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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解决的开题报告
题目：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解决
一、研究背景
自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传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传媒的崛起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知识。
然而，随着传媒的不断发展，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
二、研究意义
传媒和司法的冲突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解决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冲突是维护法制和社会公正的重要一步。
本研究旨在探讨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冲突及解决方案。
三、研究内容
1. 传媒和司法的冲突现状：传媒和司法在公正性、权威性、诚信度、责任等方面存在冲突。
2. 传媒和司法冲突的原因：媒体过度报道，情绪化和主观化等因素。
3. 解决传媒和司法冲突的措施：建立传媒依法办事制度、加强传媒的自律管理、加强社会公众意识等。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旨在收集和分析相关文献，并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之道。
五、研究预期效果
本研究将为社会各界提供传媒和司法冲突的解决方案，并为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制建设做出贡献。
同时，本研究还将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162006年第2期 总第88期新闻大学JOURNALISTIC UNIVERSITY 传媒与司法的对话吴 飞 程 怡——“公开与公正——司法与传媒关系研讨会”述评在当今这个时代，传媒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传媒也因此呈现出了愈来愈活跃的姿态，而司法作为国家职能的一个独立机构，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司法自身在不断地改革，司法对社会的调整也越来越强有力，与人民群众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成了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而无论在哪个国家，传媒与司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追求社会公正，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传媒与司法体系的良好运作之间又总是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
因此，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特别是司法独立与传媒监督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为此，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公开与公正—司法与传媒关系研讨会”。
本次大会于2006年3月11日-12日在杭州举行。
会议邀请了来自司法理论界、新闻传播理论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沪杭两地传媒业界的精英们共50余人，共聚一堂，探讨了在新的媒介形势下，如何“构建传媒与司法的和谐关系”，并针对有关法治新闻报道的实务操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界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高级编辑徐迅女士、香港树仁学院新闻与传播系魏永征教授、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飞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前首席新闻发言人、现浙江大学教授弗雷德•埃克哈德先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予敏教授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中国传播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国良教授、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李杰教授、赵晶晶教授分别主持了各场的报告。
各与会代表就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场气氛活跃，充分营造了学术交流的良好氛围。
从美国经验看如何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摘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两者存在冲突，特别是近几年“媒体审判”的现象时有出现。
美国在处理两者关系的实践中，通过严格适用的藐视法庭罪、控制报道的限制性命令、司法机关的自我补救措施，较好地平衡了两者的利益，保障了诉讼参与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对我国当前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媒体审判；藐视法庭罪一、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在现代社会中，传媒对保障民众的自由有重要作用。
因为它保障了民众自由发表意见和思想的权利，也保障了民众获取信息的权利。
而司法独立旨在保障民众能在法庭上获得公正的审判、防止人权遭受来自社会上其他力量的践踏，可以说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制度。
故而两者在现代社会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在现实中，两者客观上也存在冲突。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热情日益高涨，同时由于网络舆论的兴起，传媒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甚至能够实现“实时报道”，所以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能激起广大民众的激烈讨论，有时还会出现“媒体审判”的现象。
媒体审判可能妨害无罪推定的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p我国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
那么，传媒对司法案件的报道，是在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还是在侵犯被追诉人获取公正审判的权利呢，值得我们思考。
诚然，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但关于传媒与司法的冲突，无论是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抑或是在传媒业逐渐发展、公众逐渐关心司法运行情况的我国，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了平衡此两种价值的价值冲突，美国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借鉴。
二、美国的做法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特别重视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就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如果由我来选择，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我不会有任何迟疑地选择后者。
工作研究：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横平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传媒和司法是宪政体制中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实质蕴含的是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
“从当今中国的实践看，也许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的提法，而对新闻自由则心存疑虑，对公平裁判的确切含义则体悟不深。
”相比较而言，舆论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形式和表象，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要素和依托，离开了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便是无水之源，离开了公正而一味强调独立，司法则可能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桀骜不驯，遗患无穷。
因此，“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才是传媒和司法之间关系的原本之意，从此种角度展开论述。
一、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实然存在随着我国司法体制的深化改革和舆论监督的日趋活跃，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渐明显和频繁。
（一）因事实表述产生的冲突现实中，公众在司法机关和大众传媒两种途径得知的事实往往具有不对称性。
司法机关向公众展示的是经过法庭论证、法律确认的记述性事实，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法律性。
而大众传媒为了吸引公众的目光而将事实“故事化”甚至“戏剧化”，其不可能做到“对感性世界的全面复制或模仿，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的或商业的意图，对感性世界的加工和制作”。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经以“打假者上了被告席”为标题，报道了四川省夹江县某印刷厂不服该地区技术监督局认定其“造假”而作出行政处罚，这本是一件普通行政诉讼案件，但相关媒体并没有重点报道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及程序问题，而是将公众的视线引到道德的层面上来，“打假者一定正确”的思维定势在本案中得以充分的释放。
同样，作为“中国网络第一案”的黄静案，尸检前后进行了5次，因鉴定结论不能或无法采信，被告人姜俊武被宣告无罪。
在客观上无法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网络和电视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公众的情绪完全倒向于“被害人”黄静，被告人姜俊武的一再提出无罪的吁求也淹没在公众的讨伐声中。
诚如一位传媒人士所言，“新闻界与司法界在说到“事实”的时候其实是分歧最大的。
论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摘要】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但过度地强调传媒监督的作用会导致两者的冲突，既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公平公正。
【关键词】司法；传媒；冲突一、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产生的原因（一）冲突点传媒通过各种平台对司法领域里发生的事件等发表言论，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使社会维持一个良好秩序，遏制司法腐败，维护公平和正义。
但传媒在对司法起到监督作用的同时，往往也会造成两者的冲突。
1.传媒与司法介入的时间点我国没有从立法上对传媒做出明确的限制。
由于传媒群众性的特点，在公民遇到纠纷时，往往会首先选择传媒来帮助解决，而后才寻求法律的帮助。
但审判结果的不同便会引起民众的愤慨，使司法陷入尴尬的境地。
2.伦理情感标准和法律标准有些传媒为了获得更多的点击量、销售量，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与经济利益，对案件事实进行有目的的剪裁，断章取义，或是做一些大肆渲染大的报道，以伦理道德标准和情感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导致所报道与案件事实大相径庭，也使得舆论有所偏向，致使许多还没有结案的案件极其容易误导广大市民群众。
如“药家鑫”一案，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受害者代理人一直在微博上向公众报告进展和掌握的各种信息，致使社会骂声一片。
而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带来更多的是失落和反思，药家鑫并不是所谓的“富二代”、“军二代”。
3.大众对传媒的推崇与司法公信力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仅仅是属于一种外部的监督，如果过分强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大众群体就会对传媒产生盲目的推崇，不利于司法的独立，而且会对司法的公正造成损害。
但是另一方面，司法腐败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在大众群体的心目中司法公信力正逐年降低。
4.传媒对判决的抨击与司法的权威性夸张或过度的报道会对审理案件的司法部门无形中造成了一种舆论压力，可能导致司法程序被干预。
“邓玉娇案”因其与官员的地位悬殊，让普通的刑事案件轰动全国。
法院最终判决邓玉娇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美国有关法律实践评述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有两个问题较为引人注目，一是媒体对司法行为的自由批评与法庭威信之间的冲突；另一是传媒对终审前案情的报道和评论与刑事被告获公平审判权利之间的冲突。
它们的妥善解决，不论是对于促进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还是对于维护司法公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这两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相比我国缺乏一些公认、权威的调整规则，其他一些国家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司法独立的确立较早，问题发现得也早，因此发展了一……一在美国，较早涉及大众传播与司法活动之关系的法律是古老的藐视法庭罪(the contempt of court)和1789年的《司法法》(JudiciaryAct)。
藐视法庭罪渊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其惩罚范围极其宽泛：凡不服从或不尊重法庭或法官、可能影响司法运作之言行，皆可入罪。
（注：R.Goldfarb,the Contempt Power,1971,p.1.藐视法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遵守法官的命令、没有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某种行为的不作为；另一类是损害法律的威严、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和尊严的行为。
对于媒体而言，前者如拒绝作证，不透露消息来源；后者如扰乱庭审秩序，言语攻击法庭或法官。
对于前者，法官可以判令监禁，直至犯者提供所要求的行为；对于后者，可以判令罚金、一定期间的监禁或并罚。
）《司法法》的规定与之相类，法院对一切侮辱或妨碍司法的言行，得处以罚金或监禁。
（注：荆知仁：《美国宪法和宪政》，三民书局1994年第3版，第177-178页。
）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注：该条修正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
”自1920年起，该条透过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亦适用于各州。
）通过之后，对出版物批评司法之言论施以藐视法庭罪引起某些人士的反对。
（注：D.L.Teeter,Jr.& ;D.R.Le Duc,Law of Mass Communications,1992,pp.75-76.）1831年国会通过《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Act Declaratory ofthe Law Concerning Contempts of Court)对藐视法庭罪的行使予以限制。
传媒与司法间的冲突一、传媒与司法间的冲突新闻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它并不是超越其他一切价值的绝对价值。
现代社会的出版界大多数都有自身的伦理纲领，要求新闻自由不能有害于人道主义、儿童利益、社会风俗等。
就传媒与司法的关系而言，虽然传媒对某些案件的监督有助于司法权更公正地行使，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司法常常受制于“领导批示”的情况下，传媒的曝光有助于某些违法犯罪的“权贵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伸张社会正义。
但是，从近年来很多案件经过传媒的大力介入从而在一定水准上影响判决结果来看，传媒的新闻自由与法院的司法独立价值，两者存有一定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中一项重要的价值、制度。
在政府三权中，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既没有财政力量，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说是最弱小的权力，甚至法院判决的执行也得依靠行政机关的执行。
那么，如何保证司法权在保障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呢?除了司法判决本身的权威性外，必须保证司法独立。
在国际社会中，司法独立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司法权的独立，即司法权不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干涉;其次从法官角度而言，法官应有权独立地审理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力量和个人，以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干涉，通俗地讲，法官除了法律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上司。
那么，司法独立究竟应该独立于什么?对此，德国学者将司法独立分为以下八个方面：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独立于上级官署;独立于政府;独立于议会;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新闻舆论;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
可见，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司法必须对新闻舆论保持独立，这在很大的水准上是因为两者的特性不同所致。
（本文来自于《湖北函授大学学报》杂志。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首先，媒体作为一种商业存有，其商业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特别是时间效应，对于获取的资料要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而司法过程则不然，讲究程序性的特点，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等环节才能认定，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还必须依法排除，所以，客观上存有新闻事实与法律事实不相契合的情况。
传媒与司法三题传媒与司法：三个视角的解读在当今社会，传媒与司法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工具，代表着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而司法，则是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这两个领域交织在一起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微妙。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三个角度探讨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
一、传媒与司法：定义、范围与关联性传媒，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等，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
它们通过报道、评论、采访等方式向公众传递各种信息，同时也扮演着舆论监督的角色。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律，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各类纠纷的活动。
它的范围广泛，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等各个领域。
传媒与司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
首先，传媒是司法程序中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它为公众提供案件信息，帮助公众了解司法程序和结果。
同时，传媒也是监督司法权行使的重要力量，它通过舆论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和维护公众利益。
其次，司法也需要传媒的配合和支持。
在司法程序中，传媒可以提供证据和线索，协助司法机关破案和审判。
因此，传媒与司法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传媒与司法：矛盾、冲突与竞合尽管传媒与司法存在关联性，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忽视。
一方面，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可能会对司法程序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某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点击率，可能会进行不实报道或夸大其词的评论，给司法程序带来干扰和压力。
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需要得到尊重和保障。
司法机关需要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不受外界舆论的干扰。
然而，传媒与司法并非完全对立。
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
例如，传媒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进行客观报道。
同时，司法也可以借助传媒的力量，推动司法解释和普法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素养。
因此，传媒与司法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三、传媒与司法：改革与发展面对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进行改革和发展。
首先，传媒需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遵守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案件。
2007年8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A ug.2007第25卷第4期H u m anities&Socia l Sciences Journa l o fH a i n an Un iversity V o.l25N o.4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中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之比较黄妹华1,谢小妹2(1.皖西学院政法系,安徽六安233000;2.合肥拓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合肥230000)[摘 要]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2种价值的冲突与契合。
为了平衡媒体与法院的关系,美国的新闻制度与理念构造筑就了西方传统英美法系的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模式,针对中国目前传媒与法院的紧张关系,借鉴国外立法,合理构建中国特色的传媒与司法的契合机制,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更切实的保障。
[关键词]传媒;司法;司法公正;新闻自由[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7)04-0399-04现代社会是传媒愈来愈活跃的时代,同时也是司法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愈来愈强有力的时代,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已经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大的背景分析,这是因为,实行法治在中国社会已成为趋势,而在此过程中,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人们的心目中日益突出,相应地,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期待也愈益迫切,对作为公权腐败 冰山一角 的司法腐败尤为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党的 喉舌 ,义不容辞地担负了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的任务;另一方面,司法决策者为改善公众形象,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信度,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司法透明度,对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社会监督持开放欢迎态度。
法治、司法公正、司法腐败和舆论监督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推演,在当今中国已构成一道由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构成的特殊风景线。
一、传媒与司法的关系英国的丹宁勋爵说: 传媒在司法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监督每一次审判是否公正、公开、光明正大。
但传媒也有挣脱僵绳的一天,法律应该对其错误行为给予处罚。
[1]从这里可以看出,司法与传媒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彼此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司法过程所蕴含并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中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而传媒的广泛影响以及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是司法机构所无法漠视的。
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体系中,司法传媒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司法与传媒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法治内部协调的重要标志。
二、美国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构造传媒与法院的冲突与契合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处理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是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尽管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解开这个难题的 钥匙 有所差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调公民的言论自由,传媒监督包括对司法的监督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司法独立和公正,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又对传媒监督设置了种种必要的限制。
(一)美国的实践美国的司法界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通过若干里程碑式的判例,对于平衡两种价值发展出了一系列极富启发意义的学说和原则;同时,美国又是最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美国法院在如何保证审判不受传媒干扰方面也发展了一些较成熟的规则。
1.司法对传媒的限制[收稿日期]2007-04-16[作者简介]黄妹华(1979-),女,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政法系助教,主要从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研究。
3992007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期(1)从程序上排除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的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庭和法院所处的环境,并可运用程序上的方法来排除媒体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方法包括: 推迟审理条件,直到偏见的危险消除; 如果有关的报道尚未充斥整个州,将案件转移到另一地区,或从另一地区引进陪审人员以代替转移条件; 监督对陪审团候选人的预先审核,以确保对被告的清白与否持有先入之见的候选人不能入选为陪审员; 隔绝证人或至少警告他们在作证前不要听从传媒对于诉讼的报道; 命令重新审理; 发出限制性命令,禁止案件的所有当事人向传媒作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
(2)限制传媒取得有关未决法律事宜的信息: 首先,从制度上,美国各区法院都对法庭的环境和法庭成员及联邦法院工作人员向传媒发布信息加以管理; 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设计周密的法院规则,授权传媒有节制地使用摄像机,对有轰动效应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等。
(3)对传媒的事先约束和事后处罚,法院如果认为传媒获得了案件审理的情报,可能损害审理程序,则可以采取事前限制,禁止传媒发表它们已获得的新闻,但要颁布 司法限制言论令 有几个极为苛刻的条件:首先,必须存在对公正审判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传媒的报道如果造成了 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以至于法庭无法继续履行职责,将会受到惩罚,按藐视法庭罪论处[2];其次,必须没有其他可供替代的有效办法;再次,这种事先约束的办法必须是有效的;最后,法院必须认真考虑禁令的措词是否明确严格,不得过于空泛,避免因妨碍新闻自由而违宪。
2.司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宪法规定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媒体有权利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报道并发表意见。
美国法律明确赋予了传媒新闻自由实现的特权制度,如在诉讼开始以前或案件审结以后,或者案件被拖延不积极审理的时候,蔑视法庭法并不禁止人们发表意见。
即使是案件正在积极审理过程,也必须是在出现 不利于案件审讯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实在的真实的危险 的时候,才会受到限制[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的经验和理论对于构建我国传媒与司法的合理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透视美国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决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努力和对策,谢泼德案就是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个案例[4]。
谢泼德是俄亥俄州著名的外科医生,1954年因涉嫌杀害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
他自称无辜,其妻是外人入室将她击昏后所杀害。
此案公开后,立即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
在谢泼德被捕前,媒体就认定他有罪,某社论质问 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 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其后,大量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评论以及没有法律效力的有罪证据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对陪审员的选定以及庭审的全过程极力施加影响,紧接着陪审团判决谢泼德罪名成立,处以终身监禁。
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
1966年,最高法院推翻此陈年旧案,对该案予以重审,谢泼德被无罪释放。
主笔法官克拉克在判决意见中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新闻界的过分报道和初审法官的失职行为,并总结了一系列可以利用的保障被告权利的方法和策略: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
鉴于现代传媒的煽动能力和将陪审员与有倾向性的报道隔绝开来的困难,初审法院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保证法律之天平决不会不利于被告这一端,上诉法院有责任对审判情形作出独立的评价。
当然,并不存在约束新闻界报道法庭之公开消息的规定,但是,若是审前的倾向性报道不合理的可能影响公平审判,法官应当延期审理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沾染之地区进行审判。
另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
日后的案例表明,谢泼德案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联邦和各州法院都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被告受公平审判权利的保护。
为了防止陪审员受媒体或其他方面的影响,在案件审理期间,陪审团成员被隔绝与外面的联系,甚至被禁止看报纸、电视等。
辛普森涉嫌杀人案就很典型,全体陪审团成员被隔绝9个月,直至案件审结。
这个案例清晰、生动地显示了一种智慧和一种品质。
这种智慧在于,在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最高法院不愿通过剥夺任何一方的方式来保全另一方,对被告权利的细致照顾并不意味着一般地支持限制新闻自由的观点;反之,主张法院不得事先约束媒体发表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信息, 也不是要把第六修正案的珍贵权利牺牲在第一修正案的祭坛上。
[4]换言之,必须抛弃那种通过实质性地限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权利以解决彼此冲突的思想,而应当另辟途径以达成目的。
这种品质即是法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法官不应该把保全新闻自由或者被告权利的责任推给他人而应当施加于自身。
在两全其美的要求之下,法官必须更耐心、更细致和更中庸,并付出更多的辛劳。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新闻媒体与司法界的关系出现新的走向[5],它表现为:1.法官限制400黄妹华等: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传媒的诸如延期审理、更换审判地点、筛选陪审员、隔离陪员等措施,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均处于困境之中;2.法官对传媒的限制性命令制度和处罚制度实际上已不再起作用;3.法官将对传媒的直接限制转移到对律师等诉讼参与的限制即间接限制上;4.法庭对传媒逐渐开放;5.法官、新闻媒体与律师走向合作。
美国司法界并不担心法官会受舆论左右,对新闻报道的限制主要是基于其陪审制度的存在,即对陪审员受舆论左右的担扰,这种限制的权力来源是美国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因为由作为言论自由内容的新闻报道权引发的冲突属宪法性冲突,法院必须有违宪审查权方能予以处理。
在美国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上,趋向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护,新闻媒体无疑已取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司法的专横则日渐式微,但合作是解决冲突的最佳选择。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冲突的解决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期间,新闻媒体的艰苦努力与法官的理性、自觉为必需。
三、我国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考察一下我国的传媒与法院的关系。
无论是司法对传媒的限制亦或司法对传媒的保护,我国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双方的互动缺乏法律依据。
在中国社会,媒体和法院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整体而言,都处于探索和改革之中,都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而非稳定的、正在壮大中的而非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存在。
对于媒体与法院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功能 维护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实现社会的自由与正义 它们都还是刚刚开始适应。
因此在它们各自身上都可以找到鲜明的转型期的特征,这一特征,几乎是共同的,都表现在它们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上,表现为它们各自与权力的纠缠与脱离。
中国的媒体与行政力量的密切关系,使得其 话语权力 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媒体一旦得到行政力量的支持,就威力无比,就可以迅速地解决纠纷、伸张正义;另一方面,媒体也容易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而不敢说话。
话语的强势与软弱,是中国媒体的双重个性。
话语 的效力,真正地取决于媒体背后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