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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作者：苑芳琼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35期摘要本文从犯罪构成的概念和属性入手,通过对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阐释,现实运用状况的反思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探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犯罪客体理论体系结构的繁冗、功能的混淆等方面的矛盾和不足,因而应当对传统犯罪客体理论进行改造,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关键词犯罪构成刑法理论犯罪属性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90-01我们要研究犯罪构成,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楚犯罪构成的概念,这对于建构犯罪构成的体系来说意义重大,是建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在肖中华的《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概念的再探讨》中,列举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是“法律加理论说”,该学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成立某种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各种主客观要件的总和。
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定罪量刑的基本理论依据。
”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将犯罪构成的属性理解为既是理论的学说又是法律的规定,理论的属性和法律的属性兼而有之。
一、犯罪构成的三大代表性体系1.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构成体系是由四个要件构成的,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主观方面。
一行为要构成犯罪,四个方面的要件是必需同时具备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能成立犯罪。
四个构成要件是处于一个平面之上的。
苏联的特拉伊宁在他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中全面地论述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意义以及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结构,提出了关于犯罪构成的许多问题。
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的理论受苏联的影响非常大,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采用的是四要件的观点。
所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所谓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
它包括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两个方面的内容。
犯罪构成体系的理性思考的开题报告犯罪构成体系是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其涉及到刑法所规定的各种罪行及其构成要件。
本文将从理性思考的角度出发，对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探讨，分析其基本原理、发展演变与现实问题，并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犯罪构成体系的基本原理犯罪构成体系的基本原理为罪刑相适应原则。
这一原则表明，刑法所规定的罪行应当与其所确定的刑罚相适应，否则将导致刑罚过轻或过重，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和法律权威的建立。
同时，犯罪构成体系还要求罪行具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罚，保证刑罚的透明和公正性。
二、犯罪构成体系的发展演变犯罪构成体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犯罪构成体系也不断演变，形成了现代刑法学的核心内容。
目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主要包括两类罪行，即基本犯罪和特别犯罪。
基本犯罪是指构成要件简单、数量少的罪行，包括了盗窃、故意伤害、抢劫等常见的犯罪。
特别犯罪则是指具有特殊社会危害性、构成要件复杂的罪行，如贪污、受贿、走私等。
三、犯罪构成体系的现实问题尽管犯罪构成体系已经成为刑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特别犯罪的构成要件较为复杂，导致犯罪数目较少，往往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
其次，不同的地区和法院对同一罪行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判决不公甚至误判情况的出现。
此外，刑法定罪量刑标准较为宽泛，容易产生“一罪不两罚”或“一罪多罚”的问题，对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造成损害。
四、犯罪构成体系的思考与建议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秉持理性思考的态度，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首先，应当加强对特别犯罪构成要件的研究，更新犯罪类型和构成要件，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其次，需要统一认定标准，建立完善的开庭审判程序，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最后，应当进一步明确刑法定罪量刑标准，防止对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形成侵害。
总之，犯罪构成体系是我们了解和应对犯罪行为的重要工具。
只有加强理性思考和深入研究，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宁和法律权威。
关于犯罪构成的思辩作者：林培晓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6年第4期林培晓（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顺德528300）提要：通过对保守派与革新派论战的介绍并从德日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趋势对犯罪构成进行再认识，在保留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逻辑体系基础上，把客体要件从犯罪构成转移到犯罪概念中评价，并在刑法实践中提升犯罪概念的必要地位以充分发挥其筛选功能。
三要件的犯罪构成应该分为设罪犯罪构成和定罪犯罪构成，二者在思考和要件排列上有着不同的要求，不能混乱使用。
关键词：犯罪构成；客体；犯罪概念；逻辑体系doi:10.16083/ki.1671—1580.2016.04.040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4—0137—03投稿日期：2013—12—11作者简介：林培晓（1982—），男，广东顺德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中外刑法。
项目简介：2015年度顺德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顺德社会风险防治机制研究（2015-KJZX127）；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2015年项目（2015-KJZX084）阶段性成果。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问题。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经历了一个复杂和坎坷的演变历程。
自清末沈家本推动变法修律运动，摒弃了以唐律为最典型代表、诸法合一的中华法系，移植了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刑法理论和刑事法律。
直至20 世纪末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昌盛，有学者主张引进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并加以革新。
到2003 年，由陈兴良教授主编的教科书《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出版后，首次用递进式犯罪论体系来编写我国刑法知识谱系。
至2009 年5 月，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将德日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体系作为刑法的体例，给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带来轩然大波，同时使得犯罪构成理论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的焦点，并形成了保守派与革新派之争。
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第一节犯罪的构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犯罪构成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我们应当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理解犯罪构成，这也是我所要讲的贯穿的基本思想。
这里的犯罪构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而是个理论的概念。
在理论上对于刑事所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的一种概括，我们通常叫做犯罪构成理论或者犯罪构成体系。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称为犯罪论体系。
我们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指定罪方法论。
而因为犯罪构成是一种犯罪成立的条件的总和，它为司法机关正确的认定犯罪，提供了某种法律的标准，因此犯罪构成和定罪这两种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定罪条件总和的静态的意义上，来理解犯罪构成，这是一种思维方法。
尤其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方法。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法律对某一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规定了某一种条件。
我们在定罪的时候，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些条件来认定犯罪。
因此定罪的过程不能离开法律的规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是不是光是有这些法律的规定，或者只是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就能够正确认定犯罪？我认为还是不够的。
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运用法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成立表现，来对某一个案件事实正确的做出定罪判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循某些逻辑思维方法。
这种逻辑思维方法能够保证定罪的准确性，因此，犯罪构成并不仅仅是对法律所会了犯罪条件的理论概括。
而且这种理论概括本身，包含着定罪的方法论。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我国现在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和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做个比较，尤其是从方法论角度做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当中，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混乱。
而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的犯罪体系，去认定犯罪，本身具有某种方法论的保证。
第二节方法论一、三阶层犯罪体系与四要件犯罪体系的比较我首先想讲三阶层的犯罪体系和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做个比较。
这种比较也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比较，我们现在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大家都比较熟悉。
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要件说⼀、犯罪构成重构的背景和指导原则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从苏联移植引进的，苏联刑法学者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般学说》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建⽴和发展产⽣了深远的影响。
特⽒理论摒弃了刑事古典学派以⾏为或⾏为⼈为中⼼的主客观脱离的犯罪构成体系的弊端，把犯罪构成视为主客观的统⼀体，具有了⼀定的进步性。
但是这⼀理论以犯罪概念为基础，以论证⾏为的社会危害性为⼰任，从⽽使犯罪构成成为从属于犯罪概念的附属品，不过是揭⽰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概念的具体化，严重影响了犯罪构成⾃⾝的定罪功能，犯罪构成的重构势在必⾏。
犯罪概念的基本意义在于揭⽰犯罪的本质和基本特征，以表明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所有犯罪，其本质是对我国现有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侵害。
犯罪概念解决的是犯罪⾏为的政治内容，所以犯罪概念⼀经⾼度抽象，任何犯罪都不能跳出这⼀范畴。
⽽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在于明确犯罪的成⽴条件和基本特征，以解决犯罪⾏为的法律评价问题。
犯罪构成实际上是刑事⽴法规定的犯罪的“规格”，是刑事司法进⾏法律评价的定罪模式。
因此，犯罪构成的要件都应该为这⼀基本功能服务，任何事实特征也只有符合这⼀基本功能需要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
也就是说，我们对犯罪构成的重构，必须以犯罪构成应有的基本功能为出发点，以主客观相⼀致的定罪原则为指导，以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危害⾏为能否构成犯罪为归宿。
⼆、两种犯罪构成的⽐较及其对重构的影响当今世界刑法学上两种主要的犯罪构成体系，⼀种是前苏联和我国现⾏传统的犯罪构成模式，由犯罪客体、客观、主观、主体四个要件组成，属于耦合式的逻辑结构；⼀种是德⽇⼤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模式，它是由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阶层组成，属于递进式的逻辑结构。
由于两种犯罪构成模式的基本功能的同⼀性，表明了⼆者之间存在着可⽐性。
只要我们将两者重叠起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四要件说的犯罪客观⽅⾯与三阶层说的符合性如出⼀辙，⽽四要件说的犯罪的主观⽅⾯与三阶层说的有责性别⽆⼆致。
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徐克林【摘要】监狱秘密侦查的情报源头不畅,主要源于耳目制度设计、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监狱应以犯罪防控与侦破案件的功能价值为导向,对现有耳目制度做“狱政耳目”与“狱侦特情”的分类模式迁移,并以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运行规则为依据,重构新型实用的狱侦特情制度及其原则体系,为监狱提高情报侦查效能、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提供理论支持.【期刊名称】《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0)003【总页数】5页(P5-9)【关键词】侦查制度;狱侦特情;秘密侦查;理性回归【作者】徐克林【作者单位】湖北省江北监狱,湖北荆州43411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87狱侦特情制度，是监狱为有效实现防控犯罪与及时破案，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的授权，对侦查部门利用隐蔽力量来主动获取犯罪信息和案件证据的情报探查活动，通过相关实体与程序规范加以调整的行为准则。
由于历来监狱发生囚犯脱逃、凶杀、袭警等要案后，司法高层总会在通报中得出“耳目工作不力”的惯性结论。
这迫使我们追问与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我国监狱耳目制度下的特情侦查之剑，在犯罪情报领域是否真正“剑有所指”?监狱耳目制度的理论设计与实践模式有误区吗?监狱耳目制度与特情侦查制度本质同一吗?要提高情报侦查效能，监狱又当怎样建构特情工作原则体系，以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国际上警察部门最早创建特情侦查制度，可追溯到1810年法国的“维多克侦查模式”，其强调只有罪犯才能最有效地对付犯罪。
我国特情侦查制度源于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锄奸行动，监狱首次提出建立“狱侦特情”，出自1950年12月公安部转发的西北公安部《关于加强管理犯人的指示》电文;1953年全国“二劳”工作会议又将“狱侦特情”改为“临时耳目”。
〔1〕1997年司法部《狱内侦查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具有特情侦查属性的耳目制度单独行文13条，各地监狱以此为据也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
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关键词: 间接故意；意志因素；风险控制；行为本位；罪过形式内容提要: 强调意志因素的传统故意理论难以满足刑法控制风险的需要，有必要以对危害结果是否存在认识或预见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标准，并在故意与过失之外引入轻率的罪过形式。
随着刑事立法受行为本位思想的影响，结果要素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这对以结果作为认识内容核心的传统故意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后者因此无法对某些犯罪的罪过形式做出合理的解释。
犯罪故意是刑法总则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与总论中其他主题领域近年来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相比，罪过领域基本上是由传统刑法理论独霸天下，鲜有学术性的争鸣。
大体而言，我国传统的罪过理论有三个特点：（1）区分故意与过失乃至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时，要求必须同时考虑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2）固守故意与过失的二分论；（3）就故意犯而言，原则上需要对属于构成要件事实的所有要素具有明知。
本文对故意理论的反思将围绕与之相对应的三个问题，即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标准、二分论的缺陷与故意的认识内容展开。
一、意志因素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我国刑法理论向来认为，对犯罪故意的界定需要同时借助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
不过，仔细分析，意志因素无疑才是界定犯罪故意的关键。
根据通说，在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时，行为人究竟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关键是要看行为人是否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由于传统刑法理论将认定故意的重心建立在意志因素上，容认说（或称容允说）被认为是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通说。
根据容认说，行为人的意欲通过其对结果的“认可”、“同意”、“容允”、“容忍”或“接受”表现出来。
在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必然会发生的情况下，通说认为只能成立直接故意，因为在危害结果必然发生时，行为人在意志上便没有放任的余地，自然也不可能构成建立在意志放任基础之上的间接故意。
正是基于此，有学者明确断言，在认识与意志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意志占主导地位，认识属辅助地位{1}（P．159）。
违法犯罪行为中的理性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违法和犯罪行为是非理性的。
的确，有些违法和犯罪行为是非理性的，比如冲动杀人。
但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能是理性算计的结果。
有一次，我看见电视上节目主持人采访一个疑犯，该疑犯来自内地某省，有前科，出狱后到广州再度行凶抢劫。
主持人问：“出狱后怎么又想到广州来抢劫？”答：“找不到工作，没钱生活，只有抢。
反正都可能被抓，在穷的地方抢不如到富的地方抢。
”疑犯曾认真考虑其抢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这样的回答能说其抢劫行为是非理性的吗？2005年7月14日的《南方周末》曾刊登一篇《阿星的内心挣扎》，讲了一个青年阿星杀人犯罪的心理。
而另一篇网络评论则写道：“……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贫困青年阿星……何以沦落成为一个杀人罪犯，从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说：…穷，我可以忍受，只要别人待我好点。
‟他又说：…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但只旷工一次就被开除了。
如果不是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一个月能休息一天，如果我的工钱再少许多一点，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他想如果选择忍耐，一个月辛辛苦苦只能挣几百元钱；但抢劫，只要得手一次就可有几千，乃至上万的收入。
这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越高，忍耐的可能性就越小。
阿星也知道被抓后可能会被枪毙，但他说：…只要能给家里的人留下一笔钱，使父母的日子好一点，我愿意死。
‟他是个孝子，他爱他的父母，弟妹，为了他们的生活能好一点，他并不惧怕死，他说他的同伙都有这种想法。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Becker，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对罪与罚进行了经济分析。
他认为，犯罪行为是罪犯对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体现为被抓获的概率和刑罚的严重度)进行评估之后的结果。
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社会防止犯罪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芝加哥的另一位经济学新秀列维特(Steven D．Levitt，2003年克拉克奖得主)对黑社会组织的研究也是很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