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的变脸中看其真相——多视域下的翻译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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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的戏剧翻译策略研究作者:马跟帅李思远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4年第03期【摘要】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戏剧翻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过去十几年间,国家级戏剧经典外译的项目得到落实,为戏曲乃至中国古典作品的海外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该研究以外研社京剧版《穆桂英挂帅》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本中出现的戏剧专业术语和表述采用了哪些翻译策略、“异化”策略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影响了译者的翻译取舍?同时,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归化”和“异化”对于戏剧英译的借鉴作用如何,这两种策略优先级如何?【关键词】戏剧翻译;戏剧翻译研究;京剧《穆桂英挂帅》;异化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4)03—235—03引言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标的中国戏剧翻译,但迄今中国戏剧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影响不仅弱于中国诗歌、小说,而且与亚洲其他文化的戏剧,也无法相提并论(吕世生,胡茵芃:2015)。
究其原因,与中国戏剧外译时的翻译策略有直接联系。
许多译者在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强调“忠实”“信、达、雅”等翻译界由来已久的标准和论断,这一做法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归化”和“异化”的尺度把握上,或是“归化”过度抹杀掉了本国文化信息,或是盲目不加思考地“異化”,产出只会使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的译本,进行无效“异化”,既没有成功保留本国文化特质,反倒新添了许多无意义的“另类”表达。
这些失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贯彻和落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这些考虑,该研究以京剧《穆桂英挂帅》的英译本(黄少荣,2015)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翻译界讨论已久的“归化”和“异化”提法与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先驱Edward T. Hall相关著作,就戏剧翻译时的策略选择加以研究,以期为戏剧翻译实践和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实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实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流的加强,翻译作为一项专业技能在不断受到重视。
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翻译的重要性更是显得尤为突出。
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翻译实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文化意识的准确把握翻译实质首先要体现在对跨文化意识的准确把握上。
跨文化意识是指对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运用不同文化之间的思维、语言和习惯进行交流的能力。
在跨文化传播中,翻译人员需要具有敏锐的跨文化意识,深入了解目标语文化的基本背景、历史、语汇和习俗,以便能够准确理解和传达原文的含义。
只有准确把握了跨文化意识,翻译才能够更精准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同时也让目标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
二、语言的准确转换翻译实质其次是语言的准确转换。
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是在交际交流中通过语言活动交换信息的工具。
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要求能够将原文信息准确地转换成目标语,并在保证原意的情况下,还要尽可能保留原文的风格和特色。
这就需要翻译人员精通原文和目标语言的语法、表达方式和篇章结构,以及能够灵活运用翻译技巧和工具,如同音译、直译、句式调整等,来调整语言层次和结构,保证译文风格的一致性,让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含义。
三、文化的准确传递翻译实质还体现在文化的准确传递上。
文化是人类集体和个体所创造的丰富的传统和现代知识的体系,是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产物。
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要能够准确理解和传达原文中文化背景和内涵,帮助目标读者在文化层面获得对原文的整体理解。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件事情或一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诠释和表达方式,翻译人员需要具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准确理解并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这也是翻译中最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之一。
四、应用的准确化翻译实质的最后一个方面则是应用的准确化。
在跨文化传播中,翻译人员所面对的翻译任务多种多样,如商务、法律、医学、技术等多个领域。
226王 颖: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字幕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字幕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美剧《妙警贼探》为例王 颖(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7)作者简介:王 颖(1989-),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现就职于西安航空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助教。
研究方向:英语翻译。
【摘 要】影视剧作品日益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翻译字幕质量的高低也越来越影响观众的观影体验。
本文以美剧《妙警贼探》为例,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字幕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从三位转换层面具体分析译者如何成功作出适应性选择。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字幕翻译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2-0226-01一、背景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网络上各色英、美剧不失为绝佳的学习资源。
其中,影视剧的双语字幕对于翻译爱好者更是具有借鉴意义。
以美剧《妙警贼探》(White Collar)为例,人人字幕组的翻译经常妙语连珠,被网友称为“史上最有才华的字幕组”。
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译者主体性在字幕翻译中的体现,探究该剧字幕组翻译策略的成功之处。
二、生态翻译学系统中的译者主体性生态翻译学由胡庚申教授提出,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该理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实质即为“适应”与“选择”:译者不仅要适应生态环境,而且要以生态环境的“身份”选择译文。
[1] 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及译语等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而译者在和翻译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
从翻译生态学角度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其在翻译生态环境制约下为了实现翻译平衡所做的主观能动性行为。
[2]翻译活动是创造性的主观活动,译者需要综合考虑文化差异、风格再现、内涵传达、语言交际等因素,选择恰当方式寻求翻译生态的平衡。
三、字幕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生态学体现翻译生态学主张翻译要进行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度的转换侧重语言形式的变化。
西方主义与中国近代以来翻译诗学变脸雅各布逊之前的翻译研究多关注翻译“应该如何”的问题,其之后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发现并客观描述翻译“是如何”的问题,即所谓的描写翻译学。
而将诗学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无疑为我们描写翻译现象增加了一把利器。
翻译诗学是诗学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翻译诗学变脸一词是借用于南京大学杨柳教授,旨在反映和描写翻译诗学的这种动态特质。
翻译诗学变脸的促成因素是多样的,有内部的,外部的,有译者本人的,也有社会大背景的等等。
本文拟从西方主义角度,借助丰富的史料,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翻译诗学的变化情况。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主义意识在“东方”国家(如中、日、印等)的翻译中并不难找到踪影。
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问题至今尚缺乏专门论述。
(蒋骁华,2012:32)一、翻译诗学和意识形态“诗学”(poetics)一词,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
(转引自杨柳,2009:前言)EdwinGentzler(2004:167):认为,翻译诗学指构成任何文学系统的体裁、主题、文学手段的总称。
在翻译研究中还可指文学系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或者其如何与其它(外国)文学系统或符号系统相互作用。
翻译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给翻译诗学下的定义很接近Gentzler:诗学的含义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文学手段、体裁、主题、原型人物及情景、象征等的总称;二是有关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起或应该起到的作用的观念。
(Lefevere,2010:26)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经过了长时间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
意识形态最初在法国哲学家AntoineDestuttdeTracy的观念学原理中意指”观念的科学”,后来,该词经过法国人阿尔伯特?卡缪(AlbertCamus)、马克思(KarlMarx)、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Gramsci)、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等的不断阐释和发展,其主要内核最终可以归结如下:意识形态的产生具有物质基础,由统治阶级(或者争取领导权的一定阶级的上层)通过知识分子传递到被统治的阶级;温和的意识形态操纵维护了国家机器权力的施行,并确保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以温和的、甜蜜的方式操纵大众,从而呼应和维护主流社会的权力和利益。
语言与翻译2020年第2期从文学翻译看语言层面翻译矛盾纪春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433)摘要:语言层面翻译矛盾指翻译过程中呈现出的语言层面的对立面。
本文梳理了语言层面翻译矛盾的各种不同观点,指出分歧主要在于对待形式的态度上;借助文学翻译视角厘清了翻译学中形式的定义,提出形式即语言组织,分为语言形式和言语形式两类;通过建构形似、意似、神似的关系,更新了对语言层面翻译矛盾的认识,推出言语形态与言语功能的矛盾,并以文学翻译实例进行实证。
关键词:翻译矛盾;语言层面;文学翻译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20)02-0061-06翻译过程是涉及言语交际方方面面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复杂转换,“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导致转换过程的种种矛盾,矛盾性是翻译不可避免的一种特性。
翻译的矛盾性可以从语言、思维、文化、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进行研究,其中语言层面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各种矛盾最终会压实并消解于双语转换过程中。
语言层面翻译矛盾指翻译过程中呈现出的语言层面的对立面。
对于语言层面翻译矛盾的讨论在世界译坛上主要聚焦于形式与意义,在我国文学翻译界则转为关注形似与神似。
讨论从未停止,却鲜有学者将语言层面翻译矛盾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文学翻译既关注形式,又关注意义,更关注两者的结合。
文学翻译视角是一种高度综合的视角,有助于厘清翻译学中形式的定义,建构形似、意似、神似的关系,进而重新认识语言层面翻译矛盾。
1.众说纷纭的语言层面翻译矛盾在世界译坛上,语言层面翻译矛盾常常被认为是形式与意义的矛盾,“得‘意’忘‘形’”是很多学者的共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
文学翻译中,“得‘意’”仍显不足,“忘‘形’”面临纠结。
在我国文学翻译界,语言层面翻译矛盾被认为是形似与神似的矛盾,相关讨论自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
1.1形式与意义的矛盾“内容”与“意义”涵义不同,前者指“事物内部所含的实质或存在的情况”,后者指“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
Chapterl----从翻译的比喻认识翻译的本质1.第一章内容概述D翻译的重要性(对翻译和翻译家的种种比喻):普希金-――”人类精神的传递者。
”歌德------“世界上全部交际来往中最重要、最高贵的事业之一。
”理查兹------"整个宇宙中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人类自有语言交流以来,翻译活动也就一直相伴相随。
翻译不仅使得人类各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而且还帮助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发展。
2)从对翻译或翻译者的宏观比喻来看翻译的本质(1)对翻译或者翻译者总体或宏观的比喻;歌德------翻译家应是“忙碌的媒人”钱钟书------将翻译比作“做媒”《翻译、历史与文化》------把翻译比作蜡姻翻译者还被比喻成“像一位雕塑家,用雕塑再现油画作品的形象”,也是“珍宝的发现者”或是“掘金者”。
在西方,翻译家数百年来也把自己的工作比喻成“把一个酒瓶里的酒倒到另一个酒瓶里去”,翻译并不是简简单单“倒酒”的机械动作,而是一个需要翻译者在艺术上有所倾注的复杂微妙的过程。
(2)从对翻译操作过程的比喻来看翻译的本质①把翻译比作渡河一一船是要翻译的文本,领航者是翻译者,渡河的行程便是翻译的过程,河的两岸分别就是原语与译入语的文化。
②美国翻译家MargaretSayersPeden把原作想象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冰,翻译的过程就是这块冰的熔化过程。
这个比喻借用了自然科学对物质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描述,十分生动,也颇富揭示性。
③对翻译,另一种最新的、更具揭示性的比喻是“没有舞台的演出”。
④巴西翻译家一一“食人者”对翻译者或者翻译的种种比喻尽管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它们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都包含对翻译者工作的褒扬,是确实还有少数比喻表达了对翻译或翻译者的否定或批评;如“翻译即背叛者等”。
2)翻译的本质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具,在国与国之间、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翻译不仅仅是文本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渡,也是文本之间、文化之间的一种协商过程,是以翻译者为中间人进行交流和斡旋的过程;翻译不仅仅是一门涉及语符转换、意义传递的技巧或技艺,更是一项极富创造性、挑战性的活动,是“一种艺术,一种需要译者像画家、表演家”那样具有高超创作才能的艺术。
《多角度探讨电影翻译》篇一一、引言电影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其质量直接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欣赏。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电影翻译的特点、难点及解决策略,旨在提高电影翻译的质量,促进电影文化的传播。
二、电影翻译的特点1. 文化差异的桥梁:电影翻译需将源语言的电影内容准确地传达给目标语观众,同时考虑到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表达习惯的差异。
2. 语言表达的多样性:电影翻译不仅涉及对话、旁白等文字元素,还涉及到配音、字幕等视觉和听觉元素。
3. 情感传递的准确性:电影翻译需准确传递原作中的情感色彩,使目标语观众能够感受到与源语观众相似的情感体验。
三、电影翻译的难点1. 文化差异的挑战: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使得电影中的某些元素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准确传达。
例如,某些习俗、俚语或隐喻在源语和目标语中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2. 语言难度的考量:电影中的对话往往具有丰富的情感色彩和语言技巧,对翻译者的语言功底要求较高。
此外,配音和字幕的翻译还需考虑语音、语调等因素。
3. 观众期待的平衡:电影翻译需在保持原作风格和情感的同时,满足目标语观众的期待和审美需求,这需要翻译者在理解原作和观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四、提高电影翻译质量的策略1. 深入了解文化背景:翻译者应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深入了解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表达习惯,以便更好地进行翻译。
2. 提高语言功底:翻译者应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和丰富的语言运用能力,包括词汇、语法、语音、语调等方面的知识。
3. 强化审美意识:翻译者应具备较高的审美意识,关注原作的审美价值,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对目标语观众审美的尊重和关注。
4. 借鉴先进技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技术辅助人工翻译,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效率。
5. 建立反馈机制:建立观众反馈机制,及时收集观众对电影翻译的评价和建议,为后续的电影翻译提供参考。
五、实例分析以某部跨国合作的电影为例,分析其翻译过程中的难点及解决策略。
2012年第·8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期
总第133期
Aug2012
[摘要]文章将从传统翻译观入手,通过引入变译理论,对目前翻译领域中存在的各种翻译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指出变译理论的合理性。
进而从哲学的角度,借助现象翻译和实在翻译这两个概念,进
一步指出变译理论的不足,说明翻译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得出对翻译这一领域的问题应该
采取包容和理性的态度,最终有利于建立描述性翻译体系。
[关键词]翻译;变译;现象翻译;实在翻译
[中图分类号]H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046(2012)8-0200-02
从翻译的“变脸”中看其真相
——
—多视域下的翻译观分析
雷娜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郑州450063)
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Pe-
terNewmark)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
在这里,纽马克把翻译具体化了,用科学、艺术、技巧所拥有的性质来描述翻译,绪说,“一部翻译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
”事实上,这种“多义性”正是人们探索翻译共性和本质的必然途径。
崔永禄在他的《翻译本质与译者的任务的一些思考》谈到,“对于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有没有切问过‘什么是翻译’,可以视为其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
这里的切问,不是将人引向僵化的答案,而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向前探问’,是一种融入思辨的追问或开放性的发问。
在翻译领域也是一样,这种追问会使我们会更接近翻译的本原。
”
一、翻译实践活动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
(一)传统翻译观
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西方比较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都是持这样的观点。
比如1953年费道罗夫提出的“等值”论:翻译的等值,就是表现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
奈达说:翻译是用译语尽可能自然地再现原语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
中国古代以及近代,也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翻译观,其核心概念就是“信”。
因此可以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翻译观把追求译作对原作在意义、形式、风格上的完全对应看作翻译的绝对标准,而其他对原作的任何变动都被认为是对原作的不忠。
换言之,“忠实”和“等值”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命题的关键词。
而且,随着论者对这一观念的反复灌输、强调,进而形成了规范。
笔者下面将以此规范为参照,来审视操作层面的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活动,看它们是传统翻译观的忠实追随者还是背叛者。
(二)操作层面的各种翻译理论及实践活动
在具体翻译操作中需要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对原文会做很多改变和发挥,那么,这样的操作活动其实并不符合传统译论中“忠实”的标准。
但是事实上,翻译从方式上讲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转换,从内容上讲涉及到多种学科,从形式上讲涉及到不同的审美价值和哲学思辨。
所以,译作要在传统翻译观的参照下实现完完全全的“忠实”和“等值”恐怕很难。
“忠实”因其缺乏客观的定义或标准而缺乏可操作性。
辜正坤认为,如果翻译一定要定个绝对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就是原作,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传统翻译观规范性的角度来看,它要求对翻译实质或翻译定义的考察不能带有价值取向——
—秉持“忠实”、“对等”之规范性态度,并以此来判断一译本是否为译本,但是在翻译的操作层面,这些行为又不是无中生有,它们植根于翻译,和翻译有着紧密的本质联系。
这就涉及到了翻译活动范畴的界定问题,而黄忠廉等人的变译理论正是试图从理论的角度解决以上问题。
二、变译理论框架下的翻译和翻译行为
黄忠廉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揭示出了翻译只能做到转化过程中文化信息相似的程度。
他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翻译观,承认了翻译的现实行为,为他的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他在《翻译本质论》中重新给翻译下了定义,“翻译是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
通过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黄忠廉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来揭示和定位了翻译实践活动中的编译、节译、改写、译写等现实行为,并引入定义来说明翻译本体与翻译行为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
他最先引入窄式翻译和宽式翻译的定义来区分各种翻译实践活动。
后来,他又和其他学者一起从完整性的角度发展了其理论,将窄式翻
200··
译和宽式翻译发展成为全译和变译。
黄忠廉从提出窄式翻译和宽式翻译,发展到全译和变译之说,最终将变译归为翻译的变体,从概念范畴上区分了翻译本身和翻译实践活动,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把众多与翻译有关的实践活动纳入到了翻译的框架中,与传统的翻译观相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这看似解决了文中开头提到的翻译本身和翻译行为之间背离的问题。
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既然黄将变译归为翻译的变体,与变体相对而言就应该有“本体”,那么到底在他的理论当中什么是翻译本体呢?从其全译和变译的区分中看,他是将全译当作了翻译本体。
笔者认为,这只是从事物的表层加以区别,不够全面、深入。
这样看来,“全译”和“变译”仅是从实践层面针对译文对原文的保全度上做的一个区分,两者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都属于翻译实践活动。
黄忠廉把“全译”放在本体的位置上,让它充当一个标准来区分变体,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
其实,我们在讨论翻译时往往会陷入讨论翻译实践活动的桎梏中,因而要从更深层次对其进行理解,而哲学就为这种深层次理解打开了一扇大门。
三、从哲学角度看翻译和翻译行为
全译中求得“极似”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原文本终极意义追求的过程。
笔者认为,虽然在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失真”,对原文本终极意义的追求只能是一种理想,但理想意味着努力的方向。
所以,对于翻译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建立在对终极意义追求的种种尝试及一步一步探索中,从众多翻译实践活动中了解并总结翻译的特点,同时也在追求终极意义的理想中来关照各种翻译活动。
从哲学角度来看,这就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区别统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
而翻译实践活动则是具体性和个性的物化。
弄清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后,需要从概念上对其予以澄清。
(一)现象翻译和实在翻译
翻译作为与世界体系有密切联系的复杂思维活动,对其认识和理解过程同样遵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规律。
简单地说,就是从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总结规律来认识翻译本质,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翻译实践的表层,翻译也将很难进一步发展。
郑海凌为了从哲学的角度清楚地说明翻译这个问题,以物质世界类比,区分了现象翻译和实在翻译。
他说:“用哲学术语讲,人们看到和触摸到的桌子叫现象桌子,而我们认为实际上应该具有什么性质的桌子叫实在桌子。
同样道理,人们在实践的层面上接触到的翻译,称之为现象翻译,而哲学层面上谈论的翻译应该是具有什么样性质的翻译,称之为实在翻译”。
这样看来,现实生活中所讨论的各种形式的各个方面的翻译都是现象翻译,实在翻译应该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翻译。
与实在翻译和现象翻译分别对应的是翻译的纯粹理性和实践性。
(二)哲学视角下的变译理论
变译理论的提出区分了长期以来翻译本身和翻译实践混同的局面,具有合理性和包容性。
但是在哲学本质规律的观照下,“全译”和“变译”仅是从实践层面针对译文对原文的保全度上做的一个区分,两者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都属于翻译实践活动,都应该属于现象翻译。
而变译理论把“全译”放在本体的位置上,让它充当一个标准来区分变体,把具有实践理性的“全译”当成了实在翻译,赋予了翻译的纯粹理性。
简而言之,它还是用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来定义翻译的本质属性。
绝对翻译的实在理性决定了它应该是翻译的一种理想,但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对于翻译,也只有在对绝对翻译纯粹理性的不断地追求中,翻译行为才能成为更趋近于原意的探求。
正如没有对终极意义这一目标的追求,翻译也将无法进步。
四、结语
笔者认为,明确了实在翻译的纯粹理性的意义以及现象翻译的实践理性的意义后,我们将会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用分析的眼光面对各种翻译现象和翻译本身。
作为译者,应以追求“绝对翻译终极意义”的精神,以开阔的视野面对和实践各种现象翻译,不断探索、总结。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以包容的态度描述分析其各种翻译现象,然后在系统描写的基础上解释各种翻译现象,形成翻译理论,用以指导实践,从而有利于建立描述性翻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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