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研究_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２００６年第２期学习与探索Ｎｏ．２，２００６（总第１６３期）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３
域外汉籍研究(笔谈)
编者按：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

近２０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

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域外汉籍；东亚汉文小说；东亚汉诗；中、日、韩民族戏剧；拟效；汉籍东传、域外访书
中图分类号：Ｇ１１５；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０６）０２－０１５９－０９
域外汉籍研究——
—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如果以首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为代表的话，至今已有２０年。

这个会议是由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发起组织，自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５年共举办了十届，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在首届会议论文集的《编者弁言》中，大致归纳了会议论文的若干主题，它们集中在：（１）域外汉籍的流传、出版与版本；（２）域外汉籍的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３）域外汉籍的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

编者特别指出：“这些学术论著多是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或是根本生疏的。

”一方面是域外汉籍本身所固有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是许多学者对这一学术资源的缺乏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状况至今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转变。

何谓域外汉籍？在我看来，就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

具体地说，可以包括三个方面，即：（１）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以及１７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２）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３）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

关于域外汉籍的范围，学界尚有一些分歧，比如日本学者往往将上述第一类典籍称作“准汉籍”，第二类为“和刻本汉籍”，第三类才叫做“汉籍”。

我觉得不妨统称为“域外汉籍”，其主体则是第一类文献，即域外人士用古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典籍。

那么，这样的典籍能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呢？
说到一门学问的成立，它应当满足若干条件，大致说来有：（１）具备丰富的资料来源；（２）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并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３）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大批研究成果。

以这三点来看，域外汉籍研究足以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

即便现在尚未编纂成域外汉籍总目，甚至以国别区分的韩国、日本、越南汉籍总目也未编成，但根据不完全的书目来看，已能确认域外汉籍是一个丰富庞大的资料宝藏。

以韩国汉籍为例，首先，就数量而言是极为丰富的，景仁文化社出版的《韩国文集丛刊》已问世３４０册，而《历代韩国文集丛书》更多达３０００余册，这还只是集部中的别集类。

其次，就涉及方面而言是极为完整，几乎含括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

第三，从时间而言是极为漫长，从新罗时代后期到韩国独立之前，跨度达一千多年。

日本、越南的汉籍状况亦大体类似。

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宝藏。

对于众多中国学者而言，域外汉籍还是全新的领域。

新材料的关注，往往能够引发新问题的提出。

域外汉籍研究，是要将历史上的汉文文献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而要求研究者以更为宏通的眼
１５９
・・
光、更为宽广的胸怀、更为谦逊的姿态来处理各类汉文文献。

比如说，为什么朱子学在朝鲜时代获得了比在中国更为崇高的地位？为什么朝鲜时代的文人要撰写《宋遗民录》、《明遗民录》？为什么日本汉文学中政治意味较淡，而情色意味较浓？朝鲜、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观感是如何变化的？在汉文学圈中，文学经典的标准该如何确立？中国经典在域外汉籍中得到了怎样的阐释？汉文化的启蒙教育在域外是如何展开的？域外汉文学和艺术中呈现的审美眼光如何形成？中国典籍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在朝鲜、日本和越南有何异同？汉文化圈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又如何保持自身的特色？等等。

以上问题，皆由域外汉籍本身提出，而非局限在中国汉籍中所能虑及，又涉及到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教育、艺术、宗教、商贸、交通等众多领域，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自然就会逼迫人们以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从而引发出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在现阶段的域外汉籍研究中，我以为可以提出以下两条原则，即实证性和综合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法。

略举一例，我曾以清代诗话之东传为主题写过一文，这关涉到如何处理书籍的传播和影响，其操作方法和使用文献的范围大致为：（１）据书目以考；（２）据史书以考；（３）据日记以考；（４）据文集以考；（５）据诗话以考；（６）据笔记以考；（７）据序跋以考；（８）据书信以考；（９）据丛书以考；（１０）据印章以考。

基本上能够体现实证性和综合性的原则。

在这里，综合性是要见其大局，实证性是要不忘细节。

结合在一起，就是既由大见小，又由小见大。

所谓“综合性”，是因为不仅各国汉籍有其自身的系统，而且与中国的汉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应力避就事论事，画地为牢。

域外汉籍的主体是由域外知识人所撰写的汉文文献，尽管使用的是汉文，但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其中有些是与中国的著述相一致，有些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时代有所了解。

总之，我觉得要以问题为核心，以文献为基础，以逻辑为导引，以现实为证验。

诚然，域外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今天的研究，应该超越传统史家局限于文化一体的视野。

“中心—边缘”的二元化区隔，只会限制域外汉籍的研究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

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

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现已显出方兴未艾之势。

例如，台湾大学在２００２年建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东亚文献、东亚教育、东亚儒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下设若干研究方向，在“经学研究群”和“诗与诗学研究群”中，都有关于日本、韩国的经学和汉诗研究，并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台北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东亚汉文文献研究”的研究生课程。

在大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成立的众多日本文化或韩国学研究所，已涉及汉籍研究：南京大学于２０００年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已形成对域外的目录文献、文学文献、史学文献、思想文献、教育文献、医学文献、艺术文献、宗教文献等方面的整理计划和研究规模；上海师范大学在２００５年也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并拟以敦煌学、佛教和小说为重心。

中华书局在２００５年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第二辑将在今年５月出版。

该集刊集中了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心得，也使得域外汉籍研究拥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园地，必将对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以设想，经过许多优秀学者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必定能够积累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一支研究队伍。

一门新学问的诞生，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艳梅〕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
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开始受到了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些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和越南，作品则包括诗、文、小说和其他汉籍。

国内学术界习惯称“域外汉文”或“域外汉籍”，当地国学者则对“域外”此一称谓比较敏感，习惯用“东亚”或径直以国名指称。

在东亚汉文学中，汉文小说是重要的一块。

这里，首先要区分流传到东亚地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所说“东亚汉文小说”的区别。

从理论上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属于中国古代小说，只是它在以前流传到了东亚某个国家；后者则是当地国作家用汉字书写的小说作品，它的属性为当地国文学的一部分。

但由于后者也是用汉字书写，其人物故事的背景也往往发生在中国，小说作者往往又不知真实姓名，故而有时辨认其属性也会发生困惑。

如一个时期，一部名《九云梦》的小说究竟是中国小说还是韩国汉文小说就发生过争论。

好在这方面很多当地国
１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