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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传统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中西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的相同之处是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把追求整个社会的幸福作为道德的最高理想，肯定了个体追求功利的合理性，对人性积极地思考；它们的理论差异是前者主张人我两利、集体功利主义，强调志功合一、义利双行的功利主义思想；后者主张合理利己主义、个人功利主义，强调效果论、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
标签：中西传统功利主义；义利观；功利要研究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必然追溯中西方功利主义发展的历程以及中西方功利主义各自的理论渊源。
西方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经过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有先秦时期的儒家、墨家、法家分别提出自己的观点，后经过两汉、宋朝的传承，到明清时期逐步完善。
一、中西方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的相同之处虽然中西方传统功利主义的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生活的智慧结晶，因此中西方传统功利主义理论必然具有很多相同之处。
他们都主张以利来规定义，德行为功利服务，把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视为道德的最高理想，肯定了个体追求功利的合理性，对人性进行了积极的思考。
1.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儒家理想主义者孟子，提倡实行王道。
孟子认为圣王实行王道，自然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
孟子曰：“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认为，只有百姓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百姓才会去自愿地接受教育，王道才能实现。
因此，孟子认为利益是使人遵循道德的基础。
不仅中国的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特别强调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而且也是西方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典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指出：唯一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所追求的行为的性质的方法，就是向他们指出这些行为的功利或祸害[1]。
边沁指出凡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善，让人痛苦的行为在道德上就是恶，即当人们的利益获得满足进而产生幸福，在道德上就是善，反之为恶。
社会文化探析罗尔斯对两种功利主义原则的局限性分析——基于原初状态的视角毛羽可【摘 要】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区分出了两种功利主义原则，即，平均功利主义原则和古典功利主义原则。
罗尔斯从原初状态的视角，对这两种功利主义原则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前者的局限性体现在概率判断的不可靠性和期望的特殊性质上，后者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把“不偏不倚”非人格化。
通过这样的分析，罗尔斯试图为原初状态基础上的两个正义原则优于功利主义原则提供论证基础。
【关键词】平均功利主义 古典功利主义 原初状态一、罗尔斯对平均功利主义原则的局限性分析功利主义是什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功利主义的主要思想表述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所有社会成员满足总量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
”［1］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制度的安排，能够实现社会幸福量的最大净余额，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功利主义原则，一种是平均功利主义原则，另一种是古典功利主义原则，罗尔斯分别将其简称为平均原则和古典的功利主义。
在罗尔斯看来，尽管这两种功利主义原则的实际推论大体一致。
但是，从契约论的视角可以揭示出这两个原则是明显不同的观念：平均原则和古典原则都追求功利的最大化。
但是，与后者指示社会达到最大化功利总数不同，前者追求最大化的平均功利，即人均功利的最大化。
在罗尔斯看来平均原则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可取。
因为按照原初状态的视角来看，平均原则在实际运用中更接近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排除功利人际比较的问题不论，如果做选择的各方能够被看作理性人，并且没有对冒险的反感和遵循不充足理由原则的情况下，从原初状态的观念导向平均原则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平均功利主义在做人际比较的时候，会把不确定性的态度纳入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理性人在做选择时基于对风险性的考虑，会对较不利者的利益赋予更大的权重，这种倾向符合罗尔斯自身的正义理念。
功利主义的读后感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理论，强调行为的好坏应该根据其对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影响程度来判断。
在阅读了有关功利主义的相关文献后，我对这一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产生了一些个人的观点和感悟。
首先，功利主义强调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与其他道德理论相比，功利主义在伦理判断中更加考虑整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
在个人行为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抉择，而功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即选择对多数人产生最大益处的行动。
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更多地考虑社会整体的福祉，从而塑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其次，功利主义鼓励人们追求最大幸福。
功利主义认为，行为的好坏应取决于行为所带来的幸福程度。
因此，追求个人和他人的幸福成为了这一理论的核心目标。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临需要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境，这时功利主义可能给予我们一种决策的指引，我们可以通过权衡不同人的利益和幸福来做出合理的选择。
这种追求最大幸福的精神不仅可以指导我们的个人行为，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平稳发展。
然而，功利主义也可能面临一些困境和限制。
首先，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但如何衡量幸福的程度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因个体差异而异，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
因此，在实践中如何准确衡量幸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其次，功利主义的关注点在于结果，而忽略了行为的动机和意图。
对于有些行为来说，即使结果是有益的，但如果动机不纯正，可能也会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后果。
功利主义在处理这类情境时可能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最后，功利主义往往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追求直接、实际的效益，而忽视了长远的道德原则。
在一些需要权衡的抉择中，功利主义可能不考虑一些更加基本的道德价值，从而导致一些不公平或不正义的决策。
综上所述，功利主义是一种有着一定优势和限制的伦理学理论。
其强调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对于塑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和引导个人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功利主义的读后感《功利主义的读后感》在阅读了有关功利主义的相关著作后，我深受启发，也产生了许多思考。
功利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主张以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好坏来判断行为的对错。
它强调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种理念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吸引力。
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追求整体的幸福最大化。
这意味着我们在做决策和判断时，应当考虑到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对所有人的影响，并选择能够产生最大幸福总量的那个选项。
例如，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如果一项政策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对少数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可取的。
这种思路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能够促使我们从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和行动。
然而，功利主义也并非完美无缺。
首先，它在衡量幸福的标准上存在着困难。
幸福是一个非常主观和多样化的概念，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比较。
一个人的幸福可能来自于物质的丰富，另一个人的幸福可能来自于精神的满足，如何将这些不同形式的幸福进行量化和加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其次，功利主义可能会导致对个人权利的忽视。
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过程中，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被牺牲。
例如，如果为了建设一个大型工厂而强制拆迁居民的房屋，虽然这个工厂可能会带来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增加整体的幸福，但对于被拆迁的居民来说，他们的权利却受到了侵犯。
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似乎就显得有些片面和短视。
再者，功利主义可能会引发短视的行为。
因为它只关注当下的结果和幸福，而忽视了长远的影响。
比如，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的增长和部分人的幸福，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从而损害未来世代的幸福。
此外，功利主义还可能导致道德的功利化。
如果一切都以结果的好坏来判断道德的对错，那么人们可能会仅仅为了追求功利而放弃一些内在的道德原则。
这样一来，道德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内在价值和尊严。
尽管功利主义存在着上述的种种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
如何看待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的一种。
它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
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
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体系，虽然有古代的思想渊源，也符合一般的理性思维而易于为人理解，却不能简单地混同于自古以来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权衡利弊得失的利己主义行为方式。
1功利主义源自于18世纪的苏格兰学派，形成于1世纪边沁和穆勒的理论，中间经由西季威克和摩尔的方法论批判、20世纪50~60年代的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之争，最终形成一种事实上最有影响的现代伦理思潮。
2功利主义分成两种，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
规则功利主义学说认为，如每个人都永远遵守同一套道德规范，就能产生最大快乐值。
它是一种颇为不同的观点，也被认为是穆勒所创立而近来一直很流行的。
和规则道义论一样，这种理论强调规则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并坚持认为，我们一般地说——如果不是永远如此的话——人们是根据一条规则，如要说老实话这条规则，来断定在特殊情况中应该怎么办，而不是根据在该特殊情况中，什么样的特殊行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做出这种断定的。
但是，与道义论不同，规则功利主义又认为，我们总是根据哪些规则会为每一个人增进最大的普遍善来决定我们所采取的规则，这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行为具有最大的效用，而在于哪一条规则具有最大的效用。
功利原则在通常情况不是用于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特殊行为(这通常是由规则来决定的)，而是用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规则。
必须在功利基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基础上来选择、维持、修改和更换规则。
功利原则仍然是终极标准。
但要从规则的角度而不是从具体判断的角度来引用这一原则。
规则功利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如果一个行为符合一套规则，而普遍地符合这套规则会最大限度地增进效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行为就是正当的；另一类认为，如果一个行为符合一套规则，而普遍地承认这套规则会最大限度地增进效用，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该行为就是正当的。
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平等观的批判功利主义在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功利主义对于社会基础、政治原则、道德伦理都作了十分全面的独到论述，使得当代政治哲学无法回避这一主流的思想传统。
而且，从政治哲学史的维度看，现代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主流、非主流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或多或少是从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开始他们的思考的。
罗尔斯和他的公平正义理论也不例外。
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在西季维克那里得到最清楚且容易理解的表述，“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
”其原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两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中，能够产生最好结果的，或增加所有成员的快乐或满足的最大总额或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被视为正义的。
这样，功利主义对正义或平等是作了一种自然的、非人格的理解，平等不是人格的平等，而是非人格的、自然事实的平等。
功利主义平等观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道德平等和利益概念完全是集合的，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它所关心的是哪一种分配模式能带来最大的、压倒痛苦的利益总额，而不关心在个体之间的分配。
正如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所言，尽管功利主义试图平等待人，但其平等观是不恰当的，在很多方面有违人们对平等含义的真实直觉。
一、功利主义把个人原则扩展到社会功利主义认为个人的幸福是由不同时刻所构成的一系列满足形成的，社会的幸福也是由属于它的许多个人的欲望体系的满足形成的；个人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或实现其做大的善，社会同样要尽可能地推进群体的利益，最大程度地“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
正像一个人可以根据现在和未来的损失来衡量现在利益一样，一个社会也可以如此在不同个人之间衡量满足和不满足；正像个人能非常恰当地行动以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一样，社会作为一个联合体没有理由不把自己“恰当地行动”视为不正当。
浅谈Utilitarianism及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作为结题报告，我想以随笔式的感想，结合我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题的演讲，简要谈谈我对本次课题——Utilitarianism的一些观点，简单对演讲进行小小的梳理和补充。
一、为“功利主义”正名“Utilitarianism”中文通译为“功利主义”。
但“功利”一词在中文中是彻彻底底的贬义词。
当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为人做事“功利”时，就是批评这个人重利而轻义。
这里似乎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利益的东西一般不符合道义。
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可利益或者功利，都是于人有好处之物，如何不义呢？我认为儒家这里所说“利”是种特指，它是不具有道德价值的利益。
我们知道，一件事物若具有道德价值，只能是它本身就是善的，所以因某种特殊的手段或者目的才成为善的东西便不是真正的善。
因此中国的儒家讲一个利义之辩，是把二者放到不同层次上讲的，而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立。
显然，这与西方的Utilitarianism所要表达的是不一致的。
西方的“功利主义”其实是冲着“公利”说话的，人的一切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讲究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利己主义或者拜金主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功利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万恶的思想本质，这纯属话语口径上的不对榫。
而在望文生义基础之上产生的辩论，甚至于批判，都是没有意义且极为可笑的。
是故名字误人，由此知之。
因而，后文中我将Utilitarianism统一译作“效用主义”，以避免人们因“功利”二字所含有的贬义造成的误读。
二、古典效用主义与新古典效用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理论的核心之一，效用主义的思想深入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给西方社会带来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
到17、18世纪，霍布斯、洛克、哈奇森、孟德维尔、休谟、斯密、卢梭、爱尔维修以及霍尔巴赫等学者的学说初步形成了“功利”理论。
关于功利主义的思考摘要功利主义是一种基于行为后果的道德哲学理论。
它的核心思想是“最大化幸福，最小化痛苦”。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功利主义的历史发展、基本原理、优点和缺点，以及如何应用于社会实践。
本文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的历史发展。
功利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的英国，到了19世纪，由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人的推动和发展，功利主义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
在21世纪，功利主义仍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社会福利、政治决策和道德判断。
接下来，本文将介绍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
功利主义认为，行为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所导致的后果对人类福利的贡献。
具体来说，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它使最大数量的人受益或最大限度地增加快乐，同时使最小数量的人受到伤害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
因此，功利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公共福利和人类快乐的最大化。
然后，本文将探讨功利主义的优点和缺点。
功利主义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为道德决策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是一个基于理性和现实的道德准则。
但同时，功利主义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它会忽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的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体价值。
此外，它忽视了非功利目标的价值，比如人类尊严和公平正义。
最后，本文将探讨如何将功利主义理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中。
功利主义的应用可以为社会决策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但也需要在实践中遵循一些原则，例如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功利主义不能代替个人价值观和道德判断，而应该作为指导我们选择行为的一个有益工具。
综上所述，本文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历史、基本原理、优缺点和应用进行了论述。
希望这种探讨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功利主义，并为我们研究和应用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和思考。
穆勒《功利主义》读后感关于“功利主义”，一直以来我对这个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最近拜读了穆勒的《功利主义》之后，对这个理论才有了新的认识。
功利主义，又称“最大幸福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者利益作为其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是西方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伦理学流派之一。
这一学说起源于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萌芽于培根和霍布斯的伦理学说中，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边沁和穆勒最终将其建立成一种系统的有严格论证的伦理思想体系。
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由边沁所创立。
而后，19世纪，由穆勒修正并发展，标志着功利主义理论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期。
约翰・穆勒是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也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他的《论自由》、《政治经济学原理》等经典著作在学术界享有持久地位，对人类思想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其中《功利主义》一书是他继边沁之后，对功利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的又一经典之作。
在此书中，他纠正和完善了边沁功利主义的一些缺陷。
例如他强调了精神的快乐，强调功利主义的幸福不是指任何一个人的幸福，而是大多数的人的幸福等等。
虽然他关于功利主义的论述的确存在许多可争议的地方，但穆勒的功利主义观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对常识道德最好的系统说明。
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主要是对于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边沁将对于快乐与痛苦的体验作为其道德标准，认为苦乐在人的行为中处于支配地位。
他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开篇中这样说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
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
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链环。
凡是我们的所行、所言、所思，都要受它们的支配；凡是我们所做一切设法摆脱他们的努力，都是足以证明和证实它们的权威之所在而已。
一个人在口头上尽可以自命弃绝它们的统治，但事实上他却始终屈从于它”。
中西方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对比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中西方的发展都由来已久，在伦理学及政治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相异的政治发展历程，也使得中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差异性。
中国的功利主义政治价值取向是利他的，重群体与道义，思维方式是实证的，而西方则是利己的、重个体的价值取向，其思维方式是抽象的。
在价值取向上，中国自古就认为整体优先于个体,因而在利的价值取向上利他思想比较浓重，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人”始终是一个整体的类概念,因此导致在中方的境域中,“利”的受益者首先不是个体人,而是集体人。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君人者不以身为身,以天下之身为身也；不以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也。
”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中国古代把维护群体的协调，社会安定作为最高的伦理政治原则，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出发点和归宿。
个人对群体来说，义务重于权利，奉献大于索取。
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群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
个人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偏重道义，看轻利益，突出刚健自强的个人修养。
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有德之君子追求的是道义，无德之小人追逐的是功利。
并提倡“以义制利”，只有符合道义的富贵才可以取，不符合道义的富贵绝不可取，反对见利忘义，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孟子的“舍生取义”，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无不表现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而在西方,由于“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因而思想家们在考虑“利”的直接受益者时,直接想到的便是个体人,想到的一己之幸福。
他们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表现为中心，注重人格独立和尊严。
如边沁,他虽然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功利原则,但是在解释人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动机时则也是从“利己”为切入点的,认为“理性的人之所以善待他人乃是因为他认识到受惠者的回报对他有利。
试论古典功利主义的产生与发展5200字摘要：古典功利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一部分，其最大特征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以边沁和密尔为主要代表人物。
边沁从人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基本框架；而密尔则不仅认为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提出了利他主义、强调良心的内在作用，而且以自由和正义观念对功利主义进行了补充。
但功利主义也和其他许多理论一样存在理论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全面而又客观地对其进行学习、评价。
关键词：功利主义；边沁；密尔；产生；发展功利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正式提出，在功利主义领域集大成者的主要有边沁和约翰?密尔。
而边沁根据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以及古希腊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等的快乐主义和休谟的情感伦理学等，正式提出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基本框架。
在对边沁功利主义的继承、修正和发展的基础上，以《功利主义》一书为标志，密尔提出了更为系统、完善地对功利主义进行了论述，成为至今无法被超越的功利主义集大成者。
尽管其理论随着时代不断地发展变化，存在其固有的理论困境，但是其实质内涵和极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古典功利主义的产生古典功利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并且与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密切相关。
实际上，功利主义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的德谟克利特、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那里就已经提出，在结合17世纪英国经验论者和法国唯物论者的伦理思想，特别是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规范。
在历史和时代背景的结合下，古典功利主义得以正式产生并对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一）功利主义的思想渊源功利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功利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们强调从感觉论出发，认定人生的目的和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快乐是目的，德行是工具。
关于功利主义的思考“功利主义在这里所知的是这样的伦理学理论：在特定的环境下，客观地正当的行为是将能差生最大整体幸福的行为，即把其幸福将受到影响的所有存在物都考虑进来的行为。
”——亨利.西季威克功利主义，是一门伟大的伦理学说，和“自由主义正义论”，“道德应得正义论”成为当今正义鼎足而立的三大学说。
从边沁到密尔，功利主义体系堪称完美，难以攻破，成为当今社会人类决策的重要评判标准。
然而，从正义的角度上，我是至死也不会用功利主义去评判正义的，对于正义的评判，我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正义论的阵型，更具体的就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学说。
在此援引一个例子：4个失事轮船的船员，在海上漂流，其中有一个生病的男孩。
在海上迷失19天之后，船上的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支撑，于是其余三人决定，杀死这个生病的男孩，这样可以维持得更久。
最后，幸存的三个成功获救，但之后在法庭上，三人因犯谋杀罪而被判绞刑。
可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集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显然是救更多的人，获取更大的快乐。
但是否就可以允许杀害一个影响整体利益的人呢？可以拓展成为一个大问题：是否为实现功利最大化，就可以对小群体肆意妄为？成为多数人的暴政？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这与我们的常识有悖，世上总有些事物难以衡量，不是一个人说他从这件事获得的快感很大，就可以允许他剥削别人的快感，哪怕对于他人的痛苦极少。
这里就引出了功利主义最难实现的问题：快感衡量问题。
如何衡量快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是否能生存的安生立命之说。
首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套科学的，或是公认客观的测量体系，去支撑功利学说的标准。
纵然密尔提供了七个标准：“1.强度2.持久性3.确定性或非确定性4.时间上的远近5.继生性6.纯度7.范围”，但显然，这七个标准根本无法量化事情的快乐或痛苦程度。
如果功利主义无法量化，那就成为一门空洞的学说，毫无实际意义。
退一万步说，即使可以量化，如果两者相等，又该如何决策？或两者几近相等，又该取谁舍谁？又何谓“几近相等”，该如何定一个标准或百分比去衡量“几近相等”？所以，如何衡量的问题，成为功利要实现的最大软肋。
功利主义的读后感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理论，强调行为的好坏应该以其对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产生的结果为准则。
通过阅读有关功利主义的相关文献和思考，我对功利主义的理念和其应用产生了一些深刻的感悟。
首先，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是追求最大化的幸福。
在功利主义的观点中，所有的行为都应该追求最大化社会的整体幸福，也就是最大化快乐，同时最小化痛苦。
这种立场强调个人的幸福要与集体的幸福相结合，需要将自己的行为影响力放到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其次，功利主义的强调效用的观点值得借鉴。
效用是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指的是行为对社会整体的影响程度。
我从中认识到了行为的结果和影响的重要性，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个人利益，而是更加关注长远的影响。
在面临决策时，我会更加深入思考并综合各种因素，以最大化整体的效用。
此外，功利主义还提醒我们要注重公正和平等。
在追求最大幸福的过程中，功利主义不仅着重于个体的幸福，还强调社会整体的福祉。
为了实现公正和平等的目标，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少数人群的利益，而是要兼顾更广大人群的需求和权益。
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即在行动中遵循公正原则，追求社会公平。
然而，考虑到功利主义的实际执行问题，我也认识到了功利主义的局限性。
功利主义注重结果，但有时难以确定哪种结果是最好的，因为不同人对幸福和痛苦的定义有所不同。
此外，功利主义还面临着如何权衡不同人群利益的问题，将少数人的牺牲置于多数人的利益之上，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也值得我们深思。
综上所述，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伦理学理论。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我深入理解了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和强调结果的观点。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功利主义的观点，追求最大化的幸福，注重效用和公正，并且承认其局限性。
只有在不断思考和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道德选择的尺度，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分析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一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密切关注的问题，罗尔斯也不例外。
而罗尔斯在其所建构的“正义论”的体系中，对功利主义（尤其是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予以批判，这项工作在其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极为重要，因为他正是要通过对功利主义、直觉主义等当时最流行的正义观念的批判，来证明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及体系的可行性，企图以之来替代其他的正义观念。
然而，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所作的批判及其主张的正义原则的可行性也的确存在着问题。
基于此疑问，对罗尔斯关于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部分予以浅析，论述其合理之处，并试图找出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标签：罗尔斯；古典功利主义；目的论；批判0 引言在《正义论》第一章第5-6节中，罗尔斯主要论述了“古典功利主义”，并对其做了批判，将其自己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同古典功利主义进行对照。
这部分的论述既是为证明其正义原则的合理性，也是为后面正式阐释其具体的正义原则做铺垫。
而在本书第三章第27-30节中，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同功利主义之间的对照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以此作为推出其正义原则且成立的前提——原初状态的必然的推理环节之一。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主要论述了功利主义的原则、特征及不足，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罗尔斯这里所论述的“功利主义”是限定了范围的，即是一种“严格的、古典的理论”，亦即罗尔斯主要对照的是古典功利主义。
在第5节最开始，罗尔斯就阐明了论述功利主义并与之对照的目的：“确定一个能够代替一般的功利主义、从而也能代替它的各种变化形式的作为一种选择对象的正义论”，扩而言之，这也是罗尔斯在《正义论》全书一以贯之的目的，这一点在本书最开始处就已明确，即他要构想出一种“作为可行的选择对象”的正义原则，“来替换那些长期支配着我们的哲学传统理论”。
而功利主义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正义观念之一，且其实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正义理论体系，因此罗尔斯必然要对功利主义（尤其是古典功利主义）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批判。
《正义论》中罗尔斯，批判了古典功利主义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而将两个个体之间的效用进行了顺序尺度与程度的比较；但是罗尔斯的批判对新古典功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古典功利主义的忽视差异性转变到新古典功利主义的强调差异性。
而《法律经济分析》波纳斯提到：如果一个残疾人，不能增加社会的总效用，那么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他死去。
这是新功利主义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A、B之间，A拥有一切，而B只是nothing，那么A、B 之间就不会存在帕累托最优。
这种情况下也就给了政府在帕累托不定区域公权力介入提供了依据，即经济领域的发展延伸政治领域，例如累进制的税收政策。
帕累托在他的《政治经济学》里面说：人们误会了他，他并不是说，不能进入帕累托不定区域，而是进入这两个区域没有一个科学的原则可以依据。
而我在上述的情形中，似乎看到了，当B毫无外在的“商品”可以交易的时候，B本身就可能成为“商品”，这也就是奴隶制、《资本论》里面的劳动力成为商品。
而我在接触以边沁为首的古典功利主义与以帕累托为主导的新古典功利主义的时候，注意到了两者之间所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静态。
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是立足于特地的空间，特定的时间，去强调效用的比较与不比较。
试着在新古典功利主义上遇到的道德问题进行说明。
在特定时间、空间，B是一无所有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下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就一无所有。
而现实之中，政府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险、社会医疗体制等等就是解决这个以一个点决定一个线段的问题。
新古典功利主义只看到了一个点，而忽视了点汇聚成线的方向性。
通俗的去说，一个残疾人特定时间、空间，他可能对整个社会的效用毫无贡献，但是他可能经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政府的扶持，在下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就变得对社会效应有所贡献，社会实践中很多这样的例证。
谈到这里，我想延伸一下，可能新古典功利主义面对这样的道德问题，如波纳斯所说“我们对此没什么好说的”的关键也许在于哲学上的思维方式。
西方哲学自毕达哥拉斯开始——“世界的本源是数”，就奠定了对象化，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影响至今。
而既然需要对象化，就必然存在了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
这可能就是新古典功利主义在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本质上的局限。
如果你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从《易传》开始，中国的哲学思想就强调非对象化，讲究变化的思想，也就是“易”。
“生生之为易“的阴阳相生相克，之后的儒家中道思想，“时中”，即适时而中；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等等。
正如之前所说，西方哲学思维的局限性所在的话，中国的哲学的思维方式可能就是前者的解铃者。
而在帕累托不可定区域内，政府政策的决定没有科学原则指导的话，或许中国的古代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选择。
过了一会，自己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前面的A、B情形的假设，在实践中的不必要性。
实践之中，A、B双方可能都拥有彼此需要的一切，仍然可能不进行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情：母亲的家乡的一个地方盛产一种矿石，而当时有许多台资想进行开采投资，但是盛产矿石的地方是母亲家乡的一个“圣地“，所以村民就极力抵制，无论开价多少。
这也是思考新古典功利主义的一个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