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专业知识解读(一)

中国历史专业知识解读（一）

一、纪年方法简介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了自己的历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使用的是“干支纪元法”，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别组合起来，每60年为一个周期。中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月、日，但同时采用中华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元纪年制度。

（一）干支纪年法

农历纪年法叫干支纪年法。它起源于夏朝，又称夏历，对农事有指引作用，故称农历。是我国采用的一种传统历法，又名夏历、中历、旧历，民间也有称阴历的。它用严格的朔望周期来定月，又用设置闰月的办法使年的平均长度与回归年相近，兼有阴历月和阳历年的性质，因此在实质上是一种阴阳合历。它以十位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位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配对纪年，周而复始。

1．干和支的含义：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

干指天干，共有10个符号：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支指地支，共有12个符号：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干和支组合后用于纪年。即：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顺序搭配组合成干支，用于纪年。按此排法，当天干10个符号排了六轮与地支12个符号排了五轮以后，可构成60干支。续排下去又将恢复原状，周而复始，即如民间所说“六十年转甲子”。

（二）公元纪年法

公元是“公历纪元”的简称，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年）。公元常以 A.D.（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 B.C.（英文 Before Christ 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这种纪年体系开始在欧洲各国采用。

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约翰一世指令当时的一位修道士Dionysius Exiguus，即“小个子”狄奥尼修斯编写一份年志，并指示年志要以“从吾主耶稣基督降生起的年份”为依据。

经过一番计算和研究，狄奥尼修斯最后确定：耶稣基督降生在A.U.C.（即罗马建城后）753年，临近岁尾的12月25日，然后他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从吾主耶稣基督降生起的年份”即从A.U.C.754年起，将这一年定为新的纪年法的元年，A.D.1年，亦即公元1年。日期则从A.U.C.754年1月1日起。

但是狄奥尼修斯创立的公元纪年制也有缺陷，但它还是逐渐被人接受。英国教会于公元663年正式采用这个新的计算年份的方法。

二、选拔人才制度的沿革

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制度。

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时期，官员的选拔采取的是“世卿世禄制”。这主要是与分封制相适应的。以西周为例，周王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封为公侯伯子男，建立诸侯国；诸侯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封为士大夫，建立家邑；士大夫同样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均为士，享有禄田；士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弟子则为平民，即国人。对于异姓部族，则按联姻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分封。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郡县制逐渐取代了分封制，国家制度中，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在官吏选拔上广泛推行了军功制和养士制。军功制就是把功劳的大小作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条件。在商鞅变法时明确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利禄官爵专出与兵，无有异施也。”秦国实行军功制最为彻底，他的军队享有“虎狼之师”的威名，他的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也在七雄中最为突出。养士制就是由执政的高级官员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士人，作为人才储备，为己所用。士在战国时期成为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社会群体，是当时新型职业官员的主要来源。李斯初入秦时，就是吕不韦的门客。军功制和养士制彻底打破了世卿世禄制，是选贤任能的一种新的形式。

汉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主要有察举、征召、辟除、任子、赀选等方式。

察举是推荐官员的制度。根据国家不同的需要，由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和地方政府的郡国守相向皇帝推荐能够担任官职的人才。察举分两类：一是定期常举，一般每年一次，具体科目有孝廉、茂才（即秀才）等；一类是不定期特举，有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下诏指定科目和人选。

征召是皇帝对特殊人才直接聘任的选官制度。汉代所征，多为学术名士或道德楷模，隆重者还要以“公车”。秦始皇时就有了征召。个别进行，在选官中占的比例不大。

辟除是长官直接聘任部下的一种方式。汉代用人，中央只任命行政长官，其部下则基本由长官自行聘任。

任子是对高级官员子弟的一种特殊照顾方式。汉代规定，二千石级官员任职三年以上，可以任子弟一人为郎。

赀选是对官吏的资产限制。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家产才能被选拔为官。

汉代以察举和辟除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特别是汉武帝以后以儒家思想作为基本准则，统一了官吏的价值标准，并由此产生了一批以文人为主的职业官吏，适应了大一统王朝治理国家的需要。但是，也造成了用人权的下移，时间一长，形成私人势力集团，是中央政权受到冲击。

魏晋时期，兴起门阀政治，名门大姓把持朝政。与此相适应，九品中正制成为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朝廷在各州和各郡设立中正一职，专门负责品评人才。评价标准是家世和行状两个方面，家世包括祖辈资历和门户声望；行状包括道德行为和才干能力。据此分为九等，已备选用。政府根据评定结果，予以任命。这种制度造成官吏任免中的权责分割，而且，中正一职往往有大族世家所把持，评定标准以家世为重，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由于门第的限制，在选拔官吏的实际效果上无足称道。

隋唐时期在官吏选拔上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科举制。科举制与察举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察举制是由他人推荐，考试为辅；而科举制为自我推荐，以考试定取舍。科举制度在唐代起了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权力下移之弊，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把官吏的选拔权彻底收归朝廷。还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官僚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政权的垄断，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流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有利于陶冶官吏的操守品行，在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明显作用。因此，科举制度不但得到了唐代统治者，而且得到了以后各个王朝的高度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制度建树之一。

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明清的官吏选拔中，最重要的也是科举，但与宋元不同的是八股取士。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就其制度的严密性、规范性来说，堪称完备。八股取士，实际上是古代科举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技术手段上，达到了古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僵化，八股取士与思想禁锢结合为一体，最终成为妨碍中国政治转型的一大障碍。 二、古代帝王的称谓

（一） 庙号：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成汤有可能是太祖）。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

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但自司马迁时就称其为高祖，后世多习用之），谥号为高皇帝（谥法无“高”，以为功最高而为汉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景帝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刘秀上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佑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一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二） 年号

年号是历代帝王纪年的名号，也是时代的标志。“纪元”亦称建元，是纪录年度之始。西汉以前，一个皇帝无论时间长短，都是既不改元，又无年号，一元到底，概称XX帝的XX年。王号纪年比年号纪年方便一些。彼时，承袭王位者，也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周惠王元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帝王们出于政治的需要，便逐渐改变了纪年的方式。我国历史上正式改元是从汉武帝开始。正式建立“年号”作为制度传袭下来，则在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年号实行后，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建“年号”，即称为改元，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为止。辛亥革命后，所用的民国岁次和袁世凯的“洪宪”仍留有年号的遗迹。

我国历代各朝所定的年号，为了称谓之便，大多以两个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等。但也有很少数是三个字、四个字以至六个字的。三个字年号是从公元9年王莽的“始建国”开始的。之后的还有“中大同”和“中大通”等。四个字的年号就不少了，如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唐代武则天称帝后采用的“天册万岁”、“万岁通天”，宋真宗的“大中祥符”等。还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惠宗“天赐礼盛国庆”等。 封建帝王年号在用词上是十分考究的，总要经过反复筛选，采撷吉祥字眼，多用“大、太、应、元、天、中、永”等字开头。因此历史上历代年号的采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复现象，如用“建武”作年号的有7个；“建兴”有11个；“太平”做年号的达9个之多；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这些年号就分别各有6个皇帝使用过。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三） 谥号

谥号，就是王、公、卿、大夫( 自汉代起则是皇帝、大臣、亲贵、士大夫) 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按传统说法，谥号起始于周，比庙号要早八百年，而谥的范围也不限于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