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科技金融体系的二次创新

创新型城市科技金融体系的二次创新研究的文献综述作者：徐晔彪⒈围绕科技的创新型城市相关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兴起与城市发展危机的出现，以科技与创新为主要经济增长拉动因素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提出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并积极致力于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实践的持续探索。

鉴于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对围绕科技或体现科技价值与作用的创新型城市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Maryann[1]指出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力元素，围绕知识与科技的城市竞争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城市发展模式，进而推动了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Richard Florida[2]认为Technology、Talent和Tolerance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条件，组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必需基础条件，是判断与评价创新型城市的核心指标。

杨冬梅、赵黎明、闫凌州[3]提出在城市演变过程中，创新型城市更易由科技和文化中心城市演变而来，是知识经济与城市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而科技创新能力或知识创新能力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胡钰[4]指出科技创新制度与城市科技基础条件，体现出对创新型城市构建与发展的保障程度，因而必须满足城市创新发展的需求。

闫凌州、杨冬梅[5]从城市知识创新能力（K）、城市创新环境支撑能力（E）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的支撑能力（S）三个维度，构建了创新型城市的KES评价体系，其中选取的具体指标充分反映了创新型城市的科技项目研发、科技活动基础与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能力。

马晓强、韩锦锦[6]认为城市（尤其是科技、制度领域）的创新资源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创新功能越健全，则越可能发展成为创新型城市。

刘红光、刘科伟、张继飞[7]表明自主创新对建设创新型城市至关重要，并通过国外推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模式研究，发现将增加科技投入与创新计划以及创新政策协调紧密结合，可以有效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胡钰[8]认为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创新型城市的核心内涵，包括完善的科技创新制度、科技投入力度大、城市总体科研基础良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俗，以及科技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力足、导向功能强。

李星洲、邵波[9]指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必须依托于完善、和谐的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是最大化创新型城市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罗志军[10]强调建立创新型城市必须突出城市的特色，发挥高尖科技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领导作用，创造浓郁的城市创新氛围以吸引人才的聚集，建立全面发展的创新型城市。

张文雷、姜照华等[11]以我国16个城市为样本进行科技体制（企业R&D经费/城市全部R&D经费）与科技研发密集度（城市R&D经费/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得出了创新型城市的不同模式，结合城市的科研、产业实际分析了产生具体创新模式的原因，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践提供了模板与建议。

综合而言，国内外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或构成要素的研究，几乎都将科技作为核心内容；关于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发展途径的研究中，大多树立了科技创新的地位，并具体指出科技环境、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基础条件等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科技成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关于创新型城市评价方面的研究，许多学者构建的指标体系，基本上都重点涉及了科技创新基础、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科技产出与转化能力等内容。

⒉科技金融政策与机制的相关研究Joost Heijs[12]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研发财政支持过程中的企业搭便车行为，并以西班牙的企业研发低息信贷政策为例，指出搭便车企业的研发对政府财政支持依赖很低，并伴随着低水平的技术成就目标与经营绩效目标，同时暗示搭便车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的科技产出外部效益，减低了政府信贷政策的社会福利性。

Gerard George, Ganesh N. Prabhu[13]分析了发展金融机构的技术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指出发展金融机构是以发展或振兴国家核心产业为目标（基础设施融资是首要目标，而资金支持科技是衍生目标），其金融决策偏好于国家优先项目特别是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以合作伙伴对投资的技术评估为基础，通过提供有吸引力的融资方案来引导优先技术领域的融资，因此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Juan Acosta Ballesteros, Aurelia Modrego Rico[14]指出西班牙政府鼓励基于国家创新计划下的企业与公共研究中心（PRCs）之间的协作，当科技成果或购置设备能够被公共研究中心再次利用，参与合作的企业易于获得高额度的财政资助，同时也指出预算目标与预算计划是影响项目融资的重要因素。

Juan Acosta Ballesteros, Aurelia Modrego Rico认为小公司获取外部资金困难重重，那么协作计划下的授予性贷款更可能激发小公司其他研究项目，而使得通过持续协作小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不过研究也表明公众投资行为略倾向于那些没有参与协作计划的小公司（一般拥有高比例的研发人员）。

Pedro Conceição, Manuel V. Heitor, Giorgio Sirilli, Robert Wilson[15]认为美国科技活动的资金提供方式正在经历一个缓慢却意义重大的变化——由公共支持转向市场激励，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政策对“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方式”的偏重，同时美国政府的资助政策因领域不同而具有多样性，比如持续、稳健的大学资金资助，但不允许市场资金进入核心领域或市场无法满足政府战略目标的领域。

Lluís Santamaría, Andrés Barge-Gil, Aurelia Modrego[16]建立了研发合作项目选择过程的分析模型，分析了影响选择和项目融资的主要因素，指出与市场联系紧密的研发项目按信贷的方式即可获得足够的资金，而基础研究项目大多通过补贴获得资助。

目前国内关于科技金融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何通过政策来刺激金融机构的放贷和投资，如何通过政策来激励科技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开发重大、优质项目以获得政策优待进而提高融资可能性。

张妮、申其辉、秦湛[17]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探讨了如何搞活科技金融体系，提出了在国内高新园区率先创立政策性科技银行的建议，强调政策性科技银行服务对象必须是科研机构或科技企业，科技银行可以放宽利率、自主创新定价，应与风险投资机构紧密合作并重视重大项目的依托作用。

刘桓[18]认为政府致力于培育特色明显、成长性强的优良科技资源，扩大金融资本进入科技领域的空间，指出在科技金融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科技主管部门应该做好创造环境、提供信息、牵线与组织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建立诚信与优质服务也是科技金融结合的重要保障。

黄国平、孔欣欣[19]指出我国金融体系现状与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的不相容，因此需要建立促进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政策性制度安排，拓宽融资渠道，弥补筹资缺口，化解和规避创新风险。

张明喜[20]总结出目前中央部门和大多数地区仍为设立科技金融专项资金，难以有效引导并刺激金融资本的投入，同时指出科技金融支持政策比较缺乏，特别是税收政策存在重复征税、税收过重以及扭曲效应。

陈迅、陈军[21]分析了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了金融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建议，包括发展风险投资、拓展中小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应引导政策性银行对科技项目与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发展科技保险业务，提高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与水平等。

廖添土[22]认为在构建科技金融支持体系过程中，完善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渠道（比如制定向科技倾斜的信贷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银行的科技信贷），推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构建科技金融的监测制度、并实施风险监控，通过税率变化来调控科技金融的投入力度、投入结构。

杨刚[23]指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支撑体系中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评估机构、投资银行、投融资管理顾问公司，阐明了中介机构在科技与金融结合的不同阶段的介入过程、内容与机理，同时提出为更好的服务于科技金融的有效结合，应全面出台和推行认可与准入制度，来形成规范、诚信的中介机构。

孙裕君[24]认为必须建立起适应科技贷款要求的企业信用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并实行科技贷款浮动利率政策，来解决科技的高风险带给商业银行的放贷压力，同时指出我国未来的科技融资政策走向是提高直接直接融资比重。

⒊科技融资的相关研究David Lethbridge[25]以Austeel和AMC两个澳大利亚冶金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科技创新与融资创新，其中Austeel的项目基于已有技术（远非创新）、采用某些创新融资方法而不必通过股市向公众融资并在项目初期就获取资金，而AMC公司引入创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在初期采取传统融资方法（70%来自银行，30%通过股市来自公众与机构），但并未获得所需资金，AMC资产管理公司吸取失败经验而提供了12.8%高回报率的公平性更强的首次认购（无论项目是否会盈利），并陆续从多方成功融资。

David Lethbridge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融资过程应考虑风险与公平。

杨刚、宁婧[26]分析了多层次科技融资体系下的场外市场现状，提出依托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来建立我国的三板市场以满足科技企业股份转让的需求，并允许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通过三板市场公开定向募集而进行股权融资，同时构建了科技融资功能在产权交易市场上的实现机制，借此来推动科技项目、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挂牌融资。

周仁仪[27]阐述了集合委托贷款应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融资的可行性，并提出了集合委托贷款的具体程序。

吕宏生、何健敏[28]分析了不同生命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收益分配状况、管理模式，指出这决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融资策略——新生期以申请国家扶持基金、成立资金互助会、职工持股为主，成长期应强调引入风险投融资、通过资本运作实现资产变现、利用商业信用延迟付款、融资性租赁、资产证券化，成熟期则重视上市融资、债券融资、金融机构贷款，而衰退期应考虑资产变现、专有权融资、并购和重组。

李增福、李颂[29]提出商业银行为科技型企业贷款时可使用浮动利率来获得企业的成长收益，通过与风险投资机构、担保公司、政府等合作来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

孙红梅、任芳丽[30]指出了我国西部县级科技投入不足、科技融资渠道单一的现状，认为必须保持足够并稳定增长的财政科技投入，必须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来引导民间资本，必须鼓励风险投资注入，必须成立县级科技基金，必须建立政府的监管机制以确保科技投入落实到位。

徐绪松，孙建敏[31]描述了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原理与过程，总结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的一般模式，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的可行性，并提出了若干促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