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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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从古至今,中国人民的信仰一直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是民间信仰,它不仅是我国文化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民间信仰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多神论的国家,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神明被认为是掌管人类的命运和自然现象的存在。
人们会将神明和道德相联系,由此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因此,民间信仰影响着中国的德行和生活方式。
同时,民间信仰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农家经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部分农民则靠信仰求神祈福以求丰收。
这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在安哥拉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往往在信仰的支持下,支援前线,表现出了中国人奋斗的情感和精神。
二、民间信仰的各种形式在中国,民间信仰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它在宗教信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基督宗教在中国陆续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民间信仰。
现在人们对佛教、道教、基督宗教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它们本身具体所传达的宗教内容,而更多地关注它们在民间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中国的民间信仰还涵盖了非常广泛的领域。
如对先祖和祖先的敬仰、祠堂、道观、寺庙与塔的建筑、民间庙会、民间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等)、民间信仰文化、手工艺等等,都是民间信仰丰富的表现。
三、民间信仰的现代转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民间信仰也在不断转化。
在城市中,更多的焦点集中于消费和时尚,而很少以民间信仰为突出的活动。
此外,现代通讯技术与传媒也逐渐改变了民间信仰的某些传播方式。
但是,即使在中国城市,仍有很多人对民间信仰保持着信仰和热爱之心。
生活不易,信教安定心神,得到精神慰藉似乎成了不少人对民间信仰的理解。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宗教信仰李宇征冯石岗农村宗教信仰的兴起是现代化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带来挑战的一种反映。
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民主、民生与民心问题日益突出,现实生活的不完善,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转向宗教寻找精神寄托。
农村宗教信仰的兴起对于现代化农村建设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经济上的突飞猛进相应,一个看似不太“和谐”的现象就是农村信仰宗教的人数大幅度攀升。
据官方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在这些教徒中,农村人口占大部分(见《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2005年)。
由于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的不完备性和民间宗教组织活动的隐蔽性、分散性,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农村宗教信众已经远远超出这些数字。
那么,农村宗教信仰的兴起,其原因何在?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又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代化与农村宗教信仰的兴起现代化使我国当前社会处于剧烈变动时期,其对于农民心灵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财富的差距也较小。
但是,现代化带来的工业化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分工的加速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使社会分化、贫富差距形势日益严峻。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曾经描述经济发展与社会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法国在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经济迅速、空前地繁荣,这种稳定增长的繁荣不但没能使人民安定下来,反而到处激发出不安定的情绪。
那些生活状况得到最大改善的地区,民众不满情绪最大。
类似的这种不满情绪同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在现代中国农村滋生。
这种不满加剧了现实生活之中的紧张不安,面对未来,相当数量的农民感到空虚、绝望和彷徨。
人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解决的出路和办法。
作者: 李俊领[1]
作者机构: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出版物刊名: 东岳论丛
页码: 18-28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7期
主题词: 华北根据地;"迷信"治理;乡村社会;民间信仰
摘要: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不仅危害民众的生命与财产,而且被侵华日军用作破坏中共抗战的文化工具.中共主要从文化教育、救灾示范与改造会道门等方面治理华北根据地乡村的"迷信"观念及习俗.其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对民众的思想引导与现实利益保障,同时避免"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从而取得一定的治理成效,较之国统区的破除迷信运动更胜一筹.由于传统神秘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华北根据地的"迷信"治理工作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并受其制约.在抗战建国的大局中,中共准确把握政治革命与文化建设的互促关系、根据地政府与乡村民众的共生关系,体现其治理华北根据地乡村"迷信"的政治正义与政治智慧.。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与功能探析王明国(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中国当代民间信仰存在着累积性、二重性、自发性、多元性等特征,其功能也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即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
对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与功能进行分析与探究,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民间信仰研究的总体性认识,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趋向。
【关键词】民间信仰特征功能【中图分类号】B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534(2012)02-0006-04“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讨和研究农民思想意识的基点”。
[1]无论从探讨学术理论上,还是从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上,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特征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内在根本,体现了研究的整体性要求;功能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外在指向,体现其实践性要求。
近年来,学界对特征和功能的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势,也贡献了大批成果,但总体上仍不够深入且众说纷纭。
本文拟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诸多特征和功能作进一步探析,以期给相关研究者更多借鉴。
一、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探析关于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可谓见仁见智。
但颇具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乌丙安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将其主要特点概括为多样性、多功利性和多神秘性;[2]郑立勇则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具有群众性、低层次性、功利性、民俗性、海外性诸特点;[3]而林国平教授则进一步将民间信仰的特征总结为:自发性、功利性、任意性、庞杂性、融合性、民俗性、区域性、民族性、草根性、顽强性;[4]金泽等人也曾有作品论及。
上述学者的论点虽角度不一,但都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笔者拟从唯物史观等角度,对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作进一步研究。
(一)累积性1、其发生、发展史具有累积性灵魂不死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5]。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当代河北乡土社会汉民族民间信仰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作者:高峻来源:《领导之友》2009年第06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又重新活跃。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存在着一个“怎么样、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
为此,笔者以当代河北乡土社会汉民族民间信仰状况为切入点进行了调研。
一、当代河北乡土社会汉民族民间信仰对象的基本类别与特点河北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培育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也孕育了民间信仰的复杂体系。
随着社会转型,加之当代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的情况,民间信仰又以各种形式重新活跃。
当代河北乡土社会汉民族民间信仰对象的基本类别目前我省的民间信仰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以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为崇拜对象的自然神崇拜,亦即图腾崇拜;二是对超自然、超社会的一种神秘力量、幻想神灵即上帝的崇拜;三是对想象、梦幻等奇妙意识现象的鬼神崇拜;四是以历史人物或伟人作为崇拜对象的人物神信仰。
上述民间信仰大体上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省农村迅速复苏,目前不论是小庙数量、信众人数,还是在崇拜活动仪式的规模上,都表现得较为活跃。
当代河北乡土社会汉民族民间信仰的特点我省乡土社会汉民族民间信仰既有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一般特点,又有着明显的河北地方特色和汉民族的特点。
从河北地方特色看,一是对龙神、水神崇拜有加。
“龙”曾经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受到炎黄子孙广泛的崇拜,也曾作为人间帝王的象征使下层民众敬畏。
由于我省在长期发展中深受京城文化影响,使得农村民众对“龙”崇拜有加。
又因我省地处较干旱区域,河流较少,“地乏水利,专恃雨泽”,加之近些年地下水的过度开采,水资源日益短缺,在百姓心目中龙能普降甘霖、滋润大地万物,所以,不仅“奉祀龙神最虔”,而且对水神也格外尊崇。
二是作为畿辅之地的河北,较早地产生了鬼神信仰,且民间势力较为强大。
改革开放后,正规宗教有了较快发展,而重新活跃于世的民间信仰仍超过了对正规宗教的信奉,并且将正规宗教大大世俗化,使其与乡土鬼神信仰融合、同化。
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与历史中国民间信仰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
中国民间信仰受到地域、历史和族群等多种影响,形成了多元的信仰体系。
这些信仰体系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心理。
一、中国各省市区域民间信仰的多样性和异同性中国各省市区域的民间信仰体系丰富多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
其中,华北地区的宗教文化以祖先崇拜为中心,西北地区的信仰体系以萨满教为代表。
而南方地区的信仰体系则更加复杂多样,既有道家、儒家的影响,还融入了民间宗教如古老的山神信仰等。
在民间信仰的异同性方面,各地信仰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像东北地区的女娲教,就和南方地区的蒲同天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又同样的都非常注重对先辈的祭祀和纪念。
其次,各地的祭祀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以祷告为主,有的则烧纸钱为主。
还有的地方有敲锣打鼓或者唱戏表演来祭祀。
这说明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充满了地方文化的特色。
二、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中国民间信仰有着广泛的文化内涵。
它包括了丰富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明崇拜和鬼怪崇拜等信仰内容。
这些信仰体系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祖先崇拜是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先是最神圣、最敬重且最有可能给予子孙帮助的存在。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传统所教育大众一种道德操守。
其次,自然崇拜也是民间信仰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然崇拜系指由自然界的天、地、人、动植物所形成的信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界被看作是人类的朋友、盟友和神秘的力量。
民间信仰中的龙王、土地神、水神、山神等等是自然神灵的代表。
最后,神明崇拜和鬼怪崇拜也是民间信仰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神明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祇、仙人、佛陀等等都被看做是神灵的代表,可以提供给人们灵性上的帮助,保佑人们平安和顺利。
鬼怪信仰则源于人们对于那些难以理解、神秘、恐怖的事物存在着的大量疑问。
Vol.39 No.1Feb. 2018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第39卷 第1期2018年02月民间信仰与村落公共空间的秩序建构——以近代华北乡村为例段文艳(大连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摘 要:公共空间是华北村落群体性存在的重要标识。
村落中的公共空间是隐性的,但又通过地缘、血缘、神缘等显性因素得以界分。
民间信仰为村落公共空间的存在提供了神圣性依据。
一方面体现为以村庙为中心的村落日常信仰是构成村落公共空间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对于村民来说村落空间本身又是具有宗教性的日常存在。
关键词:民间信仰 ;公共空间 ;华北乡村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8)01-0007-05收稿日期:2017-11-1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6FZS045)作者简介:段文艳(1982-),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华北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是指村民自由使用的客观存在地点,其具有的最明显、最普遍的特质就是神圣性。
下文所探讨的即是村落公共信仰空间的存在形态、村民的信仰生活及其对村落秩序的影响和构建。
一、村落公共信仰空间的存在形态村内信仰空间是指村落内部举行祭祀活动,或具有神圣意义的空间位置。
既包括由显性宗教符号——神像、祭台、香炉等组成的庙内空间,也包括那些没有明显信仰符号但却在特定情况下被村民赋予神圣意义的地点,例如道路、水井、碾坊等,即庙外空间。
庙宇作为村落公共信仰空间存在的主要表征,首先体现为它是村民共同建筑、使用,也作为村落公共财产被保管和处置。
村庙所供奉的神灵作为村庄保护神,接受村民的香火,并提供长期的祭祀空间。
村庙祭祀空间的公共性一方面表现为年节祭日时为民众提供必要的祭祀地点;另一方面还包括日常生活中,某一家庭的自愿供奉。
换句话说,为村民提供在家之外的信仰地。
庙宇的公共性还表现为庙内神灵为村民福祉而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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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内容提要:本文以冀东地区诸县为对象,分别从祖先崇拜、宗教意识、灵物信仰和迷信风俗几个方面切入,对近代这一区域城乡民间信仰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分析,并试图以此揭示华北区域城乡民间信仰的变动场景与时代发展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以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出现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呈现出神人合一、实用心态、多神崇拜、信仰式微等若干基本特征。
冀东城乡在各个方面与华北诸省具有地理、文化等诸方面的密切关联,因此冀东城乡民间信仰上所表现出的变化与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变动的一个缩影。
导言民间信仰具有原始性、程式化、继承性和时代性等特点,是了解民俗文化的最佳切入点。
民间信仰,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传承、变异而来的,是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主要有祖先崇拜、宗教活动、灵物信仰以及占卜、相面、堪舆等内容。
在华北区域里,“一个繁盛农村之另一象征是村内建有相当美好的庙。
庙内负责打扫清洁,按节日有香火”,近代冀东城乡就是如此,广泛流传着的崇拜祖先、信仰神灵以及各种迷信风俗中,多神性与实用性的特点十分明显,“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祀”这些构成了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这一地区乡土文化和民众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以唐山为中心城市的冀东地区,近代行政辖区划分,一般是在北依长城、南达天津、西到北京(北平)、东临山海关的范围内,既有山区又有平原,是华北与东北区域连接的必由之路。
清代以来,由于邻近京畿与地处交通要道,冀东城乡是近代中国社会相对安定的地区之一,民间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开滦煤矿建立、津榆铁路开通、秦皇岛港开埠,近代化工业强行进入冀东城乡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体系。
民国之后,由于地处“闯关东”的陆地咽喉,冀东地区首当其冲,人口流动较大,经商意识相对较强,所有这些变化,对冀东民众心态的影响深刻而又复杂。
当然,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冀东沿北宁铁路一线的城乡,山区则相对保守与安定,自然地理的特征,导致冀东地区出现了人文地理上的差异,这一特征,在近代华北区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典型性。
显然,了解近代冀东城乡民俗文化的演变,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华北区域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具有知微知彰的学术典型性。
笔者认为,这种考察更接近历史本相,而不应盲目夸大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在文化层面变动的幅度。
稳固普及的祖先崇拜在冀东区域的城乡社会中,基于宗法制度的血缘亲情,仍是维系家庭、宗族、村落社会的基础,由此建立起来的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人际网络,包容了全部城镇与乡村社区的所有角落。
置身于这种人际网络中的每一个人,父母与子女间、家族成员间均有着生物性的血缘关联,村落社会的成员因辈份不同相互间有着或远或近的泛血缘关系。
因此,在冀东人眼中,无论是生人或故人,他们都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整体,人生的苦楚不应让某一成员独立承担,而人生的甘美也应由大家共享。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冀东人也认为,祖先的功德是繁衍了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人。
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即使祖先仙逝,其灵魂仍与大家同在,他(她)应该受到特别的崇拜和尊敬。
享福之人是在收获自己或前世清白人生的成果,而身处逆境则是在为自己或祖先前世的恶孽赎罪。
因此,祖先在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中被奉为神明,就延续性、规模、方式等方面而言,祖先崇拜堪称中国的“国教”。
冀东诸县县志、当时与现在的调查均证明,近代时代冀东农村的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供奉着其祖先的牌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定期的祭祀,也使家庭具有了信仰与祭祀的功能。
昌黎县“士大夫家建立祠堂,春秋祭祀,备羊豕、酒醴,阖族长幼咸集,礼毕则皆醉饱而归。
其士庶之家无祠者,则于堂室中设龛,以安木主。
若村氓辈,惟岁杪裁红笺,书某门宗亲神位。
生辰、忌日,俱设供以祭”。
蓟县的“士大夫家,于祖宗神主前每日早晚必焚香,表尊敬,志不忘也”,也算是极致了。
在冀东诸县,一个人可以不信其它神灵,不设任何神祗的牌位,但他一定会设祖先牌位,富裕人家有的还在村中建造家庙以供祭祀。
县城中的冀东人,不少人家由于居住条件限制,不能长年专设祖宗牌位,但逢年过节都把祖宗牌位请出来祭拜。
资料表明,冀东地区祖先崇拜的模式,与华北其他地区的祖先崇拜如出一辙。
••••冀东人对于祖先崇拜的理解也是别有意趣的。
其一,生人所有的苦痛与幸福源于祖先。
一个人在仕途、学业、经商诸方面的成就,均为祖先之灵的荫庇;反过来,他的成就也为其祖宗增光添彩。
其二,已故先人仍然具有与生人同样的欲求。
为了使先人庇护生人,生人就得尽义务和责任供奉祖先。
根据能力,农民们在忌日要为先人提供与实物大小相近的用纸、麦秸等物制成的衣物、家具、牲畜和佣人,以便其在另一个世界安家落户。
其三,先人和生前一样一如既往地帮助阳间亲属。
生人的生活可因祖先在阴间的某种努力有所改善;祖先在阴间的福祸,也会因阳间后代的世俗言行而增减。
••••上述认识在冀东城乡相当盛行。
它表明,冀东人与祖先的关系与阳间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一般,他们像对待在世亲人一样对于先人。
相比之下,冀东人对其他神灵的态度则要疏远得多,他们在灾难临头时马上会向传说可提供援手的神灵祈祷,献上供奉并举行祭祀,祖先之灵此时却少受祭拜,因为冀东人眼中的祖先之灵无需恳求,如能帮助阳间后人,他们定会尽力,这种亲情是无需祈祷或物质回报的。
••••冀东人对待诸神的态度完全不同。
大多数人对于祖先只有个人感情的投入,而对其他神祗则是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春节的鞭炮和团圆饭,只是这个全年最重要节日的表象,其本质意义不仅是于现世生人的全家团圆,也包括生人与先人的团圆。
在冀东诸县,从农历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祖先的牌位每天都要祭祀,正月十五也要祭祀。
这段时间内,每次饭前都要在祖先牌位前摆上饭菜、碗筷。
正月初一、初五还要供上三碗饺子。
这种与祖先象征性的团聚,在清明节还要重复一次。
届时,所有家庭成员要为先人扫墓,擦洗墓碑,供奉食品,焚香叩头;有人将部分食品留在墓前,有人则在墓前与祖先共进野餐,而在祭祀其他诸神时一般不会出现人与神分享食物的作法。
同样,农历七月十五,顺义县的人们一般都要“设麻谷于堂,荐时食祭祖先,亦有至坟前,如清明礼稍杀”。
昌黎县的人们“至于清明节,七月中元(俗称“麻谷节”),十月朔,皆祭于墓侧。
此则昌邑之俗所同然者也”。
••••和以血缘关系划分传统乡土社会关系一样,冀东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把神灵世界加以区别。
祖先之灵是迥异于其它诸神的最重要神祗。
对多数人来说,有祖先的庇护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而最值得同情的是生前不认父母亲戚、死后无人祭祀的人,其亡灵会变成荒野游魂,就像阳间无亲无故、背井离乡的流浪者一样。
冀东诸县的厉坛,就是专门用来安慰无人祭拜的亡灵,以使他们有所依靠而不为害一方。
••••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原则也渗透到了祖先崇拜的意识中。
冀东人认为,靠祖先的荫庇可以得到阳世的富足;而祖先之灵也希望获得祭祀,以免荒野游魂之忧。
对祖先的崇拜,不仅涉及到了一个家庭、家族的利益,其基本原则已经深深植入了冀东乡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
冀东人认为,移动某家祖坟可导致其家族的败落,名人的出现则和其始祖的善行及当地风水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祖先崇拜在冀东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尽管这一时期冀东在经济结构上开始有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变革;人口的变迁也导致一些地方祖先崇拜的相对衰落;一些受到新式教育的人,对祖先崇拜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但整体而言,冀东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祖先崇拜意识依然稳固。
这种观念上的固化,是考察近代冀东城乡社会变动所必须要注意到的。
中西并存的宗教实态••••在人际关系网络强调包容而非排斥、倾向分享而不是独占的中国社会,儒学精神因政治倡导而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之中,人们的实用心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宗教的认知态度,诸神何出并不重要,为我所用才是人们宗教崇拜的根本出发点。
长期以来,多神信仰是最适宜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世界的。
近代时期的冀东城乡自然概莫能外。
••••近代冀东城乡究竟有多少庙宇,目前不得而知。
光绪年间,遵化即有大小神庙233座,有专门寺名的庙宇85座。
其他的县份也有相当的规模。
因此估计冀东地区各县的庙宇总数约在2000-3000座之间。
清末之后,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基督教开始在冀东城乡渐渐站稳脚跟,出现了佛、道、回、天主、基督教等教派及儒家崇拜相互独立而又并存的局面。
一般而言,佛、道、回等传统宗教力量强盛程度依次排列。
通县是一个例外,其伊斯兰教发展“势力较大,城内及诸村约有2455户,少数几个村是与汉族杂居。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对昌平县、密云县、平谷县、香河县、蓟县、遵化县6个县8个村的调查表明,村民大多信仰佛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儒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极少,而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人更少(见表1)。
表1:冀东六县八个典型村宗教信仰状况调查综合表昌平县阿苏卫村民大多信仰佛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儒教,无人信仰伊斯兰教。
对于佛教的态度处于衰弱之中。
村东西头各有庙一座,西头的庙现兼为乡公所和学校。
密云县小营村村民均信奉佛教,只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
平谷县夏各庄、小辛寨和胡庄夏各庄信仰佛教的人比较多。
本村真仁寺现只有一名和尚,东西厢房已为乡公报和小学校使用。
小辛寨一户信仰基督教,其他均为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徒。
胡庄的佛教寺庙,已被初级小学校和乡公所使用。
香河县后延寺县城里有二三所基督教会和一些教徒,农村中基督教徒较少。
县城里有一些回教徒,村内只有一名回教徒。
村民大多数信仰佛教。
佛庙的一部分现为乡团宿舍。
蓟县纪各庄村中宗教是儒教、佛教混合体,也包括较少的伊斯兰教、天主教,村中佛庙内放置了碾子及磨供村民免费使用。
遵化县卢各寨村民多信仰佛教,也有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者。
村中有释迦庙与关帝庙,近年来因年久失修,佛像褪色,庙宇漏雨,已无法居住。
每年多在春季进行一次祭祀。
资料来源:[日]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册[M],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所1936年版,第43、91、113、134、145、184、228、231、380页。
表2:1931年冀东十县佛、道、儒三教寺庙统计表玉田通县蓟县丰润顺义密云怀柔平谷昌黎抚宁264 101 183 89 215 15 28 48 68 14资料来源: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编:《河北省统计年鉴》(1931年度)[M],民政类,河北省政府秘书处1932年印。
晚清以来,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近代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发展,华北区域诸县城乡在知识与信息的获得机遇上明显增加,宗教信仰整体式微的特征日益明显。
当李景汉在河北省定县发现“入过学堂的青年对于宗教的信仰显然的薄弱。
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任何宗教也不信的趋势”时,昌黎县城乡也出现了“僧徒日少,释教之式微久矣”的状况,过去蓟县城内的丧礼,一般“延僧道唪经,糊纸张以表示尽人子之心者,自民国以来,风气开通,多半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