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宪政之路

宪政之路今天，刚好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100年纪念日，此时写这篇文章可谓意韵深长。

100年前的5月15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修订法律管奉诏参酌东西洋各国法典，会通中外，大刀阔斧删修旧律，订立新法，以图国家变法自强，也是自那一天开始，独步世界法律体系之林、延续前余年的中华法系逐步解体，文明古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步步与“祖宗成法”决裂，出现了一大批三千年未有之新型法律，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也由此在中国奠基。

但百年法律史并非平直的线形史。

以保障人权为内核的近现代法律，犹如一朵温室里的玫瑰，须有适宜的文化土壤、稳定的社会温湿度方能茁壮成长，而百年的战乱、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使得百年法制走上了一条命运多蹇的崎岖路。

直至晚近的二十余载，法制之路才渐趋明朗、稳健。

近代各国走上法治之路，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宪法性的制度，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资本主义革命的成果——遏制封建专制、维护人权。

启蒙学者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论体系，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直接体现，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其它法律，因而由宪法作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

在这一思想下，从而确立了宪法在近现代法治之路中至上的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法制进程，我们很容易看到，宪法在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西方，宪法被认为是体现了理性与正义的自然法原则的载体，它是人民防范政府、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的基石。

所以，可以说法治就是宪治。

法治的形成以宪法至上为标志，没有宪法的至上就不可能有法治，宪法至上标志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法治价值的实现。

百年大脉络翻开中国“宪政”的百年历史画卷，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百年里，大部分时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甚是无法无天，宪法完全成为一纸空文。

从1908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再到1946年，蒋介石强订“伪宪法”，宪法在这些政府手中变成了独裁专制的工具。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

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

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

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

”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

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

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

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

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

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

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

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

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

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

先说维尼为何要发这个扫盲贴，因为刚才恰好看到半圆和果粉争论宪政问题，虽说小熊喜欢围观吵架，但是观摩两个文盲掐架，实际上是很郁闷DI。

一个是太监嘲笑别人有性生活，另一个则一望可知是陆生，因为据维尼所知，真有民国派司的，没一个愿意出钱出力反攻复国，倒是对登陆经商享受超国民待遇很有兴趣，自由人都是自私的嘛。

言归正传，宪政是什么，公知们和祥林嫂似的，从理论上重复过无数遍，天赋民权云云。

小熊从不讲理论，只讲技术。

所谓宪政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性的流程。

无非以下几步。

首先是合理性，伐无道，诛暴秦之类，学名叫做自由革命。

然后是过渡期，临时政府等等，任上要完成一件事，开放式选举。

民意代表选出，下一步，正式制宪会议召开。

原则性的议题，例如民权保障这些，通过不会有任何问题。

难点在于此后的三道连续单选题。

A，国体，也就是国家元首来源和产生方式，按君主或是共和划分，六选一君主里三个选项，甲，世袭制（英式，一家人坐到底），乙，选王制（马来式，几户有同等资格的，定期轮选），丙，虚位制（无皇室君主立宪，弄件国宝供起来，当君主替代品，当年匈牙利用的是千年王冠，第三帝国是皇室御宝和圣枪，清末民初，曾经考虑过儒教君宪，也就是把孔老二牌位当虚拟君主）共和里也是三个选项，甲，直选制（总统，执政，主席之类直接民选），乙，推选制（由议会或是选举人团推选），丙，轮值制（瑞士，议会直接推出各部会委员，集体负责，委员会主席是虚职，简单说，部长是正职，总统是兼职，那天轮到你主持会议，赶上外交礼仪活动，那你多打一份工而已）B，政体，行政架构总理（首相）及其内阁，对谁负责？甲，对立法机构（议会）负责，乙，对国家元首（君主或总统）负责，丙，一仆二主，同时对议会和元首负责。

同理可推地方行政架构，县市政厅对县市长还是县市议会负责C，政体，地方与中央关系，实际就是地税朝贡问题甲，单一制，乙，联邦制，丙，邦联制，综上，各派系议员团能在ABC上谈拢，过了这三关，之后水到渠成完成新政府构建，开香槟庆祝，宪政目标达成，正式开始民主旅程。

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历史省思
徐蓉蓉
【期刊名称】《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7(020)012
【摘要】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追求宪政,从根本上来说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寻求自我更新和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从清末明初就已开始,但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与宪政一次次擦肩而过.回顾近代中国的历次宪政运动,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行宪,有着先天的缺陷,反思这些缺陷,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干我们今后的宪政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页数】4页(P71-74)
【作者】徐蓉蓉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
【相关文献】
1.从历史的基点中寻找中国宪政的真知——评韩大元教授《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二版) [J], 秦前红
2.推进宪政文明的进步--从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看当代中国宪政的建设 [J], 汪为春
3.近代中国丧失历史机遇的省思 [J], 王丽华
4.蹒跚前行中的近代中国宪政——评张继良教授《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研究》
[J], 张志永
5.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J], 张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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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自信与普惠民主：预备立宪的政治道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清政府的垮台和民主革命的爆发让中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时，建立起一种能够维护人民权利的政治体系，成为了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中国人不断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了一条以宪政自信和普惠民主为核心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成为了中国走向预备立宪的必经之路。

首先，宪政自信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在宪法修订的过程中，不断强调宪政自信是中国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实际上，中国的宪政自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国家核心价值观上的。

这个价值观主张的是以人为本，强调公民的自由、平等和法治。

这种价值观自信的体现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尤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分立，以及官员任免制度的改革。

这样的改革不仅增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公正性，同时也彰显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宗性和民意代表性。

其次，普惠民主是中国政治的另一条核心价值。

普惠民主是要求所有公民都应该拥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它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另一种体现。

实际上，中国的普惠民主体现在许多方面。

例如，政府采取的勤政廉政运动，可以增强官员的诚信度和服务质量，从而增加公民的满意度。

又如，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了推广，尤其是对于民间人士的选拔和参与，不断增强了公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普惠民主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的信心和地位。

最后，预备立宪的政治道路是一条实践性的道路。

这样的道路并非只有在立宪之后才能够实现，反而是要求人们在宪政自信和普惠民主方面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建设。

这样的努力，尤其是在从国家层面到民族层面，包括从政治制度到文化传承等等方面，都是体现预备立宪的政治道路。

这样的努力可以使中国社会发生变革，有助于政治体制中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制度的提升、民主化下的法律治理等等方面的推进。

郑观应作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西洋政体，“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

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

”（《盛世危言·议院》）提倡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早期改良派的理想政体模式就是“君民共主”.。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诚美矣”；有了议院，则“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早期改良派的学者在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并且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和议会制度，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宪政主张，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追求，对中国近代宪政运动起到了先导作用。

中国近代宪政历程概述一般认为，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回首百年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这一进程与国人变法图强、试图回应现代化的主观努力息息相关，也是中国在寻求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立宪主义思潮的客观反映。

一、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该过程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以政权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和成立以后的宪法学。

有学者依据这一标准，分为清末立宪、北洋政府立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学。

以文化特性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四个阶段：“输入期”（1902～1911）、形成期（1911～1930）、成长期（1930～1949）和现代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

中国宪法政治回顾与展望肖金明2012-03-26 15:22:39 来源：《文史哲》2011年第6期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七、八年良好的宪政开端，随后二十余年的宪法沉寂和宪政消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宪法政治重生和成长，六十多年来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和发展呈现出“√”型轨迹、曲折历程和近来的良好走势。

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宪法规范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等，以及反映和体现在其中的宪政精神与原则，铺筑了中国宪法政治走向未来的石阶。

从某种意义上讲，“√”型轨迹意味着任何一种政治形式的完善和发展都会有滑坡的经历和爬坡的过程，中国宪法政治发展也反映出这样的规律；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它应该预示着中国宪法政治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宪法相关法制、人权体系、分权、中国特色、宪法政治自1949年至今，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

六十多年来的宪政之路，有很好的起点，但也走过很长的弯路；有曲折的过程，重要的是已经形成良好的走势。

1949年的《共同纲领》开启了新中国立宪之先风，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早期标志，它们共同为中国宪法政治确立了价值和精神、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以及发展趋势。

但起步不久的中国宪法政治之路并不平坦，在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被弃、宪政不存。

替代“五四”宪法的1975年宪法（“七五”宪法）和1978年宪法（“七八”宪法）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建国初期确定的宪法政治发展轨道，甚至背弃了一些基本的宪政精神、原则和制度；1982年制宪及其前后组织法、选举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制定，启动了中国宪法政治新的征程。

1982年宪法（“八二”宪法）以及随后20多年来宪法的修改和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为中国宪法政治复原和发展夯实了基础。

尽管六十多年来的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道路坎坷，有很多教训，但也有经验和成就。

最近三十多年的宪法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宪法规范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宪政中国的路径选择”--关于政治现代化的思考之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取向，应当已成为执政党和绝大多数关心政治的民间人士的共识。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给出的20年时间表，在某种意义上可解读为执政党推行宪政的中、长期计划。

不少知识界人士认为，在中国施行宪政的初期阶段，应当以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为目标，即所谓的“先法治后民主”。

较为激进的观点对此表示了异议。

笔者认为，就此进行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因为，法治与民主虽然内涵不同，但有共生性，法治的目的,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力的保护；随着法治的建立，人民的民主权利必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正如约翰·洛克所说的那样：“宪政，或者说法治，意味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这些限制可以通过成文的程序得到实施。

”（《政府论(下集) 第四章》)令人欣慰的是，从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２０周年会议上的讲话，都充分表明，执政党的执政思维在这一时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较大的变革，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已经步入轨道。

开启宪政的体制背景及其所能承受的“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任何对这一现实构成危害的选择都不可能有生长的空间；改革只能在执政党的主导下进行。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度”。

其次，作为我国现行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在相当的时间内不可动摇，只能在其框架内发展和完善，而不能推倒重构。

第三，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各利益阶层的政治诉求是不相同的，改革的成功只能是政治上的妥协而不是针锋相对，那些可能在根本上危及各个层面权力群体利益的改革都很难有完成的可能。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实行两院制、设立民选的监督委员会等等，都可能与上述三方面的要求相背立，无法取得进入改革通道的“许可证”。

这里再就“党政分开”谈一点看法。

“党政分开”是小平同志在上一世纪８０年代提出来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党政分开都是必然的选择。

论近代中国的宪政之路作者：左芮来源：《人间》2016年第19期摘要：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法，宪法是国家的母法。

宪法从大洋彼岸跋涉到中国，这个过程是艰难无比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让人倍觉酸涩苦辣。

郑琼现教授所著的《近代中国的宪政之痒》可以带领我们领略这一艰难的过程，所谓南橘北枳，立宪的中国之果已因水土，气候之故与西方迥异。

应该说，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立宪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硕果，或厚或薄的十几本专门著述，清楚客观地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

关键词：中国宪政；早期宪政；立宪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61-01一、立宪的早产性《近代中国的宪政之痒》这本书是由郑琼现教授所写的。

这本书就是以这五个特点为目录大纲来展开综述的。

第一章为立宪的早产性，首先讲了皇帝的大权绝不旁落。

“在古代皇帝即为法律，朕即国家的虚妄，独裁天下而无所制，权力格局与宪政发生。

条件的残缺甚至基本不具备条件，必将严重抑制宪政的出生和健康成长。

”中国是古老的，就宪政的条件而言，却又堪称年轻甚至年幼，尚不到与宪法同居的年龄，这就是中国立宪的早产性。

政治上，皇权专制虽然被推翻了，但代皇权而起的军权独大或党政，军合一的个人独裁一直占据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一元权力结构依然未见改变。

经济上，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中产阶级势力弱小。

法治的环境远未具备，军权，党权占据了法律的座位，表明近代中国宪政因缺乏保障要素而难以立足，其失败倒也在情理之中。

二、立宪的被动性第二章为立宪的被动性。

首先谈的是移植宪政的心态：苦涩与屈辱。

“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献身于外来的价值。

换句话来说，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向往，而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

”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

2018·8社会史话SHIHUA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新政协的名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准备提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

共同纲领草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可以说它凝结了集体的智慧，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产物。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

会议宣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9月22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并根据讨论的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

9月29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7章，60条。

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共同纲领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序言中以另一种表述方式，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