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九书》
“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 , 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 兼济之志也; 谓之 闲适诗, 独善之义也。”
二、讽谕诗与《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在《新乐府序》中, 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 : “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 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 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 “直而切” “核而实” “顺而肆”, 分别强调了语 言须质朴通俗, 议论须直白显露 , 写事须绝假纯真 , 形式须流利畅达, 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 诗歌必 须既写得真实可信 , 又浅显易懂, 还便于入乐歌唱 , 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 全 部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补察时政。
《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 , 耕种 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 食 , 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 锄犁傍空室 , 呼儿登山收橡 实。西江贾客珠百斛 , 船中 养犬长食肉。
二、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
张籍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 , 都是些“俗人俗 事”, 但挖掘甚深, 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 缩影。张籍乐府还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张籍的 近体, 也多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 如《秋 思》。
二、讽谕诗与《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 到提倡为君为民 而作, 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这一理论, 是 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 也是杜甫写时事的创作 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但因其将“为君” 而作视为诗 歌的主要目的, 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 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 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 以致一定程度地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 使不少诗的 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 因评诗标准过 狭过严, 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 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 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 若干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