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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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对理解教条主义的危害及防范对策

摘 要：教条主义无处不在，无论对于人类，社会，经济，体制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教条主义，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自然辩证法是考察“自然”的本质和演进发展规律，以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通过自然辩证法深刻理解教条主义危害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教条主义;自然辩证法；防范对策;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Abstract: Dogmatism is everywhere, causing serious social harm to human beings,

societies, economies and institutions. Dogmatism, as a kind of reasoning power, is

never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ontent of things, but it know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knows how to appl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o any content.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and the law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universal law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through

prac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dialectics of nature,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harm of

dogmatism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Dogmatism; Dialectics of nature;

自然辩证法强调辩证思维和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这对当今的科研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足够重视辩证思维和理论思维，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备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从自身方面分析，基于理性启蒙、自我意识、理性自我视角。从自然辩证法视角，理解教条主义给我们现代主义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及经济后果，对于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需要制定好相应的防范对策，探寻一条反对和防范教条主义的有效的主体化道路。

一、 自然辩证法对理解教条主义的社会性危害

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1

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它在全党统治了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其危害有，丧失了联合反蒋抗日的中间阶级的有利时机和形势。第二，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就革命力量自身的原因来说，这是“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

在社会主体论层面，王明未能认识到社会主体分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还可依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性质和现实的各种需要，依次无限性具体划分。在静态与动态，绝对与相对中，划分和区别社会各种不同和相同的群体和个体主体。而教条主义者往往既看不到社会主体的这种泾渭分明的具体性划分，又看不到社会主体之间存在多种形式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主体一概而论的存在中导致事实上的主体自我的丢失，从而使主体最终犯教条主义错误1。

二、 自然辩证法对理解教条主义的经济性危害

以昭平县元山金矿为小型金矿为例2,在经过"教条主义"的勘查工作后,消耗了矿权人的勘查资金及投资热情,处于停滞阶段。综合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分析认为在第二期勘查阶段中,勘查单位严格按设计开展勘查工作,勘查过程中不注重现象的总结,未能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方案,导致勘查资金过量投入在次要成矿类型地区,因此难以取得找矿效果,成果投入时间比极不均衡。

成果投入时间比及在某个时间阶段投入一定资金与取得的成果的反比，矿业活动投资阶段的成果在不同勘查阶段有不同体现，以元山金矿为例，如处于预查、普查阶段，通过少量工程即揭露到矿体，在对该区地质规律研究基础

1 刘保民,王吉平,刘琅琅.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基于理性启蒙、自我意识、理性自我视角[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02):1-6+14.

2 叶雷,阮春丽,杨月霞.教条主义在小型矿山中应用失败案例：以昭平县元山金矿为例[J].中国矿业,2021,30(S2):59-62+75. 2

上，可认为元山冲矿段具有较好找矿前景，成果投入时间比（期望值）高；进入详查、勘探阶段，成果的体现为资源量，第二勘查阶段成果投入时间比低，该期勘查工作虽按照常规的步骤进行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但是灵活性不强，属于过度投入却无成果，不符合矿山绿色勘查原则，为一次失败的勘查案例。

通过昭平县元山金矿从源头上采用照班照抄形式进行地质勘察，从自然辩证法角度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观察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反对教条主义形式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要对事物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使实践活动符合事物自我否定的辩证本性，如此才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达到经济性效果，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三、 自然辩证法对理解教条主义的文化性危害

秦始皇焚书，并未焚烧秦朝廷典藏室收藏的所有图书，而保留了符合君主专制统治思想和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需要的官方正版。先秦典籍的全部焚毁，并不是因为秦始皇所颁布的焚书令，而在于西楚霸王项羽火烧阿房宫蔓延三个月不灭的大火。被秦始皇坑杀的儒士分为两类：一类是方术之士，即遵从邹衍学说的阴阳家之徒；另一类是文学之士，即遵从孔子学说的儒家之徒3。

秦焚书是儒法之争“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代表性论文为陈宝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浅探》,他在该文中认为秦在统一之初,实行的是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之所以会焚书,是由朝堂上儒法之间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引起的。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引经据典,评判时政,厚古薄今,公然反对法家政治,主张重启分封制,为当权的法家一派及倾向于法家及郡县制的皇帝所憎恶。这是造成焚书悲剧的重要因素4。如果非要以政治集团视域划分秦廷之政治势力,应当分秦之政治势力为重启旧制派与维护新制派。而儒家未必都是重启旧制派,荀子一派明显由礼入法,“重法后王”。若以个人地位及影响力而论,因李斯为法家,其焚书之建议为皇帝采纳,便说焚书乃法家打压儒家之必然结果。

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看待，陈淑霞在《文人、文祸、典籍——从〈史记〉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文中认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强制的、残暴的手段强化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打击了以儒生为代表的“不师今而

3 霍然.秦代焚书坑儒事件本末辨析[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7(06):59-64.DOI:10.13954/ki.hduss.2021.06.009.

4 陈宝齐.秦始皇“焚书坑儒”浅探[J].黑龙江史志,2015(01):132-133. 3

学古”的复辟势力,维护了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焚书”“坑儒”之举,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文祸——专制政体对文人、文化迫害之先河,给我国古代文化典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5祝运俊在《也谈“焚书坑儒”》一文中认为既要看到“焚书坑儒”加速了秦王朝灭亡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实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伟大格局的一面。6

四、 防范教条主义的对策

(一) 理性启蒙，激发自我反观与求实的自觉理念7

反对和防范教条主义的过程中，理性启蒙使人类主体，从自我觉醒到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到自觉行为，最终形成防范教条主义的理性自我主体。这是一个逐步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以本真、科学、规律性的视野，观察、考证、分析和掌握事物之本质，使自身始终处在头脑清醒，思维科学，行为规范，理想结果的常态。这是反对和防范教条主义的自我之本。

通过理性启蒙教育，使全社会的人们觉醒与觉悟起来，与束缚自身及思想的社会现象和事物做坚决的斗争，以确立自身应有的尊严和独立意识地位。理性启蒙运动推进的结果，使社会个体在被启发中警醒和自觉，在有意识中，对捆绑自己的外化力量和枷锁，形成反抗、否定甚至革命的动能，达到还原本真自我的结果。

(二) 遵循理性与实践相统一的规律，筑牢反对教条主义的坚固防线

从一定程度上讲，遵循理性与实践相统一就是要拯救人的理性及运用理性的勇气。根据康德对“启蒙”的解读，人之所以处于不成熟、被蒙蔽的状态，并不在于人本身缺乏理性，而是由于外在因素对人思想的束缚。这种束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所指，可以是康德时期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也可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君权政治，或者个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所以，摆脱外在的束缚，理性能够自由地运用就成为了启蒙必要的外部条件。

在认识和理论层面上，理性启蒙就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理性观念问

5 陈淑霞.文人、文祸、典籍——从《史记》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27(06):96-100.DOI:10.19331/ki.jxufe.2014.06.017.

6 祝运俊.也谈“焚书坑儒”[J].教育教学论坛,2010(27):251.

7 刘保民,王吉平,刘琅琅.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基于理性启蒙、自我意识、理性自我视角[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02):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