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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探索依法治国的历史轨迹作者：刘曼抒来源：《新长征·党建版》 2015年第1期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曼抒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总结，是党历经曲折勇于探索的智慧结晶。
中国共产党90 多年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也是党依法治国思想与实践不断探索的历程。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探索历程，也是“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过程。
一、围绕夺取政权新道路的尝试（1921年—1949年）党围绕夺取政权新道路的尝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党成立之初的法制探索阶段。
党的二大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九个决议案，这是党诞生以来，在具体法制领域中的首次探索。
这一时期，党的法制建设多为党的会议作出的议案决案，而非立法机关创立。
国共两党合作结成的民主联合阵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导致党的法制基本停留在文件上。
二是依靠法制巩固革命政权阶段。
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阶段。
党通过发动武装革命，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并经过不断发展建立了革命政权。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切实维护工农大众的合法利益、妥善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党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法案。
这一时期法制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几个突出特点，即开始创立人民权力机关（或称立法机关）、开始初步形成法律体系、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落实。
三是以法制凝聚力量抵御外辱阶段。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创建了“陕甘宁”边区，并在敌后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法制建设呈现出革命性、广泛性、包容性相统一的特点，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陕甘宁边区继承处理暂行办法》以及《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等。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997
1997年，中国发布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以来，几乎
所有改革与建设的根本准则。
该基本方略的总体宗旨是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方针，以改革强
化权力运行制约，改善人民明辩平等、诚实守信参与社会活动，逐步实现社会公正与民主
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实施这一基本方略，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执法者的权利和义务严格
按照法律执行，避免偏袒和任性的行为。
其次，要加强党的领导，注重进行依法党风建设，落实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对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监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使党组织成
为依法治国的模范。
此外，还要加强司法制度和社会公共管理体制的建设，建立完善公正、有效、可信赖的司法制度，加强社会风气管理，强化法治精神。
最后，要同步推进宪法实施，切实履行宪法对政府的合法权力范围，加强宪法的宣传
教育，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落实宪法法规和制度，确保宪法约束
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民主和长治久安的主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必将为中国的社会管理和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指导作用。
2014年第8期总第246期专业眼光看经济经济眼光看中国全国百强社科期刊*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2014年自主研究项目“改革热点研究”（编号：2014GGYJ004），项目协调人：王佳宁。
王佳宁编审主持审定选题和写作框架，总纂全文。
执笔：罗重谱。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演进轨迹＊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Ｌａｗ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内容提要邓小平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围绕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关系，我们党完成了对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作出了部署，且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思想，对依法治国方略进行了全面升华。
关键词依法治国民主法治社会主义法制Speci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REFORMAbstract:Deng Xiaoping ’s thought of rule of law laid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was established as the basic policy that the party leads the people in running the country in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Subsequently,the CPC completed the theory innovatio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arou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be in power for the peopl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ethic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administration.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Comrade as general secretary,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has made the deployment to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in an all-round way,and put forward some new ideas,such that promote joint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ruling according to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adhere to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legal state,legal government and legal society,which has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sublimation of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Key words: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democracy and law,socialist legal system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则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全面依法治国的形成发展脉络全面依法治国是近些年来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形成和发展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脉络：一、从开展法治试点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法治试点工作到“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再到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
在此期间，我国创立了一系列法治试点城市和示范区，采取了多种措施建设法治社会，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法治在中国日益被重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方针，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在随后的几次中央全会上，全面依法治国被不断强调，并被写入中央政治文件中，成为国家战略和使命。
二、从法制建设到法治建设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开展法制建设，形成了一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
而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单一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标准向法治建设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强化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文化，把法治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此外，还要加强法律人才培养，建立健全运行规范的司法体系和公检法机关职业化建设，让法治变成社会行为的准则。
三、从“治”到“依法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治理难点和关键问题，让我国体制内的华丽生长开始面临考验。
逐渐发现，过度强调“治”往往属于权力管理，容易导致无限权力膨胀和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因此，转变为依法治国迫在眉睫。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在权力管制和分配上依据法律实现规范化、正义化，从而确保权力以规律方式使用，高效、公正和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
这里的“治”将会被制定的法律规范所替代，而“法”则放大了规范力度，实现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升级。
四、从政治规律到法治规律法治是政治规律的深入贯彻，是一种更深层次、更系统化的规范性管理方式，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
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依法治国，从根本上讲，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法定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对我们党严格执法执纪优良传统作风的传承，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深化。
历史地看，我们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发展过程。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就陆续制定和颁布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一系列法律制度规定，为新生红色政权的依法产生和依法办事，为调动一切抗日力量抵御外来侵略者，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宪法性依据和法律遵循。
遵守法纪、依法办事成为这一时期党政工作的一大特色。
尽管从总体上看，为适应战时需要，当时主要实行的还是政策为主、法律为辅，但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军事力量对比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党依然能够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坚持探索和实践法制建设，充分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博大胸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
依法治国方略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求是》王利明核心提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
核心要点：■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
■虽然“法治”和“法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即不再仅仅将“法”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而是作为国家制度的依据和基础，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后，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法律体系注重立法层面的有法可依，而法治体系则覆盖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囊括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各方面。
■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发展和完善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保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
这次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作出了系统规划和全面部署，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这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一步深化，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要深入理解这一战略部署，有必要回顾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1997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自1997年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
它是指在国家治理中，依靠法治的力量，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手段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国家发展。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立法为先，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础是健全的法律体系。
1997年以后，我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民法总则》等。
这些法律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平正义。
此外，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还加强了对经济、金融、环境等领域的法律建设，以确保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执法公正，保障法律的实施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执法公正。
在1997年之后，我国加大了对执法机关的改革力度，提高了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责任制和执法监督机制，执法机关与社会各界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关系，确保了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同时，我国还注重执法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执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三、司法独立，维护法律公正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是司法独立。
在1997年以后，我国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改革，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
通过建立独立的审判权力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如完善法官选任制度、加强司法监督等，我国的司法体系逐渐完善，司法公正得到了有效保障。
同时，我国还注重加强司法公开和审判透明度，加强对司法行为的监督，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依法治国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1997年以后，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律的实施效果，我国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有效维护。
同时，依法治国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通过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保护产权和合同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我国的经济稳步发展，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得以释放。
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势头停滞不前，甚至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在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确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法治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依法治国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以法为基础。
依法治国体现了国家需要健全法制和厉行法治的社会需求，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举措。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1956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需要通过依法治国来维系。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并没有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对法治的要求更加的严格，对法治更为迫切。
全国的经济应该由法律调整，都要依法治理。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方略的历史发展综述作者：于语和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01期摘要：依法治国方略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不断推进和国家治理理念不断现代化的过程。
基于法治的历史发展脉络回顾近代中国引进法治之艰难，反思依法治国与西方法治之区别，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从而对于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进行追本溯源地探讨，对于法治的价值、内涵、历史沿革问题进行综述与分析。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体系;以德治国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47-09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依法治国的方略自十五大正式提出至今在中国已推行十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的法治建设高速推进，法律精神渐入人心，法治理念日益完善，法律意识持续增强。
“法治”二字从遥远而冰冷的法律条文中走出来，走进人们心中，渐成一种需要，变为一种习惯，进而又升华为一种价值乃至一种信仰。
英国社会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过“人们普遍相信，对待政治学真正科学的或哲学的态度和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沉思和阐释之上”。
当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历史领域，从广阔而深厚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和把握法治，则更能理解法治二字在中国的困难与成就。
一、从法治到依法治国（一）追本溯源——西方法治的内涵西方的法治精神与观念源远流长，最早孕育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在贵族与平民的不断冲突斗争与相互协调妥协中孕育了“法治”最初的意蕴。
从源头而论，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远流长，始于梭伦变法，至亚里士多德时逐渐臻于理论化。
雅典的城邦政治与民主制度辉煌于伯利克里斯时期，后世的史学家和法学家将雅典的城邦政治活动称之为“法治”①，诚然雅典的民主法治无法与近代的民主法治相提并论，却成为西方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宝贵源头与厚重基石。
在思想史领域，法治滥觞的古希腊给后世留下辉煌而丰富的遗产。
在追求政治生活之“正义”目标下，亚里士多德开宗明义地主张“法治应优先于一人之治”[1]（p.167），宣称法治优于人治，认为法律这一“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胜于“感情用事的统治者”[1]（p.163），由此，人类对于法治最早的清晰概念由古希腊先贤亚氏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p.199），“普遍服从良法”的观念成为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念在当时是人们的共识。
法治最初代表着理性的统治、内含着平等与正义的追求、蕴藏着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理想，更是人们抵御人治之私欲、权力之腐败的堡垒，这些法治含义影响了后世法学家，在他们的论述中仍能察觉法治概念最初的身影。
然而，当时的法治观念并不独立，作为理想存在的法治思想与精神，成为依附于正义观念的子概念。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最终被罗马人征服，然而正如贺维斯所说，“希腊人成了罗马人的俘虏，希腊文化俘虏了罗马人”。
罗马人的军事侵入没有湮灭希腊的辉煌文明，反而摄取了希腊的法治精神与理性观念，在法治思想领域，罗马人也成了希腊法治思想的承惠者与传播人。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思想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结合起来，运用于政治实践，形成了对法治模式的广阔视角。
西塞罗将理性看作神赋予人的本质属性与高贵品质，认为理性即是不成文的法律。
更重要的是，古罗马法学家不仅主张“以法为据”，借助于自然法、理性、正义等概念来强调法律的权威和作用，更赋予法律以治国重器的能力，于政治实践中弘扬法治的精神。
古代的罗马人形成了尊重法律的优良传统，制定了《十二表法》，产生了比较独立的法学家阶层，而这些法学家精心编纂构造了庞大的罗马法体系，并将法治精神贯穿其中，其影响力沿袭至今<sup>[2]</sup>。
西方社会进入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后，一切思想与精神都沦为神学的婢女，教会利用法律来对抗和限制世俗国王的权力，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中世纪万马齐喑的静谧暗夜中闪现出了“国王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的法治火花。
由此，亚里士多德之法治观念被人们普遍推崇后，随着罗马法的兴盛和自然法理论的形成，人们不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是良法且被普遍服从的信念，而是更加着眼于考量法律被人们普遍服从的内在依据。
法律之所以被公众普遍服从，并不是依靠法律的严酷与冷峻，也不是靠外力的强制和压迫，而是出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出自社会公众对法律神圣性的认同。
换言之，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宗教在中世纪对社会生活的强大干预下巧合地使得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服从同对神的崇拜和信仰联系在一起，宗教观念恰恰充当了使人们认同法治神圣性的黏合剂，正如伯尔曼所言，教皇革命虽然引发了全面的政教冲突，却意外地造成了“皇帝、国王和领主的世俗政治法律权威的增强”[3]（p.412），因此，中世纪公民的法治意识并没有因之受损，反而为近代西方法治观念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
当然，基督教神学对思想的漫长钳制使欧洲人屈从于神意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自由与理性的憧憬。
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随着罗马法的集成《国法大全》在意大利的发现，城市国家的迅速兴起，复苏的城市与商业对于“使用的知识和需要管理社会生活的科学”具有热切渴望，而这一兴起的要求以复古的形式展现出来，掀起了一场学习和研究罗马法的热潮<sup>[4]</sup>，最终引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则带有更加强烈、更加明显的政治革命性质。
对于近代法治思想的形成来说，文艺复兴运动为其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精神条件，而启蒙运动是近代法治思想体系形成的直接力量源泉<sup>[5]</sup>，法学家们推动了法治理论的制度化和现实化。
孟德斯鸠等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权力”持有天然的恐惧，对“人性”则极度不信任，故而认为权力的滥用是万古不易的经验[6] （p.157），“法治”在对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保障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启蒙思想家们在宣扬热情的政治革命理论知识之时，推动了法治理论的制度化和实践性。
以法治的理性作为抵御专制滋生的堡垒，对权力重新解构、定位和整合便成为法治精神的具体实践。
西方法治的有效性与其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呈现出的限权能力、理性主义精神紧密相关。
法治在西方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活动的目标、人类生活的福祉、权利的实现等充满道德色彩与感召力的信念相维系。
如果说法治精神是抽象的理念围墙，那么它便在墙内的自由与民主、墙外的专制与权力间构建了坚实的阵地，制约权力成为西方法治精神与价值实现的具体方式，也成为西方法治文明的特性与传统。
康德说：“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因此，西方的法学家和思想者们很早就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和摸索。
在这两千多年探索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法治的形成不只是一个或几个简单或纯粹原因的叠加，在深层次上始终存在深刻的文化发展脉络与历史传统积淀的问题。
如今，我们再次审视西方的法治理念及其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大有裨益。
（二）曲折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引进法治的艰辛之旅中国近代法治观念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之基础上诞生的，而是在移植西方法治精神的经验和成果上构筑起来的。
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寄寓着变法救亡的时代命题，承续着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法治”这一舶来品开始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
变成法，改旧制，“法治”自近代中国的引进伊始就面临着变法图存的沉重使命，虽为变法，但中国近代之衰颓黑暗岂是“法律”之变可以一力行之？时代呼吁的是一个全面的旧秩序破坏和新秩序重建，变革官制、移风易俗、更新教育、富国强兵这些急迫而庞大的重建任务被一股脑地整合于“变法”中，孙中山认为法律被当作一种“建国方略”，而不是“治国方略”。
法律所扮演的角色成为对旧秩序旧制度进行解构与摧毁，全面推进社会新秩序重建的手段<sup>[7]</sup>。
作为新生事物的“法治观念”伴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东方古国的进程中，始终离不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语境，而其中的艰难与曲折，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的法治或法律实践的艰辛历程，审视这一具体时空和情境下“法治”的印记，不禁感慨一代代中国人寻求法治道路的困惑与迷茫;当历史拉开了距离使我们更有可能从容地回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时，我们也不禁唏嘘于“法治”在中国引进的困境与成就。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了“洋务运动”时期，在学习西洋技艺之先进时开始掀起一轮传播西方法律制度与观念的浪潮，比较早将西方的法学观引进国内的是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士大夫<sup>[8]</sup>。
有记载，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9]（p.174），以“了解夷情”而“知己知彼”。
鸦片战争后在其被发往伊犁的困境中，依然委托好友魏源完成《海国图志》的编纂，二人在引入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学观念方面可谓“但开风气”之先驱。
而后冯桂芬、王韬、黄遵宪等早期维新思想家在“世变代嬗”、“势在维新”的领悟下，大量学习并撰写有利于西方法学观传播的时论与著作，西方法学观及法治精神开始作为西方先进制度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国。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大力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学思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严复译述并出版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探讨法治精神的内蕴与体系，借助孟德斯鸠之学说，提出法律是“治国之经制”的“法治”思想;阐发了法治之本在于为民立法，唯有此种法律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疾呼应当建立全新之法律体系，包括民法、刑法、国际法等内容<sup>[10]</sup>。
如果说前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西潮汹涌的文化输入中打开了通向法治观念的幽径，那么严复的法学思想与译著资料开启了向国人系统译介西方社会政治法律思想的一扇门窗。
他提出“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11]（p.969）而寄寓西方法律制度之先进，这不仅远比洋务派进步，比同时期维新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眼光和见识也更为深邃精辟。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更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上述活动，陈独秀、李大钊开始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法学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活动。
总之，这些思想的火光渐成燎原之势，启迪了中国人的法律意识，经过多种渠道输入的西方法治文化，作为救国良策与启蒙资源，成为突破旧窠臼、走向近代化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