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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
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的所谓西方模式。
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
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
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
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
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
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西方模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应该接受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和西方并不是完全矛盾的。
相反，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与西方的制度有相当的互补性。
即使是那些对中国经验感兴趣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也并不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西方天然的反面。
在二战以后和冷战终结之间，世界上一直只存在两个发展模式，一个是西方的那套模式，主要在西方阵营内部；另一个就是跟西方对着干的模式，比如苏联的模式，以西方的对立面而存在，而且和西方几乎完全没有交叉点。
而“中国模式”与上述两种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一个整合。
回顾一下其实不难发现，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外界的对话中发展形成的。
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学，既向西方大国学，也向新加坡等小国学，中国的模式里整合了很多经验，其中也包括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失败的经验。
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推荐阅读）第一篇：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张维为：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臵疑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
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
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
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
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
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
张维为：中国模式，在哲学上终结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模式，在哲学上终结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中国模式具有实践理性的哲学观，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大胆而又慎重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创新。
这种哲学观和中国人的入世文化有关。
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人实践理性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述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
“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
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 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
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
中国改革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现代性是什么”、“民主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的独立的评判。
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
中国改革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
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
著名学者张维为观点下载2“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著名学者张维为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崛起“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
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他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
现在忆起小平，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
20多年之后、行走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张维为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头脑清醒”---“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
张维为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认识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同样重要。
首先，“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要自信地“沿着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
其次，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样板---“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和风险，并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打败自己”。
我潜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响《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这段经历对于你认识中国崛起和发展有何影响？张维为：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对我后来许多观点的形成影响很大。
对话张维为（一）：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5月10日节目文稿）2015-05-11 凤凰卫视5月10日《寰宇大战略》解说：中国高速发展36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遗留下许多问题，如何看待这些成就与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有何影响与阻碍，目前中西双方都对中国保有两极态度，有评论说中国对自身制度过于自信，又有评论说认为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界都展露不自信，如何看中西方制度上的短板与长处，中国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邱震海：寰宇大战略，运筹帷幄中，大家好。
我们知道中国经过36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坦率来讲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这里面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对中国的成就，还是问题，基本上我想都可以分成至少两派，一派是非常有信心的，一派是非常没有信心的，所以坦率来讲，这不但是国际社会在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自身从内部看我们自己国家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也遇到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恰巧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春节之后，在我们的微信，还是朋友圈，还是互联网上，有一个叫中国自信的这么一个视频流传的非常广。
刚才我说，视频演讲者张维为教授，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他举了很多例子，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马上你会感到，到底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不好？胡星斗：我们这个硬件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现在的硬件的成就来跟人家一百年前建成的各种基础设施相比较，而且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建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农村，可以说基础设施仍然是非常落后，可以说目前中国模式，他反映出来的优点的确他是适合于目前中国的阶段，我只能说，中国模式他是适合于目前中国的发展，符合中国，在目前，但是未来是否符合，我还不能够确定。
邱震海：好，晓芸。
彭晓芸：就说我们在硬件上可能是优势，但是因为我们在硬件上超越的太快了，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代价，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明显了，雾霾的生态的破坏，这些方面我们如何去处理。
邱震海：我们请张教授回应一下，我现在听了大概二位主要是谈一个参数的比较一个坐标系能不能成立的问题，您说的是中国的巨大的发展是一岁到二十岁，那个二十年里面当然小孩长得很快，但是在西方国家，他可能已经长到四十岁，五十岁，他现在成长的很满，他想不到筛衰老了，但是你现在把一岁跟二十岁，跟人家四十岁到五十岁那两个能在一起比吗？张维为：我想形象的说明，因为我们都记得当初，特别像我们八十年代出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西方硬件的震撼，物质丰富性的震撼，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到了，甚至做得更够了，而且我强调硬件成功的后面，有软件的因素，这个非常重要，我说美国这个机场不行，这个地铁不行，背后是美国这个模式下边，他还能不能改进，要改进有多少的困难，就福山先生现在讲的叫不停的否决，否决点非常多，还有加州的州长要建一个高铁，马上收到二百个法庭的诉讼案等着他，谁都可以否定他，很难建，很难改造。
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张维为观后感72年，弹指一挥间。
世界见证了东方大国的伟大成就。
历经百年磨难与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踏上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航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
72年，与时代同行。
发展起来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
由相对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72年，凌云志不改。
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从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到步入新时代，中国始终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顺应历史潮流，肩负大国责任，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大变局中不变的稳定力量。
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现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经受冲击，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地集体性崛起。
美国评论家扎卡利亚用“其余国家的崛起”来定义今天的时代。
因“变”而生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也日益凸显。
过去百年，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经济危机和“大萧条”，难以计数的地区战争和局部战争，都不断唤起人们对秩序与责任的思考与渴望。
今天，国际局势变乱交织。
一些传统西方大国焦虑感加剧，地缘政治博弈明显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处于阵痛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
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
72年前，新中国成立于冷战格局初步形成之时;今天，国际体系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作者：一江春水来源：《莫愁·天下男人》 2016年第1期一江春水许多人认识张维为是缘于他的演讲，2015年，一段叫做《中国信心》的视频短片在自媒体上被疯狂转发。
作为一位政治学者，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研究所所长的张维为在短片中用自己的研究经历和有力的数据对比，告诉国人中国正在崛起。
他最后的结论是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以经历接地气张维为17岁时考进了上海雕刻二厂，做了一名技术工人。
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成了张维为人生的转折点。
那年，他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
那时，学校还不允许修第二专业，他硬是说服系主任，被破格批准去国际政治系旁听，并参加了考试。
尽管一心二用，张维为仍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半年从复旦毕业。
回想起在复旦求学的日子，他总是说：“如果说后来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基础也是在复旦打下的。
”大学毕业后，张维为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
这个班是专门给联合国培养翻译员的，学成之后，他进了外交部，开始了和“最高层”接触的经历。
当时外交部的条件不好，也没给张维为安排宿舍，他就拿着铺盖在办公室，一住就是五年。
翻译室每周都有一两次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
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常用领导人见外宾的谈话作为材料。
政治学习一般都会先读一篇中央文件，读完后大家讨论，气氛相当民主，常有思想火花碰撞。
后来，张维为开始有机会给领导人做翻译。
他的上岗考试，是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的一次会谈上。
翻译室领导听了他的口译后，觉得不错，便留用下来。
此后的几年间，他有很多机会与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
从一名学徒工成长到国家级领导人的随从翻译，张维为接触不同人群的成长经历，让他可以真正做到接地气。
从扫楼道的大妈、送快递的小伙、开出租的司机到学者高官，都是他观察世界的切口。
担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是张维为引以为豪的一段经历。
他常常谈起两个第一次：1984年，国庆大阅兵，他在观礼台为外宾做翻译时，第一次远远望到了阅兵车上邓小平的身影；1985年8月28日，他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
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原载2011年7月8日《文汇报》）6月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42期文汇讲堂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国模式等问题展开热烈辩论和对话，在场观众也提出尖锐问题。
两位学者的严谨思维和表述博得阵阵掌声。
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晰了解双方观点，经嘉宾同意，本期整理依据速记对对话顺序作了调整和整合。
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影响福山：中国模式已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它具备诸多优势张维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改革的实验室福山：通常美国学者来中国都是作讲座，传授美国的成功经验；而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因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模式有很多优势，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
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高铁已经开通，机场、桥梁等现代化基础建设也日新月异，而印度著名的塔塔公司想在某地建厂，谋划多年最终却因政治反对力量强大而流产。
与英、美、法、意等西方国家相比也是如此。
以美国为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制衡，金融危机时问责制难以良好运作，不仅没能阻止危机发生，连政治体系也险些因此瘫痪；同时，美国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一个从长远来看非常合理的决策，在实际运行中通常被迫向部分利益集团低头；此外，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很教条，以致于民众至今还在赤字海洋中挣扎。
今后几年能否改变上述现状，这也是对美国制度长效与否的考验。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已拥有了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摸索，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修正。
我不知道这样的有效改革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历史的影响。
但反观美国，虽然号称务实，却很少愿意进行新尝试。
不过，长远来看，我还是更赞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
所以，今天很愿意和张教授探讨。
张维为：谢谢您对中国现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也谢谢您开放的思维。
您的话使我想起2月份我在德国和《时代周刊》主编对谈中国模式。
2021“张维为现象”给爱国主义教育带来的启示范文 张维为，一个曾担任翻译随邓小平出访国外，后又求学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国人，拥有极丰富的海外经历，又见证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巨大变化，熟悉中外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状态。
就是这样一个来往穿梭于中西文化的政治学者，深入分析中国模式后，大声地告诉所有人，“中国震撼着世界，并触动着全球”,同时以犀利的文风揭示西方风光背后的诸种弊端，呼吁同胞“中国人没有理由不自信”.如此有个性的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无论褒贬，就其影响力而言足以称之为一种现象。
那么，张维为个人的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张维为现象”何以产生又有怎样的特点？还有它给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怎样的新刺激和新启发？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一、“张维为现象”简述 张维为的影响力从他一出名开始便就表现在多个方面，具有较强的跨越性。
既跨越学术圈和大众百姓圈，又跨越国内和国外，还跨越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体。
而且在上述的任何一个界域内，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度。
四年前，他凭借一本畅销专着《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走进国人的视野。
该书荣膺“《光明日报》2011年度光明书榜十大图书”、“《中外书摘》2011 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 2011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书·文化类”等多项荣誉。
张维为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中国三部曲”的另外两部，《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2012）和《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2014）。
近年来，他还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多发表在《红旗文稿》《求是》《人民论坛》等核心刊物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学习时报》《文汇报》等多家重要报纸上。
这些畅销专着和报刊文章，都不局限于学术圈内的研究讨论，在非政治学专业背景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间也颇受青睐。
同时，他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维为演讲全文：中国真正的现状有时候一个坏事情，某种意义上可能变成好事情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座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有些还能记得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有的不一定记得；1999年有个轰炸南斯拉夫使馆事件；2001年有个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在巴黎有个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还有就是今年绑架华为高管的事件。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甚至我想说是我们整个民族全面复兴，全面崛起的一种成人礼。
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有不少人，特别是我们知识界的一些人，表现得十分的幼稚，总觉得有个无比美好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
结果突然发现这个彼岸世界是虚构出来的，一个孟晚舟事件实际上暴露了美国太多的虚伪，太多的霸道。
说好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呢？说好的契约精神呢？说好的民主人权呢？统统泡汤了。
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5G领域，在核心技术领域，在确立中国标准方面，实际上已经赶上了我们的对手，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我们的对手，这使他们感到害怕了。
这种恐惧使他们采取了我叫做下三滥的这种绑票的手段。
好在中国已经崛起，我们知道怎么对付流氓，相信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压力面前，这个事件最终会得到解决，中国也会更快地走到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央。
刚才编前会讨论时候还提到，有人说是不是中国的宣传太高调了，引来了美国的敌视。
其实中国人是一直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邓小平当年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比俄罗斯还小，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大约是我们的一个广东省的规模。
换句话说，你已经长成了姚明的个子，你还想躲在潘长江后面，实际上这是很难的。
而且即使在30年前，在邓小平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他也非常明确韬光养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有所作为。
因为中国今天的利益已经覆盖全世界了，你还不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谁来捍卫你的利益？所以后边你们还提到一个问题是，究竟能不能合作共赢？我们中国人一路走来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但现在麻烦是，有一个主要的国家还不信，它只相信老子天下第一，只相信零和游戏，我赢你输，你赢我输。
张维为谈中国模式的理念及对解决世界问题的影响中国60年发展道路系列访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7月20日人民网视频访谈全文：[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我是吴婧。
中华民族在60年的发展当中，应该说是取得了令全球注目的成绩，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那么为了促进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进一步解读中国模式背后的理念，分析中国模式的全球影响，今天在我们人民网视频演播室请到了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先生做客我们的理论论坛，和大家一起就中国模式背后的理念，以及对解决世界问题影响这样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在线交流，也恳请网友们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讨论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欢迎一下张教授。
你好。
[张维为]：谢谢，主持人好，网友好！[主持人]：张教授，刚刚我在开头语也提到了，中华民族应该说60年当中，的确取得了令全球注目的一个成绩，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关于中国模式，或者大家说的一种北京共识，这样一些议论，我们也在各大报纸或者是网络上也经常见到，能不能请您先跟我们谈谈，中国模式这个话题，近年来受到大家关注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方面？[张维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海外用的比较多，我们中国用中国道路等用的比较多。
在海外，我想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对普通人来说，他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现中国的产品，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对于企业界来说，他突然发现他做生意的对手或者伙伴都是中国的企业，因为中国外贸现在世界第二位了。
对于学界、对于政界来说，中国崛起这个方式，西方不太理解，也不太认可，也没有想到，所以有很大的好奇心。
另外，我觉得现在世界有很多难题，这些难题传统的西方模式没有解决好，包括消除贫困问题，包括文明冲突问题等等，一些人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主持人]：应该说中国模式流行于西方还是有它的独特的原因的，中国模式如果我们要提起一个概念的话，中国模式究竟怎么去讲？什么是中国模式？[张维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中国模式主要指的是在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的比较独特的一种发展模式，当然这个模式的背后确实有改革开放前30年奠定的基础以及经验教训。
另外，我叫做中国文化的底蕴，我自己觉得这个模式有些独特的地方。
我就可以归纳成这么几点：第一、它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它能够制定一种比较长期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长远战略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把它付诸于实践。
第二、它有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特别是把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像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就很了不起。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0年中，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这方面的贡献的话，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可以说是非常惨淡的。
第四、在稳定、改革和发展三方面的关系上，处理的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和发展。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历史上动荡太多，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么一个半世纪里面，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大致上中国最长的连续稳定时间没有超过9年，要么就是外国入侵，要么是内战，要么是农民起义，还有我们自己搞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运动等等。
这个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能够集中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个过程老是被打断，一直到邓小平，这个强势领导人，他认定了稳定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发展的前提，我们第一次有了连续3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再有个30年，中国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了。
第五、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
大家知道，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有不少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模式就是以现在制度出发、从现在体制出发，利用这个体制来运作，同时不断改革自身的体制，而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全部推倒，结果他自己也失败了。
而且从过去这个体制整个地服务于一种追求乌托邦转变成一个追求现代化，追求改善民生。
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不是求一步到位，而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有轻重缓急、逐步积累的过程。
比方说我们改革大致的趋势，格局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然后逐步地推动政治改革。
第七，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给它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里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它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另外我们有社会主义因素，也就是说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
第八，我们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人家好的我们都学，我觉得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世界上意识形态框框最少的国家之一，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学，但是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我为主，不是盲目地学。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模式的形成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模式也有很多缺点，我们待会儿有机会会谈到。
但是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来比，你和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模式，你和西方国家在东欧、俄罗斯这些过渡经济国家推行的模式相比，我们的总体效果比他们的模式要好得多。
比方说，非洲整整将近20多年是西方的结构调整方案主导的，非洲18个国家这个模式是彻底失败，不光经济没有搞好，而且社会的危机，艾滋病的频发等等，因为它大规模的取消政府的干预。
俄罗斯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讲，他们把休克疗法叫做第三次浩劫，第一次是12世纪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是希特勒入侵，二次大战，第三次就是这个休克疗法。
储蓄一夜之间一分钱都不值了。
还有就是“华盛顿共识”里面强调的资本市场开放，不管你条件准备好了没有，你都资本市场开放，结果就有泰国的金融危机，亚洲的金融危机、俄罗斯、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现在美国自己也有，我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以为市场可以自动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要往回看的，你会有一种后怕，如果我们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自己的一套发展的思路的话，摊上这些社会主义后果不堪设想。
[主持人]：所以说这个中国模式有一种感觉，它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的确是有很多的优质、特质在里面，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从张教授您讲的特质来看，如果我们要去领取一个中国模式的关键词的话，您会给它加上哪几个关键词？[张维为]：这个是蛮难选择的，如果一定要选择，我可能会用强势政府，民生为大（把民生放在第一位），然后就是渐进改革。
[主持人]：渐进改革。
[张维为]：对。
中国模式有文化的支撑，是文化的觉醒[主持人]：这也是您给挑选的中国模式的关键词。
刚刚我也在听您在解释中国模式的概念当中，我们能听到符合中国特色这种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等等各种因素在互相作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种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包括它的地位是怎么样安排的？[张维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我们这个模式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三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单独来看这个模式。
比方从政治角度，我们有比较强势的，比较有效的政府，不管他存在多少缺点，但总体上是这样一个模式。
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做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很多具体的做法上，比方说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是公有制，但是使用权和拥有全是分开的，结果这样我们倒是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短短的十来年内我们建了第二大的超级公路的网络，仅次于美国，质量还比它好。
最后，我们的独特改革方式，甚至国企改革大家很有争议，很多批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抓大放小，还是有它的智慧的，现在经济危机来你还抓住一些大的，否则的话，我前不久去过匈牙利，他就全放掉了，企业、银行，连出租车公司都卖给外国人了，所以危机一来，就遭受重创。
它也是文化的，因为我始终觉得，实际上我们这个模式背后很多理念都是非常中国的。
比方传统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几千年大家都讲这个。
恐怕所有文化当中，中国人是最讲究一种辩证观，一种整体观。
你看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到2050年的总体战略，使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七八十年的战略，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的，也不能这样做，做不到，但我们有这种文化。
这就是我们从整体出发，标本兼治，把很多问题逐步逐步解决，分轻重缓急，而不是像有些特别采用西方模式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那就很狼狈，就是必须马上出成果，一百年之内，实际上很多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主持人]：是不是有点急功近利的那种。
[张维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后面是中国自己文化的底蕴，是自己中国文化的一种觉醒，一种新的自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最激烈的是发展标准的竞争[主持人]：您一直强调中国模式是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相关联的。
我们在评判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模式优劣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公认的客观标准，或者说这种标准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张维为]：我是这样看的。
总体上说，在经济社会标准方面，全世界的共识比较多，比方说GDP、国民收入、人均寿命、教育的普及率、文盲率等等。
这些标准国际共识比较多，但GDP还有一些分歧，因为它基本上是用美元计算的，很多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一般认为被低估了，所以往往出来的东西不怎么准确。
后来有人提出来用PPP，就是购买力平价，看能够买多少东西，但这个计算起来技术上也有些困难，究竟哪些产品应该放进去，产品的质量要不要算等等。
但总体上经济社会标准上共识比较多。
政治共识差距比较大。
因为西方很多人总觉得，他那个制度代表了最好的制度，甚至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讲的历史的终结，认为历史到西方这个制度就终结了，现在证明这个是非常幼稚的观点。
你看小布什就是信了这个东西，然后就推动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现在我看他都不好意思提了，一败涂地。
实际上我觉得人类探索不同的政治模式，政治制度，这个努力是还在进行之中，方兴未艾，西方制度有它自己的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中国现在在加入，在自己探索，符合自己民情，符合自己国情的模式。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在现代化方面，相对比较成功的模式，以我自己的判断，至少是从二次大战以后来看，我觉得整个世界只有亚洲“四小龙”的模式和中国模式，而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模式严格讲也是东亚模式的一种，但我们是在一个比它大几十倍的范围规模上进行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所以，我们这个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大得多。
[主持人]：所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可能在经济上，它还是有一定的相同点，但是政治模式可能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发展。
[张维为]：如果真正要有共同标准，需要世界各国一定来制定，不能一家人来制定，对不对。
所以，我始终觉得，今天世界上无论在科技、经济、政治，竞争最激烈的就是标准的竞争，政治标准也是这样。
所以，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它是有一席之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