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习——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全球新闻业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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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窃听丑闻张秋玥高三13班 12号事件回顾:这是一份大名鼎鼎的报纸,在168年的历史中,深得中下层民众喜爱,独家爆料“害了”不少名流巨贾。
被默多克收购之后,它在“膻色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07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因窃听威廉和哈里王子的手机信息被捕入狱。
然而,对王室的“不敬”并没有阻挡它的脚步,直到2011年,对平民的窃听(窃听被绑架女孩误导警察)终于激起民愤———它轰然倒下。
更多“龌龊的”隐情浮出水面,英国人人自危。
自此,默多克旗下的英国小报,包括著名的《太阳报》,好似多米诺骨牌,都被拉下水。
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的触角遭到重重一击。
少女米莉之死2002年3月21日,英国萨里郡的泰晤士河畔沃尔顿,13岁的米莉·道勒失踪了。
女孩的家人焦急地给她打电话,但是电话一直处于留言状态。
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报了警。
案情毫无头绪!米莉的亲朋好友不断给她的手机留言,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请求她尽快跟家里了解。
很快,米莉手机的信息存满了,人们的希望一点点消逝。
但是,没过多久,亲人们意外地发现米莉的留言信箱又可以留口讯了。
这让一家人喜出望外,因为这意味着米莉可能自己删除了部分信息———她还活着。
4月14日,《世界新闻报》甚至还刊登过一则消息称:“一个名为米莉·道勒的女孩在一家招聘中介找工作,她向中介提供的正是米莉的真实电话号码。
随后,中介拨打了该号码并留下口讯。
这发生在米莉失踪6天后。
”这不仅让米莉的家人重拾希望,而且误导了警方的判断。
在米莉失踪一个月的时间内,警方都没有过多怀疑谋杀的可能。
道勒一家还为此接受了《世界新闻报》的独家专访,米莉的母亲说:“如果米莉走进家门,我们肯定会激动地说不出话,只会擦干喜悦的泪水,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而,事情并非人们料想般美好。
6个月后,米莉的尸体在树林中被发现,警方证实她被一名夜总会守卫绑架并谋杀。
那么,米莉手机是怎么了?这场悲剧蒙上了更多阴霾和疑问。
媒体出版媒体行业的黑幕揭秘新闻背后的真相当前,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媒体扮演着传递信息和塑造公众舆论的重要角色。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媒体行业也有其不为人知的黑暗面。
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干预,以及信息的操控,使得真相被掩盖,公众被误导。
本文将揭秘媒体行业的黑幕,探究新闻背后的真相。
一、商业化运作与新闻编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已经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
然而,这种商业化运作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媒体往往在新闻编辑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或观众,媒体倾向于发布一些轰动性的新闻,即使它们可能是不准确或者夸大其词的。
这种趋势使得真实的新闻受到了扭曲,公众对新闻的可信度下降。
二、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干预媒体的编辑不仅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还可能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
政府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组织可能试图控制媒体的言论,以达到他们的利益目标。
通过审查和干涉新闻内容,政治和商业利益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媒体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第四权力,而是成为了政府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三、信息操控与偏见报道在媒体行业中,信息的操控和偏见报道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媒体可能选择性地报道或操纵某些事件或消息,以迎合特定的政治或商业利益。
这种信息的操控往往会误导公众,使他们对事件和现象产生错误的认识。
对于媒体消费者来说,分辨新闻的真实性变得异常困难。
四、解决黑幕揭秘的途径鉴于媒体行业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揭示黑幕,并还原新闻背后的真相。
首先,加强媒体依法独立运营的制度建设,确保媒体编辑人员能够自由进行新闻报道,减少商业和政治力量对新闻编辑的干预。
其次,加强对媒体报道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不准确和夸大其词的报道进行追责。
同时,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意识。
最后,提倡多元化和公正的媒体所有权结构,避免少数媒体拥有过大的话语权。
总结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其作用不可忽视。
“窃听丑闻”解码传播潜规则窃听风云,暗流汹涌。
7月5日英媒披露《世界新闻报》对伦敦地铁恐怖袭击案事件受害者以及他们家属的电话进行窃听。
随后,更多深水炸弹被引爆,《世界新闻报》窃听阀门被彻底打开,丑闻如洪水涌出,在英国掀起惊涛骇浪。
由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同属新闻集团的其他媒体相继被卷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有关媒体操守和新闻监管的调查与反思呼声强劲;窃听丑闻甚至越过媒体边界,在英国警界、政坛引发连锁震荡,卡梅伦首相因此遭遇“上任以来的最大嘲笑”。
新闻是有底线的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采访记者,笔者对“窃听丑闻”深感痛恨。
但作为一个传播策划者,笔者更愿意从传播受众为何对“窃听丑闻”如此深恶痛绝的角度去看待。
就像马云所说,阿里巴巴的问题(指交易平台上爆出2326名“中国供应商”涉嫌欺诈,马云“挥泪斩马谡”。
)不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太可惜了。
“窃听丑闻”作为传媒界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让更多的传播潜规则浮出水面。
在西方新闻史上,大众传媒曾高扬自由的旗帜,为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摇旗呐喊。
西方媒体也常常标榜自己是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力量”,是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无冕之王”。
但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媒体不惜采用窃听、贿赂等非法途径获取独家内幕消息,甚至一些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新闻而无所不用,已经越过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
从整个“窃听丑闻”进展来看,之所以引起朝野上下一片震怒,就在于这次揭露的丑闻中,不再是以前的“名人窃听”,窃听对象而是普通人甚至受害人,恶劣程度较之以往更为严重,缺乏对人性的尊重,并扰乱到警方破案。
当然,我们无意去深究事件背后的内幕,至少说明一点,新闻是有底线的,在新闻传播中存在着许多禁忌,我们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战公众的智力和忍耐极限,否则,将四面楚歌,万劫不复。
传播的三大纪律据报道,窃听之外《世界新闻报》还有取“料”四招:买新闻—花钱向警察买“料”;钓新闻—记者冒充酋长套“料”;偷新闻—化装清洁工偷取对手新闻;造新闻—制造轰动的“辣妹”绑架案。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背后的“阴谋论”
章戈浩
【期刊名称】《《青年记者》》
【年(卷),期】2011(000)022
【摘要】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发生后,在世界传媒界引起广泛关注,在英国本土更是反响强烈,众说纷纭。
下面两篇文章,对英国公众的反应及背景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
【总页数】3页(P72-74)
【作者】章戈浩
【作者单位】英国拉夫堡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漫谈 [J], 季萌
2.新闻媒体须以公信力为前提有序传播——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引发的新闻思考 [J], 李丹丹
3.中国新闻伦理的问题与对策刍议——从《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谈起 [J], 谢丛容
4.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边界——从《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谈起 [J], 陈茜; 杨佳峰
5.“窃听门”打开之后——《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背后的“阴谋论” [J], 章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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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的潜规则与应对策略新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社会公共领域的“第四权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业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可能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态度。
本文将对新闻业的潜规则进行探讨,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新闻业的潜规则1. 点击率至上在信息时代,新闻的生产不仅仅是为了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取用户点击。
新闻企业会根据文章的点击率对新闻进行排序,并优先展示。
由于读者更愿意浏览标题党和八卦级别的新闻,因此新闻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在选择新闻主题时放弃传递正经严肃的内容,转而更多地强调轻松娱乐类新闻。
2. 负面新闻优先与人类基本的注意力倾向有关,人们更愿意关注负面新闻。
新闻企业因此偏向报道负面新闻,而忽视正面信息。
一方面这种趋势仆人了读者们的兴趣,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新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这种偏见也可能会使得资讯行业的竞争更加惨烈,并导致媒体之间的道德沦丧,部分媒体会为了站在风口浪尖上,无视事实,恶意炒作,甚至违反道德底线。
3. 避免政治和敏感话题政治、社会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热门话题,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容易处于倾向于某个观点。
新闻企业为了规避风险,更愿意选择一些产品新闻、科技新闻、娱乐新闻等,避免和政治有关的话题,这也将对社会的公众舆论造成消极的影响。
4. 访谈时的黄牌机制在新闻中,所谓的“黄牌机制”往往是一种手段,就是对于采访对象的一些问题进行剪裁修改、对于观点和言语进行限制等,有的时候还包括对于某些采访对象的禁闭放逐。
这种机制可能会导致新闻的不真实和不全面。
5. 专栏文章目的不一一方面,有一些媒体以专栏的形式刊登一些名人聚焦的文章,而这种文章往往是批评了一些政治人物,或质疑了某些社会问题,评论内容极其的尖锐,更加强调了实用性和实际效果。
而另一方面,有一些媒体以专栏的形式刊登一些关注社会生活的文章,比如文化、历史、时尚等,这类文章注重的是品味和情感,引导社会群体建立一种更加亲和和自然的语境,较之严谨实用的文章相对缺乏。
以报道“星”、“腥”、“性”新闻而闻名于世的英国《世界新闻报》,因为窃听丑闻于今年7月10日被迫关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这使它真正成了世界所有媒体报道和热评的对象,成了全球新闻界共同关注的一大热点。
如果说,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的轰然坍塌是外部原因: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那么具有168年历史、英国销量最大(270万份)的周日报《世界新闻报》的寿终正寝则是其内部原因:罔顾自身的社会责任。
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在我国被称为“社会公器”,在西方则被称为“大众传媒”。
两者的表述方法不同,意思却是一致的,即新闻媒体为社会公众所共有,为人民大众所共享。
这是媒体与生俱来的秉性,它决定了媒体天生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是社会公共服务平台。
新闻媒体的诞生、发展、壮大的过程,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群众提供多种信息服务的过程,是忠诚履行自身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同步相长的过程,而不是其他。
在报业相当发达的英国,这一客观规律同样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
《世界新闻报》的覆灭,就是因为其长时间的窃听活动直接违反了这一客观规律,置自身的社会责任于不顾,一味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不惜触撞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犯了“天条”,被处“极刑”。
从新闻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吸取如下三个方面的教训。
不能一味追逐利润西方媒体大多属商业媒体,直接受资本的控制。
而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
为了迎合人性的弱点,满足一些受众猎奇、起哄、窥探“隐私”等不健康心理,某些媒体及其新闻记者便不惜削尖脑袋,钻壁打洞,鼠窃狗偷,以获取各种稀奇古怪的信息,炮制“人咬狗”新闻,曝光“隐私”,炒作恐怖,渲染灾难,追踪名人,以能在极大程度上赚取受众的眼球,带来报纸的高阅读率,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高收听率、高收视率和高点击率。
这些“高”的背后,是媒体广告的高回报率,是巨大的商业利润。
至于西方人所崇尚的自由和人权,只不过是它们用来获得商业利润的虚伪标签。
窃听风云——《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世界新闻报》的窃听史始于2005年对英国王室成员语音邮件的窃听,当时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英国政府都试图掩饰这一丑闻。
然而一系列对该报的诉讼和对相关人员的逮捕曝光之后,《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已经无法掩盖了。
据报道,从2005年开始,受到《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人,而其中对《世界新闻报》提出法律诉讼的已超过20人。
2006年,《世界新闻报》记者古德曼就被曝雇用私家侦探莫凯尔窃听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手机信息。
此后,去年4月,报社首席记者瑟贝克和原新闻主编埃德蒙森也因涉嫌非法窃听电话被捕,窃听对象包括诸多政要,甚至包括前首相布朗。
如果说《世界新闻报》此前对名人政要的窃听还不足以激怒公众的话,这一次被曝为获取新闻线索对被绑架女童的手机进行窃听而影响了警方的侦破工作,则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激起公愤。
2002年3月的一天,英国一位名叫米莉·道勒的13岁女孩在放学路上失踪,引发英国警方的大规模搜索行动。
6个月之后,道勒的遗体在一片树林里被找到。
而凶手却迟迟未被逮捕。
7月4日,英国媒体报道,在这名女孩2002年3月失踪后,《世界新闻报》就曾雇佣私人侦探窃听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当道勒家人和朋友的留言占满了语音信箱后,《世界新闻报》雇佣的侦探擅自删除了部分留言,这导致受害者家人以为道勒还活着,同时也干扰了警方的侦破工作。
这则最新披露的丑闻让英国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英国议会6日就此事展开紧急辩论。
首相卡梅伦表示,电话窃听事件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并称支持对《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展开独立调查。
由于窃听丑闻进一步升级,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在2011年7月9日发行最后一版后关闭。
而《世界新闻报》停刊前数月,还一举拿下英国报业大奖的年度最佳娱乐新闻记者、最佳新闻记者、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独家新闻四项大奖。
《世界新闻报》事件反映了英国隐私保护制度的缺陷。
2019中传新闻传播硕士MJC考研之外国新闻传播史笔记(27)
编辑:凯程中传果酱老师
第二十六章外国新闻史笔记大纲补充(2)
英国
1、《牛津公报》(1665年)
2、19世纪英国影响最大的工人报纸《北极星报》(1837-1852)。
3、英国新闻自由的确立(以废除最后一项知识税为标志,1861年)
4、现在英国主要媒介及机构:
《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太阳报》、路透社、BBC、
独立广播局、舰队街、新的报业集中点——瓦坪
法国
1、西方官报时期的代表报刊《法国公报》(1631-1789)
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报刊《人民之友》(马拉)
3、哈瓦斯社(1835)
4、现在法国主要媒介:
《费加罗报》、《世界报》、《法兰西晚报》、新闻周刊《快报》、法新社
德国
1、19世纪最大的报纸(相对而言)奥格斯堡《总汇报》
2、马克思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情况
3、德国法西斯将新闻事业法西斯化情况,以及对犹太人报业的迫害
4、现在德国主要媒介:
《法兰克福总汇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图片报》、新闻周刊《明镜》、施普林格集团
意大利
1、古罗马《每日纪闻》情况
2、1566年手抄定期《威尼斯公报》
3、意大利的政党报刊体系
4、现在意大利主要媒介:
《晚邮报》、《共和国报》、《新闻报》、安莎社。
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作者: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 译者:崔莹人们简单地认为:媒体故事只是出自堕落而又挑剔的新闻傀儡之手,这些新闻傀儡根本不在乎报道的真实,只是和幕后操纵者沆瀣一气。
事实是有些记者的确很糟糕:他们是道德上的懦夫,天生的说谎者,他们以笔求荣,爱拍马屁,有些记者酗酒成性,有些记者被情报机构、政府部门收买。
具备以上特征之一的记者不胜枚举,有些记者甚至囊括所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大量的记者并非如此,他们尽职尽责,尽管偶尔没能说出真话。
想象一下,如果因为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那个好多年闭门造车、生编故事的新闻记者,你就断定《纽约时报》的报道一无是处,这是绝不可取的。
新闻界目前存在的问题远比这些有趣,同时,也更令人担忧。
层出不穷的人在解释新闻媒体堕落的原因——政客,左翼激进分子,右翼激进分子,一小批媒体学者及其学生,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认为,他们不相信他们阅读的任何东西——相反,他们又不断地从自己过滤过的那些充斥欺骗、歪曲和鼓噪的报道中找寻证据。
其中也有少数公正的评价,但是批评媒体的主流意见充满了误解。
这些解释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两方面。
其一,很多局外人批评媒体,其事实依据来源于其他局外人,在此之上形成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新闻工作室。
其二,他们受到导致媒体堕落的一个显著因素的干扰:大多数记者的报道倾向于那些富人、当权者的利益。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大众媒体的报道故意迎合广告客户的口味,或者,最起码会根据广告客户的要求,进行一些限制。
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这一点非常在理。
广告客户有钱,媒体的运营需要钱,由于广告客户的压力,媒体必然会妥协,并按照符合广告客户利益的方式描述世界。
这样的理论看起来无懈可击,并备受左翼激进分子的推崇。
然而,这种理论的真实性很有限。
有证据表明,有些大的广告客户会左右某些小的媒体报道,以影响读者对某个公司或者某个产业的看法。
一些时尚杂志可能会对某大型时尚住宅区流露出溢美之词,地方报纸的某篇报道会消弭当地商家之间的冲突。
最明显的案例之一是1999年的《洛杉矶时报》事件。
《洛杉矶时报》的管理者和当地一运动场达成协议,该报只报道关于运动场的正面新闻,运动场的经营者要求其承包商在《洛杉矶时报》投放广告,利润平分。
当批评家们戴着有色眼镜,试图用这种理论解释“平地球新闻”在全球媒体中的流向时,这些事实显然已经过时了。
我所能想到的不过如此,确实有些公司在媒体上投放广告,为的是影响该媒体的政治立场和编辑路线,但是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
一个著名而又典型的案例是:1956年,《观察家》报撰文攻击(以色列)入侵苏伊士(的行径),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广告客户联合抗议并抵制这份报纸,企图迫使《观察家》报改变立场,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我在舰队街(特指英国新闻界)呆了三十多年,从未碰到广告客户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编辑立场的例子,也找不出目睹此类事件发生的记者。
甚至,提出此类观点的批评者也找不出足够的证据。
依据这种站不住脚的观点,媒体自然明白,广告客户拥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因此,不需要哪个广告客户特别强调,媒体首先就会确定,自家报纸万不可得罪他们的“利益集团”,否则,只能眼看着广告白白溜走。
事实上,新闻本身有自己的规律。
新闻故事不可避免地要围绕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政治和道德假设做文章。
并且,毫无证据表明,无论多么间接,广告商可以决定这类报道的方向。
我们都明白,新闻工作中,新闻记者有与众不同的、更强有力的新闻获取源头。
如果非要让广告客户为“平地球新闻”负责,它所承担的责任微不足道,却成了真正的“罪魁祸首”的替罪羊。
事实上,大的公司、集团早已掌控新闻报道的内容——但绝不是广告部门把他们带进新闻工作室的。
另外一种流传甚广的“阴谋论”是,媒体所有者决定了媒体的立场和声音,温顺的媒体从业者只能被迫接受。
这是真的。
媒体所有者能够也确实在影响新闻产品的编辑过程。
但是,这并不如局外者想象的那样。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20世纪初,大众媒体诞生、发展之际,一些觊觎权力的个体就疯狂收购报纸,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报纸,提出整改方案,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鼓吹。
北岩爵士,英国现代通俗新闻业的奠基人,醉心于政治权力:他不仅用报纸推倒一个政府(由阿斯奎斯领导,1915年5月),创造了另一个政府(由劳合.乔治领导,1916年12月),还让自己荣升英国宣传部总监。
他的弟弟罗斯梅尔(Rothermere)爵士,则公开拥护独裁统治,声称希特勒是“了不起的绅士”,并且命令他的《每日邮报》紧随英国法西斯主义的步伐。
直到“二战”期间,他那些听话的员工仍然撰文反对犹太难民到英国寻求庇护。
当然也有几位媒体所有者用他们的财富保护、支持较为像样的新闻媒体,但是大部分媒体所有者的行为与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爵士一样。
比弗布鲁克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这样阐述自己在《每日快报》的作用:“我经营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吹,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但是局势在变,媒体所有者也在变。
族长做派、对报纸指手画脚、滥加干涉的报纸所有者纷纷卖掉了手中的报纸。
大公司则将它们一一收购,其目的当然不是制造煽动性的新闻,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也毋庸置疑,就是为了赚钱。
然而,报纸商业化运作给新闻业带来的压力,乃至对新闻业的影响,远远超过此前报纸所有者对报纸的干涉。
正是这些商业压力,给报道事实的新闻业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新的报纸所有者对报纸的干涉大大少于他们的前辈。
大多数记者(尽管并非全部)会告诉你,他们从不根据别人的指示写文章,无论这种指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无论是来自报纸所有者,还是来自他所任命的主编。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新的主人比他的前辈更有新闻道德。
他们不干涉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很清楚,那样做对这摊子生意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这样一批报纸所有者出现了——只要报纸能赚钱,他们对报纸的内容、编辑准则毫无兴趣。
加拿大人罗伊.汤姆森(Roy Thomson)是第一个赢得记者尊重的报纸所有者。
在他讲述舰队街历史的《报界帮》(Press Gang)一书中这样写道,1953年,罗伊.葛林史莱德(Roy Greenslade)买下《苏格兰人》报,这成为英国媒体变革的一个标志:“新一代的、与众不同的媒体所有者在英国诞生了。
他们并不遵循传统,将新闻业当作政治武器,他们更像是一群不关心政治的会计,只把新闻业当作生意的一部分来看待。
”在美国,罗伊.汤姆森毫不介意他在南方的报纸支持黑人和白人进行种族区分,而同时北方的报纸却反对这样的做法,只要能赚钱。
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所有者,罗伊.汤姆森更以允许记者拥有彻底的随意改变编辑立场、政治立场的自由而著称。
而弊端是,报纸所有者继续对新闻业进行干涉,他们干涉的方式与前辈迥然不同,频率更低了。
默多克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自诩为性情温和、能力很强的记者,实际上却是脾气暴躁、无所顾忌的“暴君”。
他对媒体的干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他利用自己的媒体和政客结盟,同时,政客会给他的生意带来好处。
在他的自传《默多克帝国》 (The Murdoch Archipelago)中,前《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布鲁斯.佩奇(Bruce Page)形象地描述了这个男人的发家过程。
默多克以阿得雷德为基础,打造自己的媒体帝国。
当时,他四处寻找政治联盟,他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约翰.麦克尤恩(John McEwen)“勾搭”上了。
1968年1月,约翰.麦克尤恩遇到了难题。
当时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在墨尔本附近的海滩游泳时溺水身亡,约翰.麦克尤恩被推选为代总理。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呆不长,因为他所领导的乡村党(the Country Party),在联合政府中只拥有少数席位。
新的国家领导人将会于1月9日,在最大的政党自由党中产生。
当时有两个强有力的候选人:约翰.戈顿(John Gorton)和比利.麦克马洪(Bily McMahon)。
约翰.麦克尤恩希望约翰.戈顿,那个软弱无能、嗜酒如命的男人当选,于是,他费劲心思给比利.麦克马洪捣乱。
约翰.麦克尤恩宣称,如果比利.麦克马洪当选,他领导的乡村党将拒绝为其效劳,并拒绝解释原因。
暗地里,约翰.麦克尤恩利用自己代总理的权力,召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命其调查在比利.麦克马洪身边、和他关系亲密的同僚马科斯.牛顿(Max Newton)。
约翰.麦克尤恩称,马科斯.牛顿是受日本派遣,潜伏在澳大利亚,蓄意破坏澳大利亚经济的卧底。
这完全是个谎言。
但是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的头儿却同意就此展开调查。
结果什么都没有调查出来。
这让约翰.麦克尤恩如坐针毡。
在选举前四天,也就是1月5日傍晚,布鲁斯.佩奇回忆:约翰.麦克尤恩让默多克到他位于堪培拉柯纳凉酒店(Hotel Kurrajong)的寓所,交给他一叠调查比利.麦克马洪叛国的资料。
年轻的默多克喜出望外。
这不仅是为其政治同盟效劳,也是打击马科斯.牛顿的好机会。
马科斯.牛顿曾经当过默多克的主编,并声称默多克是“来自阿得雷德的乳臭未干的小孩”。
那天深夜,默多克打电话给马科斯.牛顿,说了很短的一句话:“我是来自阿得雷德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建议你明天看我的报纸。
”默多克所指的报纸是《澳大利亚人》,第二天该报报道了约翰.麦克尤恩希望报道的所有内容,对马科斯.牛顿极尽诋毁之能事,同时,也降低了比利.麦克马洪当选总理的可能性。
报纸的标题为:“为什么约翰.麦克尤恩给比利.麦克马洪投票:领袖之间存在间谍”。
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马科斯.牛顿如何由日本派遣,在澳大利亚充当间谍。
这篇报道完全是编造的,也许,只有默多克自己相信。
文章没有署名,完全是由默多克的同盟政客一手策划的。
4天后,伴随着澳大利亚其他媒体围绕默多克的独家新闻一窝蜂的报道,比利.麦克马洪在大选中惨败,约翰.麦克尤恩如愿以偿,约翰.戈顿当选总理。
一年后,1969年1月,默多克迈出向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他想高价收购伦敦《世界新闻报》,但是却遇到了难题。
根据当时澳大利亚货币流通的相关规定,他不可以带着巨款到英国投资。
约翰.麦克尤恩亲施援手,他请总理约翰.戈顿到自己的寓所,约翰.戈顿“知恩图报”,签下了允许默多克带大笔现金出国的特许令。
约翰.戈顿当时的问话是:“你是否有威士忌?”约翰.麦克尤恩后来回忆:“特许令签好后,我和默多克去了花园,约翰.戈顿带了瓶威士忌走了,后来,默多克也匆忙离开,筹备购买报纸的事情了。
”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工作方式,他用自己的媒体讨得政客的欢心,同时,他用政客的偏宠扩张自己的生意。
但是,默多克对钱包的偏爱远远多于对政治的关心。
他可以和某政客为伍,也可以随时把他抛弃,这一切,都以是否有利可图为准。
节选自《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将隆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