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以东平幕府为中心

2011年7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ul．2011第43卷第4期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43No．4收稿日期：2010-11-05作者简介：赵忠敏，男，山东菏泽市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以东平幕府为中心赵忠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摘要：蒙元统治初期的山东东平，在严实父子及其幕客的共同努力下，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日益富庶，文化繁荣尤其值得称道。

东平文化的繁盛局面，不仅得力于严实父子招贤纳士，也与金代遗民的文化传承意识密切相关。

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东平地区掀起文化复兴活动，使中原地区得以多文化并存，对元初文明的开创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蒙元；汉地世侯；东平幕府；文化；复兴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1）04-0084-04金元之交，烽烟四起，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经济文化也遭受了空前浩劫。

其时，在中国北方崛起了多股汉人地方武装，他们起初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在蒙金战争中不断壮大实力，后来被称为“汉地”世侯。

世侯们的政治立场曾一度摇摆于蒙、金、宋之间，然而最终慑于蒙古强大，纷纷投附蒙古，并被任命为一方军政长官。

其中益都李氏、真定史氏、顺天张氏和东平严氏势力最盛。

“四大世侯”在其辖境内，推行一系列开明政策，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生产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东平严实的成就首屈一指：其招纳文士、振兴文教的举措，使其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呈现彬彬盛况，为后世所称道。

严实卒后，其子严忠济承继父志，踵事增华，使东平俨然成为文人向往的绿洲，这无疑给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一、严实入据东平及对儒士的保护蒙金战乱中，在原金辖境内，崛起了多个汉族地方武装。

其中益都李氏、真定史氏、顺天张氏和东平严氏势力最盛，被称为“四大世侯”。

他们在战争中先后投靠蒙古，对外助蒙伐金攻宋，对内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致力于经济文化的恢复。

由于身兼军政之权，世侯制定的各项措施多能落到实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战乱造成的破坏。

元初“四大世侯”的成就功绩，尤以东平严氏最为突出。

在严实父子及其幕客的共同努力下，东平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日益富庶，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更是在当时首屈一指。

此种繁荣局面之形成，首先得益于严实本人对东平地区的占领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严实字武叔，山东长清人。

金卫绍王崇庆二年（1213），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三路，攻金河北、山西、山东。

严实于此时先任“百户”之职，又改任长清令。

此后金、蒙、宋在山东地区展开拉锯战，严实率众参战，势力不断壮大，但立场摇摆不一。

最终他看到蒙古势力强大，宋兵势弱，便于金兴定四年（1220）七月投靠蒙古将领木华黎，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之职。

兴定五年（1221）严实率兵入据东平，称东平行台，成为严氏在东平统治的开端。

严实所辖之境幅员广阔。

早在投靠蒙古之初，他的领地已包括“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户三十万”［1］（72），而后随木华黎出征，又先后攻占曹、濮、单等州。

由于战争的反复，其势力范围也时有变动，但大致囊括了今山东西部，以及安徽、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即《元史》所指的“领州县五十四”［2］（1365），其中以东平为治所。

作为东平行台首任世侯，严实的业绩，主要在于容留大量流民、保护大批“文化种子”。

流民中·48·除了普通百姓以外，还有知识界的名儒巨卿，他纷纷投奔东平地区，寻求庇护。

在那个“龙虎相啖食”的乱世，对于“汉地”世侯而言，如何有效地维护统治，不仅是其效忠蒙古的职责所系，更与自身的存亡休戚相关。

大概出于此种考虑，早在任职之初，严实便表现出对积聚人口的关注。

蒙古在对金的作战中，为了震慑中原百姓的反抗意志，多次拟在彰德、濮州、曹州、定陶、楚丘、上党等地屠城泄愤。

在严实的劝止下，这些报复措施终未实施，从而挽救了众多百姓；河南陷落，为制止蒙古再次屠城，严实不惜“载金缯往赎之”［3］（550），用货贿的方式为民赎命。

其后，上述地区均归入东平之辖境，可见严实的“义举”，实际也起到增强自身实力的作用。

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转徙之民”，严实则尽量使之“骨肉完保”，救之于沟壑中，“置之衽席之上”［3］（549-550）。

所有此类举措，不但为东平赢得了政治声誉，而且使东平人口在短期内有了明显增多。

时人杜仁杰曾对此描述说“东平民夥，益军三万有奇”［4］（第2册，382）。

这是在乱世中难得一见的人口兴旺之象。

除了安置流离人口，严实更为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接纳，以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势力。

其具体实践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在严实事业草创、且往来转战之时，便有儒士宋子贞率众归附，并受到倚重。

此后，宋子贞在招纳人才方面多有谋划，张特立、刘肃、李昶等十余人先后被拔擢于羁旅，成为严实集团的骨干。

第二阶段，由于归附儒士对严氏政权的辅助作用很大，严实更加致力于人才的广泛搜罗。

宋子贞等官佐的协助，使严实招贤纳士之名蜚声四方：“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

［3］（510）这使战乱中的儒士如获重生，“闻义而来依者，馆无虚日”［1］（200）。

待到金代灭亡，聚集在首都汴京的文化精英们，也开始慕名来投。

诸如孔元措、杨奂、张圣予、李世弼、徐世隆、杜仁杰、张澄、商挺、杨鸿、勾龙瀛等十数人，都堪称金代“衣冠礼乐”的杰出代表，他们后来成为东平文化的生力军。

从上述举例可以见出，东平幕府由最初创建之始，就已经重视招贤纳士，笼络人心。

严实本人虽是出身行伍，但亦深知在政治角逐中，儒士所掌握的知识经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关键因素。

故此，他经常“延致儒士，道古今成败”［3］（549），展现出从谏如流的气度。

他接受宋子贞建议，消解了宰相耶律楚材对东平的猜疑，赢得了外交优势；设立奖惩制度，纠察官吏，使政令归于统一；采纳刘肃的主张，减轻徭役，兴建粮仓，使经济得以恢复。

［1］（198）在众多幕僚的鼎力辅佐下，经过短期恢复，东平再次显露出政通人和的富庶气息。

元好问赞道：“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

”［3］（549-550）东平正是有赖于大批儒士参与建设，才打开了文化复兴的局面。

总之，在严实统治时期，东平正处于由乱而治的恢复阶段。

金末儒士一时荟萃此地，参与地方治理，得以施展才华，从而巩固了东平幕府日后的统治基础。

同时，儒士的日益集中，亦使其自身逐渐形成为一股文化力量，为文化复兴带来了希望。

二、东平府学的创建与儒士的文化复兴严实卒于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其次子严忠济袭封父职，任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之职。

在对待知识阶层的政策上，严忠济与其父一脉相承。

史载严忠济嗣位之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2］（3507）。

此时的东平，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才之盛，更非他镇能比。

可以说，到了严忠济时代，文化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中最具标志性事件，就是严忠济及其幕下儒士，重建了荒废已久的东平府学。

东平府学的前身是曾经盛极一时的郓学。

由于地处齐鲁之邦，郓学历经宋、金，儒学传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

宋有梁子美、贾昌朝，金有张万公、侯挚、高公霖等，可谓人才辈出。

然而，经历金末兵乱，郓学旧址已毁于战火，变得残破不堪。

严实开府之初，虽有所修葺，仍未能尽善；至严忠济秉政，始进行大规模重建。

据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记载，新学兴建历时3年，规模较先前扩充许多：不仅礼殿、栖书阁、豆笾库等设施一应俱全，且加倍崇饰堂宇斋馆，重塑孔、颜、孟及十哲像，并重绘孔门七十子及二十四儒像于贤廊。

［3］（668-670）府学处处透出儒学气息，体现兴建者重振文纲的宏大理想。

金代虽然灭亡，但并未使儒士一蹶不振，反而加剧了其传承汉文化的紧迫感。

名儒徐世隆曾说：“自中州斲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

”［4］（第2册，388）其实面对斯文堕地而大声疾呼者，又何止遗山一人。

在中原战乱过后，对于文化的重建，早已成为儒士的共识。

因此，东平府学成立伊始，便得到文化名流的积极响应。

例如，金进士王磐、梁栋出任府学东、西序教官，宿儒康晔任儒林祭酒［3］（668）；府学还聘任李昶讲《春秋》，李祯讲《大学》，徐世隆授科举程文；此外宋子贞、商·58·赵忠敏论蒙元统治初期汉地世侯的文化复兴挺等幕宾主要负责府学政务，等等。

与此相应，府学生员也在递年增加，从最初百十人增至数百人之众。

府学带有浓厚的儒家气息，儒学典籍成了学子们重要的学术根底，数年之间，“齐鲁儒风，为之一变”［1］（201）。

府学有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品学兼优者通过考核后，便被幕府吸纳，进入地方权力阶层。

这不仅实现了人才的自给自用，还激励了学子的仕进热情。

如府学生阎复、孟祺皆因屡中高选，被擢为幕府掌书记；又如，申屠致远兄弟二人因学业优秀，也受到严忠济礼遇［5］（第15册，436）。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在人才选拔方式上，东平府学借鉴了金代科举制度，仍以词赋能力的高低决定生徒学业的优劣。

这种标准的确立，再次造成了词赋风气的盛行。

时人苏天爵说“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6］（102），便是当地词赋风行的真实写照。

词赋是一种法度严密的韵文，它从汉赋演变而来，中经六朝改造，殆至唐宋始逐步完善。

在唐宋科举中，词赋被纳入考试，成为科场文体；金承唐制，偏重词赋取士，由此登第者，更是备极殊荣。

词赋在骈偶、辞藻、用典、声律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比起经传疏义的机械记诵，它更具有实用性的特点。

大凡奏议公文、制诰敕书等实用文体，皆需精通声律、擅长文翰者为之。

尤其对于效命幕府的学生而言，词赋更成为他们谋生的一技之长。

因此，府学在具体教学中，对词赋程文倾注了更多精力。

例如，徐世隆见到学生文章不合格式者，“辄自拟作，与为楷式”［1］（251）。

总之，东平儒士在汉人辖境内，通过兴建校舍、培育英才等举措，使毁于战火的文化再次焕发生机。

然而，综观此时文化的整体格局，这些努力仍是远远不够的。

蒙元时代，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态势。

儒士的身份及其所代表的“礼乐政刑”等儒学理念，都遭受着异质文化的挑战和质疑。

蒙元长期摈弃科举取士，使儒士失去常规的仕进之途，退居权力的边缘。

同时，中原文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蒙古权力阶层充斥着西夏、西域、回回等多种民族；宗教信仰诸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异常兴盛，无疑对“以儒治国”的中原传统也造成了冲击。

缘乎此，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儒士们要解决汉文化所面临的困境、重振汉文化的复兴，不能仅仅限于东平一隅之地。

他们只有赢得中央支持，才能最终为儒士正身，为文化造势。

东平的有识之士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故此不断为之努力，其行动之一，就是出仕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