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孩政策走向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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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原因及其影响探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指中国政府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
这个政策的出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影响也十分复杂。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实施的一孩政策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则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劳动力人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也是为了保障人口基本权益。
一孩政策长期以来对于生育权利的限制,使得部分夫妻无法追求自己的生育意愿,造成了一定的不公平。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有机会拥有两个子女,充分尊重了人们的个人权利和生育自主权。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于促进消费升级也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的需求逐渐增加。
通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满足更广泛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短期内可能会导致生育率的增加,出生人口的数量会有所上升。
这种增长趋势可能只是短期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逐渐趋于稳定。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于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随着出生人口的增加,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如何平衡好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人口增加也对医疗资源和就业市场带来了压力,相关政策的调整也需要与之相适应。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影响还需要看长远。
对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政府需要加强相关政策的研究和调整,确保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基本权益的回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解读全面二孩政策,是指在流行的一孩政策基础上,允许夫妻双方中至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这一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自此以后,我国逐渐进入全面二孩时代。
本文将从社会背景、政策内容、影响及展望等方面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解读。
一、社会背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
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调、人才缺口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二、政策内容全面二孩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 允许夫妻双方当中至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2. 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按规定享受一定的生育假期、产假和护理假期等相关权益。
3. 相关政府部门要配套推进婚姻家庭、卫生计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工作,为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
三、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人口结构调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效改善人口结构。
2. 教育和医疗需求增加:随着二孩的增多,教育和医疗资源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这对相应领域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相关行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3. 人口流动和社会服务调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引发人口流动和社会服务调整,比如父母为了子女就学需要移居到其他城市,这会对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等提出新的要求。
四、展望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深远。
从个体层面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将为夫妻双方提供更多选择和生活的可能性;从社会层面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将有助于调整我国的人口结构、消减老龄化问题和推动经济发展。
然而,全面二孩政策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如何平衡人口增长和资源分配,如何满足教育和医疗资源需求,以及如何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等。
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应对这些挑战并确保政策的合理和可持续性。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2023年了,我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非常值得一提。
从最初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到“全国实行两孩政策”,我国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从不断完善到逐渐放宽,一步一步走向与时俱进、更加人性化的方向。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计划生育政策修订是在2015年。
当时,国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情况下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项政策的放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也为老年人口多增加了一些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例如,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而放弃职业的女性增多,也有一些人因为经济压力无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然而,这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历程的终点。
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与时俱进,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在我国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为了促进人口结构的平衡化,2023年,我国政府又将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新的调整。
这项新政策具体内容为:准许有能力优生优育的夫妻生育第三个孩子,并将“独生子女”政策取消,允许夫妻自由选择生育数量。
实行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鼓励优质人口出生,避免重复、不上进的“世襲”,并且鼓励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享受一定的财政补贴,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
这一系列的调整,可以说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史上最大的调整,也被小部分民众不屑。
然而就算如此,我们依然要相信,它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必然之路。
走过这么多年,我们应该感叹计划生育政策的进步转变。
从最初“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到现在的“全面三孩政策”,这也表明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其数量的控制,也在积极地推动人口素质升级。
在未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想法将会越来越深入民心,也会更多地注重于个体的权益保障。
“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演变实行了几十年坚决不动摇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内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巨大转变?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项政策的最终出台?这项政策背后的议程是如何构建的?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政策出台的背后过程。
關键词: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分析框架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借鉴科恩、马奇和奥尔森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他们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
所谓问题源流主要指政府官员是如何将其注意力固定在某一问题而不是另一问题上,认为各种机制如系统性的指标、焦点事件和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都会引起政府关于对某一问题的关注。
政策源流指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政策主张与政策方案。
政治源流则主要包括反映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状况的因素,如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等。
金登认为,这三条源流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只有在某些关键时刻这些相互分离的溪流才会汇集在一起,使三条源流相互耦合,进而使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个关键时刻即“政策之窗”。
政策之窗的开启只维持很短暂的时间,如果政策企业家不能利用或者没有抓住这些机会,那么就必须等待时机,直到下一次机会的降临。
如果政策企业家们在短暂的政策之窗开启时间内成功地将彼此独立分离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就会增加。
联系到计划生育政策,国内学者目前多局限于应然层面的分析,大多讨论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运用多源流理论对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分析却较少。
因此,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把握政策变迁的脉络,有助于对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了解。
一、问题源流:问题、指标与焦点事件金登认为,问题通常不是通过某种政治压力或对人认识的重视而引起政府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引起政府决策者关注的原因常常在于某些指标、焦点事件和反馈完全表明那儿本来就有一个问题存在。
2023年抚顺市普通高中高三模拟考试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
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6小题,每小题3分,共48分。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1为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
它体现了A.此陶钵是用来喂猪的器皿B.猪开始成为十二生肖之一C.原始绘画的抽象主义风格D.动物驯化家畜饲养的发展2.光武帝刘秀曾经引用《黄石公记》阐发他的治国思想,“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
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
…逸政有忠臣,劳政多乱人。
“由此可知A.西汉初以道家思想治国B.刘秀治国能从现实出发C.当时采用法家思想治国D.儒家正统地位尚未确立3.北魏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士庶通婚。
北魏文成帝拓战浚曾下令“皇族师傅百王公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使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曾下令”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得与非类婚偶“。
这反映了A.北魏的民族歧视B.士族的利益受到侵犯C.中央集权的加强D.门阀政治的畸形发展4.宋代承前朝开设尚药局,于药政方面开前朝先河,置和剂局和惠民局。
王安石变法实行国家对成药专营。
政府规范药物生产,增强了药品销售和流通方面的监督管理。
大力编书,树立了药品炮制和加工制作的国家标准。
响应重大疫情,快速给药,及时治疗。
这些措施A.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B.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C.说明宋朝取消了药业民营D.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5.北宋政治家余靖在《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中记载:“胡人之官,领番中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
材料体现了契丹A.南北面官,胡汉对峙B.推行汉服,文化认同C.官制改革,提高效率D.因俗而治,因地制宜6.明朝时期一些商人“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出入市井,与商人、名工巧匠、艺人等交游。
全面二孩:一场人口政策里程碑式变革的博弈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33期201 5年10月29日,呼声已久的“全面二孩”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宣布落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
单独二孩试验对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决策过程,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这样描述:“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今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及相关部门,围绕‘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
今年3月以来,国家卫生计生委又组织若干研究团队,就全面实施两孩政策进行了多方案测算和研究论证。
先后召开了近百场研讨会,听取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领域专家和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相关部门的意见,到20多个省份开展了深入调研,会同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反复论证,形成了系列研究报告和有关全面两孩政策的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可以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中央领导、政府部门、退休老领导、两会代表、学者等,共同推动了这一场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变革。
“现在时机合适,从部分放开到全面放开,可以实现平稳过渡。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对记者说。
翟振武一向发言保守,去年下半年还曾在国家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全面放开二孩时候未到,而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开的各方面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这期间发生的,是单独二孩申请遇冷。
“单独二孩”多被称为过渡性政策。
人口学家、西安交大教授李树茁告诉记者,“事实上两年前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到底是一次性普遍实施,还是先实施单独二孩,最后国家采取了单独二孩政策,希望先看老百姓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
过去两年的实践发现,申请生育二孩的家庭的比例很低,用李树茁的话说,既“低于政府的预期,也远远低于学者的预期”。
“全面二孩的推出跟单独二孩推出后的效果有很大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家庭选择生育,全面二孩的放开可能会慢一些。
浅谈我国计划生育二孩政策的演变历程作者:魏坤来源:《现代企业文化·中旬刊》 2018年第11期我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这封公开信发表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这样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计划生育得以推行的重要原因,也因为如此,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并行了30多年。
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确实在方式方法的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来说我国的人口在逐步增长中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下一步工作将难以开张,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本信的初步目标已达成,但是下一步目标仍然是十分有挑战性的,所以计划生育的未来仍然有待探索。
一、人口增长的阶段分析(一)人口自然增长阶段(1949年-1973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允许儿童生育的政策实施,人口自然增长。
这一政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对中国未来严峻的人口形势的形成起着直接的作用。
毛泽东对于人们的影响深远。
对他的任何意见也是盲目崇拜的。
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苏联的稀疏条件使苏联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因此,苏联的人口政策是照搬的,但这一政策并不特别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因此而停滞不前。
由于以上的偶然和必耍,从1949年到1973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这就造成了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同时也给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造成破坏。
西方发达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低生育阶段,大约经历了100多年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只用了30年的,这就预示着我国的低生育率面临着很强的反弹。
(二)宽松的“晚、稀、少”政策阶段(1973年-1980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20世纪70年代人口的自然增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也没有相应的提高。
此时,中国的问题开始出现,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全面二孩政策产生的原因及社会效应一、两孩政策产生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因而,两孩政策的出现也不例外,有其产生的根源。
我国人口再生产步入了现代型,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已经成了人口政策的主要矛盾,需要亟待解决。
这说明人口政策必须符合“人类自身的生产要与生活资料生产相适应的客观规律”。
(一)人口老龄化加深一孩政策推行之久,促使我国的生育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由于低生育率具有巨大的惯性,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我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更何况如今普遍实行严格的一孩生育政策。
“长期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又会抑制生育意愿”,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状态。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不仅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还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我国从整体上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人口未富先老势必消耗掉相当部分的社会财富,进而延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在低生育水平的作用下,我国人力资源丰沛的优势渐渐消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将迟缓。
处理因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调整和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国际上一般认为“每100名女婴相对的男婴数在102~107之间属于正常范围”。
调查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0:108,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00:111,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00:117,第六次人口普查更是接近100:130的水平。
自古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深刻在民众脑海里。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推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后,该思想被激发到了极点:人们利用现代发达的B超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的人工中止妊娠,导致新生婴儿男孩的出生率越来越高,女婴出生率却持续走低,即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它的单维性致使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优化、优生的要求,一味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把出生人口数量控制当作了绝对的甚至唯一的人口政策目标。
从“独生子女”到“双孩政策”:我国计划生育的转变与发展2023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转变为双孩政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一政策的改变,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的转型和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
下面,我们将探讨计划生育的转变与发展。
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20世纪70年代,我国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
这一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我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快速增长,加上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同时农村地区的收入构成比较少,人口问题成为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人口过多带来的社会问题。
政策要求夫妻只能生一个子女,而且对于超生的家庭,将面临罚款和社会批评。
同时,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生育政策,例如避孕工具的普及,以及倡导后生育的理念等。
二、社会变化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福利制度已经得到了完善,人口问题不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同时,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全国的财富水平日益提高。
这种变化为我国的人口政策转型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之间的比例越来越不平衡,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挑战。
这也是导致人口政策转型的一个迫切需求。
三、双孩政策的实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决定实施双孩政策。
这一政策放宽了对子女数量的限制,允许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这一政策的出台,旨在鼓励更多的家庭生育二孩,以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同时,这也符合很多人的愿望,让家庭可以更好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发展。
双孩政策的出台对于我国人口政策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过去的一个子女政策到现在的双孩政策,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也是我国人口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人口问题的新挑战然而,人口问题的转型并不能简单地扮演着一个降低政策压力的角色。
就像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问题一样,双孩政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
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中国曾经实施
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人口增长、改善经济和社会
环境。
1980年,中国政府放宽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少数家庭有两个孩子。
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部分省份家
庭有二胎。
2001年,家庭规模开放,允许夫妻两个子女。
2013年,中国政府宣布了双孩政策,允许普通家庭有两个孩子。
2015年,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支持政府推行人口政策的“积极变革”,以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16年,中国政府发表《人口政策改革纲要》,宣布解除计划生育
政策,改为自愿生育政策,允许夫妻两个子女。
此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落实双孩政策,支持家庭生育,提高婴儿出生率。
两孩政策走向的历史脉络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都奉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但到后期由于人口增长率与
死亡率、老年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人口政策
逐渐迎来转折期,现如今全面二孩已成为政策主流。
关键词:人口学,基本国策,二胎政策,全面二孩
一、人口生育政策的转折背景
2000年,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发现此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
稳定型,此时的出生率14.03%,死亡率6.45%,自然增长率为7.58%,需要注意
的是此时之所以有较高的生育率来源于这一同期群妇女是在计划生育前出生的,
在后期计划生育时代女婴的减少必然导致2000年后生育年龄阶段的妇女减少,
这也会减少婴儿的出生数量,同时计划生育使得4-2-1的家庭模式极为普遍,预
期寿命的增加和家庭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加大青年人赡养老年人的经济压力,进一
步减少生育行为。
稳定型的人口模型也在逐渐的向萎缩性转变。
这一现象的出现
昭示着我国正式进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时代,同时人口减少也导致诸多问题。
1. 人口减少最直接的问题首先是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短缺风险已经初露端倪。
2002年以后的就业人员变动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就业
人数逐渐减少,三产业之间就业人数变动较大,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减少速度较快,从3.7亿人减少到2.1亿人,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人数均有小幅度上升,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上涨较快,从2.09亿人上升到3.49亿人,平均增幅
为2.7%,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上涨趋势后继无力,2014年前从1.57亿人增加到2.31亿人,2014年以后逐渐缩减到2.18亿人。
联系到现实,如果不增加潜在的
劳动力并增加第一、第二产业的人均收入,那么我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将会逐渐
萎缩,社会结构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一个社会要发展,必然需要有最低的人口数
量来维持社会结构,而劳动力的短缺将会破坏社会结构。
2.人口减少导致规模经济消失,平均劳动成本增加,进而导致工资压力增大。
目前公共设备设施均与现有的14亿人口匹配,人口大幅减少会导致已有资源浪费。
另外,正如上文所说,为增加劳动力的质量,我国通过强制性义务教育、减
少学习成本、鼓励深造、给在职人员和失业人员提供学习机会等方法增加了对劳
动力的培训,但是人口的减少会对教育系统的稳定性进行冲击,导致学校的合并,这将导致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拥有学校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导致低龄学生上学成
本增加,这诱发了儿童失学风险的增加。
3. 劳动力减少将会减少国外对我国的投资。
早期人口红利使得就业市场供大
于求,这导致了我国早期低技能、低学历劳动力工资低廉,而这吸引了劳动密集
型企业大批进驻中国,如富士康等,但是工资压力使得外企离开中国,甚至大部
分国企也通过在东南亚和印度等薪酬低下的地区建厂以降低用工成本。
统计年鉴
中1992年—2016年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数显示虽然外商投资企业数在逐渐增加,但是第二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在减少,其中制造业和采矿业减少极为迅速。
4. 原计划生育政策使总和生育率突然下降,为老龄化社会来势汹汹埋下伏笔。
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到了2001年已达89849万人,老年抚养比为10.1%,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时间的增加,我国老年人口逐渐增加,然
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变化并不大,这给社会抚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且从微
观角度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抚养压力极大,一对夫妻将会抚养4位老
人和1个孩子,形成4-2-1的家庭模式,这将导致家庭的抚养压力极大,将有更
少的精力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
另外,老年人普遍为消费者身份,老年抚养比的
增加改变了我国消费和生产的结构。
最后,为了保证老年生活的稳定,许多人在
年轻时会增加储蓄所占比例,这不利于经济发展。
最后,人口的减少将会导致国
家的安全受到冲击。
国家的安全和军事的实力密不可分,而军事实力又和军队人
口数量有关。
我国还有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地区之间的人口发现不稳定。
我国的生
育政策是“城市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乡村一对夫妇可以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少数民族可以较汉族生育更多的孩子”,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新疆、西藏等地区出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地方,然而这些少数民族聚集地本身的GDP并不高,且具有很顽固的生育文化,而这种生育行为会降低其投入生产的物质资料,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这将会进一步增加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并且
少数民族中的宗教人士较多,也会加深宗教中的矛盾。
故在2001年,为了减少
以上人口减少可能出现的问题,为未来增加劳动力,部分省份规定独生子女夫妇(双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二、全面开放二胎时期
然而一方面陆陆续续有省份允许双独二孩,全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文件,另
一方面有资格提出申请的家庭过少,所以在2011年全部省份都允许双独二孩之后,生育率和出生人口都没有明细波动,双独二孩政策并没有缓和我国未来劳动
力可能缺少的趋势。
在2003年到2013年期间,出生率从12.41‰变成了12.08‰,通过抽样调查,我们发现总和生育率的变动主要是年轻妇女的延迟生育与中年妇
女的补偿生育在博弈,在 2003年到2013年期间第一孩次生育率在逐渐下降,从26.16‰下降到22.96‰,且20-24岁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极快,
从122.67‰下降到69.53‰,25-29岁的生育率变化不大,可以发现,随着时间,
育龄妇女逐渐推迟初育年龄且减少生育。
而第二孩次和第三孩次的生育率变化不大,第二孩次的生育率在10‰左右波动,而第三孩次生育率在1.7‰左右波动,
且第二孩次的主要生育年龄阶段一直稳定在25-34岁阶段,第三孩次稳定在25-39岁阶段,其中30-34岁阶段生育第二孩次和第三孩次的生育率都是最高的,很明显,我国生育率主要还是靠第一孩次。
同时,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此时0-14岁人口占比
16.61%,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19%,15-59岁人口占比70.2%,其中,15-39岁
人口占比40.78%,此时出生率为11.93%,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4.79%,同时少儿抚养比为22.13%,老年抚养比为11.9%,年龄金字塔已经转变为衰减型。
我国发达地区如上海、天津、北京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极低,而新疆等少数民
族聚集区的出生率为15.99%,自然增长率为10.56%,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人口发
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正是因为以上三个原因,在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完成了“双独两孩”的政策调
整但是成效不明显后,在2013年中国开放单独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只是一
个开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要继续“逐步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
同时,单独二孩政策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2014年年底仅有
100万家庭提出再生育申请,同时在2014年、2015年出生率仅有12.37‰和
12.07‰,出生人口增势并不明显,和开放政策前专家预测的百万新生人口相差甚远。
基于此,在2016年正式开放全面二孩政策。
目前还不能准确的评估全面二
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但是开放、完善生育政策绝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如果二孩政策并不能拉高生育率、缓解深度老龄化问题,接下来便是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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