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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作者：倪良端来源：《领导文萃》2009年第07期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到高敬亭的女儿高风英请求澄清父亲被害原因、作出结论的信。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在有关高敬亭的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
”经中央军委组织有关部门核查，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通知》肯定了高敬亭的功大于过的历史，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脱颖而出高敬亭。
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一农家，1928年春，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
次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2月，由高敬亭自任政委(未配军长)、下辖1个师和1个军直手枪团，共1400多人的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在安徽省太湖县金家大屋宣布成立。
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高敬亭等统一领导下展开。
在3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两千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数10个团，歼灭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计5000多人：红二十八军则发展到3000人，军事素质和装备都得到提高和充实。
抗战爆发，高敬亭接到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转来的中共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
他率先派人与老对手、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联络。
举行“岳西谈判”。
国共两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建立前举行谈判，高敬亭创南方8省游击区之先例，他坚持诚心和谈，又做好反攻准备，为后来的国共谈判提供了经验。
国共两军对峙局面结束，鄂豫皖边区军民同心协力抗击日军，高敬亭在南方游击区中保存兵力最多。
“肃反专家”在3年游击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功绩的高敬亭，“杀害”了一同浴血奋战的红二十八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方永乐，铸成严重的政治错误。
高敬亭任鄂豫皖省委党委、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时因积极推行“肃反”政策，在七十五师中捕杀了1000多人，被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封为“肃反专家”。
他代表省委检查皖西北工作时夸大“敌情”向省委报告：“皖西北……是反革命者在领导。
”省委错误地撤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职，让高敬亭接任。
[键入文字]安徽”金城汤池”抗战沦陷背后：中央军桂系内讧“九一八”事变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全国的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新桂系”立即在广西实施军事总动员，不到一个月，桂系由原来的14 个团扩编到40 个团，李宗仁更表示:“目前待命者可出师20 万人，后备军110 余万人，将来可征30 万人，可以与敌作殊死战。
”他还电告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希望他们“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参加抗战”，而且将自己“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及广西桂军，悉数交给中央统筹管理”，蒋、桂矛盾得以缓和。
抗战期间，桂系几乎参与过所有抗战重要战役(如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桂林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
蒋介石要借用桂系力量来对付外来强敌，遂在1937 年8 月任命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同时将桂系军队整编为三个集团军。
10 月20 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官，驻节徐州，其直辖的地区，有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
当时的规定，战区司令有权直接指挥辖区内的党、政、军机构。
归德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内定李宗仁兼安徽省主席。
此后抗战八年中，安徽的抗战都是在“新桂系”将领(李宗仁、廖磊、李品仙)领导下进行的。
李宗仁认为，“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影响甚大”，安徽虽以往“经营落后”且“大半破坏”，但民间武力甚厚，“江淮民气”尤为可用，若政治、军事配合，政府与人民一致，则“抗战最后胜利之把握必能于皖省显其端倪”。
在就职当天，李宗仁就宣布:“这次到安徽，目的在发动安徽的民众力量来保卫安徽，保卫中华民国，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他还发表《致全省各机关励以三事电》，要求政府机构人员做到以下三点，即“第一，不苟免——勖以守土死疆之精诚，使人民知执于卫国之荣誉，改逃难怯心为赴难勇气，忠勇守土者一体崇敬，畏难偷生者执法以绳;第二，不苟得——勖以俭以养廉之清节，使涓滴归公，临财苟得，营私舞弊者，破除情面，严惩不贷;第三，不苟安—1。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不止中央军保存实力“桂系”部队也越打越多
导语：抗战中的“桂系”部队为何越打越多据刘斐披露，1936年“两广事变”时，桂系正规军外加民团，“一起约十多万兵力”;桂系是中华民国大陆时
抗战中的“桂系”部队为何越打越多
据刘斐披露，1936年“两广事变”时，桂系正规军外加民团，“一起约十多万兵力”;桂系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以广西及当地人为中心结成的一个军政派系，为西南地区军政集团派系之一，主要控制广西及广东、湖南部分地区，代表人物有陆荣廷、李宗仁、白崇禧等。
在国民党军队中，桂军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那么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究竟又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束，则已拥百万之众。
桂系抗战，何以能够越打越多？
抗战初期，李宗仁即打定主意，欲保存实力
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桂系与蒋介石实现和解，但矛盾依旧。
12月，当李宗仁听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曾打破滴酒不沾的习惯，满饮了一杯白兰地，高兴地说：“蒋公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蒋公也只有一死方能平国人之义愤！”
但“全面抗战”已经启动，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战”，不过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
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那时敌人已‘再衰三竭’而我则休整已久，不但取胜有把握，则牺牲也可以减少。
李宗仁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
”
李宗仁本想驻守广西，后因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
白告诫李：“如生活常识分享。
抗战时桂系将安徽搞成国中国【转载】桂系乘虚控制安徽不惜勾结日军打新四军日军的收缩，给了桂系经营安徽的机会。
而桂系对安徽的经营，也是沿袭广西经验，把安徽建成与蒋介石抗衡的可靠基地。
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安徽省主席拉开桂系控制安徽序幕。
桂系控制安徽因日军主动收缩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
安徽的政治、军事、财政……各项权力都逐渐落入桂系之手。
除了被日军占领的平原地区，桂系牢牢控制住了以大别山区为核心的安徽省大片地区。
桂系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正规军主要是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
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
这种部署，明显为了保存桂系实力。
但桂系对安徽的控制，并非是因为桂系善战扛住了日军，而是因为武汉失守后，安徽作为日军进攻的通途作用已失，因此日军在安徽省收缩点线，减少守备兵力。
除了平原地区和沿江沿淮的交通线外，其余腹里地区并不加以争夺，以免分散兵力。
这一点从导言中提到耻辱地发生的“立煌事件”中就可以看出。
这次事件中，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四千余人，在桂系号称精锐主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共六万余人的防线中如入无人之境，出动后仅仅不到两周时间就直接攻陷了被桂系层层保护号称“金城汤池”的安徽省临时省会、位于大别山深处的立煌（今天的安徽金寨），全城烧杀抢掠两天后安然撤离。
共惨杀中国民众千余，烧毁房屋万栋。
而整个过程中，有“钢七军”之称的桂系头号主力第七军甚至始终没敢与日军接战。
这充分说明桂系在安徽的存在对于日军来说，有多么脆弱。
日军的收缩，给了桂系经营安徽的机会。
而桂系对安徽的经营，也是沿袭广西经验，把安徽建成与蒋介石抗衡的可靠基地。
为此，白崇禧曾向出任皖省民政厅长的陈良面授机宜，要他“把广西的经验拿到安徽去”，“政治上作长远打算”。
李宗仁也强调：“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好坏影响甚大”，希望“将广西经验加以推广”。
新四军四支队、新四军二师暨淮南抗日根据地(6)新四军四支队、新四军二师暨淮南抗日根据地史料集锦（6）新四军第五支队新四军第五支队是在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中诞生的一支劲旅。
她的前身是第四支队第八团、挺进团和第三游击纵队。
八团原来是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1938年1月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3月8日，该团全体指战员在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的率领下从河南信阳邢集出征东进抗日。
部队出发前，罗炳辉同志从武汉赶到邢集，传达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欢送八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发给经费5000元。
3月下旬，八团在皖西霍山县流波硐与七、九两团会合，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亲临驻地看望了八团指战员，并讲了话。
4月，三个团由四支队首长戴季英、林维先率领进入皖中，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地展开。
1938年5月，徐州失守，皖东敌后空虚，是我军继续东进的大好时机，周恩来副主席征询了戴季英同志的意见后，要军部命令八团首先挺进皖东。
出发前，周恩来副主席发给军费500元，军衣1200套、军毯500条，电台一部，解决了八团的生活困难和通信联络问题。
9月，八团三个营都到达了肥东、巢北地区，先后同刘冲同志领导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和张恺帆、冯文华同志组织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巢抗)会合。
11月，部队到达全椒的大马厂，滁县曲亭等地区活动，9月起，减员严重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奉命随八团行动，并归八团指挥。
东北流亡挺进团是由在上海抗战中失散的东北军抗日官兵八、九十人组成，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介绍他们从武汉到七里坪，归四支队领导。
6月，与巢抗合编。
不久又收编了刘子清等土杂武装。
7月，四支队决定将挺进大队更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并派高志荣、时生、文明地、周利人等同志到该部工作。
该纵队司令员韦郁周，政委刘冲、政治部主任高志荣，下辖三个大队，原挺进大队为一大队，“巢抗”为二大队，刘子清部为三大队。
该纵队在全椒、含山、巢县、肥东等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和土匪等反动武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一度发展成为近两千人的武装，为维护社会治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皖南事变发生在什么时期？皖南事变的影响>皖南事变发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可以说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下面就来说说皖南事变简介。
从皖南事变简介可以看出其主要的交战双方是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而发起的。
由于皖南事变中的主要交锋是在中国国民革民军新四军之中，因此又被人称为“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发生于皖南之地，即是今天的安徽省的南部，在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以说是遭到了国民党的大规模的镇压，显然是一览无遗地表现出了国民党的野心。
皖南事变是由中国国民党发起的一场镇压中国共产党的事件，面对着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人自然是坐立难安的，因此开始了企图镇压住中国共产党。
根据中国国民党的相关指令，国民党人顾祝同在1941年1月6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此次的目标对象便是正在前往北部的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以及八路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丝毫没有防备的基础下遭遇了皖南事变的重大打击。
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指挥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也遭到了国民党的羁押，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临着巨大的创伤，只剩下几千人在皖南事变中幸存。
皖南事变可以说是由中国国民党处心积虑发动的一场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七天的浴血奋战，其结果可以说是惨败的，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十分鲜明的裂痕。
皖南事变的发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新四军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的危机时刻，而皖南事变的发生背景则也是十分紧张的时候。
皖南事变背景可以说是处于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时候，并且处于中国国共两党合作之后的矛盾碰撞时期，在整个紧张而又凶险的社会环境之下，皖南事变悄然发动。
皖南事变发生之前，有一出十分著名的黄桥事变。
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名义上面是由中国国民政府管辖的，但是实际上面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对于新四军的存在，中国国民党本来就是多有忌惮的。
新四军的编制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共第二次合作，可以说新四军是中国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在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便被编制到了国民革命军中，同样的作为共同抗战的军事力量。
安徽沦陷大事记安徽沦陷大事记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进攻。
国民党第29路军吉星文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开始。
7月15日，15日红二十八军政娄高敬亭派人送信给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倡议．卫回信同意谈判。
22日．鄂豫皖边区中共代表何耀榜到岳西县青天颐上青小学与国民党“郡豫皖剿共督办”卫立煌的代表刘刚夫、安徽省政府代表郭副官进行谈判，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的协议。
28日，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层举行签字仪式，高敬亭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广签字。
8月初，红二十八军下山到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集中，改闭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
8月1日，砀山、临泉、毫县、涡阳、阜阳、风阳、泅县、蚌埠、怀远、合肥等地发生地震，无重大损失。
同日，芜湖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开展募捐，发表宣言，支持抗日。
9月9月国民党安微省兵役管区司令部在安庆成立，由保安处长兼任司令。
民国27年（1938年)3月1日，改为省军管区司令部，并在六安正式成立，李宗仁任兼任司令。
秋：全省中、东部偏旱，西北部偏涝，蒙城、太和两县水灾严重。
10月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问题进行谈判，最后确定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周于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下辖1个支队，共1万余人。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0月，中共安庆临时支部成立，书记方持德，委员刘丹、后奕斋等11月5日日军以第十八、第六、第一一四师团编为第十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
登陆后即与原上海派遣军合编为华中派遣军，以一部向凇沪进攻，主力则沿太湖走廊西犯安徽。
12日，上海失陷。
2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蒋作宾任安微省政府主席。
23日，蒋作宾到皖就职。
同时，增补刘复、端木恺为皖省府委员，并分任秘书长、民政厅长。
23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一部由浙江泅安进攻广镕东部的界牌，并一度占领窑飞机场。
作者： 申晓
作者机构： 云南京大学历史系
出版物刊名： 抗日战争研究
页码： 16-39页
主题词： 李宗仁;抗战时期;新桂系;大别山;安徽省;国民政府;新县制;动委会;武汉会战;国民党
摘要： 抗战八年中，安徽的抗建工作是由被称为“新桂系”的广西将领李宗仁、廖磊、李品仙领导下进行的，三任主席在各自任间又因抗战情势、任务的变化，在治皖方针、重点、实绩，以及工作作风上各具特色。
本文试将安徽战时的整个抗建过程分为李宗仁、廖磊、李品仙三个时期，逐一作出考察，并加以客观评述。
皖南事变简介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９０００余人北移。
６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７个师８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
广大指战员经７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措施失当，弹尽粮绝，除２０００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与对方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１７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
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１月１７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１２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驻重庆的美、英、苏等国外交、军事人员与记者等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桂系乘虚控制安徽不惜勾结日军打新四军日军的收缩，给了桂系经营安徽的机会。
而桂系对安徽的经营，也是沿袭广西经验，把安徽建成与蒋介石抗衡的可靠基地。
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安徽省主席拉开桂系控制安徽序幕。
桂系控制安徽因日军主动收缩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
安徽的政治、军事、财政……各项权力都逐渐落入桂系之手。
除了被日军占领的平原地区，桂系牢牢控制住了以大别山区为核心的安徽省大片地区。
桂系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正规军主要是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
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
这种部署，明显为了保存桂系实力。
但桂系对安徽的控制，并非是因为桂系善战扛住了日军，而是因为武汉失守后，安徽作为日军进攻的通途作用已失，因此日军在安徽省收缩点线，减少守备兵力。
除了平原地区和沿江沿淮的交通线外，其余腹里地区并不加以争夺，以免分散兵力。
这一点从导言中提到耻辱地发生的“立煌事件”中就可以看出。
这次事件中，日军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四千余人，在桂系号称精锐主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共六万余人的防线中如入无人之境，出动后仅仅不到两周时间就直接攻陷了被桂系层层保护号称“金城汤池”的安徽省临时省会、位于大别山深处的立煌（今天的安徽金寨），全城烧杀抢掠两天后安然撤离。
共惨杀中国民众千余，烧毁房屋万栋。
而整个过程中，有“钢七军”之称的桂系头号主力第七军甚至始终没敢与日军接战。
这充分说明桂系在安徽的存在对于日军来说，有多么脆弱。
日军的收缩，给了桂系经营安徽的机会。
而桂系对安徽的经营，也是沿袭广西经验，把安徽建成与蒋介石抗衡的可靠基地。
为此，白崇禧曾向出任皖省民政厅长的陈良面授机宜，要他“把广西的经验拿到安徽去”，“政治上作长远打算”。
李宗仁也强调：“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好坏影响甚大”，希望“将广西经验加以推广”。
所谓“广西经验”，即白崇禧倡导的“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
所谓“自卫”，即普遍组织民团，以加强军事实力；所谓“自治”，主要实行区、乡〔镇）保甲制度，以强化基层行政组织，控制地方；所谓“自给”，是设法开辟财源，以满足军政开支。
三自政策的核心是“自主”。
即假地方“自治”之名，实行广西“自主”之实。
桂系的这一方针得意贯彻，使得安徽省成了新桂系的世袭领地。
从1938年李宗仁兼安徽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起到1949年安徽解放时止，新桂系在皖统治近12年。
他们对安徽的统治，是“把安徽造成广西第二”。
这从白崇禧等人的讲话、报告和电报中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他们总是把“桂皖”或“皖桂”联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
桂系为控制安徽不择手段桂系经营安徽开头并不容易，一方面，安徽地方民众和士绅面对日军的入侵，已经自发组织起来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安徽也有自己的势力。
对此，桂系采用了两个方法。
一方面，对推行地方自治，对桂系统治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地方豪绅，不管抗日与否，都加以摧毁。
1938年1月，肥东士绅吴中英、吴中流、李蔚唐、杨效春，针对抗战爆发后地方治安混乱的状况，决定组建抗日防匪自卫武装，筹划成立合（肥）、巢（县）水陆联防办事处，实行地方自治。
这对刚刚涉足安徽的桂系建立政权构成了威胁，于是新桂系将4人关押并以汉奸罪的名义全部杀害。
此案曾引起安徽地方人士的抗议和不满，连国民党要员张治中、陈立夫、卫立煌、吴忠信等人也纷纷来电责问。
对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羽翼，桂系依旧毫不犹豫痛下杀手。
1939年，桐城县大绅士光香九，自恃有中央的CC系做后台，敢于和新桂系对抗，“对新桂系的措施诸多阻挠和破坏”。
桂系桐城县长罗成均就将其扣上“涉嫌暗中通敌”的帽子，上报省府，时任省主席的桂系大将廖磊复电“立即拿办，就地枪决”。
此举使各地士绅从此不敢与桂系公开对抗。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作为外来实力派控制省政府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桂系，出于战况危急，决定借助中共的力量进行基层组织。
而抗战初期中共在江北的组织发展也采取了秘密且不过分刺激桂系当局的政策。
由于国民党基层党部与政权组织涣散无力，并且抗战初期在日军打击下几近崩溃，在桂系控制下的安徽，中共实际上包揽了各级抗战动员工作。
中共的基层动员能力及其政治吸引力，显然是桂系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吸引了桂系在皖各级组织中的大量青年、进步人士加入或倾向中共。
据立煌广西学生军中共党支部书记田克回忆，21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曾私下说：“省动委会工作团、行政干部训练班、皖学生军团等部门80%的人是共产党员，省动委会‘赤化了’，大别山‘赤化了’”。
但随着武汉失守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日军在安徽转为收缩。
桂系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大大减轻，从而转向对内，力图将安徽打造成“广西第二”。
这一意图与中共包揽安徽动员工作及新四军发展壮大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化之时，中共中原局从安全及独立发展角度考虑，不得不指示中共退出桂系安徽省府。
到桂系大将李品仙担任安徽省主席，加强桂系对各级动员工作的控制权时，中共只得进行了大撤退。
截至1940年3月上旬共撤出广西学生军、安徽学生军团、省县各级动委会骨干和倾向进步人士3000余人。
这是桂系与中共在皖关系恶化的转折点。
以中共组织党员及进步人士撤离桂系政权而告终。
同时这也宣告桂系借助中共力量的结束，开始独自控制和消化安徽。
桂系为控安徽与日军联手打新四军试图独吞安徽的桂系翻脸就与中共为敌，甚至不惜与日军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中共的力量。
抗战时期，在皖东有新四军、桂系部队和日伪军三种力量同时并存。
当时津浦路淮南段和长江沿岸各个据点都被日伪军盘踞，新桂系部队则收缩在以皖东战略据点古河镇为中心，包括合肥、全椒、和县、巢县、含山等县边缘共百余里的地带上，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是在这些点线以外的广阔的整个皖东地区。
桂系与日军联络，双方试图达成协议共同对付新四军。
在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谈判时，日军草拟出三条条款，内容别为：第一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
第二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
第三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它日用工业品。
参与了这次谈判的伍焕松回忆，为了不担“汉奸”的名声，漆道徵没有在协约上签字，但桂系与日伪军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
据当事者回忆，桂系的一〇五二团入侵新四军驻地被击溃后。
逃经淮南北部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
漆道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夹击新四军。
1945年5月，日军又应桂系的强烈要求，出兵为桂军解围，威胁正在发动皖东战役的新四军侧后的安全。
迫使新四军抽回兵力，以防日军的袭击。
桂系漆道徵所部得以逃出生天，没有被新四军歼灭。
就这样，桂系先利用中共，在达到一定目的后再突然翻脸，不惜与日军联手，最终达成了控制安徽的目的。
桂系独霸安徽财政暗中与日军做生意资敌正是利用从国统区的低价收入，沦陷区的高价卖出，以及沦陷区的低价购买，国统区的高价卖出，这一进一出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抗战中的南京，日常所需物资大量从桂系安徽走私。
桂系在安徽如何搜刮和走私资敌桂系控制安徽后，首先将安徽建成了广西之外桂系另一个财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桂系势力权力压榨安徽民众，激起民怨沸腾；甚至罔顾抗战大局，和日伪军做起生意，调动大量物资资敌。
最终，安徽财税成为连国民党中央都插手不得的桂系小金库。
桂系控制安徽后，通过其“自给”政策的实施，为自身开辟更多的财源，以加强经济实力。
通过整顿税收以增加收入。
田赋作为当时安徽省府重要税收来源，抗战期间增收幅度很大。
如南陵县，1928年每亩田赋共征银币0.1932元，到1940年增至每亩0.644元，为过去的333.7%。
契税过去每年征收200万元，至1942年秋，实征契税400万元，1943年为2189万元，1945年秋达14893万元，为1942年的37倍。
通过设卡征税，也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桂系李品仙主持安徽省政府时期，利用“进出口货物检查处”，设卡征税，广敛民财，仅提高所谓检查费及产销税两项，1939年的收入为2825162元，占全省税收的39.8%，至1941年，已高达12214461元，是1939年的4.3倍，占当年全省税收的57.8%。
如此横征暴敛，自然是为“搞钱”。
1940年日军因战线过长而主动收缩，实行弃面守点，桂系得以逐渐向外扩张。
李品仙贪婪本性日益流露。
他曾对副手张义纯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
”点出了桂系乘抗战时机大发国难财的思路。
还在1938年冬，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寿县时，李品仙就公开派出三个运输连，到皖北寿县盗挖楚怀王墓，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挖出许多陪葬的珍贵宝物及墓中大批名贵木材。
李品仙令他的参议黄少伯，先运回广西，后转运到香港他的住宅。
李品仙盗掘楚王墓披露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陈诚和CC派等桂系政敌，均趁机大肆抨击，使李、白感到非常难堪。
李品仙到大别山后，看到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贸易有了发展，市场活跃，进出商货的数量为数不小，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
在一次省务会议上，李品仙竟然说：“现在不是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指使省财政厅成立的安徽企业公司，大做生意，发国难财。
他将所有大别山区的土特产如桐油、木、竹、茶、麻、烟叶、牛皮、猪鬃、生漆、茯苓等，概行统制，垄断贸易，民间收藏，视为犯法，他动用军队作掩护，将这些搜刮来的物资由国统区运到芜湖、蚌埠、安庆等日伪占领的城市高价卖给日本洋行，同时又从沦陷区购办洋货和烟土等运到后方高价出售。
正是利用从国统区的低价收入，沦陷区的高价卖出，以及沦陷区的低价购买，国统区的高价卖出，这一进一出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据估计，“每年的贸易额高达数亿元之巨”。
另外，李品仙还直接出面，伙同其属下第七军军长张淦、副军长李本一组织成立了“三合公司”，利用巢湖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李本一部队驻守和县江边的有利条件，专门与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贸易，“其中以大米、棉花、烟土交易额最大，大米终年都有出口，每天一般都在1000石上下。
当时一石米在国统区的价格为5元，到南京便要11元”。
对于桂系和李品仙等人来说，这笔买卖是稳赚不亏的，且利润异常的丰厚。
另外，李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和庄”的秘密经济集团，专门贩运铜、锡、米等违禁物品，到日寇沦陷区去资敌，又从蚌埠、寿县运鸦片烟土以及日用百货、布匹、糖、盐等等，到皖西来贩卖，并特意在正阳关增设了一个正阳关守备司令部，选用原六安县长、搜刮地皮的能手“罗百万”罗培中为守备司令，专门武装保护物资至皖北蚌埠、寿县等沦陷区资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