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士大夫人格与文格的背离现象
- 格式:pdf
- 大小:452.81 KB
- 文档页数:5
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差异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差异作者:政右经左2009-03-18 07:43 星期三晴万平四川省电大副教授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
他们是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与中坚,在那特定的年代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齐名的。
康梁有许多共同点,但在思想文化性格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对待“参政”、“议政”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19世纪末,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吏治的腐败,经济的凋敝,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
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且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循保守之风弥漫,任何改革都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所以要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就得讲究策略和方法。
康有为经过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吸取了教训,正面强攻,人微言轻,显然不行,他不得不另辟路径。
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先后刊行,便是把自己变法维新所要宣传的理论主张、改制思考,统统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达到由古入今、托古改制的目的。
康有为首先推出《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款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款;布行伪经,篡孔说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
刘歆“饰经佐纂,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叫做“新学”。
此说对当时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宋”两派予以根本打击,它并不纠缠于某字、某义的具体训访、考证,而是从根本上荡涤之,扫除之。
《新学伪经考》的刊行,对于封建社会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经典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促使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起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作用。
康有为的论断,在学术上能否完全成立,可以探讨。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敢于向人们普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挑战,蔑视传统,惊世骇俗,有利于人们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意义,“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收稿日期:2013-03-15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宋金元文艺思想史》(11JJD750009)。
作者简介:李春青(1955-),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5。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李春青摘要: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
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
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关键词:文人;士大夫;身份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3-0074-09一、引言公元178年,即东汉灵帝光和元年,汉灵帝置鸿都门学:在全国范围内招了一批与他自己志趣相投的才艺之士待诏鸿都门下,这些人的“才艺”包括善写文章辞赋以及书法,此外他们还善于讲述民间逸闻趣事。
他们中的许多人凭着这些才艺而被授予官职,这与当时征辟察举的标准显然不相一致,于是受到当时主流士大夫的激烈批评:蔡邕上封事曰:“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
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徘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
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
古代士人的仕与隐古代隐士,指隐而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贤能达士,并非一般的山野樵夫。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两条路径,要么出仕光宗耀祖以达治国平天下,要么入隐安贫乐道以求人格独立自由。
然而,看起来都能得到终极圆满的人生两境,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却没有以同等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仕与隐,“学而优则仕”、“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抉择是仕是隐的基本守则浅而易显地折射出了文人士大夫们厚此薄彼的普遍心态:以仕为重,隐轻之,隐乃仕无门、无奈、无望下之举。
毕竟,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们,大多怀有强烈的、积极的出仕愿望,而这种出仕为官兼济天下的理想与道家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隐逸情怀并不能两相兼得,如此一来,在出仕与入隐之间,必定发生抉择上的碰撞,火花之下,古代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的隐逸文化就此产生。
隐逸文化萌芽于先秦;历史上曾爆发出三次隐逸高潮,分别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到了明清,走向衰竭没落。
隐逸,从最初的“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钦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式的单纯归隐,到最后纷呈繁杂,在千百年的历史动荡与曲折前进的激流当中,它更多地呈现出了不同于或者相悖于字面理解的多重含义,并成蔚然景象,其表征出来的隐逸方式达到七大类之多:一是完全归隐,真正意义上的隐逸,相对于后世出现的其它方式,也称“真隐”,此类隐士具有融自身于自然之中的真正的隐士品格,无论何种条件之下,他们坚守着自己的隐士气节——拒不出仕,高蹈出尘的代表人物有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宋人陈抟、林逋等;二是仕而后隐,这是出仕为官之后却又向往独立人格自由的文人士大们的最终决择,解冠归去之后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怡然自得,旷达闲适,这其中,受尽世人所景仰的莫过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三是半仕半隐:此类隐士于文人士大夫们最为盛行,他们不愿为官却又迫于生计,于是自主选择或无奈被贬谪之后,当个散官离远朝堂不问政事、过着出仕实则隐居的生活,以其隐逸思想主宰自己的精神世界,如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是为小隐或中隐;另有隐于庙堂一说,所谓的“大隐隐朝市”,同样做着官,但不执着于政事,居于统治中心的朝都之上却奉行“不为”的隐者思想;四是忽仕忽隐,出仕而后隐,隐而又复出,大多随着时局利弊而反复,形势有利则出仕,形势恶劣则入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先做官,然后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五是隐而求荣,这类隐士,或热衷交际、热心时局、好与官家打交道,如明代陈继儒,有人写诗讥笑“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或关心朝政,虽隐于高崖深谷、山林原野,却爱管朝政世事,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其政见的举足轻重性,被人誉为“山中宰相”;六是无奈之隐,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当朝合作,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虽为隐士,却从事着最为激烈政治斗争。
历年高考优秀作文:文品与人品:背离与统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是相互统一的。
但金代元好问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却让我们看到了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那么,在文品与人品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品与人品确实存在着统一性。
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都会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
比如,鲁迅先生以笔为武器,深刻地剖析社会现实,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对人民的深厚同情,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正是他人品的真实写照。
又如,杨绛先生的文字平和、质朴、温暖,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她本人也以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品性为世人所敬仰。
这些作家,他们的文品与人品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价值。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文学史上,文品与人品相背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比如,宋之问,诗才出众,其诗对仗工整,音律和谐,但是他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趋炎附势的小人。
再如,胡兰成,其文笔细腻、才情颇高,然而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丧失气节,成为了民族的罪人。
这些人,他们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有着一定的成就,但是他们的人品却令人鄙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文品与人品相背离的现象呢?我想,这大概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有关。
文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运用想象、虚构等手法来塑造人物、表达情感,这就使得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本人有了一定的距离。
此外,有些作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益,会刻意地去营造一种与自己真实人品不符的形象,以吸引读者的关注。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文品与人品相背离的现象,就否定文品与人品统一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努力做到文品与人品的统一,用自己的作品传递正能量,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中国古代文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虐、自恋情结摘要:在一个以官场为主的社会里,中国古代文士关怀终极价值,沉溺于自营的理想境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
由此生发的自我意识也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
关键词:古代文士人性分裂渗入沉淀文化品格曾经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一本评《西游记》的书,翻了一页,讲到孙悟空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得修成正果,反映了一种在专制制度下的文人的自虐心态。
因为政治黑暗,个人进退不具备可预测性,所以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心态对待磨难。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
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
它凝结一团,图戳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深处,是引发痛苦、导致呻吟的病灶,又是躁动不安、随时准备与外界刺激相呼应以酿成某种惨怛凄厉的呐喊的带电云团。
这实际上是精神的流亡,是精神苦闷的象征。
他们追求精神自由,追求高古的人格,不愿与当时的社会达成妥协: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只能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
即便列入”天地君亲师”供奉在香龛里。
但是,如果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
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自戕的心狱),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
刽子手将文人的宿命按到刑台上,刀起命丧的剧痛代价,才逼迫某些觉醒者发出微弱的响声。
而这觉醒的响声,因为微弱,在发出的同时就即刻隐没在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喧闹里。
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绝大多数人,由于其心灵深处,对于权力,有一种亲和性;对于长官,有一种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有一种依附性;对于名利场,有一种竞逐性,因之特别崇信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之说。
浅谈“文如其人“和”文人相悖“现象作者简介:周作青(1988.01-),女,籍贯:江苏连云港,工作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最高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摘要:古人认为,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文章是一个人性格、修养、才情和世界观的自然流露。
一个人的经历,思想深度,才情,言语的表达,气以及三观,决定了一个人文章的深度,风格以及气质表达。
但是我们并不能绝对认为“诗品即人品”,“诗品醇者,人品必正”这一观点。
因为现实中,既有“文如其人”现象,也有“文人相悖”现象。
关键词:诗品;人品;文如其人;文人相悖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我想,“文如其人”这一概念就好似“字如其人”,字如其人,最早源于西汉文学家扬雄讲的一句名言:“书,心画也。
”这句话得意思是说书法是人的心理描绘,是来表达和抒发作者情感心绪变化的。
亦是说一个人的字迹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人一定的心理,性格,这一点是经过证实了的。
例如笔迹鉴定专家就能够通过字迹协助警察找出罪犯。
而且,人在不同心境下写出的字也会不同,传说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再醉酒状态下写出的,他醒来之后一直模仿重写,都写不出当初的意境来。
因此,一个人的字迹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某些特定的心理特质,性格以及心态。
就好似“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最早出自宋朝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古人认为,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文章是一个人性格、修养、才情和世界观的自然流露。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
”这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最早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基本特点的句子。
“诗言志”的意思,是指诗用来表达人的情志。
这里的“志”泛指人的主观方面,也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在内。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又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浅论潘岳人格与文格的关系作者:宋国兵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8年第05期潘岳,字安仁,西晋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
后世民间多以“潘安”相称,因为杜甫有“恐是潘安县”的诗句之故。
他是中国古代知名度最高的美男子,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与《文赋》的作者陆机并称“陆海潘江”。
按常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后世应该极尽夸张之能事讴歌赞扬才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原因何在呢?首先是潘岳的政治生涯中有不少的污点。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构愍怀太子之文,岳之辞也。
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
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
根据《晋书》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潘岳是一个极其热衷功名之人,他先后依附杨骏、贾谧,谄媚权贵,为了自己能够上位,参与了废除晋惠帝太子的阴谋,直接促使太子的被废与被杀。
从道德角度进行评价,潘岳的确是一个品德有问题的人,在儒者眼里甚至就是一小人。
这应该是后世负面评价潘岳的原因之一。
其次,则是他表里不一的虚伪习性。
潘岳有一篇颇为有名的辞赋作品,名叫《闲居赋》,大谈隐居生活的乐趣。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他就是一个留恋官场,迷恋富贵的人,闲居乐趣从何说起,岂非言行不一?其序言这样说: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
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
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后世对他的向往田园之心多持怀疑态度,甚至多嘲笑之。
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特地写诗评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无需多言,仅凭这两点,人们就可以把潘岳押上道德的审判法庭。
不可否认,在人格方面,潘岳确实欠缺太多,但是,以人格来否认文格,直接得出他的文学作是“表里不一”的结论,倒是值得商榷。
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知人论世”是一种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的方法,至今仍在文学研究领域使用,甚至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古代文人性格中国古代文人性情命运的文化启示2009年01月06日星期二20:49引言“文人先观神骨”,文人的处世态度精神信仰等性情对其命运有决定性作用。
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稳固,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的思想对文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但同时宁静淡泊、虚以待物的道家思想也形成一股潜流,润物无声的引导着许多文人。
或立修齐志、读圣贤书,或淡泊明志、通玄妙理。
不同性情的文人有迥然不同的命运。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并最终确立。
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得以由读经走向仕途,命运起伏比较大,因而最具有代表性。
研究对比唐朝及后世文人的性情与命运,大致可分为“人不如文”和“人文相当”两种情况。
第一章人不如文1.什么是人不如文人不如文,即文人命运悲苦且早逝,其文却历千年而不衰。
比如文章恣意汪洋,人却辗转飘零的初唐四杰。
2.初唐四杰文才高,位卑微2.1初唐四杰作为著名的文学集团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初唐四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集团。
他们“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对于革除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气象,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风一振,众荫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初唐四杰以独具特色的文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2.2王勃不苟于时,“或溺”而亡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
依次序,先说王勃。
“取巍科则有余,享大年则不足”,是苏小妹对王雱的评价,用在王勃身上一样合适。
王勃太有才华,而且他也从小知道自己太有才华,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写道: “勃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
王勃文场变体便是他不够于时的表现,而这也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壮举,因为唐太宗也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诗风的痕迹,而大臣上官仪也自然而然也秉承陈隋的遗风,以“绮错婉媚为本”,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
但王勃却贬斥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纵观唐宋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确是两种不同风貌与不同性格.这两种风貌、性格所以分称唐宋两体.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各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其基础乃在社会时代之别.另一方而.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这种“不同”后而隐藏着的文人十大夫的心理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十大夫是一个“专事承担精神文化赓续发展责任的社会阶层”一珍他们多居官有职位.具有较高的思辨能力和文化修养.其中一大批名望又高、地位又显、影响又大.他们导引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心理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文学中.人们透过文学便能感觉到时代的文化现象与心理的联系.在这一点从上.唐宋十大夫心理结构的变化及其与文学的联系显得特别突出。
中国十大夫的传统心理性格的形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以农业为主的.以血_缘关系为纽带上卜维系、结构稳定的中国式封建社会.使人们习}惯」几各安其位、内向克制、追求和谐的心理状态。
在这种心理状态卜产了以儒家为标志的中国封建文化。
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大地上的节节胜利.这种趋向封闭、内向的心理及这种心理所引起的克制、稳定的性格.便逐渐在中国十大夫心中积淀、定型了。
不过.儒家学说为标志的中国式封建文化还有着入世进取的一而.“杀身成仁”与“人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抱负和“当仁不让于师”、“舍我其谁的自豪还给这种封闭的心灵留卜了一条并不很窄的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给忍辱负重、克制和谐的性格中渗进了一些豪迈的因素。
而作为儒家学说的补充的老、庄哲学虽然也强调“安时而顺处”、主张龟缩‘心斋”“静忘”外在世界.但同样也承认“道”是“无所不在”.并不只是在内心中。
因此.仍然不能舍去外向的追求.为了寻找“道”.仍然要上人入地.在身外寻求。
所以.处」几儒、道互补文化结构卜的中国十大夫.其心理一一性格特征是复杂而矛盾的.封闭中略有开放.内向中稍有外向.究竟更偏重哪一面.则由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际遇不同而不同。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占代最为灿烂夺日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李唐帝国在政治、则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研究】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吕变庭(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摘 要]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在宋代出现,既是其国情的客观需要,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
北宋士大夫不仅复活和进一步延伸了儒家传统的忧乐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因而形成北宋士大夫人格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士大夫;人格;责任意识[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5)02-0066-05On the P ersonality Ch aracteristic o f Scholar -O fficial in the N orthern Song DynastyLU Bian -ting(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Province 071002,China )Abstract :The pers onality s olicitude of Scholar -O fficial in the N orthern S ong Dynasty possessed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emerged of situation that Em peror g overn with Scholar -O fficial ,it was objective require of the N orthern S ong Dynasty ’actu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m ixing together C on fuciam ism ,T aoism ,Buddhism.Scholar -O fficial in the N orthern S ong Dynasty not only revived and elongated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which C on fuciam ism shares the people ’s joys and s orrows ,but strengthen themselv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ountry and nation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s o formed a outstanding pers onality trait of Scholar -O fficial in the N orthern S ong Dynasty.K ey w ords :scholar -official ;pers onality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ountry and nation[收稿日期]2005-02-01 北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得意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转型期[1]。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之二(四)“批判、高调”与“缄默、中庸”士大夫的政治行为也存在“两重性”特征。
士大夫作为提倡“名教”、追求知识文化和精神理性的文人,有爱批判、喜议论的倾向,但同时他们又坚持缄默、中庸的处世为官之道。
在东汉“党锢”事件和明末“东林党”事件中,士大夫的行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敢于批评时政、勇于坚持道义的特点。
东汉末年,在朝和在野的士大夫公开与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作斗争,他们“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婷直之风,于斯行矣。
”他们甚至敢公开批评汉桓帝为“亡国之主,讳闻直辞”。
明末“东林党”也是“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
……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在帝制时代,士大夫一直是公开批判丑恶腐朽现象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士大夫又倡导缄默、中庸的处世之道。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士大夫要谨言慎行,沉默是金,甚至要“予欲无言”;同时提倡中庸处世,“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东汉胡广号称“天下中庸”,对朝政中的争论,他都左右逢源,从不发表过激的看法。
唐代苏味道更是公开宣称:“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摸棱持两端可也”。
宋代黄庭坚在《赠送张叔和》一诗中,将从政处世之道总结为“忍、默、平、直”四字,所谓“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清代曾国藩也主张去除“长傲、多言”的习气,认为“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不少士大夫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如曾国藩早年健谈高调,“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但宦海沉浮后,他逐渐变得缄默、中庸和谦退。
有的政客更是貌似敢言直谏,实际却是避重就轻、逃避责任。
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当时很多人以灾异现象抨击外戚王氏专权,汉成帝询问张禹,张禹力驳此说,上书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
中国古代士大夫人格的矛盾与统一
张海波
【期刊名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5(024)004
【摘要】在崇高完美的社会理想与黑暗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大同理想与桃花源,是两千年来读书人无法释怀的心结.但是,这一人格上的深刻矛盾并未使其走向毁灭,恰恰相反,理性层面以儒释道为主体的知识建构和感性层面以诗乐为核心的情感陶冶,使知识分子的人格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统一.
【总页数】2页(P96-97)
【作者】张海波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
【相关文献】
1.忧患意识与“三不朽”境界的追求——兼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J], 陈素权
2.当代青年矛盾统一的文化人格 [J], 朱美燕
3.《矛盾论》对中国古代重统一哲学传统的突破及其意义 [J], 刘明芝
4.孔尚任写人散文中的人格理想探析——兼论散文中女性人格与李香君人格的士大
夫化 [J], 张菁;
5.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J], 王曾瑜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