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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
前者即为“异化”,后者即为“归化”。
根据劳伦斯韦努蒂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2]。
归化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时要向目标语靠拢,选用目标语中与原语相对应或相近的表达方式,译文更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异化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保存和反映异域文化和语言风格,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辜鸿铭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3部儒家经典,其中1906年发行的《中庸》译本最为流传,深受西方人的青睐,先后收入“东方智慧丛书”。
然而,王国维却批评辜的《中庸》译本为“全无历史上之见地”[4]。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探究辜鸿铭所运用的归化策略,以阐释其《中庸》英译本的历史价值。
一、辜译《中庸》的历史背景辜鸿铭的翻译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借译言志,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但我们应该以历史的态度去研究译者的译本,寻求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期为译者的翻译策略作出合理的阐释。
辜译儒经正值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华民族之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的蓬勃发展,促使其对中国不断的侵略扩张。
中国清政府内部腐朽不堪,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一味屈从于西方殖民地国家,以求苟合。
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和传教士为了达其殖民主义的侵略目的,恶意扭曲中国传统文明,企图将西方文明植入中国,以谋其侵略行为的正义化。
1890年,阿瑟·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就曾列举出中国人愚昧、无知、麻木等特性。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华文明的恶意歪曲,形成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片面认识,使得中国古老文明在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和鼓吹的精神文明下变得一无是处。
国内的进步人士对当时中国现实深感绝望,将中国儒家文化看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先进的西方文明。
分类号密级U D C 编号硕士学位论文归化：进入和反抗强势文化的另一种策略—后殖民翻译视阈下辜鸿铭《论语》译本研究学位申请人姓名:赵 蓓申请学位专业方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指导教师姓名:熊兵 教授Domestication：Another Tactic to Enter and Challenge the Hegemonic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Ku Hungming'sTranslation of Lun Y u from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PerspectiveA Thesis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Degree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ByZhao BeiPostgraduate Program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a Zhong UniversitySupervisor：Xiong BingAcademic Title：Associate Professor Signature:ApprovedApril，2009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作为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新流派,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它通过把翻译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之中,揭露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差异,从而来消解强势文化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在构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翻译活动通过不同的策略对所涉的文化差异要么予以保留,要么予以抹杀。
译者在将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时,通常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弱化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对弱势文化进行霸权干预和统治。
相反,异化的翻译则通过保留这种文化差异来抵抗强势文化的统治。
但是对于归化、异化翻译效果的这种看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质疑。
本文选取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作为案例,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研究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论语》,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辜鸿铭是二十世纪初期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在当时被西方人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其《论语》译作的问世,打破了西方汉学家、传教士在“中学西传”领域的垄断,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晚清政府及其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遭受了多重暴力。
在此情况下,辜鸿铭决定英译《论语》,以期重新树立西方眼中的东方文化形象。
但是他却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处处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本文将运用关注强弱势权力差异和权力斗争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把译本放回到其翻译活动的具体背景中,深入研究其归化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该译本在西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期望证明,在翻译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译文本身,还要考虑翻译活动的背景,译者的身份和立场,以及译本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等其他外部因素。
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绝不是互相对立的。
归化翻译并不一定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共谋。
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弱势文化树立其正面形象,赢得强势文化广泛理解的有效手段。
Ku Hungming＇s Transl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作者： 章莉
作者机构：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出版物刊名： 韶关学院学报
页码： 148-15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9期
主题词： 辜鸿铭;典籍英译;后殖民翻译理论;文化身份
摘要：清朝末期，“怪杰”辜鸿铭在国内知识分子大量引进国外论著的热潮中做出了翻译儒家典籍的“怪举”。
这与众不同的翻译行为并非辜鸿铭的无意之举，而是在当时社会政治背景影响下的一种爱国行为。
以后殖民翻译理论为基础，梳理辜鸿铭翻译儒经的前因后果及其采用的翻译策略，探讨辜鸿铭的儒经英译在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可以为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典籍英译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一、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发频繁，后殖民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学者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备受关注。
在这本译本中，辜鸿铭试图突破西方主流文化视角，将我国经典《中庸》重新诠释。
本文旨在探讨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在后殖民视域下的重要意义。
二、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及其意义1. 辜鸿铭简介辜鸿铭，著名学者、翻译家，长期从事我国文化传播工作。
辜鸿铭凭借其丰富的学术造诣和翻译功底，被誉为当代我国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
2. 《中庸》译本的重要性《中庸》作为我国传统经典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在后殖民视域下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上，西方学者对于我国经典的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他们的诠释往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而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力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以我国人的视角重新诠释《中庸》，从而还原其本来面貌。
（2）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辜鸿铭的《中庸》译本致力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将其传播给全世界的读者。
通过对《中庸》的重新诠释和翻译，辜鸿铭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3）促进跨文化交流《中庸》作为我国传统经典，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和价值观。
而辜鸿铭的《中庸》译本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和感受我国文化的魅力，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三、辜鸿铭的翻译策略与成就1. 翻译策略辜鸿铭的《中庸》译本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翻译策略，旨在更好地表达《中庸》的内涵和精神。
（1）文化转换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文化转换的手法，将《中庸》的思想理念更好地传达给西方读者，使其能够理解和接受。
（2）语言优化在语言表达上，辜鸿铭尽可能地保持原著的语言风格和节奏感，同时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译文更具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2. 翻译成就辜鸿铭的《中庸》译本在翻译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作者： 刘彦仕
作者机构： 四川文理学院外语系,四川达州635000
出版物刊名： 社科纵横
页码： 172-175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0期
主题词： 后殖民语境 译者 辜鸿铭 文化身份 翻译行为
摘要：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意识，表现其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
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
选择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分析，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首部‘四书’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6BWX024）的成果之一。
1.引言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
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我们搜集到的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出，在哲学界以及汉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精髓思想的《中庸》研究，至今前人鲜有涉及。
2.国外研究《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因此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杜维明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于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由段得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蕴含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2002）。
3.国内研究国内对《中庸》的研究此起彼伏，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
在国内译者的《中庸》译本中，以辜鸿铭的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1906) 最为著名。
在清末明初年间，他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里。
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
收稿日期:2006-03-16作者简介:王 辉(1970-),男,湖北郧西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四书》英译(史)。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王 辉(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摘 要:辜鸿铭的儒经英译,打破了由传教士、汉学家垄断中学西渐、制造中国形象的局面,具有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是文化殖民的初衷与色彩。
本文以《中庸》为例,指出辜氏译经,着眼于儒学的道德诉求,为中国文明争地位;广引西书,以证儒学的普世性;西中格义,方便读者理解;创造性诠释,显现译者关怀。
辜氏译本不斤斤于原作的“特质”,语言流畅优美,与后殖民理论家主张的“异化”、阻抗式翻译大异其趣。
辜氏翻译策略的成功,有助于我们反思、推动方兴未艾的后殖民翻译研究。
关键词:辜鸿铭;中庸;翻译策略;后殖民翻译研究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722X (2007)0120062207A Postcolon i a l Perspecti ve onKu Hung 2M i n g πs Tran sl a ti on of ZhongyongWANG Hui(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Pr ov .,518060,China )Abstract:Ku Hung 2M ing was the first Chinese t o compete with Christian m issi onaries and W estern Sinol ogists in rep resent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thr ough translati on and creative writings .H is Confucian translati ons were motivated by a clear and str ong desire t o say no t o W estern col onialis m in general and intellectual col onialis m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s ome p r om inent features of Ku πs translati on of Zhongyong and analyzes his translati on strategies e mbodied therein,and p r oceeds t o reflect on certain m isconcep ti ons in postcol onial translati on studies .Key words:Ku Hung 2M ing;Zhongyong ;translati on strategies;postcol onial translati on studies 0.引言在发轫于清末,汹涌于民初的现代化浪潮中,辜鸿铭(1857-1928)无疑是一位逆潮流而动的“怪杰”。
他“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在咸与维新的时代,却一头扎进中国旧籍,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充当起风雨飘摇之中的传统文化的辩护士与卫道人。
他对西人西学口诛笔伐,对维新革命冷嘲热讽,在现代性话语主导的历史书写中,落得诸如“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保皇党”“守旧派”之类的恶名。
后殖民话语的兴起,为我们重新审视辜鸿铭提供了新的视域。
在后殖民理论的烛照下,现代性显现出另一面向,它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利器,是输出文明,消灭异己的工具。
诚然,如果我们暂时放下早已现代化的思维方式,试图从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视角考察百余年前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我们对辜鸿铭孤独的文化事业就会多一份同情与敬意。
辜鸿铭的文化抗争主要见于其中英文著述和儒经英译。
考察辜氏在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高峰时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策略,对于方兴未艾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或许会有所启发。
后殖民论述独具慧眼,看出翻译活动在西方宰制东方、输出文明中的独特作用,视之为“殖民主义的工具”;当然,翻译也可以发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弘扬民族传统的正面作用,充当“反击、消解殖民主义的工具”。
(Robins on,1997:31)但无论将翻译看作殖民工具还是解殖手段,都涉及到具体的策略问题,需要以具体的译例,说明翻译是如何充当了这样那样的工具。
恰恰在这一关键论证上,后殖民理论家大都虚晃一枪,语焉不详。
比如第30卷 第1期2007年1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P 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0 No .1Jan .2007N iranjana(1992)在译者的著述或译作的副文本(前言、注释等)层面上大做文章,于翻译本身却极少涉及;①Venuti(1995)和N iranjana(1992)甚至简单地将归化、异化分别等同于殖民和解殖的翻译策略。
这些倾向受到Peter Fa wcett(1998:106)和Douglas Robins on(1997:108-113)的质疑与批评,削弱了后殖民翻译论述的说服力。
后殖民翻译研究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正视具体译作的文本研究。
辜鸿铭先后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3部:《论语》、《中庸》和《大学》。
②其中以《中庸》译本最为流行,先后收入“东方智慧丛书”,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和《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均列入“世界名著文库”),以及台湾中国文化复兴委员会编选的《英译四书》。
③1908年的伦敦单行本,到1928年就已经4次重印。
译本的风行,使辜鸿铭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
(Maugha m, 1922;转引自L iu,1999:161)本文对辜氏翻译策略之探讨,即以《中庸》为主,旁及其他译本。
1.翻译目的与动机辜氏翻译儒经的首要目的,是要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改变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进而转变对华政策。
他在《论语》译序的结尾写道: 我们希望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抽出时间来读一下我们的译本,借此检讨一下他们对中国人的成见,改正这些先入之见,修正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态度,进而改善两国关系。
(Ku,1898:ix,x)时隔8年,辜氏在《中庸》译序的结尾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民,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庶几未为白费。
(Ku,1906:xi,xii)辜氏以为,西人之所以敢于傲视中华,是因为他们只认器物财富,依仗声光化电、坚船利炮,自以为文明进步,视中国为愚昧落后。
在《中庸》译序中,辜氏反复申说,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因为它以道德为基础,中国的秩序是永恒的秩序,因为它用道德来维系。
他提醒西方人: 如果评判文明的标准是能否让富人们尽情享乐,那中国文明无疑是失败的。
但如果以一个民族是否有强大而有约束力的道德责任感来评价其文明,则我可以证明,中国文明即便在今日也没有失败,恰恰相反,它非常成功。
……观察中国,你必须看它的本质,它的道德,而不是纠缠于它有没有电灯。
(Ku,1906:vii-ix)辜氏翻译儒经,就是要展示中国文明的道德根基,说明它是优于物质文明的真文明,值得西方尊敬与学习。
然而,儒经的西译,早已有耶稣会士开其端,新教传教士承其绪,汉学家理雅各(Ja mes Legge, 1815-1897)集大成,又何须辜氏劳动大驾?原来,辜氏对欧洲汉学相当失望。
早在1883年,他就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用英文评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 p),抨击汉学家浅薄鄙陋却又妄自尊大;汉学研究支离零碎,毫无整体观念;译者选材缺乏眼光,却对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大放厥词。
(Ku,1998:111-125)辜氏对欧洲汉学的酷评,堪称“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先声。
对理雅各的儒经翻译,辜氏也是多有微词。
在他看来,理氏译本从风格到内容均不足观:术语翻译生硬粗糙,不足达意,甚至还不地道;更糟糕的是,“无论注释还是绪论中,理雅各博士均无片语只言显示他对孔子学说有整体的、哲学的理解”(Ku,1898:116)。
其《论语》译序开篇就攻击理氏“缺乏文学训练,全无判断力和文学感”,“心灵极度僵化狭隘”,对理氏译本能否传递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深表忧虑: 一个敏锐好学、具有哲学、文学眼光的人,倘若认真研读理雅各博士卷帙浩繁的《中国经典》译本,无疑会对其中的道德文化,也即中国人的文明有所洞察。
但就普通的英语读者而言,我们只能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之知识与道德面貌,其陌生与怪诞,不亚于一般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衣着与外貌。
(Ku,1898:vii-viii) 辜氏在民族文化的危急存亡之秋重译儒经,念兹在兹的是向西方宣示中国文明的道德性。
他要借助翻译,改变被汉学家歪曲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形象,抵制欧美列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思想殖民(intellectual col onizati on)。
其动机与用心正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2.翻译策略辜氏既然认定理雅各的汉学翻译展示的中国形・36・ 第1期王 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象怪诞不经,他采取了哪些策略来树立中国文明的正面形象,促使西人改变对华态度乃至政策呢?笔者以为,辜氏的翻译策略,体现在其译本的基本特色之中。
现以《中庸》为例,举其大端如下。
211凸现儒学的道德诉求,显示中国文明是道德文明辜氏突出儒家思想的道德主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在前言、注释和附录中现身说法,反复强调;二是在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别出心裁,百虑一致。
前一点不需多说,这里分析第二点。
儒经翻译,难在术语传译。
核心概念有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作用,翻译得当,则纲举目张,儒学的堂奥不难窥见。
译者对儒学是否有整体的理解,于此也可以看出。
为便于理解,我们先借助《中庸》的核心概念对该书思想做一极简约的介绍。
《中庸》受到宋儒的表彰而位列四书,是因为它为孔孟的道德学说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
《中庸》认为:人的德性是上天赋予,本自圆成的。
人只要自觉其本性,率性而为,就是行道。
教育的作用是修明人道,使人不违失本性。
为人处世,循道而行者为君子,克尽本性者为圣人。
圣人得天行道,参与宇宙造化,与天地并立为三。
至于篇名“中庸”,在孔子那里指的是“中道”“执两用中”“无过与不及”,但在子思这里,“中庸”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