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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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引言概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其中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乡村主体性的重建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并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
一、加强农民组织建设1.1 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形式,可以促进农民的集中力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
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社需要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帮助农民理解合作社的好处,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合作社的运营管理。
1.2 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组织化的另一种形式,可以促进农民的专业化生产和经营。
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帮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并组织农民进行合理的生产和销售计划。
1.3 建立农民互助组织农民互助组织是农民组织化的基础,可以促进农民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合作。
建立农民互助组织需要提供必要的组织和管理支持,鼓励农民共同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形成良好的互助氛围。
二、加强农民培训和教育2.1 提供农民技术培训农民技术培训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手段,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
提供农民技术培训需要制定培训计划,选择合适的培训内容和方式,并提供必要的培训设施和师资力量。
2.2 推广农民教育农民教育是农民组织化的另一种形式,可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养。
推广农民教育需要制定教育计划,选择适合农民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并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和支持。
2.3 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
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需要制定教育计划,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并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支持。
三、加强农民合作与交流3.1 建立农民合作网络建立农民合作网络可以促进农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分享经验和资源。
农民组织化问题及对策研究作者:肖利华来源:《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1年第03期摘要:农民组织化对于稳定农村秩序、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民组织化存在着农村人口外流、村集体经济软弱、村民凝聚力不强等问题。
为此,亟须培育农村精英、发展集体产业、增强党建合力。
关键词:农民组织化;问题分析;对策研究一、农民组织化概念组织化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式。
农民组织化是农民的自愿联盟,其主体是农民,其主导为农民精英、龙头企业、基层政府。
农民组织按其主要功能可分为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等。
现阶段的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村民议事会是农民政治组织化的主要形式,乡贤参事会是农民文化组织化的主要形式。
经济组织化对于降低农民靠天吃饭的风险有显著效果,有助于形成规模效应,使风险共担;政治组织化使得农民能参与农村公共事务中来,进行自我教育、服务和管理;文化组织化对延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促进作用,能通过非正式制度进行道德教化。
二、农民组織化问题分析(一)农村人口外流,缺少人才支撑随着农业机械化运作,农村的农业人口趋于饱和。
现阶段,农村工商业尚不发达。
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
另一方面使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农村人口为谋生存、求发展,不断外流。
农村日益形成了“老弱妇孺留守”的局面,这就使得农村缺少了青壮年劳动力,精英人才少、专业人才紧缺。
(二)集体经济软弱,缺少经济支撑一些村庄缺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成了空壳村;一些贫困村依靠扶持资金外部输血,集体经济的来源依托委托经营收取分红,缺少内生造血功能强的经济发展项目,导致村庄经济基础不牢固,缺乏长期持续性。
(三)凝聚力涣散,缺少权威支撑权威的实质是内化于心的精神影响力。
以前,农村是遵循礼俗秩序的熟人社会,以乡贤为非正式权力中心。
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村“两委”是村庄的正式权力中心。
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村干部身份逐渐行政化,村民身份逐渐分化,这就使得村“两委”成员尚未在村民中树立起广泛的、坚实的权威。
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的五大原因作者:李群林来源:《小康》2006年第07期中国农村有近2.5亿农户,但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仅有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8%。
可以说,组织化程度低是导致农民成为最大弱势群体的重要内因。
首先,农业合作组织能不能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农业组织不能给组织成员带来利益增进,其组织成员就会拒绝加入或者选择退出。
目前的现状是,由于人多地少,中国农民几百年都在精耕细作,农作物的单产量已经接近现有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现有的农业合作组织并没有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产量。
而且,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农业合作组织也没有为农民的农产品在价格上带来更多实惠。
第二,任何组织都离不开管理,都要因此发生管理费,这就形成了组织成本,势必增加农民的非农投入,势必使粮食生产的成本更高,农民多数不情愿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
而在没有更高的效益去弥补这块成本之前,组织的高效益就变成了低效益,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第三,要想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的关注与热情是基础,而具有组织能力的“挑头人”也非常重要。
然而在农村,优秀的人才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流入其它行业,就是留在农村的优秀人才,也大多以农村为基地,搞起农业之外的行当。
他们的收入基本上跟农业关系不大。
这些人对组织农民、对农村政权建设都不甚热心。
村干部对这些人往往采取礼敬不扰的态度。
他们在政治上的环境是相当宽松的,而经济上比多数村民更有优越感。
自己顾自己,避免参与组织活动招惹是非也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所以说,在农村有能力组织的人不愿意去组织,而愿意组织的人却没有能力去组织。
第四,农村的乡土文化不利于组织的管理。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情、友情、宗法以及其他关系密布其间。
这些关系都将构成对管理权力、管理行为的挑战,它使简单的管理变得无限复杂起来。
组织成员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对公共规则遵守的自觉性在与这些关系的权衡中往往不能占压倒优势。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工作,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然而,农民工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低工资、缺乏社会保障、劳动权益受侵害等。
本文将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首先,农民工之所以面临低工资问题,主要源于他们的教育程度较低和技能水平相对较弱。
在中国,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农民工在工作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竞争。
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并加强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从而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
其次,农民工要求社会保障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由于农民工多为城市的临时居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
因此,建议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强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
同时,要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工对社保政策的了解,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往往容易受到侵害。
在中国,一些用工单位存在拖欠工资、加班过度、违法裁员等问题。
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用工单位的监管,加大对违法用工行为的打击力度。
同时,建立健全劳动仲裁和司法救济机制,为农民工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
另外,为了解决农民工的问题,需要加强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
社会组织、企业等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提供更多的实际帮助,例如开展职业培训、提供就业机会等。
同时,大众媒体也可以通过宣传报道,引起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从而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力度,不断完善对策。
政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农民工群体的实际需求和问题所在。
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对农民工问题的调研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问题,但也寄托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希望。
只有政府、社会各界和农民工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
评阅意见:一、整体思路比较清晰,材料选取得当,语言表达尚可二、第一部分写的过于简略,含义分析不透,历程描述也过于简单,需要加进自己的主观评价三、第二部分现状分析,在理解程度和表达方面都不够清晰,需要重新整理四、第五部分写的不太充分,必须补充加强五、各段之间缺少过渡和前后衔接六、补齐摘要,参考文献,外文文献等部分略论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一、我国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一)组织化及农民组织化的含义了解组织化就必须先知道什么是组织,所谓组织是指具有相同利益的人为了实现其共同的利益而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团体。
由组织的定义就不难推出组织化的定义,即具有共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人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而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方式而组合在一起的过程。
我国的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为了更好的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的行为和过程。
目前我国农民数量巨大,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经营相对比较分散,同时还存在着经济实力较弱,科技水平滞后等现象,这些都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村的发展,而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将是解决我国农村发展滞后的重要途径。
(二)新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了各种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和政策,如农业生产合作互助组织、农村人民公社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促进农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途的发展历程中来看,这些农民组织化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具有科学性,因此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都是不可行的,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其结局最终还是被社会所淘汰。
下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我国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各个历程。
1、农业生产合作互助组织。
这是我国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起始形式是农业生产互助组。
早在革命根据地、抗日边区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就在利用、改造中国农民旧式“换工”习惯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和组织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共识与分歧作者: 南开大学程同顺黄晓燕[关键词]组织化;农民政治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两社"[摘要]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这些研究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如何对待"两社"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
中国近些年来对于农民组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不少,根据我们涉猎的资料归纳,这些研究大体上围绕着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它们分别是: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关于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关于如何对待"两社"等。
其中在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上,研究者们达成了一致的共识,而在后三个方面则还存在一定的分歧。
一、共识: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
尽管总的说来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坚定地认为,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不过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在经济意义上的呼声要更高一些。
1.关于提高农民在政治上的组织化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就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反映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6期的《关于试办"农民协会"的若干问题》,洪大用发表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2年第6期的《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几个问题》,陈寄根在《改革与战略》1993年第6期所写的《建设中国农民协会的探讨》,谷文晓在《内部文稿》1993年第10期上所写的《建立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等文章,都主张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
这一阶段人们对建立农民组织的关注更多侧重的是能履行政治功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在上文中对农民协会的设计就是:"农民协会既要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又要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洪大用所用的术语是"农民利益集团",更加突出了农民组织的政治功能,他认为建立农民利益集团,有助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有助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关于农业、农村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等。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从政府过程的角度也主张应该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朱先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当代中国阶层分析"等课堂上就经常发表这样的主张。
程同顺发表于《乡镇论坛》1996年第11期的文章《农民究竟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从政府过程的利益表达环节提出,中国农民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利益表达却呈现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使农民的利益表达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不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应该建立一些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
项继权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的论文《农民协会的组织功能和作用》,则系统考察了爱尔兰农民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组织化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关于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最近的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水平,主要侧重的是提高农民建立、参加经济组织的水平。
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非常多,在此无法-一列出篇目。
与论文相比较,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不算太多,主要有:秦柳方等主编的《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张晓山所著的《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魏道南、张晓山合著的《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牛若峰、夏英主编《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概论》等;论文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的《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李惠安主编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另外,其他很多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
赵昌文在其专著《农业宏观调控论》的第5章中把"引导和组织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中国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从而实现政府意志与目标的需要。
""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关键在于依托现有的组织资源,加强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合,逐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
"陈吉元等人合著的《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第 1章中把组织创新作为农业转型的微观载体,提出"在保持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走合作的道路,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户之间,农户与产前、产后经营部门之间的联合与协作。
"并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农民经营组织创新思路的现实选择。
陈文科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第8章的标题是"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作者在该章详细讨论了各种农民组织,特别地肯定了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
作者对农民协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农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探出了新路。
当然,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理由,各个专家、学者各有侧重,有的主要是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论证的,有的则是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来提出的,还有的是比较综合性的,从各个方面来论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
下面我们仅以近年的论文为限分别介绍:第一,从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提出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从这个角度提出这个主张的人比较多,如乐大成等在《农业产业化-一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文中,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的几点建议中,其中就有"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秦庆武在《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合作制的结合》一文中指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缓慢,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村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郭红东等人通过对浙江省慈溪市胜山镇农业产业协会的调查,也得出结论说,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应把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想载体重点发展。
牛若峰在其论文《也论合作制》中也探讨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他指出,国内外实践证明,农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和重要组织形式。
第二,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提高农民有组织化水平。
俞勤等人的论文《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向专业合作社发展》,针对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提出,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农民进入市场困难的最佳选择,"农民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大规模销售和购买组织,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谈判地位。
"饶泽榜等人关于湖北省天门市农民运销组织情况的调查也认为,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规模效益,把参与流通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朱信恺等人的论文《关于我国农村中介组织体系的理论构想》也提出,扭转"三农"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形势,首先要使"三农"逐步走向开放,提高分散农户的实力,其次要把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使之有效进入市场。
范小健在《关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服有关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进入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成功的选择。
潘劲在关于"中德农村合作社发展"双边研讨会的综述中提出结论也说,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组织,是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
它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家尤为重要。
因此,目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尤其是发展由农民自主兴办的合作社。
闵学冲的论文《发展专业合作社,振兴农村合作经济》,从保护农民利益、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实现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和重新唤起农民的合作意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
黄祖辉在论文《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中也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农民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理由。
第三,还有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农民组织的必要性。
丁泽霁等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面临的新形势》一文中援引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应该建立各种农民协会,发育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成为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后盾。
当每个中国人都站在政府后面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成为谈判中的赢家。
未来决定世界走向的将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在WTO谈判中,外国人感到真正缺少的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声音,尤其是在国际互联网上还没有出现过。
而各种农民协会的意见将会在未来国际谈判中占有重要份量。
限于资料和篇幅,肯定还有不少相关著作和论文涉及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几乎会毫无异议地认为,提高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大有必要的。
二、分歧之一: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的一个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所有不同方面、所有细节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像对其他一切问题的研究一样,争论和分歧仍然是存在的。
这些分歧有的来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有的则源自人们的见仁见智。
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分歧并不严重,主要根源于农民组织的类型,履行政治功能的农民政治组织、履行经济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自然是不一样的。
由于中国目前只对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规定外,其他两种类型的农民组织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人们实际上都是对设想中未来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作规划和构想。
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最具有政治性,他说,"目前,我国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联,文学艺术工作者有文联,科技人员有科协或社联,……。
这些组织不仅表达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且还发挥着监督政府以及互相监督的功能","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组织起来,这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不相宜的。
"可见,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与工会相类似,是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