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中国文明，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幅员，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明之一。
它的起源和发展，自古至今，始终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同样，诸夏认同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广泛的。
本文将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诸夏认同的产生，以深入理解这两者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土地上就有人类居住。
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人类开始逐步形成文明。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雏形，它们的历史记载于《史记》等古代文献中。
这一时期，出现了汉字、青铜器、城市等文明要素，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生。
中国文明的特点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连续的历史记录之一。
中国文明幅员辽阔，涵盖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
中国文明重视礼仪、道德和人伦关系，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
中国文明拥有独特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技成就，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明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巨大的。
以汉字为例，它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文字之一，对日本、韩国等国的文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成果也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等思想观念，以及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诸夏认同是指对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华夏文明，而现代诸夏认同则是在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诸夏认同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它代表着一种民族自觉和文化的传承。
在现代社会中，诸夏认同的实际应用也十分广泛，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上。
文化传承是诸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文化在诸夏认同的推动下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众多文明之一，它起源于距今约五千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数千年的演化和发展使得中国文明成为世界上
最悠久、最庞大的文明之一。
本文将从早期聚落的形成、农业文明的
诞生、中央王权的确立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1. 聚落的形成
在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黄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
量的聚落，这些聚落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奠基之一。
人们可
能由于气候变化和资源分布的原因，开始聚集在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通过集体劳作和合作交换获得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最早的聚落。
2. 农业文明的诞生
在聚落的基础上，农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距今
约6000年前，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开始种植和养殖，这使得
人们摆脱了过去的狩猎采集生活，实现了食物的相对丰富。
农业的发
展也催生了手工业和贸易的兴起，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3. 中央王权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还与中央王权的确立密切相关。
在距今约5000年前，中国地区出现了王国和一系列的王朝。
中央王权的确立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集中在王朝的统治之中。
在中央王权
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明得以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总结：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聚落的形成、农业文明的诞生、中央王权的确立等因素密切相关。
聚落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组织的基础，农业文明的诞生为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中央王权的确立则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繁荣。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化。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当我们沉浸在考古学中宏大的历史长河和神秘的文明密码时，不禁会注意到人类定居点的特殊组织形式——聚落形态。
聚落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空间表现，展现了人类如何利用和塑造环境，以及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经济发展的侧面印记。
本文将带大家深入探讨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从其概念、研究方法到文明发展的映射，最后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启示。
一、聚落形态：定义与背景聚落形态是指人类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为了满足生产、生活和生态需求而形成的居住区的空间形态。
自古以来，聚落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不断演变，从早期的原始村落到复杂的城市网络，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和影响。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聚落形态研究旨在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揭示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
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二、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与应用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空间分析等。
通过这些技术手段，研究人员可以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测量和绘图，进而分析聚落的空间布局、规模、形态等特征。
此外，聚落形态研究还涉及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揭示聚落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三、聚落形态与文明发展聚落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与文明发展密不可分。
从历史上看，一些重要的聚落形态转变时期，如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
这些变革往往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如权力集中、资源分配、社会等级等。
同时，聚落形态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例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资源短缺等条件，可能促使人类改变聚落形态和居住方式，以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聚落考古是一项揭示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进行聚落考古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方法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考古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将探讨聚落考古的基本概念和历史，以及主要的研究方法，同时针对方法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聚落考古主要研究人类聚居的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古代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文化和社会组织等方面。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是研究人类历史和进化的重要途径。
聚落考古的主要方法包括地层学、遗址学和人类遗物的研究。
地层学是通过分析地层堆积和土质土色等，推测古代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活动；遗址学是通过研究遗址的布局、规模、年代和功能等，揭示古代人类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人类遗物则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留下的各种实物，如工具、器皿、装饰品等，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
然而，在聚落考古中，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方法问题。
首先，数据处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由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数据量较大，需要采用各种数字技术和软件进行整理、分析和展示。
此外，信息解读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对于出土的遗物和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其中的信息和含义，避免主观偏见和误读，是考古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外，结构分析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遗址和地层中的各种结构，如何进行正确的识别、分析和解释，也是聚落考古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方法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和提高技术水平。
首先，对于数据处理，可以借助各种数字化技术和软件，实现数据的高效整理、准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
例如，可以采用GIS技术对遗址进行三维建模，实现遗址的数字化保存和可视化研究。
其次，对于信息解读，我们需要加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借助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出土遗物和遗址进行综合分析。
我们也需要尽量避免主观偏见和误读，保持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
对于结构分析，我们需要结合地层学、遗址学和人类遗物等多方面的研究，对遗址和地层中的各种结构进行准确的识别、分析和解释。
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阅读答案：考古华夏文明圭表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
公元前四千纪，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则开创了后来夏商周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出现于公元前四千纪，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
近年来，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心的都城性质。
据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
南北两大群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遗址，表明了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
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等政治报复行为，这表明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国家性质。
这些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的精神文明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
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
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把这些牢牢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成为统治非常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出土的木立表和期王墓出土的圭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之都”，居住在其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土之国”，开创了”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表”为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
由“酋邦”到“古国”——关于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模式述评张宏彦【摘要】文明起源是中国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理论与模式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重视理论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文明起源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主要理论与模式做一回顾与述评,以期促进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期刊名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43)002【总页数】5页(P127-131)【关键词】20世纪;文明起源;社会演进【作者】张宏彦【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3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探索虽可追溯到20世纪前半叶，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起源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
特别是国外早期社会进化理论的传入和聚落考古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代社会演进过程研究的重视和国家起源探索的热潮，理论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文明起源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多年的探索与发现，使学者们不断认识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也在不断思考文明起源的理论问题;在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也在探索符合中国本土特点的模式。
就文明起源研究的社会组织层面来看，由野蛮时代的氏族社会向文明时代的国家演进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以致许多学者将国家的出现看做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理论做一回顾与述评，促进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
二、关于国外早期社会新进化模式与“酋邦理论”所谓“酋邦理论”，源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提出的早期人类社会进化新模式。
他将人类社会自发生至国家产生所经历的社会组织分为四个连续进化阶段，即游团(Bands)、部落(Tribes)、酋邦(Chiefdoms)、国家(States)。
游团是人类处在狩猎与采集经济时期的一种最简单的、小规模的流动性的社会组织;部落是已经进化到种植作物与驯养家畜阶段的平等的氏族社会组织。
聚落形态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聚落形态考古在我国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殷墟的发掘，正式开始于1954年至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到80年代，由于张光直等先生的推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
近年来，聚落形态考古研究更加深入，不再局限于单个聚落的研究，更多地通过聚落之间的关系和聚落群的研究来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人地关系。
而对社会组织与结构的研究也正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点[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聚落形态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然而怎样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学者们论及较少。
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
一、关于聚落形态考古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s）的定义最早见于戈登·威利（Gordon R. Willey）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书[3]。
聚落形态考古，也被称为“聚落考古”，其称谓不一，有“聚落形态式的研究方式”、“聚落系统”、“空间或位置分析”等种种异称[4]。
炊格尔将聚落考古定义为“用考古学的材料对社会关系的研究”[5]。
张光直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6]。
严文明则认为聚落考古不仅研究社会关系，也要特别强调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7]。
张忠培有基本相同的看法[8]。
王巍更强调聚落考古研究的目的，指出聚落考古并不是仅仅了解过去人们居住的房子的具体结构，而是要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人地关系[9]。
总之，聚落考古是一种社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注重环境考古学的研究。
从聚落的主体——人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对两种关系的研究，即人人关系和人地关系。
聚落考古据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不同的研究内容。
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聚落考古一般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单体聚落的个案研究，（二）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以及相互关系的研究，（三）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不同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聚落的相互关系探讨，（四）同一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聚落的相互关系、异同对比及时空演变；从聚落本身的层次看，聚落考古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即微观聚落形态研究和宏观聚落形态研究；从聚落的时空存在看，聚落考古也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
以上别类，仅是角度的差异，实际上它们在内容上是相互渗透的，考古学文化角度研究明显包含有微观和宏观层次，也包含着历时和共时的探讨；同样地，微观和宏观或历时和共时方面的聚落形态研究，又是以其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研究载体和研究基础的。
只是考古学文化角度方面的研究因涉及考古学文化、聚落和年代等多方面的内容，比较复杂，甚或繁琐，而不易具体操作。
故下面主要是从另外两个角度对聚落考古基本内涵作以浅析。
微观聚落形态研究一般是指对单体聚落的位置、布局和功能分区的研究。
一个聚落对应着一个实际存在过的人类群体，既包括一般的村落，也包括超大规模的古代都城。
也就是说单个的聚落依其规模是可以划分不同等级的，不同的等级反映了其“存在过的人类群体”的势力的大小，所以，聚落可被看作是政治实体的存在形式。
聚落位置是人们建造聚落时对地形、地貌及周围自然资源的选择，从中可以分析当时人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同时，聚落位置的选择还受人文条件的制约，而对这些人文条件的分析往往可以探讨该聚落政治实体聚合的内在机制，即它的社会组织和结构。
如城址多位于地势较高的位置，并为周围聚落所围绕，很可能反映的是城址中政治实体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对周围聚落较强的控制力。
单体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的研究，包含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该聚落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二是聚落内各种遗迹尤其重要遗迹的形态分析。
前者主要是探讨是否有城址、宫殿区、作坊区、贮藏区、墓葬区（墓地）或公共活动广场等，以及它们的形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后者主要是探讨具体的遗迹，如房址的规模差别、排列方式、内部结构等。
宏观聚落形态研究主要是对聚落之间关系和聚落群之间关系的研究。
其明显包含两个层次，即聚落之间的关系与聚落群之间的关系。
前者研究同时期不同的聚落的性质、规模和相互关系。
这些同时期共存的聚落是否有一定的关系，若然，它们会组成一个聚合实体，即一种形式的聚落群。
这种聚落群在规模明显比单体聚落大，笔者称之为“组聚落”。
后者研究同时期不同聚落群的性质、规模和相互间的关系。
同样的，这些共存的聚落群若有一定的内在关系，也组成一个规模更大聚合实体，占有较大的地理区域，一般由多个组聚落形成，笔者称之为“区聚落”。
组聚落和区聚落是相对而言的，是规模和层次上的差别。
它们在具体实践中是需要具体确认的。
笔者以为原则有三：一是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二是依某种内在关系聚合，三是存在一定的等级分化。
前两条易于理解，第三条主要分析组聚落和区聚落中是否有中心聚落和中心聚落群的存在，若然，组聚落常以中心聚落为主，围以一般聚落，整体聚合而成。
如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便可称为一个组聚落。
而沿某一水系聚合的聚落群便可称为一个区聚落，如伊洛聚落群、颍水聚落群、汾涑聚落群等。
无论是单体聚落，还是组聚落和区聚落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系统中，有其“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
共时性是指同时期的聚落形态横的关系，历时性指的是聚落形态的变迁，是纵的延承关系。
聚落的共时性问题已有学者论及[10]，历时性问题的专门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只对此谈一些看法。
聚落形态历时性的研究是一种对变迁的研究——一个遗址、一个地区和一种文化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聚落形态本身的变迁。
聚落形态对一个遗址、一个地区和一种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变迁最为敏感,也是最能反映这种变迁的[11]。
从这意义上讲，聚落形态的历时性研究对文明化的进程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三个内容：一是不同时期单体聚落的位置、布局和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二是不同时期组聚落的规模、布局、聚落间关系和层级的变化及其原因，三是不同时期区聚落的规模、布局、聚落群间的关系和层级的变化及其原因。
这种聚落形态历时变化本身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可分为扩张型和迁移型，扩张型的文化取代，其结果原聚落仍然存在，属此种文化的聚落数量增加，聚落规模扩大；迁移型的文化取代，其结果原聚落废弃，属此文化的聚落数量不增加，聚落规模不一定扩大。
二是连续发展的文化内部变化，进而使聚落形态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表现为量变得过程，既有不明显的逐渐的变化，也有较明显的重大变化。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长期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所占据的聚落中。
以上笔者简要分析了聚落形态考古的相关内容，其目的是便于探讨它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二、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文明是由文化和社会两大方面所构成，文明起源包括了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文化方面包括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消费方式和精神领域的信仰、意识、观念，而社会方面主要是指社会组织和结构、人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12]。
前文已述，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社会组织和结构变化的考察，而聚落形态研究正是要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人地关系。
所以，聚落形态考古是研究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方法。
而且，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聚落形态最能反映一个遗址、一个地区和一种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变迁[13]。
笔者从前文所述的单体聚落、组聚落、区聚落三个层次对此作一讨论。
（一）单体聚落所反映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聚落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统一规划现象的存在与否，很可能反映了统一的社会组织的有无。
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往往分成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等，这样的区分显然不是随意自然而居的结果，有明显的规划性，反映了某种公共权力的存在，重要的是这种公共权利为谁所控制，为一个群体，还是一个人，或二者兼有。
在具体的实践中需要带着此种意识去尽可能的提取信息。
居住区和墓葬区是否有层级化？分化程度如何？这能反映其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公共权力分配和集中程度。
生产区尤其手工业作坊区有无以聚居区或行业为基础的管理迹象，我们知道殷墟的作坊区有集中聚居给予管理的现象。
另外，作坊区人口学的研究也可提供可贵信息，若作坊区人口是不断增加的，而增加是外来手工业者迁入的结果，这很能会冲垮原手工业者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族居的原则，催化新的管理机构的产生。
聚落内具体遗迹如房址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组织基本单位——家庭及婚姻形态的情况。
房址是最复杂又最能反映社会面貌的一类遗迹。
如严文明先生通过分析半坡、姜寨一些被火烧毁而室内器物来不及搬走的小房子或中等房，发现小房子的居民很可能是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
严文明先生把这种分析方法形象地称为解开仰韶文化早期社会和家庭、婚姻形态的一把钥匙[14]。
中心性聚落及城址也是单体聚落之一种，因它处于聚落等级化的金字塔形的塔尖位置而引人注目。
王巍先生指出中心聚落（包括古代都城）往往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是当时社会的“缩微照片”。
因此，对中心聚落的研究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点，而文明起源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古代都城）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口[15]。
另外，从文明形成的标志或因素方面看，亦是如此。
综合有关文明形成标志或因素的各种看法，主要集中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可直接或间接考察的物化形态因素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形态因素[16]。
物化形态因素包括传统看法的城、文字、青铜器和近年来为学者们关注的礼制及礼仪性的建筑。
社会形态因素主要指社会分工与分层、阶级和政治权利机构，实际上即指社会组织和结构。
两个层次的后者是较高层次的研究内容，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点。
前者因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表现形成不尽一致，没有普遍性，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社会形态因素又因其属于上层建筑而难以具体操作。
所以，问题的解决是要找到两个层次的相近结合点，作为中心聚落的城址既集中了大量文明形成的物质形态因素，又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因而应是二者的相近结合点。
对中心性聚落及城址的研究首先是对其年代进行研究，包括中心聚落及城址的建造、使用、废弃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扩建、改建、重建的年代，这是进一步进行文明起源研究的基础，而中心聚落及城址研究的重点是其布局、结构和功能的探索。
中心聚落是否有围沟[17]、环壕、城垣及城壕，有城垣及壕就成了城址。
城址与城市是不同的概念，城址属于聚落形态的范畴，城市则属于社会组织形态的范畴，中心性聚落的城址很可能演化为社会组织形态的城市或都城。
城址内部布局是否根据不同功能而设置了不同区域，如供权贵居住的宫殿区、用于宗教仪式的祭祀区、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权贵专有墓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