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_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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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汉末年佛典翻译的产生背景及其主要特点
浅析东汉末年佛典翻译的产生背景及其主要特点作者：周霞王思茵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1期摘要：在我国，佛教作为重要的宗教之一，影响着国民文化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人们的思想，行为等。
从西汉时期至今为止，佛教已在我国流传长达3500年。
由于佛教是外来教，在它进入我国时，佛典的汉化和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兴盛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着重分析了东汉末年佛典翻译兴起的背景、发展；以及该时期佛典翻译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东汉末年；佛典；翻译作者简介：王思茵（1991-），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外国语学院2013届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翻译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1--01一、东汉末年佛典翻译的产生背景佛教在东汉初传入时，并没有多大的势力影响，起初只是作为黄老信仰的长生不老术之一而传入的中原大地的。
直到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中央朝廷政治腐败，皇朝动荡不安，农民起义连年不断，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普通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百姓们期冀生活的温饱和国家的太平，更渴望有一隅心灵和精神的家园。
于是在这动荡不安之际，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应运而生。
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于佛典的翻译，因为梵文的佛经只有在译成汉文后，才能被汉人阅读、了解、受持，佛教才能传播开来。
因此，中国的佛教史应该说是以佛教经典的翻译作为发端的。
在东汉桓、灵二帝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的中原，如安息的安世高、安玄；月支的支娄迦谶、支曜；天竺的竺佛朔，康居的康梦祥等。
他们都十分重视佛典的翻译工作，也翻译了大量的经典，由此佛教译业渐盛，法事也渐兴，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其次是支娄迦谶。
他们翻译的佛教小乘禅法和大乘般若学方面的许多经典，是我国最初的一批汉译佛典。
安世高翻译的佛典中禅经较多，成了以后中国禅学的先驱；支娄迦谶几乎是翻译《般若》系的典籍，成了以后中国般若学说的先驱。
论佛经汉译活动中翻译理论的发展
知梵说 ， 十得 九八 ， …。后则猛 、 显 亲往 ， 奘、 空两 通， …印印 皆 同， 声声不别 ， 斯谓之大备要 矣。 ” 赞 宁所划 分的三 个时期代 表 了佛经翻译 的初创、 发展和鼎盛时期 。事 实上 ， 晚唐五 代时 ， 由 于社会动荡 、 统 治者 的压 制 ， 佛经 翻译 已趋 于结束 。后 虽宋 早
［ 关键词 ］ 佛 经翻译 ； 翻 译理论 ； 翻译技巧 ； 翻译组织
［ 中图分类号 ］ Ｇ ６ ４ ２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 编号 ］１ ６ ７ １ — ５ ９ １ ８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６ — ０ １ ３ ０ — ０ ４ ［ 本刊 网址 ］ｈ ｔ ｔ ｐ ： ／ ／ ｗ ｗ ｗ ． ｈ ｂ ｘ ｂ ． ｎ ｅ ｔ
了很 大 提 高 。
第三阶段是唐代形 成的佛经 翻译 的鼎 盛时期 。主 要译者 多为本 国人 ， 特别是玄奘 ， 他们 除 了精通 佛理 以外还精 通梵汉
在佛经 翻译过程中 ， 译者们吸收利用佛教 哲学及美学思想 结合 翻译实践 ， 阐述 翻译理 论 ， 一 直影 响到今 天 的翻译 研究 。这 段 时期 翻译理论随着佛经翻译实践 的发展也逐渐成形 。
湖北函授 大 学学报（ ２ ０ １ ４ ） 第２ ７卷 第 ｌ ６期 总第 １ ３ ６期
论 佛 经 汉译 活 动 中翻 译 理 论 的发展
朱 明
（ 淮 阴师范学院外 国语 学院 ， 江苏淮 安 ２ ２ ３ ３ ０ ０ ）
【 摘 要］ 在 中国翻译 史上 曾 出现的第一 次翻译 高潮就 是从 东汉到 宋朝 的佛 经翻译。随 着佛 经翻译 的发展 ， 翻译
为中国翻译理论 只能算是 “ 单 线条 的体系 ” ， 可 以用“ 案本 、 求 信、 神似 、 化境” 八个字 来概括 。那么 ， 中国古代 真就没有值 得 提的 翻译理论吗？理论 来 自于实践 ， 同样实践需要理论 的指 导 。因此实践进行到 一定程度 ， 实践者 必然会 总结经 验教训 ， 生成理论来进一步 指导实践 。在 中国漫 长翻译史 曾经 出现过 三 次翻译高潮 ， 其 中第一次就是从 东汉到宋朝 的佛经翻译。佛 经 翻译 是 中国翻译 史 的一个 重要 阶段 ， 历时久远 ， 不仅使 佛教 得 以传人 中国 ， 并让 之广 为流 传 。佛 教 的输 入影 响 了中 国哲 学、 文学艺术 、 语言学 等各方 面 ， 而更直 接地影 响着 中国 翻译 。
［ 关键词 ］ 佛 经翻译 ； 翻 译理论 ； 翻译技巧 ； 翻译组织
［ 中图分类号 ］ Ｇ ６ ４ ２
［ 文献标识码 ］ Ａ
［ 文章 编号 ］１ ６ ７ １ — ５ ９ １ ８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６ — ０ １ ３ ０ — ０ ４ ［ 本刊 网址 ］ｈ ｔ ｔ ｐ ： ／ ／ ｗ ｗ ｗ ． ｈ ｂ ｘ ｂ ． ｎ ｅ ｔ
了很 大 提 高 。
第三阶段是唐代形 成的佛经 翻译 的鼎 盛时期 。主 要译者 多为本 国人 ， 特别是玄奘 ， 他们 除 了精通 佛理 以外还精 通梵汉
在佛经 翻译过程中 ， 译者们吸收利用佛教 哲学及美学思想 结合 翻译实践 ， 阐述 翻译理 论 ， 一 直影 响到今 天 的翻译 研究 。这 段 时期 翻译理论随着佛经翻译实践 的发展也逐渐成形 。
湖北函授 大 学学报（ ２ ０ １ ４ ） 第２ ７卷 第 ｌ ６期 总第 １ ３ ６期
论 佛 经 汉译 活 动 中翻 译 理 论 的发展
朱 明
（ 淮 阴师范学院外 国语 学院 ， 江苏淮 安 ２ ２ ３ ３ ０ ０ ）
【 摘 要］ 在 中国翻译 史上 曾 出现的第一 次翻译 高潮就 是从 东汉到 宋朝 的佛 经翻译。随 着佛 经翻译 的发展 ， 翻译
为中国翻译理论 只能算是 “ 单 线条 的体系 ” ， 可 以用“ 案本 、 求 信、 神似 、 化境” 八个字 来概括 。那么 ， 中国古代 真就没有值 得 提的 翻译理论吗？理论 来 自于实践 ， 同样实践需要理论 的指 导 。因此实践进行到 一定程度 ， 实践者 必然会 总结经 验教训 ， 生成理论来进一步 指导实践 。在 中国漫 长翻译史 曾经 出现过 三 次翻译高潮 ， 其 中第一次就是从 东汉到宋朝 的佛经翻译。佛 经 翻译 是 中国翻译 史 的一个 重要 阶段 ， 历时久远 ， 不仅使 佛教 得 以传人 中国 ， 并让 之广 为流 传 。佛 教 的输 入影 响 了中 国哲 学、 文学艺术 、 语言学 等各方 面 ， 而更直 接地影 响着 中国 翻译 。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关键信息项1、翻译的佛经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翻译的时间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文质之争的主要观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参与文质之争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文质之争对佛教传播的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文质之争在翻译理论发展中的地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解决文质之争的主要原则或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1 引言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佛经翻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这一翻译过程中，文质之争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
111 文质之争的背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经典的翻译需要在保持原意和适应本土文化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平衡的追求引发了关于翻译风格是应注重文采还是质朴的激烈争论。
112 早期佛经翻译中的倾向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存在着两种较为明显的倾向。
一种是以质朴为主，力求忠实反映原文的意义，不过多修饰语言；另一种则注重文采，使翻译后的经文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
12 文质之争的核心观点121 文派观点文派主张在翻译中运用优美的语言、丰富的修辞和流畅的表达，以增强佛经对读者的吸引力。
他们认为，通过华丽的文风可以更好地传达佛教的深邃思想和美妙境界。
122 质派观点质派则强调忠实于原文的字句和语法结构，力求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他们担心过度的文采修饰可能会偏离佛经的本义。
13 参与文质之争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131 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文派鸠摩罗什的翻译风格流畅优美，注重传达佛教的精神内涵，其译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132 玄奘为代表的质派玄奘坚持逐字逐句的精确翻译，以确保佛经的原汁原味。
从佛经看翻译的文与质
从文化资源和理论渊源来看，作为佛经译论焦点的文与质的 概念，是从中国文化的先秦典籍中借用而来的。文质概念最早见 于孔子的《论语》，而且起先是用于论人的。孔子曰：“质胜文 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质” 则“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孔子认为礼乐仁义集于 一身即文质兼备者，才称得上是君子，显然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 问题。把论人的文质用于论文，就有了古代文论中儒家的文质观。 引申过“文”就成了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 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了形式和内容 的关系，成了言谈和写文章的修辞学同一事物的两面。
第三，佛经译论的文与质并不像近代译论中直译与意译那样从 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辩。重“质直”的人反对随意 增换，妄加文饰；重“文饰”的人也并非滥加文饰，而只是保留原 作的风采。可见两者本义皆出于忠实原文。近代直译 /意译的分歧 远远多于当日文质之争。今人任继愈指出：“这场争论质派虽然在 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可见‘文’、 ‘质’两派虽然对峙，却历来不是水火不容的。”
质派和文派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此基础上，慧远为佛经翻译 提出了一个既不失朴直又不失藻蔚的圆满调和的设想，即文质兼 备。慧远说：“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之者 寡。”“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既反对“文过其意”，又反 对“理胜其辞”。在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慧远的 这一观点又称作“厥中论”，厥中也就是折中的意思。这同儒家 的“中庸”哲学思想和“中和”的美学观有暗合之处，同孔子的 “文质彬彬”也交相互映，这是一种积极的折中。无论是对佛经 翻译的实践还是理论都具有指导意义。慧远之后的佛经翻译者在 文质论上再无突出建树。而他的厥中之论后来被中国历史上最伟 大的译经大师玄奘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佛经译论的文与质并不像近代译论中直译与意译那样从 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辩。重“质直”的人反对随意 增换，妄加文饰；重“文饰”的人也并非滥加文饰，而只是保留原 作的风采。可见两者本义皆出于忠实原文。近代直译 /意译的分歧 远远多于当日文质之争。今人任继愈指出：“这场争论质派虽然在 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可见‘文’、 ‘质’两派虽然对峙，却历来不是水火不容的。”
质派和文派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此基础上，慧远为佛经翻译 提出了一个既不失朴直又不失藻蔚的圆满调和的设想，即文质兼 备。慧远说：“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之者 寡。”“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既反对“文过其意”，又反 对“理胜其辞”。在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慧远的 这一观点又称作“厥中论”，厥中也就是折中的意思。这同儒家 的“中庸”哲学思想和“中和”的美学观有暗合之处，同孔子的 “文质彬彬”也交相互映，这是一种积极的折中。无论是对佛经 翻译的实践还是理论都具有指导意义。慧远之后的佛经翻译者在 文质论上再无突出建树。而他的厥中之论后来被中国历史上最伟 大的译经大师玄奘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佛经看翻译的文与质
在《老子》81章中。有18章提到“言”，有10章提到另一个与 “言”关系密切的词——“名”。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 可名为大。（第34章）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47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 这些引文中的“名”可解作“命名为”，而“言”可解作“叫 做”、说，意为对概念进行界定或者讲话。然而，有些地方的“名” 与“言”的内涵就值得推敲了。如《老子》第1章就提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第四，文质从古典文论中来，其中蕴涵着古典哲学、美学和文 艺学的成分，而直译、意译最终落脚翻译学，是翻译方法或技巧， 至于译文的风格、美学效果等则不在其范围内。前者比后者的蕴涵 要深得多。 总之，“我国古典译学的文与质，并不限于直译意译之得失,而 是传统译学的审美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所以与其把这两种倾向 归之为直译和意译，倒不如按当时的说法，归之为重质直的概念，但 “名实”较“文质”更肆漫落实一些。翻译是一个长 期实践的过程，这些理论也需要我们大家去体会、去 实践！
翻译学的名与实
一、名实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在战国中期兴起的名家具有相同的思想特征。 惠施（约公元前370至前318）学派与公孙龙（约公元前320至前 250）学派专门从事于论念之间或概念与实际之间的关系，通过 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得出不同凡响的结论。惠施和公孙 龙二人都擅长概念分析而驰名天下，并且各代表一个极端。惠 施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同一的，所以主张“合同异”。公孙龙认 为一切事物都是差异的，所以主张“离坚白”惠施提出了十个 命题以证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齐一的，可惜他的思想只残留 在《庄子·天下篇》。公孙龙用“白马非马”的命题从概念的 内涵上区别了“白马”与“马”，这不仅强调了名应符实，而 且涉及到特殊与一般的差异性，具有辨证思维的特点。 二、名家的翻译名实观 翻译名实的由此上溯到古时，翻译叫做“象寄”或“通事”。
浅析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译学观
浅析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译学观
包艾灵;司马叶斐
【期刊名称】《时代人物》
【年(卷),期】2023()1
【摘要】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佛经翻译发展期间,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译学观念,“文质”译学观就是其中之一。
“文质”译学观是贯穿了佛经
翻译发展的核心译学观。
“文派”与“质派”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斗争到融合再到折中的几个阶段。
因此,以佛经翻译史为主线,从“文质”译学观的演变着手分析“文”与“质”的关系演变,对探索佛经翻译史、了解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意义重大。
基于此,以期得到一些有关当代翻译的启示。
【总页数】3页(P0034-0036)
【作者】包艾灵;司马叶斐
【作者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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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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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本文通过对“文”“质”之争产生原因的阐述，对其派别和特点作了初步的探讨。
下面一起来看下!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篇1一、引言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翻译高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起自汉魏，盛于隋唐，续至宋元，有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挖掘与探索。
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文”与“质”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成为“文”、“质”之争的内在辩题。
在当时称为“质直”和“文饰”两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直译”与“意译”。
自东汉至唐宋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理论主要是就直译(质)还是意译(文)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二、“文”“质”之争形成的原因佛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盛行为佛经翻译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的“文”“质”之争。
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公元65 年前就传入中国。
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来压制劳动人民。
所以佛经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
而佛教徒们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经经典。
这样，佛经翻译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理论上的交锋也随之兴起。
因此，倘使没有大量的佛经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会有最初理论上的“文”“质”之争了。
译学理论的发展、译者们自身观念逐渐宽泛及其所受影响、其掌握语言学知识的多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翻译观，从而形成了翻译主张的不同。
譬如释道安自身所处时代属于佛经翻译的草创阶段，主张直译带有其必然性;当时符秦译场的主持人赵政也是采用直译法;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本人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文美意达，言精旨近;主张直译意译相结合的一代宗师玄奘处于一个佛经翻译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翻译见解比较成熟，又由于他本人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熟练而巧妙地对待原本，使译文能言文达旨。
论佛经翻译中的“文质”译学观
颇。其次，在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中，“直译”和“意译”的说法 还未出现。即使《法句经序》中的“质直”也不仅包括后来直译 的内涵，还包括了死译，呆译，同样，“文饰”与意译的含义不尽 相同，还包括译文可以追求辞藻高雅，而致“不信”。我国古典 译学的文与质，并不限于直译意译之得失，而是传统译学的审 美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郑海凌，２０００）。
２文派和质派的代表译学家及其演进
孙权黄武三年，竺将炎与维祗难共译了《昙钵偈经》，由于 当时两人汉语水平有限，所以翻译的经文“仅存大义，文辞质 朴”，该经今名《法句经》。后支谦对此作了理论评价，即：《法旬 经序》，３阐释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哲学美学，翻译标 准，如文质关系等问题。 该文描述了支谦和维祗难关于翻译要文还是质的论战，文 中支谦批评译本“其辞不雅”，维祗难反击道佛法传播应重视 原文意义，而不是追求辞藻高雅，应使原义通晓明白。并且借 用老子和孔子的言论来为其辩护。在此之前，以安世高和支谶 为代表的质派翻译理论家占上风，这次支谦的批评和质疑拉开 了著名的“文质之争”的序幕。 纵观佛经翻译的全过程，文派和质派两种力量此消彼长， 大致经历了质派占上风一文派占上风一文质调和圆满的阶段， 在相互论战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雏形。 （１）质派占上风的阶段 质派的代表人物有安世高、支谶、道安和彦琮等。质派主 张翻译讲求“贵本不饰”，重视内容，翻译只需“径达”原文，少用 文字修饰，做到“案本而传”。 安世高：他是我国翻译佛经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被公认 为的质派大师二《高僧传》曾经评价他的译作为：“义理明晰，文 字匀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由此可见，在佛经传人中国的 初期，翻泽家们以追求经书本义为翻泽标准。 支谶：与安世高并称为“泽界开创二杰”，为支谦的师祖，但 支谦与他的观点截然相反，“心无”宗的创始人东晋僧人支愍度 曾评论他的翻译思想为：“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 文饰”，另《高僧传》评其“审得本旨，了不加饰”，虽然支谶和安 世高是最早的佛经翻译者，但由于译文质直，在翻译史上并未 产生太大的影响。 道安：他是质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倡导“本无”宗，他主持佛 经译场，对翻译过的经书典籍进行审核，注重译本文体的界定， 他主张翻译要“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也就是说要按照原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
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
学界对中国佛经翻译史的研究，一般都要追溯到汉译佛经。
佛经翻译自东汉桓帝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期业已势微，至元明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在历时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文与质的相争相融贯穿始终，成为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在本论文中，笔者拟从文质之别、文质之争和文质之合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
一、文与质之别文和质这两个概念源于《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在孔子看来，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而质则指仁义之类内在的道德修养。
由原意引申开来，文便指文章的遣词造句等外在形式，而质则指文章的中心内涵等实质内容。
而吕�则认为，“文是修饰，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在翻译上忠于原本，采取直译的方法，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比较艰涩难读”。
在其看来，文即意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有所改变;而质即直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
然而，直译并不意味着译文没有任何润色修饰，意译也并不意味着译文一定要文采飞扬。
译文的华丽或质朴，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文自身的特点，而非翻译方法。
因此，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
围绕着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中国的佛经译者大抵可分为文质两派。
如以释道安为代表的佛经译者为再现佛经原作的本来面目，多用音译，虽晦涩难懂，尽显朴拙，但也存其真质，翔实可靠，因而被归于质派。
释道安(314-385年)，东晋前秦时高僧，常山扶柳人。
道安是质派的典型代表，十分强调原文的作用，主张严格的直译，反对删削原文，其著名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中的“二失本”和“一不易”对文质问题都有所论述，“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_吕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年７月Ｊｕｌ． ２００５第１６卷第３期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呼声也与日俱增。
实际上我们有两个理论资源：一方面是大量国外翻译理论的引入，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则是对我国古典翻译理论尤其是佛经译论的重新研究，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到卓有成效，翻译学科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就指出：“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出新，当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１］。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要回到中国传统译论的源头，进行佛经翻译理论的探源和清理工作。
佛经翻译理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和基础，其中的文质之争，一方面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另一方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吕 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内容提要：文质之论起源于中国古典的人论、文论，作为翻译理论贯穿于整个佛经翻译过程。
就本质而言，文与质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了后来经过翻译移入中国的直译与意译概念。
文质之论不但与翻译方法有关，而且关系到翻译所涉语言、文本风格等根本性的问题。
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论，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直译意译之争，对于澄清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对于加深翻译的本质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之论；传统译论；直译意译；现代译论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０５）０３－００２３－０４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W en (literary) and Zhi (qualitative) were derived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heories in Humanity and Writing. As a part of translation theory, Wen and Zhi, go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are totally d ifferent from both literal and liberal western translation terms. T hey are concerned with transl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aspects such as language and writing style.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e that Wen and Z hi are typical C hinese concepts, which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I t tries to clarify some basic concep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 heory, which has both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significance.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concepts of Wen and Zhi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２００５－０３－２８作者简介：吕洁，女 （１９７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英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与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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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年７月Ｊｕｌ． ２００５第１６卷第３期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呼声也与日俱增。
实际上我们有两个理论资源：一方面是大量国外翻译理论的引入，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则是对我国古典翻译理论尤其是佛经译论的重新研究，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到卓有成效，翻译学科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就指出：“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出新，当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１］。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要回到中国传统译论的源头，进行佛经翻译理论的探源和清理工作。
佛经翻译理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和基础，其中的文质之争，一方面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另一方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吕 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内容提要：文质之论起源于中国古典的人论、文论，作为翻译理论贯穿于整个佛经翻译过程。
就本质而言，文与质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了后来经过翻译移入中国的直译与意译概念。
文质之论不但与翻译方法有关，而且关系到翻译所涉语言、文本风格等根本性的问题。
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论，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直译意译之争，对于澄清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对于加深翻译的本质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之论；传统译论；直译意译；现代译论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０５）０３－００２３－０４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W en (literary) and Zhi (qualitative) were derived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heories in Humanity and Writing. As a part of translation theory, Wen and Zhi, go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are totally d ifferent from both literal and liberal western translation terms. T hey are concerned with transl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aspects such as language and writing style.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e that Wen and Z hi are typical C hinese concepts, which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I t tries to clarify some basic concep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 heory, which has both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significance.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concepts of Wen and Zhi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２００５－０３－２８作者简介：吕洁，女 （１９７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英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与交际。
面也涉及古典人论、文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但是在翻译领域内有一种倾向，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概念上经常把文质问题混同于直译和意译问题。
本文认为，为了恢复中国传统译论的原貌，从而准确而有效地加以继承，必须首先正本清源，进行必要的理论清理，然后再使文质与直译意译问题互相阐发，才会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准备条件。
一、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概念的理论基础和最初表述形态佛经翻译既是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广义的文学翻译。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来源是文艺学和美学。
例如，王克非先生认为：“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２］。
”总第１６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从文化资源和理论渊源来看，作为佛经译论焦点的文与质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的先秦典籍中借用而来的。
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而且起先是用于论人的。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礼乐仁义集于一身即文质兼备者，才称得上是君子，显然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问题。
把论人的文质用于论文，就有了古代文论中儒家的文质观。
引申过来，“文”就成了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成了言谈和写文章的修辞学同一事物的两面。
质胜文，则内容虽好，文采不足，难以流传久远；文胜质，则内容空洞，徒具言辞，无啻形式主义。
只有文质结合，言行上“文质彬彬”，才符合写文章和做人的完美要求。
实际的情况是，在佛经翻译之初，由于翻译理论范畴的缺乏，直接从中国原有的先秦奠基中借用术语，进行思考和评论，乃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佛经翻译理论直接借鉴古典哲学、文学理论，不仅使得某些译论明显带有古典人论、文论的痕迹，而且在实质上必定受其影响。
但是一开始，这种概念的借用并不一定是成对的，而是零散地或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在佛经译论的行文中。
这种借用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文中借用了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据说是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佛经译论的文质概念，也最早见于此文。
例如，支谦认为天竺僧人竺将炎“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其辞不雅”。
主张质派的僧人辩解道：“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３］。
”支谦于是也就认为佛经翻译“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虽然支谦当时的做法是“质直”互训，“文饰”并提，而后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译论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文质作为成对概念来谈论翻译问题了。
二、 佛经译论中文派质派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发展轨迹就历史轨迹而言，从先秦起，我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中以或文或质为主的倾向，经历了尚质、尚文、文质并重这一基本的发展历程，即：先是偏于质，如道安；继而偏于文，如鸠摩罗什，再到后来才是文质并重，如慧远。
以下简要论之：质派的代表人物是释道安。
他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论断。
他在译经序言中写到：“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具失实也。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４］。
”“《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了不如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５］。
”、“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
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６］。
”道安主张质直主要原因有：（１）佛经翻译初期，语言上的障碍大，道安本人就不懂梵文，对佛教教义不甚了了。
出于对教义的虔诚，不敢轻易，所以难免拘泥于原文。
（２）初期参加译经的僧人本身文学造诣不太高，佛性却较好，佛经流传范围主要是僧人，大多通佛理。
（３）梵文自有其“文”与“雅”，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７］。
主张文派的代表人物是鸠摩罗什，他在《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写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
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移也［８］。
”鸠摩罗什主张文饰，其因主要有：（１）佛经广泛传播，翻译经验有所积累，开始注重译文的藻蔚；（２）鸠摩罗什本人博学多闻，精通佛经，又通晓梵汉两种语言，深知两种语言文辞特点，所以译经时余地较大；（３）纠佛经翻译初期质直失藻之风。
质派和文派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此基础上，慧远为佛经翻译提出了一个既不失朴直又不失藻蔚的圆满调和的设想，即文质兼备。
慧远说：“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
以质应文，则悦之者寡。
”“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９］，既反对“文过其意”，又反对“理胜其辞”。
在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慧远的这一观点又称作“厥中论”，厥中也就是折中的意思。
这同儒家的“中庸”哲学思想和“中和”的美学观有暗合之处，同孔子的“文质彬彬”也交相互映，这是一种积极的折中。
无论是对佛经翻译的实践还是理论都具有指导意义。
慧远之后的佛经翻译者在文质论上再无突出建树。
而他的厥中之论后来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大师玄奘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三、 传统译论的文质概念不等同于今日的直译意译概念近代以来，我国译界的大多数学者把重质看成是直译，质派即直译派；重文则是意译，文派即意２００５年第３期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译派。
一些著名学者把中国的佛经翻译历史上归结为从直译到意译的过程。
这种看法有以偏概全的缺点。
首先佛经翻译作为特殊文学，古典文论中的文质之论运用于其上时是会呈现出一些特色来。
直译和意译或许可以看成是古典文论运用于佛经翻译中的一次具体化和特殊化。
文／质的关系与直译／意译的关系相似，但不能划等号。
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理论远远不够成熟，还达不到与古典文论泾渭分明的水平。
正如罗新璋先生所言：“我国的译论，原本是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支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流落独立［１０］。
”当文与质比较彻底地从古典文论中游离出来，才逐渐成为直译和意译。
其次，在我国古代关于佛经翻译的评论中，没有“直译”和“意译”的说法，只有“质”与“文”的说法。
把翻译中的两种方法（倾向）称为直译和意译说法大概始于清末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