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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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明代白银货币化摘要在中国货币演变史上,货币形态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到少的演变态势。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即银本位的确立。
然而,白银货币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是在官府与民间,白银与纸币和铜钱的博弈中造就的。
白银货币化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唐宋元时期白银的使用提供了社会基础,明朝白银产量的大幅提高和外银内流使得白银供给较为充足,明朝混乱的货币制度使得白银这种硬通货的吸引力提高,政治势力的角力等等。
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反过来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国家赋税制度、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实介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分析其原因以及社会影响,以反映中国货币制度演变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明朝货币政策白银货币化一、导论(一) 选题原因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结构变化的重要反映,并推动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期,大明宝钞因严重贬值退出流通领域,白银以体积小价值高、易于分割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属性,于天顺以后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隆庆元年,明穆宗颁布诏令: “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这以法律形式确定其货币地位,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
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当白银努力冲破政府的禁令,逐步取代官方发行的纸币和铜钱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世界市场开始出现。
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白银成为世界货币。
以白银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联系在一起。
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因此,白银货币化除了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国家财政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之外,还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
总之,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史实,从而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具有深刻意义。
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一、前言明末兴盛的对外贸易,以及因之流入的大量白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例如明政府在16世纪中期后税收的货币化、政府支出的大幅成长、东南沿海经济之更繁荣等。
另一方面,西欧和中国的贸易,对推动西方朝向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到底有多少白银在明季流入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记录。
虽然过去许多学者做了估计,国内一些从事明季中国海外贸易主题研究的学者,在其着作中也引用了一些白银输入量的估计数据来佐证当时贸易的盛况,但欠缺全面而有系统地计算与推演,并从未与中国自产白银进行数量上的对比,因此无法得知海外流入白银占当时整体白银流通量的比重,更难推估出对当时经济等层面的影响。
本论文首先尽可能搜集国内外学者有关明季流入中国的白银之研究成果,再以归纳与平均的方式,估计出最可能的数量。
另外,笔者也估计了中国自产的白银数量,以资对照。
研究发现,明亡前的百年期间,国外流入白银是中国自产白银的近10倍,不难理解这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6—18世纪,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
16世纪时,秘鲁的银产量占全世界银产量的61.1%、墨西哥占12.1%,合计73.2%;17世纪时,秘鲁占63%、墨西哥占24.1%,合计占87.1%;18世纪时,秘鲁占32.5%、墨西哥占57%,合计89.5%①。
西属美洲生产的白银有很多最后都输进了中国。
西属美洲的白银经由三条路径运往中国,这三条路径依其重要性依次为: (1)西属美洲→菲律宾马尼拉→中国(1570年代以后);(2)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葡萄牙→中国(1570年代以后); (3)西属美洲→西班牙塞维尔→荷兰、英国→中国(17世纪初以后)②。
明后期,世界另一个白银的重要产地为日本(约占世界银产的15%),日本生产的白银,绝大部份都输进中国。
1540年以后,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
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日本,1550年后,葡萄牙人每年定期前往日本贸易③,大约在1570-1600这段期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中、日贸易。
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全汉昇一中国的白银,到了明代(1368—1644),要比过去具有更高的购买力。
关于当日白银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作者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1]一文中,曾经从白银的需要方面加以讨论。
可是,事实上,明代白银价值所以提高,除由于社会上对银的需要增加以外,当日白银的供给情况,我们也不应该忽视。
本文之作,拟对明代银矿生产情况作一考察。
可是,尽管中国白银之普遍用作货币始于明代,明代文献关于银矿产额的记载却非常缺乏。
在另外一方面,《明实录》中关于政府历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记录得相当详细。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银课数额,来对明代银矿生产或白银供给情况,作一种可能的推测,或近似的估计。
二明代政府因银矿的开采和煎炼而得到的收入,称为银课。
这些银矿的开采和煎炼,有商办的,有官办的。
商民开采银矿,须得官方特许,首先估计一年可能采炼到的银子,提出一定的数额,每年缴纳给政府,称为银课。
[2]大约对于矿砂中含银成分较低的银矿,政府因为开采无利,有时准许人民开采。
[3]可是,在银矿产额较大的地区,如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银矿,政府为着要增加财政收人,多派官经营,禁止私人采炼。
在这些地方,政府设立银场局,或炉局(通常简称为银场,或银坑、银穴、银冶),征集矿夫来开采,工匠来煎炼;大约初时预计每年生产所得,扣除各项经费开支以外,约有多少剩余,每年便以一定的银数,称曰银课,缴纳给政府。
关于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明实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开始,至正德十五年(1520)止,除某几年以外,在每年终了的地方都有记载;可是,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正德十五年,每年银课的数字,却与金课合算在一起。
不过,因为明代每年金课收人多半只有几十两,故在金、银课中银课要占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这些数字,友人梁方仲先生在他的大作《明代银矿考》[4]中,曾经加以整理。
不过,在二十余年前,梁先生研究明代银课的收入,只能根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明实录》本,并没有见到最近才陆续印行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而后者记载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较为完备。
明代白银问题(2010-07-31 10:44:30)转载▼标签:杂谈中国最早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是在春秋时期,唐代白银在个别地方如岭南地区成为通用货币,唐王朝曾在个别无蚕乡征收庸调银。
宋代虽然仍以铜、铁钱为主,兼用纸币,但白银已经成为一般通货,可以和钱平行使用。
元朝实行白银收敛政策,在国内厉行纸币,以银当作钞本,多次禁止金银流通,大量白银用于对外贸易。
明初,政府承元代之制,发行纸钞,禁止金银的流通。
但由于纸币的通货膨胀,白银以其优良的自然特性,在天顺以后逐渐成为民间主导的流通货币。
明中叶以后,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隆庆初,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认可了白银的货币地位。
隆庆元年,明穆宗颁布诏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明代使用的白银,还是一种称量货币,以两为基本单位。
最初是以首饰的形式出现的,后来随着政府的解禁,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碎银,即一两以下的银子;其二为银锭,即元宝,普通大元宝是50两一锭,最大的有500两重,元宝上多有文字,大的有铸造地名、重量和银匠的姓名,但小的有时不铸明重量;其三为银元,是从外国流入的银币,主要流通于闽广地区。
国内白银的产量和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数量最早对明代白银存量进行估计的是明末的蒋臣,他在上书给崇祯帝时认为全国有2亿5千万两。
彭信威随即在《中国货币史》中予以驳斥,他举出正德5年刘瑾被抄家时,家里就藏银2亿5958万3800两作例子,认为估计偏低。
但他又认为参加支付流通的不过一二亿两,绝大部分都被窖藏了。
梁方仲《明代银矿考》1939年银课收入之数洪武23年-洪武26年75070两洪武26年-成化22年9786462两成化23年-正德15年1510032两武宗朝以后不可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1939年银元大量输入,除掉葡西日三国外,如英国变有些小的流入自万历元年至崇祯17年(1573-1644)的72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
2023北京昌平一中高三10月月考历史一、选择题(每题2分,共48分)1.围绕着神权、王权和军权,良渚先民设计了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如玉琮象征神权,玉钺象征军权等。
玉器标识拥有者的地位和社会公共权力的分配。
玉礼器的制作使用表明良渚社会()①能够使用铁制的工具②有较复杂的权力结构③已初步具备国家形态④形成了君主专制体制A.①③B.②④C.①④D.②③2.考古学家苏秉琦把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分为六大区系(如图),指出这六个区系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最后汇聚成为中华文明。
这一理论()①强调各区域文化对中华文明所作贡献②说明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③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多元汇聚的统一体④是利用历史文献研究新石器时代的成果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3.王国维认为,夏商“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而西周初期“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
导致以上变化的原因是()A.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B.宗法分封制度的实施C.敬天保民观念的形成D.礼乐制度的逐渐废弛4.秦统一后,围绕郡县制的问题,在朝堂上发生了“师今”和“师古”的争论。
丞相李斯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应加以禁止。
李斯的主张()①有利于巩固统一局面②反映了专制统治的强化③体现了进化的历史观④缓和了中央与地方矛盾A.①②③B.①③④C.①②④D.②③④5.西晋初年,为了利用宗室拱卫皇权,分封了许多同姓王;设置辖区广大的都督区,由同姓王担任都督,掌握军队,镇守地方,称“宗王出镇”。
这些措施的影响是()A.阻碍郡县制的推行B.有利于民族的交融C.造成了剧烈的战乱D.维系了西晋的统治6.西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各民族中,匈奴族和羯族自认为是夏朝的后裔,鲜卑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羌族自认为是虞舜的后裔。
对此评析正确的是()①北方地区民族交融进程的完成②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③各族政权力图确立其正统地位④榷场贸易加强了边境商贸往来A.①③B.②④C.①④D.②③7.《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景德王十五年(756年),“王闻玄宗在蜀,遣使入唐,溯江至成都朝贡。
明朝白银明朝前期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市及商业的日趋繁荣,使商品货币关系日趋活跃。
加上海外贸易的开拓,使货币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就需要自身价值较高的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以及在货币经济方面,为贵金属白银成为普遍通用的货币准备了条件。
明初为推行纸币禁用金银的作法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白银作为贵金属成为货币主体已成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政府禁用金银交易,但民间一直在使用白银,白银即可应用于各种交易,又可作为贮藏手段,不受政策变动影响。
上自官府经费支出、发放军饷、征收田赋、商税、下至公私交易,民间生活消费,都逐渐使用白银。
白银真正取得价值尺度地位是英宗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明政权对这种情况先是默认,后是被迫承认。
英宗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禁令解除。
嘉靖八年(1529年)开始实施的一条鞭法以赋税折银和徭役改为代役银的形式出现,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据《明史》载: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乙亥,以陕西饥,令杂犯死囚以下输银赎罪,送边吏易米"。
也就是说杂犯死罪以下的囚犯可以纳银赎罪。
贵金属白银成为一种法定的秤量货币与铜币并行,白银开始正大光明的走上货币流通舞台,成为贯穿整个明朝货币流通的主体,使中国正式成为银本位的国家,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一。
明朝白银流通于市,除银铤、银锭(元宝)外,也铸造银钱。
而银钱和历代金银钱一样只是货币的形态而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
传世的明代银钱有万历通宝背矿银等数种,数量不多,文献无记载。
明代用银,以银锭计重使用,分为两、钱、分、厘、毫、等计量单位,银锭可以按需用切割。
明后期不但大宗交易用银,而且连小买卖也用碎银。
此外纸钞的贬值和铜钱铸量少更使白银用量增加,白银不足便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形成"银荒"。
由于白银需求量日增,明政府遂将原已封闭的银矿,恢复开采,提高银课收入,万历年间开采银矿达到高潮。
明代民营冶铁业经营方式的性质关于明代民营冶铁业(包括采矿业和冶铸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尽管尚未人作过专题研究。
可是,许多综合研究明代手工业的专家、学者,在接触到那个问题时,都笼统地以为明代民营冶铁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程度已经进人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时期了①。
这种过度夸大明代民营冶铁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是值得商议的。
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历史条件和大体特点在具体分析明代民营冶铁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不是进展到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时期之前,第一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形成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历史条件和衡量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客观标准,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确实是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进展的第二时期,即介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大机械工业之间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取得进一步主导地位的时期。
它形成的历史条件是:“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存、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量人口的显现”②。
在这四个历史条件中,明代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有的那么没有具有。
例如,“市场的扩大”,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
那时,不仅是国内市场日趋扩大了,而且海外贸易市场也相当发达了。
仅就钢铁产品而言,就已经以国际商品的资格进入国际市场了。
------------------------------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44页,上海人民小版社1957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叫题讨论集》(续集)第12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秦佩珩:《明代经济史沦从初稿》第6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假设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第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铁锅、铁针等已经向日本、柬埔寨、缅甸、爪哇、吕宋(今菲律宾)、交趾(今越南北、中部)和朝鲜等国家大量销售,乃至远销到欧洲各国去①。
美洲新大陆发现不久,大量白银得以开采,并流通到世界各地,开启了白银时代。
a 而在此前后,中国明朝已经实现了白银货币化,白银是明朝最主要的货币,美洲的白银成为明朝白银的重要来源。
b 东邻日本也在16世纪初发现丰富的银矿,白银被大量使用,c 并很快流入明朝。
处于中日之间的朝鲜王朝对这种白银浪潮虽有所感知,却并没有做出积极反应,反而处于禁用白银的状态。
事实上,白银在朝鲜王朝前期,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利用,朝鲜世宗国王年间进而禁用,一直到壬辰战争爆发才开始解禁。
朝鲜王朝前期为何要禁用白银,背后有何因由,对于当时的朝鲜王朝及东亚世界有何影响?尽管韩国学者就其中某些问题进行过探讨,d 但还远远不够。
而中国学术界似乎还无人关注过此问题。
e 笔者草此*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视野下万历朝鲜之役研究”(19BZS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350)。
a 参见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b 有关明代货币白银化的问题,有不少研究成果。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有多篇论文涉及此问题,如《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等等。
此外还有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李隆生:《清代的国际贸易:白银流入、货币危机和晚清工业化》,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赵轶锋:《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赵轶锋:《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万明:《明代白银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樊树志:《晚明破与变:16—17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丝绸、白银、启蒙与解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及影响【摘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货币白银化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出来。
本文通过对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探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由于白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提升,导致明代货币体系逐渐向白银化方向发展。
政治上,皇权集中导致了财政需求的增加,推动了白银化进程。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也影响了货币形式的转变。
正文部分还对明代货币白银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包括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繁荣等方面。
结论部分总结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和影响,并展望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原因、影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引言、正文、结论、背景介绍、研究目的、经济影响、总结回顾、展望未来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及影响引言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制度相对完善。
而在明代的货币体系中,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白银在明代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
明代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加稳定的流通货币。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增长,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而白银相对于其他货币更加稀缺珍贵,因此更容易成为流通中的稳定媒介。
政治上的稳定也促进了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过程。
明代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白银的地位,比如规定白银的纯度和重量,以及设立铸币厂来统一制造白银币。
这些政策的实施,提高了白银的地位,使其在经济中更加广泛流通。
社会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贸易活动,这也加速了白银在明代货币体系中的流通。
文化的影响也是白银化的原因之一。
随着商业活动的增长,人们对于白银的认可度也逐渐提高,使其成为更广泛流通的货币。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讨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及其影响,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揭示白银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内在联系。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原因及影响1. 引言1.1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背景在中国明代时期,货币白银化是一种明显的趋势。
这种现象主要是指在明代时期,白银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要货币。
这一现象不仅在中国内地广泛存在,而且还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背景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加强,白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支付手段。
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了白银在中国境内的流通和使用。
外部需求的增加也加速了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背景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联系加强。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这一显著的现象的出现。
1.2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意义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繁荣。
白银的普及和广泛使用使得商品交易更加便利和流畅,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
白银化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使得中国的商品能够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并且增加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经济往来。
白银化还促进了中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有利于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播。
中国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正文2.1 政治因素导致的白银化在中国明代,政治因素是导致货币白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时期,明朝政府的财政困难导致了对白银的需求增加。
明代政府面临着军费、官员俸禄等方面的支出压力,而金属货币的供应受到限制,使得白银成为政府征税和交易的主要货币。
明代政府还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政策,推动了白银化的进程。
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钦定宝泉纯器令》,规定了明代铸币的纯净度和规格,为白银在明代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明代政府还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白银的流通。
明代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大量的白银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等地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全汉昇一中国的白银,到了明代(1368—1644),要比过去具有更高的购买力。
关于当日白银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作者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1]一文中,曾经从白银的需要方面加以讨论。
可是,事实上,明代白银价值所以提高,除由于社会上对银的需要增加以外,当日白银的供给情况,我们也不应该忽视。
本文之作,拟对明代银矿生产情况作一考察。
可是,尽管中国白银之普遍用作货币始于明代,明代文献关于银矿产额的记载却非常缺乏。
在另外一方面,《明实录》中关于政府历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记录得相当详细。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银课数额,来对明代银矿生产或白银供给情况,作一种可能的推测,或近似的估计。
二明代政府因银矿的开采和煎炼而得到的收入,称为银课。
这些银矿的开采和煎炼,有商办的,有官办的。
商民开采银矿,须得官方特许,首先估计一年可能采炼到的银子,提出一定的数额,每年缴纳给政府,称为银课。
[2]大约对于矿砂中含银成分较低的银矿,政府因为开采无利,有时准许人民开采。
[3]可是,在银矿产额较大的地区,如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银矿,政府为着要增加财政收人,多派官经营,禁止私人采炼。
在这些地方,政府设立银场局,或炉局(通常简称为银场,或银坑、银穴、银冶),征集矿夫来开采,工匠来煎炼;大约初时预计每年生产所得,扣除各项经费开支以外,约有多少剩余,每年便以一定的银数,称曰银课,缴纳给政府。
关于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明实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开始,至正德十五年(1520)止,除某几年以外,在每年终了的地方都有记载;可是,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正德十五年,每年银课的数字,却与金课合算在一起。
不过,因为明代每年金课收人多半只有几十两,故在金、银课中银课要占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这些数字,友人梁方仲先生在他的大作《明代银矿考》[4]中,曾经加以整理。
不过,在二十余年前,梁先生研究明代银课的收入,只能根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明实录》本,并没有见到最近才陆续印行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而后者记载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较为完备。
因此,我们现在根据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的记载,把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或金、银课收入的数字,作成第一、二两表。
第一表明代银课收入续前表续前表第二表明代金、银课收入续前表我们如果把历朝合计的银课或金、银课,用有纪录的年数来除,可得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的数字;约如第三表所述。
第三表明代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附注:太祖朝银课,用三年来除;英宗朝用二十年来除;宪宗朝用廿三年来除。
根据第三表,我们可知明代历朝政府每年平均银课收入,以成祖(1402—1423)、宣宗(1426—1434)两朝为最高,其中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一年的银课收入,更高至三九三、九四九两。
自宣宗朝以后,直至武宗朝(1505–1520)末年,共八十六年,历朝每年平均银课,高低各有不同,但都远较成祖、宣宗两朝为低。
因为政府银课的收入主要来自银矿的开采与煎炼,故我们可以推想,约自14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百三十年内,中国的银矿产额,在最初的三分之一的期间内有增加的趋势,在后来三分之二的期间内则较前大为减小。
把第一表的银课总额及第二表的金、银课总额加起来,我们可知1390一1520的银课总额共为一一、三九五、七七五(十)两(其中包括一极小数的金课)。
在这段期间内,有银课纪录的年数为一一三年。
上述的银课总额,如果以一一三来除,我们可以发现,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的百余年间,政府每年平均银课收入,约为十万两左右。
三现在我们要问:如上述,在15世纪及其前后,我国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算不算高?当日国内银矿的生产,能否满足货币流通方面的大量需要?为着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时间方面我们可以把明以前政府的银课收入和明代的银课数额比较一下,在空间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约略同时的其他国家银课收入或银矿生产情况,以便与明代的中国作一比较。
在明代以前,宋、元政府因银矿采炼而每年得到的银课收入,约如第四表所述。
把第四表中至道三年、皇祐、治平年间及元丰元年的银课数字平均计算一下,我们可知北宋政府在10世纪末叶后每年平均银课收人为二二三、八五六(十)两,这和上述明代政府在14世纪末叶以后一百余年中每年平均约十万两的银课收入比较起来,要大得多,虽然单独就一年的银课最高额来说,宋治平年间要比明永乐十二年为少。
至于元代的银课,如以天历元年为例,要比明代少些。
第四表宋、元时代的银课收入表中①为[5]政府银课的收入,主要来自银矿的开采和煎炼。
故按照常理来说,根据每年银课收入的数量,我们可以推算出银矿产额的大小。
可是,事实上,过去政府自银矿产额中要抽多少作为银课,却由于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大体上说,在明代以前,银课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比较轻微;到了明代,因为政府对银矿采炼管制得比较严密,银课在产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要较前增大。
关于明代以前政府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日本加藤繁教授在四十年前已经加以研究。
[6]他征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七《江南西道饶州德兴县》条,说唐代政府对于那里的银矿,自上元二年(675)开始,“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
到了北宋,政府对陕西虢州坑冶户的银货,“抽纳二分”。
[7]其后到了南宋,“绍兴七年(1137)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宁、元)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
[8]由此可知,唐、宋时代的银课,约为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二十。
其后到了元代,银课所占比例,大约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有只占产额的百分之十的,[9]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
[10] 到了明代,政府的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较前增加。
明代的银矿,我们在上文说过,有商办的,有官办的;可是不管采用哪种经营的方式,每一个矿区在决定银课额的时候,大体让它约略等于每年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11]政府对于产量比较丰富的银矿,多派官经营,禁止私采,其银课收入似应占产量的大部分,以至全部。
可是,事实上,当日名为官办的银场,官方并不怎样投资,在生产过程中,“凡百器具,皆出民间”。
[12]除生产所用各种器具以外,“自一切在官供应,矿夫口食,官兵口粮,倚办于殷实户”。
[13]当日官办银场采炼所需的资本支出,既然主要来自人民或殷实户的投资,因此而生产出来的白银,自然要以一部分分配给他们作为报酬。
当扣除投资者的报酬及其他开销以外,政府自宫办银场中得到的银课收入,也只占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政府对于北直隶蓟州瀑水银矿的经营,[14]“招日前已得矿利殷实之家,责令出钱供给器具、蜜陀僧、白炭、工食之费;佥充素有身家,旧时曾做矿徒为首者,以为矿甲;报出平日所率,善识矿脉,熟知煎销军民有籍之人,以为矿夫。
在于瀑水原封旧洞,协力挖取矿砂。
就在平谷县(在蓟州以西)择一空大去处,立为炉场。
将日逐所取矿沙,委官差人押送炉所,照数验收。
接续监视矿甲人等,眼同煎销成银。
以十分为率,除三分纳于官课,以五分给办器具、蜜陀僧、白炭、料物、饮食之类,其余二分以偿矿甲人等工力之资。
”[15] 由此可知,明代官办的银矿,如果采炼所用的器具、原料(如蜜陀僧)、燃料(白炭)及工资,都由人民或殷实之家出资来进行生产,因此而提炼出来的白银,约有百分之三十被政府抽取作银课。
复次,在云南,有些银矿在采掘出矿砂后,等不到煎炼成银,便分成四份,其中一份为官课。
关于此事,王士性曾经作较详细的记述,他说:“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
滇中凡土皆成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
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準(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
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
择某日人采。
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
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
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
每日义夫若干人人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
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
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人簿支销者也。
一聚为硐头自得之。
一聚为义夫平分之。
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
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剳,而领煅之。
”[16]文中说官课只占矿砂产额的四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五左右;但把矿砂煎炼成银的炉户,又要“每炉输五六金于官”,才能领到许可证来炼银。
如果加上这一笔收入,当日政府在云南收到的银课,也可能约占银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上述明代官办的银矿,多由人民投资来经营。
可是,事实上,当日各地银矿并不一定都能够找到有钱人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要采炼银矿,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才成。
在宣德年间(1426—1435),政府在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处州府青田等县,须以“优免杂役军需”的办法来“采办银课”[17]。
在成化年间(1465—1487),“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岁给粮、布”。
对于这种办法,巡按云南监察御史胡泾等批评说:“切惟国用所以给军需,今因矿夫而日费粮、布,则国用虽足,而军储耗矣。
国用所以养军士,今因矿夫而日耗军士,则国用虽充,而兵备弛矣。
”[18]这些由国家经费来维持的卫军,改充矿夫,从事银矿采炼工作以后,他们生产所得,每人每月(或每年)须以定额银课缴纳给政府。
[19]如果不足定额,须负责赔纳。
[20]其后,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政府因为财政困难,以太监充当矿使,派往各地开采银矿。
因此而生产出来的白银,有按“官四民六”的比例来分的,[21]有“官民匀分”的。
[22]换句话说,这时银课约占银矿产额的百分之四十或五十。
总括上述,我们可知明代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约占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和宋代约只按产额征取百分之二十的银课比较起来,显然要大得多。
元代银课,有时按产额征收百分之十,有时征百分之三十,大致说来,也没有明代的百分比那么大。
因此,宋、明政府就是每年得到同样数量的银课收入,宋代银矿产量也一定要较明为大。
何况明代大部分时间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都远在北宋中叶之下呢?对于宋、明银矿及其他金属矿产的生产情况,早在弘治五年(1492),丘濬已经加以比较,他说:“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
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
……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
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