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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商人卢绪章卢绪章(1911-1995)，浙江鄞县人，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担任广大华行上海分行经理，后任总经理，以此作为中共秘密工作机构。
随后积极扩展广大华行业务，在重庆、贵延安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于是，在杨浩庐的介绍下，由上海地下党职员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地下党职委”）领导陆志仁主持宣誓，卢绪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上海沦为“孤岛”。
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将改建任务交给包括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在内的10人核心小组。
1938年秋，为加强党对华联同乐会的组织领导，考虑到卢绪章在筹建华联同乐会中表现出的组织才能和重大贡献，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批准，地下党职委决定由卢绪章担任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党总支书记。
1939年夏，华联同乐会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体。
赴重庆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40年夏的一个清晨，两个身影借着黎明前天色的掩护，悄悄离开茂密树木掩映中的红岩村。
这两人正是刚与周恩来结束会面的卢绪章和刘晓。
此时，卢绪章心潮澎湃，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周恩来的叮嘱：“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这是卢绪章跟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卢绪章从上海转重庆、正式负责党的地下经济等隐蔽战线工作的转折点。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决定在上海物色干部到西南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
在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副书记刘长胜的推荐下，最终选定了卢绪章。
联络人告诉他，“党组织要将广大华行改作地下党掩护据点，改作党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去重庆是直接受周恩来副主席领导。
”卢绪章恍然大悟，服从安排，于1940年7月只身赶往重庆。
到重庆后，卢绪章一面把重庆等地原有的广大华行改建为党的机构，派人去昆明、贵阳、成都、西安经营西药、医疗器械、运输等业务；一面广交朋友，吸引各方资金，合股建企业、做投资。
商人与政治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
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这半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王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
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
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抑商”是中国传统。
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
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
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
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
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本逐末。
1.姜子盾（生卒不详）在齐国的临淄有一个人在做南北间的生意，这个人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生意人姜子盾。
姜子盾是一个行商，热衷于南北货物交换，他做的最成功的生意是是麻布倒卖，南方人怕热，喜欢北方生产的麻质衣服，这布料质轻价廉，通风吸汗。
姜子盾麻布生意越做越火，两年时间里几乎垄断了吴越麻布市场，他的麻布质量上乘，而且一般都是官方渠道，很讲信用。
姜子盾走的是传统水路，每次贩运麻布都是辗转水运，商船庞大。
安全方面当然不是问题，姜子盾早就通过地方政府的关节打了招呼，遇到一些奸滑大盗，他便用巨资打点。
因此，姜子盾的船队，在齐国到吴越的路上，一律无害通过。
姜子盾常年做麻布贩卖生意，和南北路上的盗匪有“合作关系”。
史上“范蠡贩马”的故事，双方实现了商业合作的共赢。
从此，姜子盾与范蠡成了商场上的好朋友。
2．商鞅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
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3.汪直汪直（？－1559年）,大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
汪直年青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
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
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
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
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获得许栋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中国近代发展实业的历史回顾作者：张连文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第01期【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展实业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实业发展并没有替近代中国的发展洗去“尘埃”。
今天，通过了解中国近代民族实业发展的脉络和前尘往事，在认识史实的过程中，了解近代时代经济、政治的变迁，也真正理解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认识新时代经济社会提供历史比较和借鉴。
【关键词】振兴实业；民族情感；实业家；经济发展；实业救国；商业史【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090-03【本文著录格式】张连文.中国近代发展实业的历史回顾[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90-92.一、重商主义的历史渊源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欧洲，一些专制主义的政府与商业资本结盟，社会上流行起重商主义，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种“开明专制”主要在东欧的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等国展开，改革教会、兴办教育、发展商业。
“开明专制”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源于法国伏尔泰等人的启蒙思想，欧洲除英国、法国之外，君主多愿意把自己打造成“开明君主”支持海外贸易。
此外，地理大发现，直接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十五世纪末，资本主义在西欧社会开始萌芽和生长，商业资本大行其道，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得到一些封建专制国家力量的支持。
重商主义成为十五至十八世纪备受推崇的经济哲学，法国孟克列钦1615年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国家应该注重保护商人的利益。
重商主義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主张限制货币流出本国国境，最终衰落下去。
二、发展实业成为晚清时代下的强国良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对统治阶级来说值得庆祝的大事，太平天国运动湮灭于清王朝汉族地主湘军和淮军的强力镇压下，清王朝也摆脱了被英法一路讹诈，以出让主权换取侵略军退出北京。
论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其一，从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因为研究晚清的历史，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欧洲开始了现代化浪潮，到20世纪初，全球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如何进行工业化是个大问题。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在强调“中体西用”，即维持封建统治不变的情况下，运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
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工业化尝试的失败，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西方是通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清政府采取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政策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晚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薄弱。
真正能使中国近代迅速工业化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因为民族资本代表了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二是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不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
清政府的腐败注定其官僚体制无法担当领导近代化的责任。
正如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所说，晚清时期，“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中国对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只要封建统治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迅速工业化，国家就不能富强。
其二，要把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结合起来。
学术界以前用革命史“两条线”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
新时期开始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有新的审视，丰富了对历史的认识。
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
前一种研究范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变更学说，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社会形态变更中的作用。
后一种研究范式更多是从强调了生产力变化来研究社会形态的变迁，从而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中国近代史时间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1842年，鸦片战争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洋银2100万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须与英国协商。
《南京条约》影响：（1）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开创了列强以条约形式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恶例。
（2）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演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4）反侵略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肩负的两大历史任务。
（5）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43年，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9世纪40—5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1842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846-1850年，两广自然灾害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国。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在南京建都，改称天京。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天平军北伐。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法国利用“马神甫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9月，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1857-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8年1、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1）增开牛庄（后改营口）、汉口、九江、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
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作者：冯筱才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网点击数：1336 更新时间：2007年08月25日商人与政治的研究主题，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或者“现代化”的理论取径，而对中国近世的政治、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行为间的互动关注不够。
其实，讨论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必流于牵强。
对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
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去梳理商人与政治、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
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
一、文献批评1980年代前，“商人与政治”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其一，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
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
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
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政治幼稚”说等等。
（注：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
）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者“买办阶级”作些区分。
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
这些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色彩仍很浓。
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
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
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
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
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
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
（注：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
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
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
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
其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
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
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
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注：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
）在西方，1960年代后，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名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
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
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
如陈锦江(WellingtonK.K.Chan)、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小科布尔(Parks M.Cobl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均有相关专著问世。
（注：Wellington K.K. 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987;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Flammarion,1986).translated by Janet Llov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中文版由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以下引用该书均为中文版页码）；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74).）其中白吉尔与傅士卓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1927年的政商关系。
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1927年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趋势崛起，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政治上也日益觉悟，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
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资产阶级”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
而傅士卓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化。
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由于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创建，自治运动的参与，日益表现出政治方面的发展，五卅运动则代表“商人组织政治化”的一个高峰。
1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
而曼素恩则关心“民间力量”的成长，认为它隐含着对“国家”的反抗。
小柯布尔等人更把“政府”视作阻滞商业发展的力量。
台湾学者如李达嘉、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政治发表了多篇著述。
（注：李达嘉：《商人与政治：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以下皆简称《商人与政治》），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又：“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决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同上，第27期，1997年6月；“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同上，第21期，1992年6月；“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1996年。
）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政治”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
（注：达嘉：《商人与政治》，第285～287页。
）历史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
（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
余氏认为：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应遵守十九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
”）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
以“商人与政治”的题目而论，以上中外学者，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围绕着“商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展开的。
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世的商人群体有政治企图，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虚弱或者强权的压制而最终未能实现。
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吗？其实，上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商人与政治”时，多以上海作为其举证的唯一中心。
然而，欲通过对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观察商人的政治动向，笔者认为难度极大。
政治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
笔者认为，要看清中国近世商人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仅从上海着眼是远远不够的。
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
而如何找出这些共性，就需要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
即使要了解上海商人的政治旨趣，笔者认为亦应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
要判断商人的政治动向，首先便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视点。
其次，更不能以预设的政治化框架去套商人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