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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部曲读后感《中国三部曲》是XX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维为。
这是我为大家带来的中国三部曲读后感，欢迎阅读。
中国三部曲读后感《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是张维为教授历经30多年的时光岁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80年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的翻译陪同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张教授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和尖锐问题。
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三部书籍呈现给国人和世界的是一部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全新展示，用详实的数据、著名学者的见解和作者的亲身经历，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探索的新思路。
让读者对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张维为教授曾任前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是主席推荐世行行长阅读图书，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推荐阅读图书。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以其大国的韬略与智慧、以其超大型的体量和超丰富的传统，其崛起不可阻挡，其道路注定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触动》由序言、引言和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最不坏的模式？、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软实力，更触动世界六个章节及原版、后记组成。
张教授从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站在中国式发展的高度，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难点和尖锐问题。
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
中国模式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
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的所谓西方模式。
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
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
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
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
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
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西方模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应该接受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和西方并不是完全矛盾的。
相反，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与西方的制度有相当的互补性。
即使是那些对中国经验感兴趣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也并不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西方天然的反面。
在二战以后和冷战终结之间，世界上一直只存在两个发展模式，一个是西方的那套模式，主要在西方阵营内部；另一个就是跟西方对着干的模式，比如苏联的模式，以西方的对立面而存在，而且和西方几乎完全没有交叉点。
而“中国模式”与上述两种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
回顾一下其实不难发现，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外界的对话中发展形成的。
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学，既向西方大国学，也向新加坡等小国学，中国的模式里整合了很多经验，其中也包括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失败的经验。
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推荐阅读）第一篇：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臵疑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
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
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
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
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
张维为谈中国的改革模式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
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
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张维为说，一些人之所以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
“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这些人如果眼界更开阔一些，除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之外，也允许探讨不同形式的、符合各国自己特点的民主体制，就能够以宽容、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了。
”张维为日前在荷兰参议院演讲时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八个方面，其中包括：稳定优先、渐进改革、对外开放以及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
中国的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
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
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将近一个半世纪中，从外国入侵、农民起义到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疯狂使中国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八到九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
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同时，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有很强的学习传统。
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张维为认为，中国政府能够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如推动中国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刺激经济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张维为语录1. 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成就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中国光大集团联合举办的光大·世纪中国论坛在香港举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维为就“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发表了演讲。
相关内容如下：中国的崛起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发达国家，把过去35年的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
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
过去30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贫困的80%左右是在中国消除的。
你把印度、埃及、巴西、南非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的成绩大。
现在我们国家提高了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又变成了1亿多人。
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实事求是地看，不是光看现金收入，而是看收入加财产，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我们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民，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去的话，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前苏联、东欧、中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
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体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
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前30年，从1978年到2009年，增加了18倍。
相同时期内，俄罗斯、东欧、中亚基本上是1倍。
改革开放前，苏联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而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苏联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靠能源和军工，而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大量的新兴产业。
第三，与发达国家比较。
我们国内很多人会说，哎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
本人在西方，在法国、瑞士生活了20多年，回到上海已经1年多了。
我经常在进行比较。
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了。
闪耀东方张维为中国模式观后感心得体会20xx年6月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主办的文汇讲堂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西方模式展开激烈的辩论。
这是中西方学者之间少有的针锋相对的直接辩论，从福山的主题演讲“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到张维为的批评和对答，两人大战四个回合，记录下的文字超过两万。
在读过两位学者辩论的文稿之后，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但扔被两位犀利的见解所折服，也对他们对中西方模式的积极探索所钦佩。
观全文，双方辩论分为八个回合，分别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影响、问责制在中美的不同效果、如何解决“坏皇帝问题”、民主制度能否解决腐败、中国中层结构的现代化态度、解人类困境需要东方智慧、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转型和尊重个人价值与参与决策等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探讨，对于中西方之间制度、发展模式、改革以及利益分配各抒己见。
在他们的辩论中，我了解到更多关于中西方的差异，中西方模式的优劣点，正如张维为所言，“?这种努力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辩论东西方孰优孰劣，孰是孰非。
我们的目的是寻求更大的智慧、更好的办法来应对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西方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智慧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
我认为，中西方模式确实是各有优劣。
中国模式处于积极探索之中，其改革和创新的力度以及难度都是非常之巨大的，其生机也是显而易见的。
很难说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但中国模式有很多
优势，
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
但在腐败、问责、法治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缺陷，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模式的健康发展。
所以我认为，坚持中国模式同样有必要借鉴西方可用的方式方法，这样才能让中国健康发展。
张维为：中国模式，在哲学上终结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模式，在哲学上终结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中国模式具有实践理性的哲学观，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大胆而又慎重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创新。
这种哲学观和中国人的入世文化有关。
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人实践理性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述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
“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
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 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
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
中国改革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现代性是什么”、“民主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的独立的评判。
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
中国改革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
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
张维为教授的中国人你要有自信视频观后感2014年12月14日，张维为教授主题演讲《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暨观察者网读者见面会，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顺利举行。
张维为教授以他行走100余个国家的经历得出结论：中国不害怕国际竞争，尤其不害怕制度竞争。
这场精彩的演讲被剪辑为短片《中国信心》，以飨网友。
观后感1昨晚朋友圈一个高中的同学转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张维为教授的演讲《中国人，你要自信》。
看了以后，当时是觉得他真的讲得很好，有数据有案例，充分的表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无疑是最大进步，也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说当时，那么现在我的看法呢?还是挺支持他的。
上度娘查了一下此人，发现之前天涯论坛里面就已经有很多人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讨论这事。
视频也是在那个时间段上传的，可以说引起大部分人的关注点。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爱国的，因为处在社会基层，看到的是社会很多不公的事件，像最近的天津塘沽滨海爆炸，至今相关的责任人都还没有出现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很多网友在微博上质疑声一片。
还有很多很多，钱权勾结但百姓无处申诉，法律漏洞让一部分人逃过了该严惩的结果，看到这些，但凡政府有点无作为，键盘侠们就趁机把平时的积怨全部发泄出来，骂政府骂国家，还有些受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忽悠煽动，也就唯恐天下不乱。
后来了解了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篇1不得不说我觉得张教授说的主要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但是论据太过明显的偏颇，建议他去接着深入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要搞清楚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矛盾，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举例美国枪伤科的医生吃香，推导出中国治安好。
这是没有实事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中国模式的特点”等6则时间:2011年05月01日 09时00分来源:《求是》作者:张维为等字号：『大字体中字体小字体』我要评论张维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中国模式至少包含了8个特点：一是实事求是。
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中国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是民生为大。
中国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公民政治权利总是高于其他权利的偏见，制定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务实政策，这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命运。
三是稳定优先。
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四是渐进改革。
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鼓励各种改革的试验，经济特区就是进行改革试验的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推广。
五是顺序差异。
中国改革的总体顺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
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下一阶段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六是混合经济。
中国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
七是对外开放。
中国保持了有选择地汲取别人长处的传统，但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八是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
（《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常修泽：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当前，我们正处在新的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理念博弈的时刻，已到了从“量”的过度扩张到“质”的战略提升的新阶段。
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讲究GDP指标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讲究与人的多方面发展相关的“幸福指标体系”，则具有创新意义。
张维为：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张维为：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海外学者张维为提出，这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2010年06月04日19:49 来源：《文汇报》/GB/11790004.html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
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我想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三个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
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
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
先谈中国崛起。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倍。
但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中国“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2008年，我从印度讲学回来，在报上发表了《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买60%的人住在贫民窟，人均面积两三平米。
一位网友责问：为何不把中国跟东欧比？我说不久前去过华沙和布达佩斯，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
这位网友又问：为什么不和纽约比？和纽约比，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
其实，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就比过。
他2008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后经上海回国，写了篇评论《中美这七年》。
他写道：当我回到纽约机场，沿着破旧的公路开往曼哈顿时，我问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诉我的女儿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虽然上海和纽约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国际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间等。
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经走在纽约的前面了，如机场、地铁、高速公路、商业繁荣程度、美轮美奂的夜景和即将完工的高铁；在软件方面，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人均寿命等指标都好于纽约。
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大于发达国家，但不是“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
欧洲的城市远远没有中国城市的活力，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好于非洲的多数城市。
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没有电的贫民窟，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
中国城乡差别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腐败很严重，能算崛起吗？腐败问题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别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上升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法治建设跟不上。
英国19世纪时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时代，人们都持枪保护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商勾结极为普遍。
如果横向比较，研究腐败最权威的“透明国际”把中国腐败程度列在世界中位。
跟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非洲国家了。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经验值得借鉴，他们致力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成绩可观。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能算崛起吗？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
1952年伦敦曾发生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件。
欧洲最大的莱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鱼类都无法生存。
但最后通过环保努力，欧洲人扭转了局面。
中国贫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吗？贫富差距是比过去大了很多，需要认真对待。
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
人们经常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数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房产、土地等资产。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创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指标。
比方说，衡量中国人的财富，两个因素就可以使现在所有评估都发生变化：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
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发和吃饭比上海贵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净资产。
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业传统。
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中位（medium）净资产（房产、股票、现金等，减去所有债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
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和超过63万？恐怕至少数千万，也许上亿。
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无人可比。
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
中国人不必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西方大国不少都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期间各种战争数不胜数，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瓜分整个非洲的无数次大小战争、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1867年后数十年间，北美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美国因此无偿获得大片疆土和资源。
西方崛起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但英国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境内消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所有问题。
英国当时人口不过1000来万，中国今天是13亿人。
我们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财富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避免了两次金融灾难。
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第二、谈谈中国模式。
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比较能够从实际出发。
西方主导的变革第一步总是修宪，而我们的第一步总是试验，然后总结调整推广。
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
二是强势政府我们有比较中性、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
它能制定并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称印度政府为“软政府”，执行力极弱——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贫困呢？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稳定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1980年的140年间，我们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8到9年，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断。
一直到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领导人，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
这使我联想到法国政治浪漫主义的高昂代价。
法国人总是先确定一个抽象的大目标，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后激烈斗争，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整整173年，法国政治体制才稳定下来。
其间经历了五个民主政体，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有这些政权都是通过暴力推翻的，而法国的人口才两三千万。
中国不能这样折腾，一定要走稳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为大我们坚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消除贫困领先世界。
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
印度把每日收入从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为中产阶级。
按这个标准，2005年在印度中产阶级是2.64亿，中国则是8亿人。
但这个标准太低。
你入住印度的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但你到上海星巴克问喝咖啡的小白领，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
中国人的要求高。
五是渐进改革我们没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
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量利用现有体制来运作，为现代化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进。
实践证明“共产党+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作为。
六是顺序正确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讲究轻重缓急。
我们大致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
七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把市场优势和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对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惩罚”。
那么如今这场源自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该如何解释呢？我套用他的话，这是对信奉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惩罚。
八是对外开放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学习别人的经验。
中国模式有极强的竞争力，因为它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
比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异、生态问题、医疗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满。
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机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
它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较下来，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国曾在整个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政府的作用，结果非洲政治和经济全面恶化。
美国专家曾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现在被俄罗斯人称为对俄的第三次浩劫。
“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
有时候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盲从西方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
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点是中国话语。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
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
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标准竞争无非是三种战略：领导者、参与者或追随者战略。
制度选择强调民心向背和选贤举能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应该采取领导者和参与者战略。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
它拥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足以产生独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是“民主和专制”。
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小时才抵达现场。
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时，印度学者问我，中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至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军队是20分钟内开始动员的；中国的总理是2小时内坐上飞机前往灾区的；中国医疗队在4天内就覆盖了震区所有3000多个乡镇。
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问：你是否要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