识。

在燕行录中，朝鲜使臣对中国的想象和体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强大和繁荣表示赞叹和向往，将中国视为文化的典范和学习的对象。

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文化差异表示困惑和批评。

这种既崇拜又批判的态度反映了朝鲜对中国的复杂情感和认知。

燕行录在朝鲜历史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朝鲜对外交往的记录，也是朝鲜文化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

通过燕行录，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朝鲜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以及朝鲜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国家意识。

3. 朝鲜对中国的想像朝鲜对中国的想像，深植于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中。

士大夫家国情怀的论据士大夫家国情怀，是指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国家的忠诚、热爱以及责任感。

他们身处国家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士大夫家国情怀的重要性。

一、士大夫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国情怀体系。

士大夫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将这一理念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致力于国家的繁荣富强。

这种家国情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士大夫家国情怀是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士大夫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忠诚于国家，关心民生，致力于国家的和谐稳定。

在历史上，许多士大夫在国家政治动荡、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挺身而出，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他忠诚于国家，英勇抗击外敌，成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

士大夫家国情怀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士大夫家国情怀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士大夫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

他们致力于文化传承和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

如唐代诗人杜甫，他的诗歌关注国家民生，反映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士大夫家国情怀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士大夫家国情怀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士大夫家国情怀强调个人品质的培养，他们以身作则，注重道德教化，为后世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如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他关注教育，提倡儒学，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

士大夫家国情怀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五、士大夫家国情怀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士大夫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如忠诚、敬业、担当、奉献等。

弘治时期朝鲜的社会风俗——以董越《朝鲜赋》为例李庆宏;黄渊【摘要】弘治元年(公元1488)眷,董越奉命颁诏朝鲜,夏五月回明朝.根据见闻,撰写《朝鲜赋》.《朝鲜赋》内容丰富可信,为研究明弘治时期中朝关系与朝鲜王朝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史料.特别是从饮食、服饰、建筑三方面可见明弘治时期朝鲜社会风俗.王室与官员、官员与平民、良人与贱民、贫与富之间在饮食、服饰、建筑方面差异明显,由此可认知朝鲜王朝等级分野与社会格局.【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37)005【总页数】6页(P71-76)【关键词】弘治元年;董越;《朝鲜赋》;社会风俗【作者】李庆宏;黄渊【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2;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9.893李成桂在1392 年取代王氏高丽而建立朝鲜王朝初始，对明朝就“事大以诚”。

有明一代，明太祖在世期间，对朝鲜王朝的政权冷漠。

［1］(P249)从明仁宗之后，每朝廷大事，必遣使颁诏于其国。

［2］(P19)册封之例自此而为常。

1488 年，明孝宗改元弘治，董越奉命出使朝鲜颁诏王命，以示新君(明孝宗)即位。

董越在颁诏王命廷见君臣之暇，询事察言，将沿途所见所闻及时记录。

返回明朝后，广征典籍，以严谨的写作态度，撰写出《朝鲜赋》。

学界对董越《朝鲜赋》的研究多数是从董越生平、《朝鲜赋》写作背景、《朝鲜赋》纪实内容与文献价值、董越对外交礼仪重视等方面展开。

［3－7］对《朝鲜赋》中反映的社会风俗进行系统研究，目力所及，至今还没有。

笔者以董越《朝鲜赋》为个案，探讨弘治时期朝鲜的饮食、服饰、建筑风俗。

一、朝鲜的饮食风俗(一)食器《朝鲜赋》中提到的食器有絜盘、豆、笾、案、匙、筯。

朝鲜王室饮食器具，多用金银铜瓷做成，尤以铜为多。

这当然与朝鲜物产五金有关。

“食器也，间用金银铜瓷”，［8］(P13)“五金莫究所产，最多者铜;『地产铜最坚而赤，食器匙、筯皆以此为之，即华所谓‘高丽铜’也。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朝鲜王朝女性节烈观文章分析了儒家文化对朝鲜王朝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朝鲜王朝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女性的行为被约束，并被严格要求遵守儒家推崇的贞节观念。

文章以青年孀妇为例，阐述了孀妇悲惨的命运，生不如死，只有选择自尽成为烈女，而国家对于守节烈女实施各项旌表政策，鼓励女性的守节行为。

标签：朝鲜王朝女性；家父长制；守节；旌表一、儒家文化对朝鲜王朝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14世纪末，朝鲜王朝成立以后，为避免重蹈高丽王朝佞佛亡国的覆辙，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性理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统治理念。

随着朱子学家父长制的传播，强调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发生改变，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在高丽王朝之前，女性的生活相对比较自由，可以参与社会活动。

朝鲜建国以后，随着性理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女性的生活开始发生改变。

朝鲜王朝中期，国家完善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制度，朱子学推崇的家父长制逐渐传播。

到朝鲜后期，随着礼学的发展和由党争引起的门阀社会的到来，家父长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制度。

而家父长制也导致女性的自主权利被抹杀，女性逐渐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

17世纪以后，随着礼学的发展以及宗法制的推行，以嫡长子为中心的父系嫡系家族制度被确立并广泛流传。

伴随着17世纪中期以后由党争引起的门阀社会的到来，由于代表家族政治社会地位的门阀被重视，为了强化家父长的权力，维持家族的昌盛，两班家庭纷纷通过婚姻来扩大家族势力。

在此过程中，统治阶层通过各项制度对女性的行为进行约束，女性的节烈观念在家父长制被强化的社会环境下，作为维持父系血统纯洁性的保障也逐渐强化。

高丽时期佛教盛行，很多女性将上寺作为她们外出的良机。

朝鲜王朝建立之后，统治阶层认为，上寺活动为女性提供了接触男性的机会，是造成女性失节的危险行为之一，极力要求限制女性一切外出活动。

太祖元年，大司宪南在等上言：“愿自今文武两班之妇女，除父母、亲兄弟姊妹、亲伯叔、舅姨外，不许相往，以正风俗。

南宋士大夫精神的特点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统治阶层为士大夫阶层，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具有许多特点和精神，以下是其中的一些：1. 修身齐家、进德修业南宋士大夫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和家庭生活，他们认为一个品德高尚、道德修养好的人才可以有资格治理国家。

因此，南宋士大夫注重家庭教育和家风，家庭生活也十分有规律，崇尚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家族传承。

同时，南宋士大夫也极其注重学问和技能的积累，致力于个人进德修业，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家和民众。

2. 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南宋士大夫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类和自然是统一的整体，人类的生活与社会发展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不断地获得自然的滋养和指引。

因此，南宋士大夫十分注重自然界的保护和修复，强调节约循环、保护生态，从而避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3. 捍卫社会正义和公平南宋士大夫非常注重社会正义和公平，他们积极维护民众权益，捍卫正义，反对不公和腐败，使社会保持稳定和和谐。

他们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性之中，因此致力于推行道德教育和品德修养，通过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持久地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

4. 弘扬文化、发扬教育南宋士大夫非常热衷于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他们认为文化传承和教育普及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他们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传承，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新文化的发展。

教育方面，南宋士大夫注重全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致力于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水平。

综上所述，南宋士大夫的精神是以修身齐家、进德修业为基础，弘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捍卫社会正义和公平，发扬教育和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

这些精神为南宋文化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朝天录》到《燕行录》，从朝鲜使臣角度一观朝鲜自我认同产生朝鲜的建立，与明朝的崛起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在元朝灭亡之后，高丽亲元势力曾经屡次夺取朝堂的话语权，而这种夺权过程往往充满了血腥的杀戮。

然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高丽最终被自己的将领李成桂所覆灭。

此事也成为中朝关系转折的重要节点，在李成桂一系夺权之后，出于对于大明的忌惮以及对内统治的需要，朝鲜一直以"事大至诚"的恭顺态度对待大明。

这种态度，在一开始或许仅仅出于利益考虑，但是随着中原文化在朝鲜的盛行，这种臣服最终由迫不得已变成了心悦诚服。

然而，这种文化认同而渐渐升起的归属感最终因明朝的覆亡而崩塌，在这之后，朝鲜对待中原或者说清朝的态度便一直暧昧不清。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以宗藩体制为轴，去理解和解释这种态度的转变，甚至以当时发生于明代末年的南汉山之变当做朝鲜仇视清廷的唯一原因。

然而这种解释，却忽视了民族情感以及文化层面上的认同和归属感问题。

今天，我们就以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持续的朝贡活动作为新的视角，去解读和理解这期间朝鲜对中华文明观感的变动，以及其文化上自我认同的产生。

一、从《朝天录》到《燕行录》《朝天录》与《燕行录》，均是朝鲜朝贡使臣用于记录其在中国所见所闻的记载实录，从其结构上来看，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前者是记录朝鲜在明朝时期的朝贡见闻，而后者则是清代朝使的记录。

这种名称上的改变，绝不仅仅是朝鲜用于区别中国两个朝代的一种方式，相反，其代指的意义早已有所变动。

"朝天"与"燕行"，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将满清与中华分离的态度。

这从两本记录当中的内容也可略窥得一二。

比如，在朝鲜壬辰倭乱即将平定的最后一年，朝鲜兵曹判书李恒福作为使者前往北京陈情，其曾经在《朝天录》中作赋一首，以表对大名扶危济困、存亡继绝的感激之情："番邦叩心仰天吁，愿取谗人投有昊。

君王心似光明烛，坐法宫中照四隩。

此外，对于中华秩序占主导地位的东亚来说，华夷之辨除表示了文化、地域和种族上的分别外，其实也表示了政治秩序上中心与周边的分别。

在现实的中华秩序之下，存于藩属地位的政权要想成为中华正统是不可能的。

当时朝鲜在事实上对清事大，奉清正朔，在中华秩序中既然处于藩属的地位，即使不被视为夷狄，也很难超越“小中华”的地位。

所以洪大容说，“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

虽然，比之中国而方之，其分自在也。

”李种徽认识到，中国人之所以始终以朝鲜为东夷，是因为朝鲜一直处于外服的缘故。

虽然《春秋》主张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是如果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那样，参与中国区域之内的会盟、征伐，则很难被彻底视为中华。

要改变这种状况，李种徽提出的办法是设法将朝鲜文化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人知道海外尚有邹鲁之乡。

朝鲜在中国周边国家中确实是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如果根据朝鲜士大夫的文化自尊意识而认为朝鲜是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则是将历史虚像当成了事实。

当时对于朝鲜士大夫来说，相对于中国值得自豪的一是保持了明朝的衣冠制度，一是崇奉朱子学，以为朝鲜继承了性理学的正统，所谓“道统在东”。

就衣冠制度而言，朝鲜后期的实学者曾对其意义有所批评。

李溟(1681~1763)即指出，“今天下悉已髡发，而惟一片东韩尚保旧制，非力有以自全，此殆天意在也。

”朴齐家(1750~1805)也说，清允许朝鲜保持原来的衣冠制度，“自我论之，幸则幸矣，而由彼之计，不过利我之不通中国也”。

所以他们认为朝鲜得以保衣冠之旧也不是什么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所以，洪大容指出，中国人虽然剃发胡服，与满洲族无别，但仍为中华故家后裔，朝鲜人虽以阔袖大冠，沾沾自喜，乃不过“海上之夷人”，贵贱不可相等，他反对朝鲜士大夫趁中国人遭受变乱之际，落井下石，隐然以中华正统自居。

朴趾源在比较了朝鲜和中国之后也说，“以我较彼，固无寸长，而独以一撮之结，自贤天下曰：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则亦将何所仿而行之耶？”而且，由于朝鲜过分注重衣冠制度等象征中华的礼乐文物，试图恢复中华古制，反而限制了朝鲜文化的发展。

中国⽂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朝鲜半岛上已有⼤量中国移民，秦汉之际在朝鲜半岛建⽴的卫⽒朝鲜国，就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

西汉武帝开疆拓⼟，将领⼟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在辽东和朝鲜设置四郡，由朝廷直接管辖，与内地的⾏政制度完全相同。

东汉后辖境虽有所收缩，但在三国、西晋时⼜有扩展，还设置了新的⾏政区——营州。

公元6世纪后⾼句丽迁都平壤，脱离中原政权。

唐⾼宗时⼜设置安东都护府，重新进⾏直接统治。

元朝征服朝鲜，设征东⾏省，但仍保留其朝鲜国王。

明、清两代以朝鲜为藩属国，直到甲午战争败后与⽇本签订《马关条约》，才被迫承认其独⽴。

尽管今天有少数韩国⼈千⽅百计要割断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个别⼈甚⾄本末倒置，捏造史实，但在历史上，朝鲜⼀直以中国的⼀部分⾃居，或者以天朝的藩属国为荣。

在韩国随处可以看到不少古代⼠⼤夫的墓碑，⽆不题为“⼤明朝鲜国”、“⼤清朝鲜国”、“有清朝鲜国”。

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出兵援助朝鲜击败⽇本侵略后，朝鲜君⾂感恩载德。

在清朝⼊关后，朝鲜不顾国⼩民穷，君⾂多次密谋，要帮明朝恢复，以报“再造之恩”；并誓死抵制清朝雉发易服，延续“汉家⾐冠”。

19世纪末，朝鲜内乱外患深重，濒临亡国之际，还仍寄希望于宗主国清朝出兵相助。

从公元前2世纪朝鲜归⼊西汉版图开始，中国⽂化就成为当地主流⽂化，也成为朝鲜半岛传统⽂化的源头和主体。

从那时起朝鲜地区就直接采⽤汉字，即使是在制订了⾃⼰的⽂字后，汉字依然是官⽅的、正式的⽂字。

朝鲜的主要制度、主流⽂化、伦理道德、学术⽂化，⽆不来⾃中国，或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西汉末，朝鲜北部的⽅⾔与先秦“燕国”⼀带的⼈相同。

朝鲜的世家⼤族，⽆不⾃称源于中原⼤姓，箕⼦、周公、孔⼦、太原王⽒、清河崔⽒、荥阳郑⽒、河东柳⽒，直到朱熹等，在朝鲜都有⼤批“后裔”。

尽管这些⼤多出于攀附，却反映了中国⽂化在朝鲜的崇⾼地位。

今天的韩国⽂化源于中国⽂化，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根据朝鲜半岛的具体条件，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古代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古代朝鲜王朝是东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王朝之一，其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朝鲜王朝形成了独特而富有特色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

首先，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

朝鲜王朝采用的是家天下体制，即以王室家族为中心的政治体制。

王室是统治者的核心，其下分为君、臣、民三个等级。

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代表天命统治，臣下则需向君主忠诚并服从其指挥。

这种等级制度严格规定了人们在朝鲜王朝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并使君臣之间建立起严密的契约关系。

其次，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儒家思想在朝鲜王朝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朝鲜王朝将儒学作为国学，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使得儒家思想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得以广泛传播。

儒家强调君臣之间的忠诚和义务，支持君主统治，使得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更加稳定。

此外，朝鲜王朝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度。

社会分为士大夫、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等不同阶层。

士大夫阶层是朝鲜王朝的核心统治层，他们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入仕，担任政府官员。

农民则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被视为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石。

手工业者则负责生产各种商品，为王朝提供物质支持。

而奴隶则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群，负责从事苦役和劳动。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士大夫阶层享有政治权力和特权，可以参与国家决策并享有土地使用权。

农民则需要履行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但在平时享受相对稳定的生活。

奴隶则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成为主人的财产，无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

总的来说，古代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君主统治、等级分明的政治制度和士大夫、农民、手工业者、奴隶等阶层的社会结构，构成了朝鲜王朝的特色。

通过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运作，朝鲜王朝在800多年的历史中保持了相对稳定和繁荣，为后来的朝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士大夫阶层话语体系下明清交战中的朝鲜小人物——以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为例曾磊【期刊名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4)004【摘要】在明清战争中，很多朝鲜百姓被征发为士兵而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在乱世中或坚贞不屈或随波逐流，写下了独特的历史篇章。

李士龙、任廷益、金英哲三人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李士龙拒绝进攻明军被杀，而任廷益、金英哲二人则在中原长时间漂泊最后回到家乡。

朝鲜士大夫控制的朝鲜政府对李士龙大加褒扬，而对任、金二人则不闻不问，这表明了朝鲜主流士大夫的儒教理学伦理的历史叙事态度，这种官方的历史叙事态度忽略了普通民众对乱世的痛苦体验。

%During the war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the Manchurians of China, lots of Korean civil- ians were assembled as solders and involved in the war. Some of them insisted in the principle that they would be loyal to the Ming Dynasty whiles others did not do so. Li Shilong, Ren Tingyi and Jin Yingzhe were their typical positive representatives. Li Shilong was killed by Manchurians for the reason that he refused to attack the Ming army while Ren Tingyi and Jin Yingzhe stay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at last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The Korean government controlled by scholar officials praised Li Shi- long as a hero but ignored Jin and Ren, which shows that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ttitude of the Korean scholar officials~ Confuciuslogic and this offi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attitude neglected the sufferings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war.【总页数】5页(P63-66,77)【作者】曾磊【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19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9.105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朝鲜使者眼中的中华近日，思想史家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面世。

明代灭亡后的清代，李朝朝鲜使者记载的燕行文献显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

他们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

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

“小中华”性质凌驾于“蛮夷”性质之上如果我们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

朝鲜夹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满蒙各部落之间，处境最为微妙，对认同政治最为敏感。

明清“华夷变态”对李朝“中国观”的刺激之深，充分体现在“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正名”意识上。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一个京师，两种表述。

天是京师的升级，燕是京师的贬抑。

朝鲜对前明的忠诚通过两种途径抬高了自身的地位，划定了“他者”的边界。

首先，朝鲜的“小中华”性质凌驾于大清的“蛮夷”性质之上。

其次，朝鲜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

东海君子国的优美形象就此树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邻邦。

这种边界意识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礼乐文教为标准，不能视为近代以来的国族建构，但无疑已经具备了某些共同体的性质。

共同体意识萌发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外有别。

在这方面，李朝与清朝的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

《燕行录》是朝鲜使节讲给自己人听的心里话，跟他们对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辞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果我们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

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夺走了天朝上国的光环，为朝鲜承载的文明正统送来了死亡恐惧、独特感和使命感。

“卑贱的清国”夺走了朝鲜人的天真时代，教会他们熟练地表达违心的忠诚，迫使他们承认：暴力篡夺不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长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