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戏剧创作的特点
- 格式:doc
- 大小:28.50 KB
- 文档页数:2
简述夏衍话剧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简述夏衍话剧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篇一夏衍,那可是话剧界的一位大咖。
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就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社会的各个层面。
我记得第一次读夏衍的话剧作品,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却又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世界。
他笔下的人物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像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一样普通的老百姓。
比如说在《上海屋檐下》,那几个家庭就像挤在一个小盒子里的蝼蚁,各自有着自己的心酸和无奈。
这些人物就像是从生活的泥潭里直接被拽出来,放到舞台上的,一个个灰头土脸,却又无比真实。
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场景描写上简直绝了。
那小小的上海弄堂,在他的笔下就像一个微缩的社会。
潮湿的墙壁,狭窄的过道,还有那永远晒不干的衣服,就好像是生活给这些小人物的重重枷锁。
这场景,也许比真实的弄堂还要弄堂,就像一面放大镜,把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放大得清清楚楚。
夏衍在刻画人物心理的时候,那可真是入木三分。
他不会直白地告诉你这个人物在想什么,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动作,甚至是一个细微的眼神来传达。
就像那个在困境中挣扎的男人,可能他嘴上说着没事,但是他那握紧又松开的拳头,就暴露了他内心的纠结和痛苦。
这种写法就像捉迷藏一样,读者得自己去寻找那些隐藏在细节里的真相。
我有时候就在想,夏衍的作品是不是太“残酷”了呢?他把生活的丑陋和无奈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一点都不遮遮掩掩。
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
他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毫不畏惧地揭露社会的黑暗。
他的作品不是为了给人看美好的幻想,而是为了让人们看到现实,从而去改变现实。
要是都像那些粉饰太平的作品一样,那社会还怎么进步呢?所以啊,夏衍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虽然看起来有点“苦”,但却像苦口的良药,对社会有着巨大的价值。
《简述夏衍话剧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篇二夏衍的话剧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那可是相当独特的,就像一锅大杂烩,什么都有,而且每一种食材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夏衍剧作的特点
夏衍剧作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以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平凡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创作对象和题材。
剧作中活跃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小人物,作家努力从司空见惯的人物情感和人事纠葛中发掘他们内在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并真实揭示他们心灵深处复杂而痛苦、积极或消极的精神世界多个层面。
二是单纯而集中的剧情,匀称平实而严谨的结构,冲淡而深远的意境,是夏衍独具的戏剧艺术品格。
《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等剧中普通的家庭故事,却产生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效果。
生活矛盾和内心苦痛内外交织的巧妙组合,“几乎无事”的生活平淡所蕴含着对人生的隽永透视,便创造了意味深长的艺术境界。
三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注重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着意依赖或构造强烈的外部冲突,这是夏衍戏剧创作又一鲜明特色。
剧作家十分细腻地描绘出杨彩云、俞实夫等个性化的性格,展示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主要是与剧情内在紧张激烈的内心冲突、多条线索交叉的内部结构融为一体。
夏衍的剧作及思想艺术特色夏衍的剧作及思想艺术特色夏衍,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他是抗战前期影响较大的剧作家之一。
剧本创作开始于1934年,最早的独幕剧有《都会的一角》。
1936年4月写的讽喻史剧《赛金花》,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多幕剧。
作者自述此剧的创作意图是“想画一幅以瘐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像”,“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
剧本以妓女赛金花的活动为线索,对清政府上层统治者李鸿章、魏邦贤等之流的反动腐朽和卑鄙无耻进行了鞭打,借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讽喻,因而曾遭到国民党禁演。
1936年,夏衍创作的第二部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则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赛金花》有明显的进步。
剧本戏剧冲突比较集中,主人公性格刻划比较明朗突出。
作者后来形成的简洁、素淡的风格特色,在这部剧中也初露端倪。
1937年4、5月间,夏衍开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三幕剧《上海屋檐下》。
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国民党政府被迫有条件释放一批长期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
一些革命者经营救陆续出狱,他们中间有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了作者,使他写出了这部一度名为《重逢》的剧作。
在这个剧本中,作者认真地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等方面下功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
剧本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户人家的一天经历,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作者把一群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巧妙地拉到一起,使他们的故事齐头并进,却没有一点紊乱的感觉,波澜起伏,紧凑自然,最后达到高潮——匡复出走。
能够写成功这样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他曾经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
应该说《上海屋檐下》标志夏衍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抗战头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夏衍先后在广州写成《一年间》,在桂林写成《心防》和《愁城记》。
论夏衍现实主义戏剧观的主要特征夏衍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戏剧观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夏衍的现实主义戏剧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夏衍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强调真实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他认为戏剧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要求戏剧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他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描写,展现他们的生活苦难和困境,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他的戏剧作品《创业史》就是以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合作社为背景,展现了农民在集体化运动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
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特点使得夏衍的戏剧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夏衍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强调对人性的关注。
他认为人性是戏剧的核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刻画,能够更深刻地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夏衍的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他们有各自的欲望和动机,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
比如《创业史》中的农民形象就展现了他们在集体化过程中的欲望和斗争,以及他们面对困境时的坚持和追求。
通过对人性的深度揭示,夏衍的戏剧作品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共鸣。
夏衍的现实主义戏剧观还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他认为戏剧应该承担起社会批判和反思的责任,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剖析,引发观众的思考和思想触动。
夏衍的戏剧作品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农村改革、城市化进程、社会阶层分化等。
他通过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示,使得观众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夏衍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
他通过对真实生活和人性的描绘,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剖析,使得他的戏剧作品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
夏衍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夏衍《上海屋檐下》戏剧的艺术特色?《上海屋檐下》创作在1937年春。
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在“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时“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
”一、剧作结构分析第一幕是“群像展览”式结构,五户人家的事情齐头并进地发展。
舞台空间是个上海特有的、拥挤的弄堂房子的横断面,每间房子的侧面都摆在观众面前,每间屋里的故事也摆在观众的面前。
剧作者突破了戏剧在同一个舞台只表现一个剧情的限制,同时避免塑造一个中心人物,巧妙地运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的组接手法,将林、黄、赵、施、李五家人平行发展的生活,错落有致的编织在一起。
故事情节有时个别进行,有时穿插进行,呈现“断而复续”的画面感。
第二幕由于匡复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戏的原来结构,从“五户人家齐头并进”而变成了“三个人的感情纠葛”的结构,这样就打破了剧作原来的结构设计。
而这样的结构使得结尾更加困难,最后作者不得不借助孩子唱歌这种没有说服力的情节来结束整台戏,使得整体头重脚轻。
二、题材的选取《上海屋檐下》选取的是上海最普通的房子:石库门;是石库门中的一群小人物;是凡人小事,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赵正宇: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他们是为柴米油盐发愁黄家楣:事业的大学毕业生,是为“当东西”发生争吵施小宝: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为生存卖身李陵碑:儿子战死的老报贩,是老年丧子的悲哀匡、林、彩:全剧的主线,十大动荡时代,相见时难别亦难把广阔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小屋檐下。
三、创作风格第一幕结束时,匡复和彩玉的见面。
当彩玉提着篮子像往常一样回家来时,八年没见的丈夫已经在她家的客堂间里等她,那一幕是最让人揪心的,也是观众最想看到的。
但是作者偏偏略去了这样最难堪的场面。
等第二幕开始的时候,一切已经安静,两个人已经沉默,一个在抽泣,一个在踱来踱去。
第二幕结束时,三个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如何处理,匡扶说:“我还得跟你……”显然是:跟你商量商量,但又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观众正想知道三个人怎么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林志成说:“彩玉,去找一找葆珍!”三个人最难堪,又是观众最想看的又被去掉了。
曹禺和夏衍的戏剧特色比较分析作者:李思源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9期摘要:曹禺和夏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剧作家,因此他们的作品经常被拿来对比。
虽然其二者的剧作都受到了西方现实主义影响,但仍然表现出鲜明的特征。
本文主要从取材角度、矛盾表现形式以及结构形式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研究了曹禺和夏衍戏剧的特色及差异,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曹禺;夏衍;戏剧特色;结构形式[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9--01曹禺和夏衍作为著名剧作家,都在戏剧创作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曹禺的《雷雨》是我国现代戏剧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则开创了独特戏剧表达的先河。
此二者的戏剧作品各具特色,存在较大的差异。
针对其中的特点和差异性展开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取材的比较分析曹禺和夏衍都是我国现代十分有名的戏剧家,并且都有不少经典的作品流传。
但从取材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戏剧特色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曹禺的作品可以概括为生活戏剧化,而夏衍的作品则可概括为戏剧生活化。
曹禺的经典代表作品便是人们熟知的《雷雨》,其主要是利用小剧场反映大社会的现象,并给日常生活染上了戏剧化特色。
《雷雨》中,繁漪这位女性形象颇具代表性,她接受过新式教育,外表看起来文静柔弱,但是思想却十分前卫、先进。
她十分渴望自由,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及丰富的生活,是一个具备“雷雨”性格之人。
作者塑造的这一形象,表现了其取材的特色,展示出生活戏剧化特点。
而夏衍的作品,大多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造出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讲求真实和自然。
他在《上海屋檐下》中,塑造了小人物林志成的形象。
这一人物是匡复的好朋友,他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能够在匡复入狱的时候帮忙照顾他的妻儿。
当匡复回来以后,他已经和好友的妻子杨彩玉相爱,因此他内心十分自责,陷入了纠结和矛盾当中。
[1]后来,匡复放手成全了他们,这也表现出对爱情和人生的真诚态度。
(完整版)夏衍戏剧创作的特点夏衍戏剧创作的特点夏衍是本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话剧创作对知识分子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30年代,夏衍就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
1937年四五月间创作的《上海屋檐下》,是他抗战前话剧的代表作。
剧本通过一座弄堂里五户人家一天的经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和郁闷的政治气候,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提出了有力的抗议。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人物个个有戏,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底子和熟练的戏剧技巧。
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的剧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不以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慷慨激昂的情调取胜,而以发掘富有意味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含蓄隽永的抒情见长;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在平易亲切中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上海屋檐下》:从1937年创作《上海屋檐下》开始,夏衍实现了创作的根本转变:把剧本创作的焦点集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的描绘,“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的身上”。
在刻画什么样的人物性格、怎样刻画人物性格这些方面,夏衍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又有着明确区别于曹禺的独立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夏衍不像曹禺那样在雷雨般的激烈冲突中去展开人物性格,善于写普通知识分子与小市民平凡的人生,从“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掘内在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夏衍曾经把自己的一组剧编在一起,题名就叫《小市民》,其中包括《都会的一角》、《中秋》,《重逢》( 即《上海屋檐下》)、《赎罪》、《娼妇》等五篇剧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主要以北京市民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夏衍则把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戏剧的舞台。
夏衍长期生活在上海洋场社会中,感受到这些小市民生活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弱点,同时也发掘出他们潜藏着的反抗的火星,正因为如此,能从简单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激荡的时代特征,让读者和观众听到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
他的《上海屋檐下》所展开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的两层楼房里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的人生世界:琐碎的争吵,隐忧,痛苦,窘困,悔恨,不平,牢骚,企望……,剧作家却从这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磨擦和人事纠纷中有了痛苦的发现:在这黄梅天气里,不仅生活发着霉,连人们的灵魂深处也长着霉;同时产生冲破这沉重的阴霾,走向光明的热望。
夏衍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夏衍抗战时期的创作已渐成熟,在战争的历史背景和革命者的身份下,追求着政治意图与艺术表现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个人戏剧创作的独特风格。
他一生共创作剧本包括创作、合作共个。
其中有个是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从年的《上海屋檐下》到年的《芳草天涯》。
一、标志着夏衍戏剧创作成熟的剧目《上海屋檐下》《上海屋檐下》创作于年春。
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在“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夏衍在此时“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
”剧作描写某纱厂小职员林志成,八年前为照顾被捕入狱的朋友匡复之妻杨彩玉和女儿葆珍,与杨彩玉同居在一起。
林志成在工厂由于不肯拍马溜须,受人欺侮,也得不到升迁,为此牢骚满腹,但还得小心翼翼,看别人眼色行事,整天担心打破饭碗。
而杨彩玉,无情的岁月和艰难的生活也消磨了她年轻时的锐气,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全家过着小市民式的郁闷、灰色的生活。
但匡复的出现,一下子打乱了他们表面平静的生活,痛苦、后悔、凄惶折磨着三个人,在情感深处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面对着令人难堪的处境,每个人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
林志成在悔恨交加的情况下准备离开这个家,得知这一情况的杨彩玉感情上一时又不能割舍,这一幕被匡复所见。
从女儿身上匡复受到启发,精神再度振作起来,决定自己出走以恢复这个家的平静。
从他留言表示自己今后“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和林志成认为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着我们这些受难的人……”都暗示着匡复将走继续革命的路。
全剧以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个人的感情纠葛为主要情节线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年月间,应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之约而创作的。
由于它直接取材于“西安事变”后一些革命者出狱后的事实,因而当时又取名为《重逢》。
•艺术教育181浅谈剧作家夏衍戏剧创作观内容摘要 夏衍以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谱写了交织着历史与现实旋律的篇章,他历经了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变迁,从少年洗礼、青年留学并加入国民党左翼,总是紧紧拥抱时代的脉搏,始终关注民族的命运。
时代的政治风云,底层百姓严峻的生存现状和苦难命运,他们的感受、挣扎和呼告,充斥于夏衍的视野、心灵和笔端,使他永远不会单纯书写个人的一己悲欢。
他的剧作,总是携带着时代的气息,具有变革现实的深刻力量。
关键词 剧作家;夏衍;创作观夏衍一生的创作,对各种文学题材涉猎很广,他不仅是戏剧家,还是电影家、评论家、记者、编辑、新闻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作家的生活际遇中,夏衍的创作一直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的生存之艰辛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为改变黑暗社会、追求公平的勇气是值得称赞的。
1 《秋瑾传》创作背景与风格《秋瑾传》写于1936年,夏衍十分敬仰革命先烈秋瑾,把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推上舞台。
清末,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秋瑾随丈夫王子芳进京上任。
她沿途目睹受八国联军践踏的凄凉景象,心情极为沉重。
王子芳混迹于清王府内,与一班宦家子弟觥筹交错,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秋瑾不堪忍受,展读陈天华的《警世钟》,赋诗抒怀,遭到王子芳的责骂。
秋瑾决心步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志士的后尘,忍痛抛下一子一女,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秋瑾与徐锡麟、陈天华结为同志,誓为革命抛洒热血。
日本政府宣布“取缔不法留学生规则”后,中国留学生提出强烈抗议,但留学生中也有人主张妥协。
陈天华为此义愤填膺,蹈海殉国。
秋瑾为实现陈天华未竟的事业,决定回国。
临行前,她拜会了孙中山。
孙中山委托她回国后挑起浙江主盟人重任。
秋瑾回国后,创办《中国女报》,并接替徐锡麟出任大通学堂督办。
徐锡麟为打开安徽的局面,前去安庆。
秋瑾机智地聘请知府贵福担任学堂的名誉董事,暗中购置武器,组织武装,同光复会骨干王金发等人联络各地会党,准备配合徐锡麟在浙皖两省同时举行起义。
夏衍戏剧创作的特点
夏衍是本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话剧创作对知识分子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30年代,夏衍就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
1937年四五月间创作的《上海屋檐下》,是他抗战前话剧的代表作。
剧本通过一座弄堂里五户人家一天的经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和郁闷的政治气候,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提出了有力的抗议。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人物个个有戏,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底子和熟练的戏剧技巧。
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的剧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不以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慷慨激昂的情调取胜,而以发掘富有意味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含蓄隽永的抒情见长;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在平易亲切中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上海屋檐下》:从1937年创作《上海屋檐下》开始,夏衍实现了创作的根本转变:把剧本创作的焦点集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的描绘,“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的身上”。
在刻画什么样的人物性格、怎样刻画人物性格这些方面,夏衍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又有着明确区别于曹禺的独立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夏衍不像曹禺那样在雷雨般的激烈冲突中去展开人物性格,善于写普通知识分子与小市民平凡的人生,从“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掘内在的悲剧性与喜剧性。
夏衍曾经把自己的一组剧编在一起,题名就叫《小市民》,其中包括《都会的一角》、《中秋》,《重逢》( 即《上海屋檐下》)、《赎罪》、《娼妇》等五篇剧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主要以北京市民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夏衍则把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戏剧的舞台。
夏衍长期生活在上海洋场社会中,感受到这些小市民生活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弱点,同时也
发掘出他们潜藏着的反抗的火星,正因为如此,能从简单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激荡的时代特征,让读者和观众听到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
他的《上海屋檐下》所展开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的两层楼房里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的人生世界:琐碎的争吵,隐忧,痛苦,窘困,悔恨,不平,牢骚,企望……,剧作家却从这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磨擦和人事纠纷中有了痛苦的发现:在这黄梅天气里,不仅生活发着霉,连人们的灵魂深处也长着霉;同时产生冲破这沉重的阴霾,走向光明的热望。
这种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与内在的深刻性,构成了夏衍创作的鲜明特色。
《上海屋檐下》在同一舞台空间里,同时展开五家人家的悲喜剧,同时写出命运、性格各不相同的十几个人物,充分显示了夏衍简约、谨严、含蓄的艺术风格。
他匠心独具地正确处理了结构主线与副线的夭系,不平均使用力量,以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之间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将其余四家人家的悲喜剧穿插其间,全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他巧妙地处理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每一家命运的揭示,每一个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抓住其主要特征,加以准确、传神的勾勒,做到了用笔的极端简洁与鲜明,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白让观众去想象、补充;同时又赋予“黄梅天气”以多层的象征意义,让五户人家各有个性的十多个人物统一在忽阴忽晴、随时可能爆发的自然的、政治的、心理的、气候的氛围与色调之下,形成一幅浑然一体的艺术图景。
剧作家对待剧中人物的态度是微温而含蓄的:他对黑暗势力的控诉是不动声色的,对待小市民及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的鞭挞又是含着眼泪的。
剧作家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生,就连《上海屋檐下》里那唯一的阳光——剧本结尾时用葆珍的歌声来象征未来属于孩子,也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人道主义并没有使夏衍泯灭是非善恶界限,他的人道主义是与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使夏衍更关注于大时代中人的命运,特别是人的心灵、微妙的精神世界,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情味,产生了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夏衍剧作的一个鲜明特色与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