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在古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书在古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传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天雨粟或许是上天对人类迈向文明的奖励，那么鬼夜哭又做何解？

上古之时，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时代，文字的未形成与口头传说的夸张歪曲，使得怪力乱神得以大行其道。但是当人们拥有了文字来记录事件之后，谬误重重的传说与演绎逐渐成为茶余饭后的闲谈，鬼神自然由膜拜的待遇转而为戏虐的对象，文字打破了鬼神的威慑，往日风光不再，鬼自然要夜哭以示哀悼了。

其实从上古传说中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这种解释的根源。三皇五帝或许不乏其人，原始社会中某个大的部落首领，在部落的发展和部落的吞并中，显示出强大的领导力。在蒙昧时代，在部落之间和部落后裔的口头传说中，这种领导力往往被夸大为神圣的力量，得到上天眷顾的魔法，于是三皇五帝成为一种神话。

这种神话的源头基本上来自“圣人们”不平凡的出生，稷的母亲因为踩上巨人的脚印而生下稷；殷的始祖因为母亲吞食玄鸟下的蛋而生……这固然因为原始社会的群居方式使得先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但是假如当时拥有类似起居注的文字记载，这样的论调也不会大行其道。

文字创立之初，能够掌握文字的人是少数，这少数人便因此拥有了对世界的认知的权威，从而使这种对世界的客观认知被他们扭曲和演绎成威慑和控制他人的工具。夏商周秦的先祖因为出生的神秘而使得他们的后裔统治天下，成为天经地义的神授。包括汉刘邦，在秦末鬼怪神话已经不再能够蒙蔽人们的时候，依然生硬地造出刘邦的母亲梦到蛇而生刘邦的神话，其目的也无非是用刘邦出生的神秘来证明汉王朝取代秦王朝的“天命所归”。但是汉以后，随着文字的普及和书写的便捷，这样无稽的神话从此没有了市场，这可以说是文字使人类摆脱蒙昧的佐证之一。

这种传说大行其道的后果之一，便是古人们对于祖先的盲目崇拜。孔二先生对于先王德政的崇拜是有着白纸黑字记载的，到底是孔二先生是真心景仰那些出生神秘的圣人教化，还是对当时的社会形态非常不满，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是托古改制，却是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程中成了传统。

提及文字，自然也要提及文字的记录和文字的使用。因为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可以任意的夸大和歪曲，先秦的知识分子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愿去描绘先王之治。这是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问题，人们崇拜先祖，对于有关先祖的描述自然是深信不疑；而这种对先祖社会人为制造和扭曲的描述，又使得先王之治的面目越来越模糊和荒谬。

先秦人文思想的活跃，得益于这种蒙昧与开化之间的转型，而先秦思想的文字记载，又使得我们在今天能够了解到先秦文化的流派和发展，这就是文字记录的伟大了。

我们现在时常提到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类的发展是在总结中发展的，如同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先进的站在历史制高点，而这制高点之下，便是对于过往的历史发展的分析思考结和对于过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而这一切，起点或许应该在于文字的记载。

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总结对于前人经验的总结。于社会来说，社会形态的变迁往往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进行的，而生产力则是较为明显和直观的在总结上发展的例证。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茹毛饮血的狩猎到牲畜的养殖，刀耕火种到农作物的密集种植……养殖和种植形成财物的积累，社会也按照积累分化为阶层，从而是社会形态发生改变。这些发展几乎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上的，只是当时缺乏文字的记载，这个实践探索的时间很长。而拥有了文字记载之后，这种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改变，历程便大大的缩短了。以欧洲大航海时代为例，葡萄牙率先发展航海业到形成海上霸主地位，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后起之秀荷兰，却只用了短短几十年便通过航海在亚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统治荷兰人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所取得的经验和“秘密”，因为文字的记载和记载的普及是成就了荷兰在短时间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代都很注重修史，其目的或许就在于总结经验和规避风险。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历代的帝王，自秦始皇开始，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于是记载前朝旧事，寻找发展规律，避免重蹈覆辙，成为史书的最大功用。史书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就是一面镜子，镜子里是前朝，镜子折射出的是自己这个王朝成败得失的镜子。

建国之初黄炎培提出跳出历史怪圈，这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恰恰套在了二十四史之中。两千年封建社会，二十四部史书，却始终在一个怪圈里循环往复。

文字的形成之后，文字的功用便集中于记录和表达。史家记录历史的发展，今人在这些记录中思考追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思考的结果以文字的形式予以表达，而无论是记录还是表达，直观的形式便是书。

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个人知识的增长固然与阅历的增加同步，但是一个人以有限的生命如何能洞察古今？那便是前人留下的文字记载，也就是书了。所谓总结历史，历史的呈现方式，便是史书，以史为鉴，这个充作鉴的工具，还是书。

书的形成，便不单单是文字记载的功效了，还有文化普及和思想传播的功效。在蒙恬创造毛笔之前，文字的记载是用刀刻在竹简上，那个时候的书简，可谓是孤本。在这种孤本之下，历史往往是残缺的，一旦丢失一卷竹简，也许就丢失了一次关键的历史事件；在这种孤本之下，思想往往也是被扭曲的，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凭借记忆而成的书简，也难免谬误和模糊。对于先秦思想的争论至今仍喋喋不休，历代的注释勘误层出不穷，直到今天还是各持己见于丹的论语心得，便

遭到十博士的集体反对，各自有各自的解读，各自有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的理解视为正宗。

其实这种争论有些无厘头，文字的理解具有多重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如佛眼看佛魔眼看魔，仅仅为学术，统一的认识没有必要，但是先秦诸子论述，在文字记载不完整和不便捷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话题，不得不说，是书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先秦诸子，二十四史，四大名著，但凡有着伟大意义的书，都是一个说不完的主题。

这并非贬义，人类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每个时代都有符合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解读，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标志这人类的进步，思想的进步。而这种探索和进步，体现在书中。

随着书写工具的发展，毛笔和纸张的运用，孤本的竹简书退出历史舞台，师徒相授和口头相传的文化传播走向白纸黑字的方式，准确性得到显著的提高。而史书也由单纯的官方修史而转向和民间记载相互补充。

如果说官方修史是严肃和立场分明的，那么民间记载则更富于随意和个性鲜明；如果说官方修史以历史事件和宏观社会为主体，那么民间记载则更倾向于逸闻趣事和世态风情；如果说官方修史是历史的整体构架，那么民间记载则是历史的碎片拾粹。于是史书不仅仅是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具有镜子的功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也同样具有了镜子的功效，在相同的社会制度，相似的社会文化之下，前人的成败得失，往往折射的是自己的成败得失。

而知识分子在书写工具逐渐便捷的情况下，论述也越来越丰富起来，从文学到历史，从修身养性到论述思想，印刷术成熟之后，社会的精神文化得以飞跃的发展，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官方支持的《资治通鉴》还是个人行为的《反经》，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明清笔记，在这些书的传播之下，唐宋元明清，中华的传统文化无论在文学艺术上还是思想探讨上，无论是官方文化还是民间文化，其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发展，又往往是从民间影响到官方。兴盛发展于唐宋元的诗词曲，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玩赏者和鉴赏者，而汉赋这种文学形式，却早以成为教科书和博物馆的陈列，溯其根本，文字的艰涩是一个原因，是否融入民间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楚辞汉赋在文字传播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局限于宫廷，而诗词曲在文字传播便捷的情况下，在民间的流传使其生命力得以长久的延续。“但有井水处，便歌柳永词”，诗选，词集，曲本的印数传播，知识分子的书使得民间成为传统文化的留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自唐以来，在明清两代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李汝珍凌濛初等人发扬光大的白话文小说，又使得民间文化得以极大的丰富和扩展，社会人文发展进入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巅峰。在这种巅峰状态下，出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种对官方和民间书籍大集成，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在今天看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意义之伟大，是无可质疑的。这种伟大与其说是这两部书的伟大，不如说是书对于文化传播的伟大。

前人出书，除了官方修史，来自民间的往往都是私印自刻，在保全上往往出现令人遗憾的残缺和谬误。仅就《红楼梦》，便有戊本、已卯本，庚辰本、王府（蒙府）本、戚序本数个版本，尽管多数人认为戚序本最善，但是因为版本众多而引起的争论，却至今都无法消弭，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引发了众多困惑。而康熙年间著名的明史案便是江南名士庄廷珑组织文人修撰明史，私印传播而获罪。随着明史案牵连数百人，庄廷珑修撰的明史也销声匿迹。

在书的出版没有形成规范和规模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书本文化的探讨往往缺乏一个标准的参考，而书的生命力也是短暂和令人担忧的。

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程，文化的发展缓慢而无序，与书本的出版或许有一定的联系，至少，混乱而无规范的出版，既不利于传播，又不利于探讨。当今文化发展的蓬勃兴盛日新月异，与书的规范出版，或者有一定关联，在相关的出版制度和法规要求下，至少类似于庄廷珑明史的悲剧，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