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西方文化_思维方式与翻译策略

2008年6月第26卷　第2期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 nal of Taiyuan U niver 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08　Vol.26　No.2也谈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与翻译策略X侯　茜(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摘要:翻译不仅是不同世族语言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的方式,也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方式。

文章旨在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进行对比,阐释二者的主要歧异及原因所在,提出一些相关的文化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化;思维方式;歧异;翻译策略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08)02-0063-03 一、文化与思维方式关于文化的定义成百上千,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文化可以宽泛地解释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另外,文化也可以从狭义上解释为是特定人群的显形的或隐性的行为模式,其中涵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狭义的文化定义显得较为实用。

因为翻译中碰到的主要困难,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就是作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文化的种种歧异。

[1]而观念文化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上面,这就使译者必须从中西方各自的思维方式入手,在把握译入语国家(通常为译者的本族语国家)文化的同时,对源语言国家的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及策略,译出令译文读者满意的文本,从而尽量唤起与原文本读者相一致的反应,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

说到思维方式,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由语言所决定的:英语国家讲英语,便形成了英国式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讲汉语,也就形成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We think the way we think because we talk the way we talk.”[2]但事实上,一种语言结构多少会从比如发音、词汇、句法以及篇章模式上反映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但它却无法决定人们必须想什么或者应该按照某种方式去想。

正如Eugene A・Nida所描述的那样:It is tr ue that the par ticular structures of a language(sounds,lexemes,syntax,and discourse patterns)may reflect to a certain degr ee the way people think and they may be said to form“the r uts or paths for thinking,”but they do not determine what or how people must think. Languages are too open-minded and human imagination is too creative to ever be rigidly ruled by the regulations of syntax or of any other feature of language.[2]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汉语普通话,大家极力避免说方言,都来讲普通话,我们暂且放下方言面临消失的危机,在此只讨论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关系。

按照上面多数人的想法,大家的思想应该是统一一致的,但由于人的思维本身具有创造性,因此并不会拘泥于语言的条条框框中,而是拥有奇特的想像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足以接受其他语言国家的一些思维方式,进而上升到观念文化的高度。

或者正是因为人类的想像力,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们之间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相通性,从而使各自的文化得以交流,翻译也变得必要而不可或缺。

二、中西方思维方式对比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方相对于东方文化起步比较晚,但在其内部之间,比如:南欧和北欧、西欧和东欧,就是英国、德国国内也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然而体现着本质X收稿日期:2007-10-18作者简介:侯　茜(1984-),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差异的无疑还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比如龙和凤在中国是图腾的象征,在图腾发展进一步神圣化之后,形成了龙、凤等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综合性图腾形象。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一种能兴云降雨的动物,因而,在我国龙凤用来指那些才能优异的人才,龙虎用来比喻豪杰志士。

“龙”在成语中也被广泛利用,如“龙飞凤舞”、“藏龙卧虎”等等。

但在西方,龙和凤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罪恶和邪恶的代表。

西方的凤是再生、复活的意思。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能够从嘴中喷火。

到了中世纪,龙演化为罪恶的象征,例如西方的著名电脑游戏Diablo中的魔鬼diablo就是一个龙的样式。

许多专家学者都对东西方思维方式进行过讨论,得出了许多结论。

但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辨证思维和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用辨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辨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

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不存在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

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辨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

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

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就是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不存在中间性。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时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中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中西方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西方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对他人的作用。

例如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中,就会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性格特征造成的结果。

这方面有一项研究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1)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2)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3)折中性,中国人喜欢的是中庸之道,不喜欢走极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我国的外交政策上;(4)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5)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他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

三、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3]的观点。

尼斯比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辨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

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的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

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

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个体、辨证与逻辑等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

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上。

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辨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景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再次,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附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西方人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64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6卷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是不同的。

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

当然,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

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人文等诸多因素。

四、译者采取的原则及策略简单地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本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本,而“语言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思维方式;说到底,语言表达了一种世界观”[4]。

而翻译本身又肩负重要使命,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

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既然翻译如此必要,那么,面对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译者应当采用怎样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呢?Eugene A.Nida在《翻译科学探索》(Towar ds Science of T ranslating)一文中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就是说只要译文读者能产生与原文本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就算作比较成功的译文。

“What is important is the extent to which receptors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ppr eciate the translated text. Accordingly,it is essential that functional equivalence be stated primarily in ter ms of a compar ison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original receptor s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the text and the way in which r eceptors of the translated text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translated text.”[2]要达到功能对等,就需要采用各种翻译策略来处理思维方式带来的差异,其中包括对原文的结构和语言形式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变,将源文本中一些文化色彩较浓的词语用带有普遍性的词语译出,“it requir es the use of a culture-free word,sometimes with a new specific term.”[5]例如,中国人在与别人打招呼等方面与英国人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中国人见面便问人家:“你吃饭了吗?”这就不能对等地翻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要不然,人家还以为你要请他吃饭,因此,只需译成“How are you”或“Hello”就不会有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