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华小说_生活_内涵的哲学诠释

内容提要：生即降生、产生，事物的开端，意为“存在”，生容易；活即活着，指生命有机体的现实状态，跟“死”相对，与生存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活也很容易。

但生活不容易。

在余华的小说中，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生”和“死”的交替，貌似对“活着”的状态很无奈、很悲观，其实是向我们诠释了“生活”的真正内涵———精神关怀。

关键词：生活生存价值一、生———存在生即降生、产生，事物的开端，意为“存在”。

都说万事开头难，其实生很容易。

对于世间万物，在必然性中一次偶然就促使了其产生，有时它的存在并不是以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所引导的。

存在只是一种状态，存在主义者用存在这个概念把世界的统一性归结为存在。

他们认为，人们所认识的任何事物，不管怎样千差万别，在“存在”这一点上总是相通的，它们都是存在者。

但人和物的存在是不同的，物是自在的存在，而人是自为的存在。

自在的存在是纯粹地、绝对地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是否显现它为转移。

在余华的作品中，任何一个故事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而这种环境，并不是余华或者是任何人所刻意造就的。

余华的小说《兄弟》创作于2005年，对于《兄弟》的问世，余华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是纯属偶然。

他本来要计划写一部100万字的家族小说，没想到写了20多万字时便无法进行下去。

无奈之中，他暂停了这部长篇的写作，到美国浪迹了7个月，之后又回到北京准备写一部较短的长篇。

正在此时一则电视新闻吸引了他，说的是一名农民工讨薪不成，爬上高高的塔楼要自尽，塔下人群乱哄哄，忙着寻求解救农民工的方案。

他突然感觉这是一个不错的小说素材，就有了表达的欲望。

可写着写着，这个故事竟不由自主地向另一个故事偏移，发展到最后便给我们呈现了小说《兄弟》。

“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相反，它主要是指人的意识的存在。

自为的存在只能作为虚无、超越性、否定性而存在，意味着它不能作为现成已有的东西而存在，换言之，它“是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1。

自为作为存在的缺乏总是追求、趋向存在，这种不断地追求和趋向使人不断地超越、否定自己和世界，不断地使自己和世界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

在读余华的作品时，往往会有这种感觉：人活在世界上仅仅是一种存在；而与生对应的死，其实也是一种存在。

古罗马哲学家就说过，从诞生的那一时刻起，自然就挽着我们的手一步步地向死亡走去。

生和死同样都是不可抗拒的。

对于《活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主流文学评论为余华将主人公福贵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牲畜式的生存，并予以唾弃。

但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对《活着》开始有了新的评价，认为《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福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福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令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

二、活———生存活即活着，指生命有机体的现实状态，跟“死”相对，与生存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要想活着其实很容易，只要生物有机体还维持着生命，就意味着活着，没有死。

它可以是没有目的、没有意识的行为，形同行尸走肉，与死并无根本的差别。

余华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就如同一具具行尸走肉，他们极端、麻木、暴力、缺少人性。

比如在其早期作品《现实一种》中描写的山峰、山岗两兄弟，他们灵魂的麻木、感情的缺失、头脑的弱智，在小说开头的叙述中，我们就能得知，“在山岗和山峰兄弟俩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遥远，仿佛远在他们的童年里。

”而在《世事如烟》中，余华用阿拉伯数字为人物命名，试图对余华小说“生活”内涵的哲学诠释汪江抹掉人物的个性，而这些人物也都是些亡命之徒，生活在暴力与血腥之中。

在余华对自己童年的描述中，我们也能发现，在医院长大的余华，从童年起就已经看到了生与死的交替。

在他的小说中，他也时时刻刻地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向我们展示这种“生”和“死”的交替。

比如在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身边就时刻地在上演着这种生与死：因为自己赌博输光家产，自己的爹被气死；儿子有庆的出生；母亲病死；难友老全的意外而死；儿子血被抽干而死；女儿因生产大出血而死；外孙苦根的出生；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因工而死；苦根吃豆撑死。

福贵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死亡，面对亲人的离去，福贵是悲伤的，但悲伤过后，也只能接受。

就像余华自己说的，“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2。

在余华的小说中，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生”和“死”的交替，貌似对“活着”的状态很无奈、很悲观，其实那里透露着他对生活的渴望：人要活得像个人样，不能等同于行尸走肉，人除了物质的需求更需要精神的关怀，需要自我的实现。

三、生活———精神关怀物质需求是人之存在的基础,它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本身。

人生的目的是生活，生活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生活不同于生存，它需要精神的关怀，需要以发展、进步作为目标，需要激情，需要实现人生价值，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人们，由于生活的紧张、工作的压力、挫折的烦恼、责任感的重负，非理性受到极大的压抑，他们需要感情的宣泄、情感的寄托，有爱和被爱的要求，有与人交往的愿望。

这就使人性中心理层面的需求上升到显著的位置，同时使人格显得更为重要。

他们关心在交往中自己的地位，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需要把他们看成是团体中的一员，是团体不可缺少的部分。

他们要求得到尊重，维护个人品德和自尊心。

耶鲁大学教授阿吉里斯认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相信自我尊重、自我接受和心理成功是构成我们社会中个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

”3日本经济的发展就受益于对人情感的信任、尊重、自我价值的发挥。

生活在集体中，人性中各种本能的欲望,非理性的情感越发明显地展示出来。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有理智,但同时更有意志和情感。

“霍桑试验”证明，经济动机并不是人们唯一的主要动机,主导人们行为的，也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理性；人性中还有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内容，有被理解、被关怀的情感的需要，支配人们行为的更多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因素。

因此，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更主要的是社会的存在物。

作为社会的人他们不仅要求在社会上寻求收入的源泉，凭借理性追求个人利益，而且还有情感，要求得到友谊、安定和有所归属，同时得到尊重，这些都属于精神关怀。

在余华前期的小说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对这种“生活”的描写；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这种“生活”的真正内涵随处可见。

他在小说里向我们展示了个人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关怀爱护理解，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

兄弟情、父子情、爱情陆陆续续地出现在其作品里，向我们诠释了“生活”的真谛。

首先，我们来解析余华作品体现出的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生理和安全的需要。

生理需要最重要当属吃饭问题，这在余华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因为吃饭问题而烦恼，《活着》中凤霞因为一块地瓜被人抢去，而向对方挥起了锄头。

而在人们饿得只能靠喝水充饥的时候，家珍却从开米行的父亲处，得到了一小袋米，“粥熬成后，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桌前，喝起了热腾腾的米粥。

这辈子我再没像那次吃得那么香了，那味道让我想起来就要流口水。

有庆喝得急，第一个喝完，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吸气，他嘴嫩，烫出了很多小泡，后来疼了好几天。

”4小说《活着》中对一家四口回到家煮粥、喝粥的场景描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饥饿的感觉，人只有在满足了吃饭这样的生理需要的基础上，才能从事其他活动。

同样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有对饥饿场景的描写：许三观给喝了一个月玉米粥的家人做了一顿红烧肉，只是这顿红烧肉是许三观用嘴做的，几个孩子听完后“心满意足，酣然入睡”。

其次，我们来解析余华作品体现出的归属感的需要。

由于社会生活的动荡，特别是由于社会环境产生巨大冲击而威胁人的生存时，人们越发具有强烈的归属感。

正如埃里奇·弗罗姆所注意到的，人们总有一种逃避一个人站着时的那种孤独感的愿望，个人常常愿意放弃自我而从属于团体，而这正是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小生产的自由经济时期，人们凭个人奋斗就能取得成功；但随着社会大生产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以新的目光审视传统的价值，发现自己的命运是以一种不受理性和公正支配的方式同别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相信有关冒险、奋斗、成功的老公式，而把眼光转向并不具有冒险性但却相对安全的职业。

这正如宾克莱所描述的：“许多人通过对组织的忠诚，对团体思想的忠诚，或者通过认为组织是保佑人平安渡过难关的地上天父，或者通过根据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而遵从那里要求的社会习俗，或者通过允许甚至欢迎组织接管个人生活中的许多职能，因而，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世俗宗教，或者至少发现一种新机构，他们在那里边能找到一种稳妥踏实之感。

”5这并不是一种宗教信徒式的热忱，人们贬低物质上的渴望，投入集体中，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可以通过归属而得救，人可以通过把自己融合于某种更大的实体中而重新发现自己，正所谓集体中个人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每个人对家庭都有一种归属感，希望在一个安定、稳定的环境中生活，有家人的陪伴与关怀。

《活着》中，福贵在进城给娘找大夫的时候，被国民党军队抓去拉大炮，每天在枪林弹雨中生活，这个时候福贵想的只有家和亲人，在险境中生活的福贵每天想的都是什么时候能回家，过安生的日子。

而福贵自从赌博输掉家产“重新做人”之后，对自己的家庭也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他意识到从今以后他要赚钱养活家人，对于他来说只能去种地，于是他低着头向龙二租了五亩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家人，这样的生活跟过去有着天壤之别，但相信这个时候的福贵是充实的、幸福的。

再次，让我们解读一下余华关于“爱”的生活描述。

典型的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

许三观深爱着他的妻子许玉兰，即使许三观曾经疑心许玉兰和何小勇有过偷情行为，当许玉兰在文革中被批斗时，“看到许玉兰这个样子，许三观眼泪都快出来了”6。

许三观也痛惜着他的大儿子许一乐，即使这个儿子看起来“长的像他老婆的旧相好”，许三观仍然在闹饥荒的年代，带着许一乐到胜利饭店吃面条。

许三观卖过很多次血，每次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爱，直到他老了，血没人要了。

《兄弟》中的父亲宋凡平对家庭付出无私的爱。

余华说：“这是我心中理想的父亲，在我少年时期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父亲，他们承受的压力比现在大多了。

我记得我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跳井自杀前一天，我还看见他拉着儿子在大街上说话，样子笑嘻嘻的。

‘文革’的世界有特别丑恶的一面，也有特别美好的一面。

宋凡平这样的父亲，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典型父亲，他们没有办法在外面实现个人价值，便把所有美好的人性都在家庭中释放出来了。

我的父亲靠边站后，最颓废也就是躺在床上一声不吭，不给我们一点气受。

相反，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反而没有这样的心理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