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财政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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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4-10作者简介:吴琦(1962-),男,江西吉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与社会史研究。
第20卷第4期2004年8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RNA L OF SH ANG QI U TE ACHERS C O LLEGE Vol.20 No.4August. 2004明代地方财政结构及其社会影响吴琦 赵秀丽(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明代以中央财政为核心,地方财政始终处于十分困窘的状况,无力而被动。
同时地方财政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宗藩禄廪开支极大,地方军事费用成为地方财政开支的大宗之一,而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及政府行政运作的经费十分有限,地方公益事业在地方财政中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
这种格局对于地方社会影响甚大:地方政府将财政负担以税费名目、徭役形式转嫁于社会,造成了明代税轻赋重的局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胥吏之祸十分严重;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公共事务无法在政府组织下展开,多由民间力量承担,而相关的职权也因此转向民间。
关键词:明代;地方财政结构;起运;存留中图分类号:K 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4)04-0008-06 明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主要体现在起运与存留的关系上,然而,起、存关系的合理和正常与否,地方存留的支出结构,都直接关涉到地方的财政状况,并进而影响到地方社会的治理与发展。
本文拟通过对明代地方财政结构的分析,揭示明代地方财政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明代沿用唐宋的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赋税,其中农业税是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并通过起运与存留实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
起运主要用于宫廷消费、京官俸禄、边地粮饷、政府机构运作费用,而存留主要用于宗藩禄廪、地方官员、生员俸给禄米、驻地军饷、地方赈灾与教化等项开支。
起、存制度将国家财政大部分收归中央,少部分存留于各级地方政府,其基本原则在于以中央财政为核心,中央利益至高无上。
在此原则之下,中央往往财政大权独揽,地方财政状况则多被忽略,地方经济甚至被有意识地控制与削弱,从而引发地方财政问题迭出,最终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
(一)明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关系《明史》和《明实录》中各有一段对全国起运与存留情况的明确记载:万历六年,官民田总共七百一万三千余顷。
夏税,米总四百六十万五千余石,起运一百九十万三千余石,余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余锭,绢二十万六千余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起运一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余石,余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余锭。
[1](弘治)每岁天下税粮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五石,起运一千五百三万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马草存留四百九万二千七百五十四束,起运二千一百八十五万二千七百十八束;绢二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七匹;布五万七千六百三十七匹;棉绒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三十五斤;户口食盐钞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万三千三百七十九贯,起运四千四百七万四千七十九贯;钞关船料钞二千七百一十九万三千六百一十一贯;各运司额办盐课一百九十五万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粮三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九十三石。
[2]两则材料直接反映了起运、存留的分配关系———万历年间夏税起运1903000石,存留2702000石,即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征收税粮总额的4113%,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税粮总额的5817%;秋粮起运13362000石,存留8671000石,即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征收税粮总额的6016%,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征收税粮总额的3914%。
弘治年间税粮总额为26799341石,其中起运15034476石,占5611%,而存留占4319%,起运存留比值约为6∶5;马草总额为25945502束,其中起运21852748束,占8412%,而存留占1518%,起运存留比值约为5:1;“户口食盐钞”总数为117597458贯,其中起运44074079贯,占3715%,而存留占6215%,起运存留比值约为3∶5。
虽然在万历六年的起运与存留的分配比例大致为夏粮2∶3,秋粮3∶2,起运中央与存留地方的总比大体持平,但事实上起运的总量仍大许多。
根据粮食生产状况与农作物收获特点,秋季的收成远远大于夏季,明代财政以秋粮为重(地方志、赋役全书等材料的记载皆可明证)。
据《明通典》中关于弘治十五年全国财政情况和各级行政单位起运情况的记载:夏税麦总数4354118石,绢168414匹,钞13551锭,起运889830石,绢238349匹,钞4348099锭,存留麦3464288石;秋粮米总数25889703石,绒231012斤,钞23075锭,布129517匹,起运米8199109石,绢312590匹,绒261070斤,钞13486650贯,存留米17690594石。
其中夏税、秋粮总共起运军卫马草76869606束。
虽然单纯从米麦比例来看,地方存留数量高于中央,但地方政府在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这些起运项则需要将大量的粮米改折,或根据就近原则,将税粮改为马草缴纳。
一般而言,绢、布、丝、棉绒多是起运到中央,故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的份额远大于地方财政所占的份额。
另外,就该年在税粮方面一度出现的中央与地方大体接近的情况而言,与当年部分地区受灾,朝廷减免税粮8986896石、草7898900束[3]有密切关系。
夏税、秋粮并非单纯指代米麦谷物,它实际上是农业税、盐课、商税等的总称,其中以农业税(米、麦、谷、草、绒、绢、丝、棉等)为主,其起运存留情况相对而言比较复杂。
其一,在不同的时期起运存留比例不同。
弘治年间全国夏税秋粮起运超过68%,万历六年就降为58%。
其二,不同的地区起运存留项目与比例也不同。
如福建福宁州“民米以农桑丝折绢起运两京承运库,以麦土苎钞,零丝绵六分之五存留本州。
秋粮则官田米各分本折,每石以五斗折色征银解京,以五斗本色存留各仓;民米以十分为率,七分各征本色派仓,二分折价银解京师”[4];广西“令布政司各府州县税粮自正统十年以后,每岁以四万石折征银两解京,其余存留本处备用。
天顺二年,令湖广长沙府田粮自景泰七年为始,实征每岁以二十万石折征棉布二十万匹,一半解送京库交纳,一半存留本司府备用”。
[5]总的说来,起运的比例远远大于存留,有学者通过对弘治十五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该年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地方的仅占32%,即起运存留比值大致为7∶3。
[6](二)明代起运存留制度遵循的两大原则“各有定数”:“赃罚银”在明中叶是按照“起运中央十分之八,存留地方十分之二”的标准执行的;“卫所屯田子粒”,除小部分起运外,绝大部分存留当地,支给官兵月粮;“盐税”在赣州地区“十分之八解京,十分之二存留”;“马草”绝大部分起运,万历年间该项起运占84%。
[6]“分项执行”:正如户部记载,“天下财赋,每年实征起存之例,夏税秋粮、马草、屯田地租、食盐钱钞、税课、盐课、门摊之类,各有定数”。
[7]笔者将《徽州赋役全册》详细记载的各项开支综合制成表格:表一:徽州府财政状况(单位:两)单 位总 数起 运百分比%存留百分比%差额错误率5起存比%夏 税212761518140158512631361414174+0140578秋 粮578331340979167018614573112510-2280163194280条编物料33791163025813891541209173158-23231661882501徭 费491536738131317142414178612916 (总数为地方志上明确记载的数据,而起运、存留数据由笔者统计出来。
在统计过程中,发现有的地方志中起运与存留的总和有时与该书记载的总额之间存在差额,故计算出错误率,以便进行较为科学的比例研究,以下诸表皆采用同一标准。
“+”表示实征额超过总额,“-”表示实征额少于总数。
)9 第4期 吴琦,等:明代地方财政结构及其社会影响表二:绩溪县财政状况(单位:两)单 位总 数起 运百分比%存留百分比%差额错误率5起存比%夏 税197313152717771423741118196-71153162408秋 粮683714485518711021709172510-271193198284条编物料25261622921190174139165153-941931731640徭 费569045818810651761790198-551301979表三:休宁县财政状况(单位:两)单 位总 数起 运百分比%存留百分比%差额错误率5起存比%夏 税364012277176112682151817-186175113406秋 粮1237014867919701173179142517-511114113273条编物料1003614930392176344153143-3881931872700徭 费112981417301115131916481111-4041331581819 通过这三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1在“夏税”、“秋粮”、“条编物料”与“徭费”中,“夏税”、“秋粮”与“条编物料”是起运的主体,其中“条编物料”的起运存留比例悬殊,存留所占份额不超过总份额的5%,是起运存留比最大的款项。
“条编物料”实际上是地方将本地物品“上贡”给朝廷,以满足宫廷、工部、兵部、户部、礼部等需要,地方政府将绝大部分物资或折银起运中央。
21“徭费”虽然起运存留比例在各个地方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徭费”主要用于地方行政部门运作与地方其他各种开销,存留的比例远远大于起运的比例,起运中央的不超过15%。
31在四种税项中,“秋粮”所占的比重最大,“徭费”紧随其后。
虽然在具体的县级行政部门,“夏税”与“条编物料”在财政中所占的位置时有变更,但从高一级行政部门(徽州府)的情况来看,其排列顺序为“秋粮”、“徭费”、“条编物料”、“夏税”。
(三)明代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分配宗旨———以中央为中心,兼顾地方利益,当二者冲突时则牺牲地方利益。
以蠲免及其相关政策为例。
明朝政府制定堪灾体例,明确成灾蠲免原则,先尽存留,次及起运。
其起运不敷之数,听抚按官将各司府州县官银两钱帛等项通融之处补足,及听折纳轻膏;存留不足之数,再酌情处理。
故而,如果不是情非得已,决不轻易减免起运。
朝廷始终认为,起运是中央财政的命脉及官兵俸禄军饷的主要来源,所以其需要远比地方存留急切,其性质亦比存留重要。
另外,起运的伸缩性不如存留大,地方存留若不足,地方政府可以“从宜区处”,征收相应的杂税徭役,以此弥补财政的不足。
因而,有明一代,起运始终居于绝对重要地位。
二上述明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直接影响地方财政状况。
明代地方财政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地方财政本身存在结构性弊病,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促使地方财政结构不断畸变与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