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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如何进入媒介研究：理论源流、研究路径与问题域目录一、内容简述 (2)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3)1.2 研究目的与问题 (4)二、媒介与空间的关系概述 (5)2.1 媒介的定义与特点 (6)2.2 空间的定义与特点 (7)2.3 媒介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9)三、理论源流 (10)3.1 李斯特.卡特和丹.席勒的媒介思想 (12)3.2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13)3.3 约赫.本克勒的媒介环境学 (15)3.4 胶囊理论 (16)四、媒介研究中的空间转向 (17)4.1 空间作为媒介研究的理论视角 (19)4.2 空间与社会理论的关系 (20)4.3 空间在媒介地理学中的应用 (21)五、研究路径 (23)5.1 媒介空间的分类与分析方法 (24)5.2 媒介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构建 (25)5.3 媒介空间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27)六、问题域 (28)6.1 数字化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系 (29)6.2 媒介空间的全球化与地方化 (31)6.3 社交媒体空间的崛起与治理 (33)七、结论与展望 (34)7.1 研究总结 (35)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36)一、内容简述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空间概念逐渐从物理维度拓展至虚拟与实体交融的多元领域，成为理解当代媒介生态的关键。
空间在媒介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用户参与和互动的场所。
媒介研究的理论源流可追溯至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勒温的“场论”，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这一观点为理解媒介环境中人的行为提供了重要视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在交流中的重要性，认为媒介作为对话平台促进了不同主体间的思想碰撞。
这些理论框架为探究空间在媒介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研究路径方面，我们需关注空间如何塑造媒介内容的呈现与传播方式。
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使信息传播更加直观、立体。
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兼谈对中国的参考借鉴意义桂榕摘要：新媒体与社会同步发展、相互影响，是集媒介技术、工具形态、传播生态为一体的复合性概念。
20世纪末以来，新媒体在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技术及体系的创新和博物馆等文化遗产机构社会教育与服务模式的发展变革。
新媒体应用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及综合性研究的特点，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数字媒体与数字遗产及遗产本体的关系、新媒体应用的社会效应、新媒体应用问题及对策三方面。
与国外相比，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具有中国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点，但在数字遗产基础理论及深层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探索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参考借鉴角度，展望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发展，可以加强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在内的遗产全方位数字化科学保护管理为基础；以推进和完善以社区（社群）为基础的新媒体社会应用实践为抓手；以强化社会公众层面的数字遗产宣传教育和参与体验，使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生活为关键内容；以发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为目标任务；将建立和加强数字遗产国际合作，推动跨国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作为国家文化外交重要工作内容。
关键词：国外文化遗产；新媒体应用；数字遗产；科技传媒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 （2021）06-0060-13伴随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面世，长期以来建立在物质（有形）文化遗产基础上的遗产原真性观念和历史的、文献学的遗产态度得到修正，文化遗产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静态的、僵化不变的文化遗留物，而被理解为是活的、创造性过程［1］。
而遗产实践所推动的遗产观念转变，与科技传媒的发展息息相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建立全球通信网络和快速收集、传输和收稿日期：2021-05-3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20BMZ130）；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新媒体时代边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研究”（2017SY10017）作者简介：桂榕（1971-），女，云南罗平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昆明，650091）。
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一、本文概述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媒介在集体记忆构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媒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并对现有的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进行检讨与反思。
我们将首先概述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基本概念，然后分析媒介如何塑造和影响集体记忆，接着探讨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传递信息、塑造形象和构建话语等方式，对集体记忆的形成、传承和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集体记忆则是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和认同的记忆，它在媒介的作用下得以传承和发展。
媒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既体现了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反映了集体记忆的动态性和可塑性。
然而，现有的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
一方面，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多从媒介传播的角度出发，忽视了集体记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研究方法较为局限，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难以全面揭示媒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此，本文在检讨与反思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以期推动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文将从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基本概念出发，分析媒介如何塑造和影响集体记忆，探讨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期望能够为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是建立在多个学科理论基础之上的交叉研究领域，其中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
其核心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集体记忆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
集体记忆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20世纪初提出，他认为记忆并非个人心理层面的简单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集体框架中进行的。
人们通过社会交往和互动，共同构建和重塑集体记忆。
媒介，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成为集体记忆形成和传播的重要载体。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引言：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和传递的媒介。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通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批判与反思，展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本教案将以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为主题，通过分析不同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的手法和效果，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提升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能力。
第一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1.1 文化批判的概念与意义- 介绍文化批判的概念，即通过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批评和反思，揭示其中的问题和矛盾。
- 引导学生思考文化批判的意义，即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能够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1.2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手法- 分析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文化批判手法，如讽刺、夸张、对比等。
- 通过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展示不同文化批判手法的运用和效果。
1.3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批判案例分析- 选取几个经典文学作品，如《1984》、《骆驼祥子》等，通过深入分析其中的文化批判元素，揭示作品中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第二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2.1 文化反思的概念与意义- 介绍文化反思的概念，即通过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反思，思考其中的价值和意义。
- 引导学生思考文化反思的意义，即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能够帮助人们审视自身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推动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
2.2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手法- 分析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文化反思手法，如内省、对话、意象等。
- 通过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展示不同文化反思手法的运用和效果。
2.3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案例分析- 选取几个经典文学作品，如《活着》、《傲慢与偏见》等，通过深入分析其中的文化反思元素，探讨作品中对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反思和思考。
第三部分：学生的文化批判与反思能力培养3.1 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理解-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理解其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的意义和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批判与反思。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象、人性弊端以及传统文化的反思，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和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未来发展的思考和期望。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社会现象的揭示上。
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呈现出一个个社会现象的真实面貌。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对疯狂的社会现象的描绘，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虚伪。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个被社会所逼疯的人，成为了对社会弊病的象征。
通过这个形象化的描写，鲁迅成功地将社会的疯狂暴露在了阳光下，引起了读者的深思。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还涉及到人性的弊端。
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们内心的黑暗面。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对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贪婪、残忍和欺骗。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活而真实，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暴露出了人性的丑陋。
这种对人性的批判和反思，使读者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反思，从而引发了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还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作家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揭示了其中的弊端和问题。
例如，余华的《活着》通过对一个农民的一生的描写，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失去了自由和尊严，最终活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引发了读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珍视。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并不仅仅是对问题的揭示，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和期望。
作家们通过对问题的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和期望。
例如，杨绛的《我们仨》通过对家庭和亲情的描写，呼吁人们重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
小说中的家庭温馨和睦，传递出了对于美好家庭的向往和期望。
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和期望，使读者对于现实中的问题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新媒体传播对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探略摘要：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使用，新媒体传播在不知不觉中对人产生着负面影响。
本文拟分析新媒体传播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
其中，对人行为的影响包括居家行为、文化行为和人际交往行为三个方面。
人们需要觉知并反思这些影响，以利于认识自我生存在其中的媒介环境，更好地生存、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人际交往信心态度能力技术革命催生了种种新媒体。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与使用，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变化”的新媒体传播环境里。
新媒体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传播活动的面目，且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1]从而对人们生存产生了诸多影响。
本文，笔者拟探讨新媒体传播对人们产生的负面影响。
固然，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篇幅中揭示新媒体传播对人们产生的所有负面影响是不可能、也不实际的。
但鉴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现实生活中由媒介传播尤其是新媒体传播等各种因素对人产生的影响与改变，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些新媒体传播引发的显在或隐在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提醒人们注意、反思这些影响，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及生存在其中的环境。
所以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
一、新媒体传播给人的心理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新媒体传播给人们的信心、态度带来负面影响。
新媒体给人们带来的感觉是全新的、复杂的，新媒体让人们体会到它传播优越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令人们困扰的问题。
其中，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计算机焦虑感就是典型的问题。
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有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
简单地讲，人在使用计算机方面的能力和信心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会直接导致个人的收益程度不同。
[2]网络自我效能感和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以及人际交流自我效能感都是互相作用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是可以简单分割、独立作用的。
同时，网络恐惧感也和计算机焦虑感和人际交流焦虑感互相作用，产生复杂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3-10-26基金项目：衡水学院2022年校级课题“新冠疫情下衡水学院教师新媒体素养提升研究”（编号：2022JZ05）作者简介：王同明（1978－），男，河北衡水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影视理论、网络新媒体教育研究；吴晓光（1983－），男，河北衡水人，助理实验师，从事教育信息技术研究。
王同明，吴晓光（衡水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北衡水053000）摘要：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广泛且迅速，这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媒介素养的提升成为高校教师适应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必然需求，有助于高校教师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工具开展教学与育人工作。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媒体工具的熟练运用，更强调对信息的批判性思考、伦理道德的把控和媒介素材的创造性整合。
高校教师应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形成良好的媒介传播意识，转变教学理念，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推动高等教育向更开放、灵活、创新的方向发展，进而提高育人质量。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教师；媒介素养；提升；构成要素中图分类号：G451.2；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24）11-0049-04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高校教学与育人活动，也改变着立德树人的环境。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不仅是思想产生与传播的关键场域，还承担着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素养的重要责任。
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的重要性，以弥合数字鸿沟，迎接数字化时代的挑战[1]。
教师具备媒介素养不仅能适应技术的快速变革，还能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环境，更有效地开展教学和育人工作。
新媒体时代教师的媒介素养意识需要与时俱进，其对媒介环境的认知与理解成为关键。
理解全程媒体、全息媒体等新兴媒体形态，深刻领悟信息无处不在的特征，对于教师适应信息时代并更好地融入媒体环境至关重要。
论新时代的文学研究危机及解决方案【论文关键词】全球化；研究；文学危机【论文摘要】美者J·希利斯·米勒在他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新时代文学研究危机的担忧。
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状况,米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J·希利斯·米勒在这篇文章中论及的核心问题,是在电信通讯高度发达的现在,传统的印刷媒介渐趋衰落,与之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途径及其效果的变化。
综观米勒对文学生存之难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一下几点：一是电信通讯的产生和飞速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二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的控制；三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消解了文学、、精神分析、情书等的意义；四是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文学同一样,只属于过去。
而他的对应方法就是利用媒体的可塑性,服务于政治,重塑意识形态；而对于文学之难,他却悲观到连解决的方案都没有提出,只是说对于尚存的文学遗脉,要“研究”,要“现在”研究。
不过,笔者却认为,米勒的观点,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从第一点问题电信通讯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说起。
的确,随着第二次革命的推进,一个电气化的时代来临,电逐渐取代蒸汽、煤等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独行天下,电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史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飞越,它带来的是飞速运转的马达、齿轮和机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继而电子化又推广到印刷、传播行业,以往单一并且传播速度不够快,但是传播范围已经比较广的纸媒很快受到电子媒介的巨大冲击。
因为电子传播的超快时效性、超广范围和超越纸媒视觉交流的单一而生成的多媒体技术,这些强大的功能和强大的覆盖能力都使纸媒难以望其项背。
人类用以记录的载体都是为了服务于需要记录的精神思想实质,所以人类在发觉难以完全准确地记录、广泛迅速地传播时创造了文字,当人类发现文字的记录功能如果只局限在贝壳、龟甲、岩石、树叶上而不能得到更方便快捷有效的传播时人类便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纸的轻便利于存储、廉价利于推广、印刷术较于版刻石雕的快捷可复制性,使纸媒不但大大增强了意义的保存和传播,而且在纸媒的上,多如星河璀璨如星河的人类珍贵财产被保留,这也就是米勒说的诸如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的经典被印刷品制作并且流传的现象。
新媒介文学文化逻辑问题研究反思与新探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相对于印刷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西方学界往往把新媒介文学的典型———数字超文本文学的文化逻辑，概括为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主义。
这一理论观点是在研究数字文本尤其是数字超文本(hypertext)特性过程中推导出来的。
把超文本性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关联在一起是西方超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杰伊·大卫·伯尔特(JayDavidBolter)认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和超文本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后结构主义可以澄清超文本的文化意义;反过来，超文本也能帮助我们看清后结构主义如何构成了印刷时代晚期的一个短暂阶段。
”早在1980年代，格雷戈里·乌尔姆(GregoryUlmer)就使用德里达的理论分析了电子传播问题，指出德里达所说的文本“已经反映出了电子媒介的内在化”倾向。
1990年代初期，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已经开始使用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的后现代理论解释电子传播、电子书写、电子文本，并形成了他的“信息方式”(InTheModeofInformation)理论。
稍后的乔治·兰道(GoergeLandow)则把后现代理论具体运用在了超文本分析中，成为该流派的理论集大成者。
按照这些理论家的研究，书写、印刷媒介及其形成的线性平面文本，建构了现代文化中的线性、层级、自律性个体、中心化、封闭、连续等观念和特点;数字文本、超文本摧毁了上述文化现代性，代之以多线、超链接、跨媒介、块茎、网络为特征的“文本性”(textuality)及其建构起来的新文化精神，而这一新文化精神属于理论家所倡导的后现代文化或后现代性。
数字超文本文学不仅产生于数字媒介环境，而且是超文本的典型形态，它自然体现着这样的文化逻辑。
超文本理论关于“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的后现代理论分析包括如下要点：(1)超文本即巴特的理想文本。
泰德·尼尔森(TedNelson)最初给超文本的界定是：“一系列通过链接而联结在一起的文块，这些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径。
”兰道采用了这一基本看法，并把它和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结合在了一起：“超文本指的是由文块组成的文本———巴特称之为lexia———并有电子链接将它们联结起来”。
沿着这样的思路，超文本也更有资格成为巴特所说的“能引人写作者”(lescriptible)———开放的、能让人体会到“能指狂喜”和“写作快感”的文本。
关于后结构主义所谓的理想文本，巴特有一段被广人知的描述：“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
在印刷文本环境中，这种理想状态是很难达到的，但对于计算机网络中的数字超文本而言，却是文本的常态。
(2)超文本切实体现了克里斯蒂娃等人所说的互文性。
“互文性”的意思是说“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其他文本的表述”，“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
这种情况在印刷文本中只能以延时、隔空方式存在，而计算机网络中的文本却实现了同一时空中的无缝联结。
进而言之，互文性和超文本性构成了超文本的内外两面，“互文性和超文本互为表里，共同编制起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网络文化世界。
”(3)超文本即福柯的文本网络。
兰道在谈及超文本的由来时专门引用了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论述：“‘书的边界从来不是轮廓清晰的’，因为‘它被卷入一个由其它书、其它文本、其它句子形成的参照系统之中，它不过是这一网络中的一个节点(node)。
’”很显然，超文本本身就是这样的文本网络，而其中每一个文段或文块(印刷环境中可能就是一篇文章、一部作品)都变成了文本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4)超文本即巴赫金追求的复调、对话性文本。
超文本网络中的每个文本单位都来自地位平等的不同作者，他们可以出于不同立场，表达不同思想情感。
“电子超文本网络可以和复调小说相比，是众多地位平等、各具价值的意识在共时状态下的平行展开”。
在网络超文本环境中，“一切现实世界中难以逾越的身份性差别因此被打破，对话性立场因此得以贯彻。
”輥輯訛(5)超文本即利奥塔所说的打破宏大叙事的小叙事文本。
以追求自由、理性、解放、终极为目标的宏大叙事是依托印刷媒介建构起来的。
超文本中没有一个作为中心的东西，所有节点都被从原来的叙事线中拉出来，形成横向的立体交叉且相互齐平关系，它们之间形成无等级的小叙事组合。
(6)超文本空间即德勒兹的块茎形态和光滑空间。
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是相对于统树状形态和思维而言的。
后者是中心化的、一元的、层级性的、因果序列的;前者则呈现为非中心、多元化、无规则、异质状态。
块茎导向一种不同于“条纹空间”的无限开放的“光滑空间”。
輥輰訛史都尔·摩斯洛坡(StuartMoulthrop)等人认为，网络文本就是块茎形态的，超文本写作空间、“赛博空间”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光滑空间。
輥輱訛(7)超文本即德里达的延异文本。
“延异”(différance)即文本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时间上的推延与空间上的差异，标识的是文本的游戏性和意义的缺场。
在这样的文本中，能指已脱离固定所指意义的限制，而成为自由交织和相互指涉的存在。
尼尔森把超文本系统称为“文献宇宙”(docuverse)，兰道则将之冠名为“大集合体”(assem blage)，其描述的文本存在状态非常类似于延异文本。
二如果说，西方新媒介文学的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仅限于超文本文学的话，中国学界则将其扩大到了更为广泛的网络文学。
中国学界指认的网络文学，主要包括数字超文本创作(主要在台湾)和作为印刷文学数字版的“网络原创文学”(主要在大陆)，后者是主体。
中国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文化逻辑论的内在理路是：计算机网络是伴随着西方后现代化发展壮大起来的，具有后现代文化精神特征。
而网络文学诞生于计算机网络，它身上也自然打上了后现代文化的烙印。
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构成了中国网络文学文化逻辑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早在1992年，王岳川教授就把杰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思想概括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輥輳訛等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的概括，后来被中国学界广泛运用于新媒介文学的文化逻辑研究。
中国学界较早提出新媒介文学文化逻辑问题并予以开创性研究的是著名网络文学研究专家欧阳友权教授。
2003年欧阳教授就发表论文提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网络文学中凝聚着解不开的后现代情结，即后现代话语的知识态度、边缘姿态、片面化理念等，影响了网络文学的文化精神建构……蕴藏着后现代文化的逻辑内涵。
”輥輴訛具体表现在“网络文学数字化传播的‘祛魅’模式，浸润着后现代文化的知识态度”、“网络文学的消解中心话语模式，坚守了后现代的边缘姿态”、“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理念与网络文学无深度的游戏规则之间，具有文化逻辑的同构性与并置性”等。
輥輵訛之后，这一思想观点和研究理路得到了网络文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可。
安文军认为：“互联网具有天生的后现代主义品格，基于互联网产生并飞速发展的网络文学强化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是怎样体现在网络文学中的呢?”他的回答是，杰姆逊所说的现代向后现代的四个转化———“从中心化的自我焦虑向非中心化的主体零散化转化”“从深度时间模式向平面空间模式转化”、“从个性风格的表达向仿像的机械复制转化”、“从自律的审美观念向消费逻辑转化”，完全适用于网络文学。
輥輶訛张建专门分析了网络文学的所谓“平面叙事策略”问题，他说：“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原则与网络文学拒绝深度的实践之间具有相似的文化逻辑。
”而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抛弃的四种深度模式———本质和表面的辨证模式、弗洛伊德的潜在和明显模式、存在主义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模式、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对立模式，在网络文学中也普遍被拒绝了。
輥輷訛著名批评家贺绍俊也持类似观点：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是”走向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无深度，通过各种眩目的符号、色彩和光的组合去建构使人唤不起原物的幻象和影像，满足感官的直接需要。
”而“网络文学是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上的文学形态。
后现代性就是网络文学的最大特征。
后现代性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的立身之本”。
三从中西上述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新媒介文学的文化逻辑研究需要确立两个阐释和分析原则：一是理论整合原则。
目前的多数研究还采取的是印刷性/数字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对立分割思维。
其实，新媒介对于旧媒介、新媒介文学对于旧媒介文学不是直线替代关系，而是覆盖关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也不见得必然立分分割，很多理论家都认为两者是交融在一起的。
二是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目前中西方新媒介文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理论性和文学性脱离的情况。
我们既要看到新媒介形成的新文化精神，也要看到这种新文化精神是否在在文学中得到了具体落实。
从这两个原则出发，笔者把新媒介文学的文化逻辑归结为“数字现代主义”。
“数字现代主义”(Digimodernism)本是艾伦·柯比(AlanKirby)新近发明用于概括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的一个专业术语。
柯比的数字现代主义是接着哈贝马斯“未完成的现代性”思想来说的。
1980年代在与利奥塔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论战过程中，德国批判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提出了“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的著名观点，輦輴訛认为名噪一时的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的一个发展阶段，是现代之花结出的一个果实。
在当今社会，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想社会图景、倡导的进步观念，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主张的主体性、理性、人的价值和尊严等现代性思想并没有过时，只是人类在追求它的过程中暂时出了问题，暴露出自身某些缺陷。
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有学者称之为“审美现代性”)反抗的就是现代性中的不合理成分和缺陷，但总体上不过是一种虚假否定。
启蒙现代性不应被彻底抛弃，而应以交往理性予以改造。
柯比接受了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尚处于未完成阶段的论断，但抹去了哈贝马斯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没有沿着改造之路走下去，而是对当代数字文化现实予以了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阐释。
柯比认为，在数字技术推动下，1990年代后半叶西方社会生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数字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它已经“决定性地取代了后现代主义，把自己建构成了21世纪新的文化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