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特别关注ocus4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当今与未来的意义条约精神的基础依然存在，仍然是对中日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重要保障，符合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根本利益。

文 | 杨伯江继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1978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中日双方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之间对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产生了更大需求。

这一年8月，中日两国政府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进一步确认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为中日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为中日关系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保障，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条约精神的基础和作用今日依然存在如今45年过去了，中日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的基础是否还存在，这份条约能否指导中日双方解决现实存在的两国关系问题？从条约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给予严格遵守；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这些虽然是45年前缔结的条约内容，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条约精神的基础依然存在，仍然是对中日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重要保障，符合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根本利益。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双方无论是从经济产业结构，还是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来说，都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尽管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出现了中方追赶日方，甚至在一些领域超越日方的情况，但两国总体上仍然存在互补关系，有的领域和方面甚至是深度相互依赖。

例如，双方都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都在推动节能减排，都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开展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是无比广阔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台湾因素大连外国语学院张耀武关键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台湾因素反霸条款内容提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田中、三木和福田三任内阁，历时近6年才得以完成。

围绕“反霸条款”的争论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来自台湾方面的阻挠以及日本政界亲台势力施加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促使福田内阁最后下决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国方面的“促”，也有日本友好人士的“逼”，还有美国方面的“催”和“亲台派”人士的“放”。

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历程，深感中日友好局面的来之不易及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一、“台湾因素”是缔约谈判的最大阻力中日两国复交之后，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要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由于中日两国已经顺利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也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的，因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这个“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邓小平语）的事情，竟用了近6年①的时间。

这其中，既有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也有日本国内政局变动的原因，但是，来自台湾方面的阻挠以及日本政界亲台势力施加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始于1974年。

1974年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提案，得到了日方的响应。

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议。

自此，拉开了中日缔约谈判的帷幕。

1974年12月9日，三木武夫接替11月26日辞职的田中角荣，担任日本第①从1972年9月29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到1978年8月12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间经过了66任内阁总理大臣。

这样，中日缔约谈判的任务就落在了三木内阁的肩上。

如同中日两国复交时一样，对于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台湾当局也千方百计地进行了阻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两国政府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一项重要条约。

该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和平友好的开启，对于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条约确认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

条约明确规定，中日两国将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对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这一原则的确立为两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

根据条约的规定，中日两国将加强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共同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两国还将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两国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第三，条约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

条约明确规定，中日两国将在历史问题上相互尊重，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进行互相指责和批评。

同时，两国还将加强历史教育，推动两国人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避免历史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干扰。

最后，条约规定了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

根据条约的规定，中日两国将加强安全合作，共同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

两国将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推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和平友好的开启，为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同时，这一条约的签署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仍然存在，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对话和协商，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

只有通过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方式，才能够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总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01徐　显　芬　〔摘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经历了预备谈判、一度中断后的重启缔约谈判以及正式缔约谈判三个阶段，谈判的分歧点聚焦于反霸条款。

这个分歧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东亚秩序观：中国在设定主要敌国的基础之上，旨在把日本拉入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日本则坚持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外交政策，采取“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方略，只与中国发展重视实务往来的友好合作关系。

当前中日两国的战略猜疑，根源就在于缺乏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制度性安排。

〔关键词〕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反霸条款；第三国条款；东亚秩序观〔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９．３１３；Ｋ２７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８）－１１－００７６－１１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ＸｕＸｉａｎｆｅ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ｎｅ 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ｉ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ｃｌａｕｓｅｓ．Ｓｕｃｈ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ｏｒｄｅｒ．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ｍａｊｏｒｅｎｅ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ｈｉｎａａｉｍｅｄｔｏｂｒｉｎｇＪａｐａ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ｉ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ｕｎｉｔｅｄｆｒｏｎｔ；Ｊａｐａｎａｄｈｅ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Ｊａｐａｎ 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ａｘｉｓ，”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Ｓｏｖｉｅ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ｉｓ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 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ｉｓＪａｐａｎ 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ｓｉｎＳｉｎ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是中日两国间最高形式的法律文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第五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日举办作者：李阳来源：《留学》2018年第24期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两国除在政治经济领域有着深入交流之外，在文化教育领域，合作也正在走向深入。

中国总理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问日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开放也迎来了40周年纪念，2018年，中日关系屡屡“破冰”的信号释放不断。

2018年11月26～28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日中文化交流中心（环球翔飞教育集团）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等共同协办的第五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日本兵库县淡路岛召开。

中日恢复政府间留学生交流40周年15所高校共同签署《淡路岛宣言》交流会当天，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冈山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上智大学等116 所中日著名高校的近400名校长和师生齐聚一堂，就加强两国教育领域合作，展开深度交流和探讨。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驻大阪总领事馆大使衔总领事李天然、教育室长吴劲松、日本兵库县副知事金澤和夫、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李春生、日中文化交流中心代表李欣立等出席会议。

《留学》杂志总裁李璨、国际事业部主任赵冰燃受邀共同参会。

在第五届中日教育交流会的开幕式上，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李春生的致辞对中日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肯定。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李春生分别发表致辞后，中国卓越大学联盟及日本国立六大学联盟由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冈山大学校长槇野博史分别代表中日15所联盟高校共同签署了《淡路岛宣言》。

宣言指出，兩所联盟将始终致力于为中日两国院校和民间团体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中日人文、教育交流研究。

两所联盟将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共享教育资源，培养中日一流大学人才同窗友谊，为中日青年学子搭建更加通畅的友好交流平台，促进教育合作，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1.中日两国的敌对（1949—1971）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吉田政府于1952年4月与台湾当局缔结《日台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2年6月，中日签订了第一个战后民间贸易协定。

1953、1955、1958年又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但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一度导致中日贸易中断。

由于双方对发展经贸关系又很强的需求，1962年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贸易综合备忘录》，即L—T备忘录。

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积极开展中日民间交流。

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9多年的两国关系，可以清清楚地看到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是冷战这一国际大环境；第二是日美关系；第三是日台关系。

2.中日关系的蜜月时代（1972—1991）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

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撼，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

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邦交实现了正常化。

1978年8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10月，邓小平访日。

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1周年。

从表面上看，中日早已和解。

但是，这些年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两个国家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究其根源，是因为中日的和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安排。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导了41年前的正常化。

但是，从上至下的和解往往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没有对过去战争历史的起码认识和反省，没有民间社会真正的对话和沟通，没有国民教育的反思，历史的旧恨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始末作者：陶永祥来源：《领导文萃》2008年第24期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

今年应邀访日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之后，中日双方形成的第四个双边关系文件。

四个文件如同四座里程碑，勾画出中日两国由恢复邦交正常化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进程。

在四个文件中，签署于30年前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篇幅上来说是最短的一个，除前言外正文只有5条7款，全文不足1000字。

然而，这一条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签署，其间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4年多时间。

一、谈判桌上，日方以“反霸权”涉及第三国为由表示难以接受条约方案；出访途经东京的陈永贵传达国内的意见——“最高指示：不能让！”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双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先后签订了航海、贸易等几个业务协定。

在此背景下，双方要求尽早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1975年1月，双方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双方达成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

然而，当中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提出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协商条款和期限条款等内容的条约方案时，日方却对其中的反霸条款提出异议，说“反霸权”涉及到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这一条款将会把日本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

因此，不同意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

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国内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

”陈楚大使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更加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三个政治文件诞生历程20世纪70年代，以《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标志，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中日两国终于结束了相互敌对的历史，恢复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友好关系。

可以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重要文件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贯彻其中的主题。

建立和维护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对日方针。

在当前中日关系困难时期，回顾过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对于维护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大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联合声明》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周恩来总理就曾对日本友人说，中日双方要缔结的和平条约，不是单纯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而主要是在于使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建议称之为“和平友好条约”。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双方“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并表明《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还将以签定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

1975年1月，中日双方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即将缔结的条约是面向未来走向友好的条约；二是条约的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

邦交正常化法律手续的最终完成1978年3月，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签定，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不断合作，为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日本也强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作用及重要性，表示“缔约可以使日中关系稳定，可以就日中之间的各项悬案和国际问题，更顺利地交换意见，日中关系的稳定对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都有好处”，表明了日本与中国缔结友好条约的愿望。

1978年5月初，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访美时，美国总统卡特表示“对日中关系的进展感到高兴”。

美国在中日缔结和约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快缔约进程。

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亲赴东京参加互换条约批准书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名词解释两条线战略：概述：是指20世纪60年代苏联修正主义加紧危害新中国，中国必须同时应对美帝苏修两大敌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外交方针。

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局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当时国际政治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美苏争霸过程中出现缓和的迹象，中苏分裂，使确立于建国前夕并在50年代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一边倒”政策失去存在的意义, 其结果不仅使我国在与美国抗衡中失去强大的依靠力量,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又增加了一个强大对手。

中美关系没有明显改善，我国也逐步走上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状态的道路。

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

国内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变化，强调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成为核国家。

对于外交与国际事务，主张支持左派政权，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

为了增强同美苏两霸对抗的力量,毛泽东把我国的外交重点转向亚非拉国家,谋求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结成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从此,我国的外交进入既反美又反苏的“两条线”战略时期。

内容：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

积极评价：（1）、有力地支持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大了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自主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改变了联合国成员的结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2）、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国当时的软实力--革命经验，借推进世界革命，进一步巩固了独立自主权。

（3）在实力悬殊的劣势下顶住了美苏夹击，而且突破了美国长期对我遏制的局面, 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大大提高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影响力。

消极评价：（1）、在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片面强调国家安全,忽视国家的发展。

“两条线”战略片面夸大美苏对我国安全的威胁,结果导致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出现错位,夸大战争的威胁,影响和削弱了经济建设。

此外,由于受美苏压制的刺激,过分排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缺乏对接世界先进技术的主动性,片面强调自力更生搞建设,错失发展良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其中第八条规定：中日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条约的预备谈判，因“反霸条款”和“第三国条款”的争执，直到1978年8月才正式签订条约。

本文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与签订的曲折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并探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意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第一阶段：从开始到中断(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时，就曾提议中日邦交正常化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第二步是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

[2]这是周恩来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日本是议会内阁制，联合声明这样的双边文件经首相召集和主持内阁会议通过即可生效。

但如果是和平友好条约就要提交国会审议和批准，可能会拖较长时间，难度也大一些。

因此，“分两步走”是一个有利于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好设想。

后来田中首相访华时接受了这一提议。

对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周恩来早已胸有成竹。

他在1974年11月中日两国副外长就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之前就将自己的设想转告了外交部，此外，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也多次谈过自己的想法。

周恩来的设想基本上是以联合声明为基础，对于什么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可以简写都有相当详尽的说明：和平友好条约要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来写。

联合声明前一半是讲历史的，这是已经实现了的，是肯定了的；第五条讲赔偿问题，也已解决，可以不提了；留下的第六条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关于两国政府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决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第七条是中日友好不排他和反霸权的问题，这一条逻辑性很强，你不称霸，我怎么排你或者针对你呢?下边还有经济文化条款，可以简单地写一下。

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满意地回顾了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的发展；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尊重；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此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委派外交部长黄华；日本国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达成协议如下：第一条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二条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第三条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

第四条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第五条一、本条约须经批准，自在东京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

十年以后，在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

二、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十年期满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

双方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日本国全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园田直黄华日本国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間の平和友好条約（1978年8月12日北京）日本国及び中華人民共和国は、千九百七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に北京で日本国政府及び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が共同声明を発出して以来、両国政府及び両国民の間の友好関係が新しい基礎の上に大きな発展を遂げていることを満足の意をもつて回顧し、前記の共同声明が両国間の平和友好関係の基礎となるものであること及び前記の共同声明に示された諸原則が厳格に遵守されるべきことを確認し、国際連合憲章の原則が十分に尊重されるべきことを確認し、アジア及び世界の平和及び安定に寄与することを希望し、両国間の平和友好関係を強固にし、発展させるため、平和友好条約を締結することに決定し、このため、次のとおりそれぞれ全権委員を任命した。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始末作者：王泰平来源：《读书文摘》2019年第04期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在中日复交前就明确提出的主张。

周总理提出分两步走：先复交，再缔约，但不仅仅是缔结和约，而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提升两国关系;二是照顾日本的难处。

蒋介石集团1952年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已败逃台湾，完全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来说，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绝不能承认。

但对日本政府而言，日台和约毕竟是一段外交史，让它从正面否定，十分困难。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大平外相诉苦说：“贵国认为‘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我们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没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一见解。

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所以日本作为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

如果日本完全同意贵国的见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欺骗了国会和国民。

”日方恳请中方理解日本的难处，要求以《联合声明》或《联合宣言》形式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以缔约方式，这样就可以不经国会批准。

日方保证：一旦实现邦交正常化，日台和约自然失效，日台自然“断交”。

周恩来总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局部困难，这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态度的回答。

”所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采取的是發表《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的方式，而不是缔约的方式。

中日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条款，于1974年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

中日复交两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了尽早缔约的提案。

日方接到这个提案后，很快作出了积极反应。

1974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约问题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谈。

这次会谈气氛友好，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初步设想：在条约前言中应明确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约正文中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

对中日民四条约的认识标题：中日民四条约的背景、内容与影响导语：中日民四条约是日本投降后中日双方签署的重要条约之一。

本文将就中日民四条约的背景、内容与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一、背景概述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二战中彻底失败，投降于盟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日本与各个盟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停战和投降协议。

其中，中日之间的停战协议称为中日民四条约。

签署这一协议的也标志着中日战争的正式结束。

二、中日民四条约的内容1. 第一条：废除大日本帝国的形式和政权，建立一个以天皇为军权首脑的民主政府。

这一条款确保了日本的政权转变，同时也为后来的日本国宪法奠定了基础。

2. 第二条：中日双方同意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恢复外交与经济交流。

这一条款呼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以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区域发展。

3. 第三条：确保中国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破坏。

这一条款强调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重要性，为后续处理战争赔偿和领土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

4. 第四条：中日双方同意尊重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原则，推动两国社会进步和发展。

这一条款旨在构建一个对等和友好的国际关系，同时也为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提供了指导。

三、中日民四条约的影响1. 社会稳定与和平：中日民四条约为中日两国创造了和平与稳定的基础，消除了战争对两国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

这为两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2. 区域合作与交流：中日民四条约中“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恢复外交与经济交流”的内容，为中日两国在外交、经贸等方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为两国的关系和区域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3. 国际关系调整：中日民四条约中重视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原则，为两国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提供了指导方针。

这也对其他国家与日本建立合作关系和进行交流互动起到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4. 双方认知与回顾：中日民四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二战战争的正式结束，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破冰”到“暖春”：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作者：徐敦信来源：《对外大传播》2009年第02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过程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明文规定了要缔结条约。

正式的条约谈判是从1974年初开始的，到1978年的8月12日签字，整个过程历时3年8个月12天。

这3年多时间，日本经历了三届内阁，中国经历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条约谈判花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的劲，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谈判开始以后，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原来联合声明中已经白纸黑字写上的反霸条款，日本方面又不同意写进条约。

反霸条款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我们两家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别人谋求霸权。

但是日本方面不同意写进去，其实这是日本国内的右派为反对同中国缔约找的一个借口。

谈判围绕这个问题一波三折，迟迟没有进展。

一直到1977年，中日两国的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方面，三木首相下台了，福田内阁取而代之，中国方面，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

30年过去了，我对邓小平在领导谈判过程中的大手笔仍然记忆犹新。

首先，他针对日本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财界、舆论界的人士做工作，讲反霸条款的主要内容：我们不反对任何人，但是我们反对任何人谋求霸权。

我们首先是自我约束，中国和日本不谋求霸权，这是郑重的自我约束。

日本的老百姓、舆论和各界是接受这个道理的，所以很快就在民众中形成了要求福田首相尽快签约的呼声。

其次，小平同志通过日本政界、财界的上层给福田首相本人传话。

比如说：“知道首相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但是条约这件事本来是很简单的事，现在让三木弄得很复杂化，要下决心的话一秒钟就解决问题，就是‘签订’二字。

福田首相过去和我们的关系大家彼此都清楚，坦率地讲算不上老朋友，但是我们对这个并不介意，我们希望福田首相能够跟田中、大平一样，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讲话传到日本以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这种情况下，福田终于下决心，条约谈成的时机趋于成熟。

《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由园田直外相和当时的黄华外长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

中美、中日建交
1.2018年是《中美建交公报》发表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表40周年。

2.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3.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抓住机遇，促成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签署《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4.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政府签署一份联合声明，简称中日联合声明，又称中日建交公报。

5.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继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包括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表态，明确宣示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指明了正确方向。

6.2018年也是《中日联合宣言》发表20周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10周年，这两份文件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同组成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必须牢牢坚持的指针和遵循。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文章属性•【缔约国】日本•【条约领域】外交•【公布日期】1998.11.26•【条约类别】声明/宣言•【签订地点】正文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应日本国政府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于1998年11月25日至30日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江泽民主席会见了日本天皇明仁，并同小渊惠三内阁总理大臣就国际形势、地区问题和中日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如下：一双方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朝着建立国际新秩序正经历着重大变化。

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相互依存关系加深。

安全对话与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和平与发展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首要课题。

建立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谋求21世纪有一个更加巩固的国际和平环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双方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双方积极评价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及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认为它应为建立和维护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双方赞成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改革，以使联合国工作及其决策过程更好地体现全体成员国的共同愿望和集体意志。

双方主张，彻底销毁核武器，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

呼吁有关国家停止一切核试验和核军备竞赛，以利于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二双方认为，冷战后，亚洲地区形势继续走向稳定，域内合作不断深入。

确信亚洲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在未来世纪将起重要作用。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文章属性•【缔约国】日本•【条约领域】外交•【公布日期】2008.05.07•【条约类别】声明/宣言•【签订地点】东京正文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应日本国政府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08年5月6日至10日对日本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明仁天皇，并同福田康夫内阁总理大臣举行会谈，就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如下：一、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

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

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二、双方重申，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

双方确认，继续坚持和全面落实2006年10月8日及2007年4月11日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各项共识。

三、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四、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

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

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

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