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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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摘要】:明朝神宗万历年间,有一批学者在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并逐渐形成一个反贵族大地主的团体,他们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其中,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党人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党人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议论官吏,有着积极的政治主张。
【关键词】:东林党人;东林党建立;政治思想;开放言路;惠商恤民,反对矿、税之弊。
东林党建立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
明朝前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
但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变本加厉,人民不断起而反抗,明神宗时期尤甚。
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苛征暴敛日益繁重,在这种形势之下,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之事被神宗削去官籍,于是回到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成为一个政治派别。
但是,他们的主张却遭到宦官及其附依势力的强烈反对,两者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及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开放言路在《万历疏钞》中,顾宪成、吴亮主张“开言路”,这里所指的言路一开始是指言官的言论之意。
言官,在明代是指给事中以及御史。
在唐宋,给事中属于门下省,明代废除了门下省,作为六部而独立。
因而其权限变得非常大。
东林党(明朝末年官僚政治集团)带你了解东林党5879播放01:02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
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中文名东林党外文名Donglin Party党派朋党主要成员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主要标志东林书院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政治表现地主富商代言人,漠视农民权益主要事件争国本对立党派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产生时间明代晚期领袖顾宪成思想特点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更多历史背景东林旧迹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而反抗。
面对政治经济困难,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
明神宗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
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1]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怎么评价东林党在明朝后期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本文导读:东林党的兴起从万历中叶开始,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
此时,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东林党。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
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
“东林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这个称号。
黄宗羲就曾辩驳说:“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东林党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东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
但事实上,东林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
一般都把东林之始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认为,东林之始可追溯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夺情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因争国本触犯神宗,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
他们潜心学术,崇尚实学,并开始致力于讲学。
至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
此后,在聚众讲学中,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言之弊”,提倡“讲”“习”结合的新学风。
他们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等)。
由此,东林名声大振,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人员构成与宗旨东林党成员,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秀才处士。
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启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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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东林党人分权运动与明朝灭亡
导语:晚明党社之风甚盛,举凡东林党、浙党、复社、几社、山左大社、望社、武林读书社、南园诗社等,大小数十家,延绵数十年。
本文单取东林党及有
晚明党社之风甚盛,举凡东林党、浙党、复社、几社、山左大社、望社、武林读书社、南园诗社等,大小数十家,延绵数十年。
本文单取东林党及有小东林党之称的复社,二者均为当时影响力最巨之“士人共同体”,其成员也有渊源相承之势。
通常学者研究晚明党社,主要集中在其党争情势、组织架构、人员生平,间及其言论行为对当时后世之影响,本文只想集矢一点,那就是晚明党社实质上乃是一种士人对中央集权的反动,也可称之分权运动。
朋友与党
若论东林党人,不可绕过朋党之论说,这是关涉到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也可从中观察到东林党人的分权要旨。
东林中人论朋党,首要标的即是破除“党”之原罪。
东林三君之一的赵南星卸任后,在家乡设“思党亭”。
有人质疑他,因为“党”在当时绝对是敏感词,不无罪恶气息。
赵就回答说,孔子虽称“群而不党”,却也称“吾党小子”,而且在血缘中有父党、母党、妻党,在地缘上也有乡党。
党的本身,并不就是恶,换言之,结党并非有原罪。
赵的辩说并不孤单。
譬如钱一本就为结党辩护说:“后世小人,动以党字倾君子倾人国,不过小人成群而欲君子孤立耳”;高攀龙也指出,正因君子惟恐小人之目为朋党,而疏其党以避小人,才导致亡国。
因此,“君子之党盛,而小人之党散。
天下之治,治于君子之党,而非论于党之有无也”。
生活常识分享。
【明朝历史】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亡国的明朝政治斗争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
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落成却在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帝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在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新教师教学综合论坛东林党在晚明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特殊的团体,拥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为学思想,对晚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林党的研究在过去一直是学界的焦点,但是从历来的学术观点看,学界对东林党的问题却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观点。
这一些分歧非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且还对晚明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所以如何深入地对东林党进行研究,仍然是未来晚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正是居于这样的出发点,从东林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一方面来探究东林党在晚明政治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东林党形成(一)东林党形成的时代背景晚明东林党的形成具有时代背景,一方面是明朝中后期社会危机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东林党产生于江南地区,这一带在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于是当今学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那时候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东林党早期的人员都集中在今江苏省无锡的太湖北岸,时人称之为“吴中”地区。
这一带是典型的江南地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经济越来越发达,特别是唐宋以来,几乎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
到了明朝初年,江南一带的田赋产量就占据了全国总量一半,当时东林党的代表人物顾宪成说道:“此地(指江南一带)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江南一带城市的手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民间商业十分繁荣,正所谓“金陵街道,原甚宽广,虽九轨可容,进来省吃简繁,居民日密,稍微侵入官道以为店肆。
”①江南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当时虽然北京、福建、广东、湖广、山西等地也不断开发发展,但是远远不及江南一带,形成了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经济的发达具有强大的社会效用,特别是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经济的发达会带动思想文化的兴起,经济的发达也会提高该地区在全国范畴的政治地位。
东林党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
(二)东林党形成的动因东林党并不是江南一带独一无二的文人团体,只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后来的历史影响,让人们误以为江南一带好像就一个东林党,其实在东林党之前与同时还有同善会、三元会等社团组织,后来东林党的主要人物高攀龙、叶茂才、刘元珍等都参与其中。
人类社会从君主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政治上的显著变革是扩大政治参与。
明末东林党、复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活动,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必要条件。
因此,同经济上发展与倒退的矛盾相似,晚明时期,政治上也表现为进步与腐败的激烈斗争。
一、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1.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预,同善会的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方式,表明东林党不是一个只议论儒学不关切国事民瘼的单纯的学术流派。
由于政治方面的影响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参与,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的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集团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是东林党这一政治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表现出东林党人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从完全依附向独立自主转变,是形成独立政治人格的开始。
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传统依附型政治文化构成冲击,其结果将导致政治文化的变迁。
2.反传统的思想主张。
反对君主独裁,是东林党人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
顾宪成主张“散权”,实质是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无疑有了民主的要求。
关于为政的标准,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
刘宗周对崇祯帝说“流寇本朝廷赤子”,并大胆提出皇帝应与大臣分任其咎;又从“重民命”这一思想出发,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
东林党人坚决抵制释、道二教对国家政治及学术的消极影响,因此顾宪成等人僻佛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出最早的开放意识。
经济方面,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
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从魏忠贤和东林党之争看明朝的衰败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
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
时人对此己有明确的认识。
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
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这反映了诤谏的名节动机。
人们看重名节胜过一切,把受廷杖、流放视为登仙之路。
既使被罢免,也神气十足。
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这反映的是诤谏的功利动机。
可获得清名,又可以升官,还可以诿过,一箭多雕。
东林书院对此万历也心知肚明,他斥责群臣只会拿小道消息对他吹毛求疵,“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
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并一语揭穿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依然我行我素,万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言官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只好采取鸵鸟政策,对类似的奏折,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万历所谓的“风闻之语”指得是立太子的问题。
这是明代历史上继“大礼议”之争后又一个著名大论战,即“国本之争”。
明代皇位继承制度健全,像正德这样即无子嗣又无兄弟的情况都没有出现继位问题。
万历朝怎么会出问题呢?据说是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而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母子,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了慈圣太后的住处慈宁宫准备向他的母后请安,不巧的是圣皇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中。
慈宁宫的一名年仅17岁宫女王氏向19岁的万历献茶,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姿色宜人一时冲动宠幸了她。
明朝的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潮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然而,同样让人注目的是,明朝社会政治也发生了很多的变革和思潮。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革和思潮,希望能带给读者一些新的思考。
明初社会政治变革在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主要是为了确立和巩固其权力。
首先,他打压军阀,加强皇权,设立了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分别是东厂、西厂和内外两监,确保了朝廷的绝对权力。
六部则分别是吏、兵、刑、礼、工、户部,分别管理政府的政治、军事、司法、礼仪、工商、户口等事务。
此外,他还推行了科举制度,以取代以往的世博望子弟为官的系统,使官员选拔更加公正、平等。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明初社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
土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一社会问题。
朱元璋通过实行土地亩田制,使得土地机会平等,贫民也有了自己的土地。
户籍制度的改革则是为了促进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思潮变迁随着社会的发展,明朝社会出现了许多的思潮,并引起了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批判。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潮是文字狱和东林党。
文字狱是指朝廷对于文人的惊慌失措,对于文人进行言论惩罚的现象。
东林党则是成立于明末,对于朝廷的政治和社会提出了很强的批判和反对。
文字狱是明朝中晚期文化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对文人言论的限制和打压。
明朝由于权力的过于集中和皇帝的暴虐,导致了朝廷对于文人的心理惊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担心文人言论会危及到他们的地位和未来。
因此,朝廷派人盖棺定论,认为文人言论中有反动色彩。
这给了明朝文化思潮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打击,遏制了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的创作和发展。
东林党则是明朝中晚期对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强烈反对。
东林党起源于明万历朝,由文士和政治家李贽所主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团队。
他们批评明朝皇帝腐败、废兴、倚权和拉拢私人势力,也批判当时社会的落后性,要求改革和进步。
试论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内容摘要:晚明时期,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而形成的东林党,在大明王朝的政治生活中气着重要的作用,在东林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积极入世,讽刺朝政,同时积极改革,力图挽救晚明严峻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身处危机重重的晚明时期,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在讲学的同时,大力提倡实学,主张士大夫知识阶层身体力行,关注国家政治,并积极参与朝政,改革利弊,实现儒家所提倡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
那么,晚明的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关键词:东林党、议政、政治主张万历年间,自明朝中期以来而日益突出的社会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吏治腐败,宦官干政、内阁专权等现象不断出现,大明王朝的有志之士曾力图改革,改变这种状况。
例如张居正改革,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政治方面也有所改变,但随着张居正的逝世,改革也被迫中止,万历皇帝荒废朝政,政治危机加重。
与此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由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在此时可分为两派,一派为尊德行,主顿悟的左派,另一派为道问学,主渐修的右派。
两派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在当时的学术界有极大影响。
但是,两派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转而空谈学术,而对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置之不顾。
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登上了晚明的历史舞台。
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学术基地,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将讲学与议政结合起来,鼓励知识阶层关注社会现实,投身政治生活,振兴朝纲。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倡下,很多东林学子投身朝廷,其中很多作为言官,参与政事。
顾宪成、高攀龙原本为在朝廷任职的知识分子,在遭到排挤罢黜之后仍然十分关心朝政,于讲学之时“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关注政治现状。
从万历年间到天启年间,东林党经历了三个时期,最终在天启年间到达了权力的巅峰之际,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行政治改革,挽救大明王朝日益严峻的多重危机,却由于阉党的迫害以及自身的原因遭到失败的下场,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也于几十年后灭亡。
明朝的文化大革命东林与崇祯帝的斗争明朝的文化大革命:东林与崇祯帝的斗争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最终的瓦解也是一个惨痛的过程。
在明朝的后期,出现了一场被后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这场运动涉及到东林党与崇祯帝之间的斗争,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东林党的形成与发展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一支有着较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其形成和发展与明朝弘治年间的倭寇之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倭寇活动频繁,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一些士人开始反思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矛盾,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方案。
由于这些士人多聚集在东林书院,因此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成员中既有思想进步的士人,也有对朝廷不满的官员。
他们主张保护士人权益,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观念,反对腐败和专制。
在东林书院的影响下,东林党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逐渐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政治团体。
二、崇祯帝的执政与政策崇祯帝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他在位期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境。
崇祯帝即位之初,明朝已经陷入了政治腐败、军事困境和经济危机之中。
他致力于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整顿政府机构、加强军队建设、推行便民政策等,试图挽救明朝的颓势。
然而,崇祯帝的政策并未有效解决明朝面临的问题。
他在政治改革上过于急切,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和矛盾。
同时,崇祯帝过于信任内阁首辅魏忠贤,而对东林党抱有敌意,导致了后来的冲突与斗争。
三、东林党与崇祯帝的斗争东林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一些东林党成员得到了崇祯帝的青睐,被任命为重要职位。
然而,随着东林党的势力壮大,崇祯帝开始感到威胁,决定削弱东林党的势力。
他使用了权谋手段,诬陷东林党成员与魏忠贤勾结,对东林党展开了严厉打击。
崇祯帝下令逮捕了大量的东林党成员,并以叛乱的罪名处以极刑。
东林党的一些知名成员,如方国安、汤显祖等都被捕入狱。
这场斗争逐渐演变为一场范阳兵变,东林党成员与崇祯帝的军队展开血腥交战。
最终,东林党以失败告终,许多成员被残忍处死。
明朝末年的东林党是怎么回事?东林党是中国历史典型的儒家官僚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party,而是一个聚集起来谋取私人利益的朋党。
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王朝史,从未产生过任何有政治目标、施政纲领的政党,有的只是党同伐异,官官相护,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朋党。
这样的朋党是政权制度最大的蛀虫,没有任何裨益。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讲学其中。
起初,东林书院只是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际,一群清谈文人议论讽刺朝政、评论时事官吏的场所,算是一个非官方的伪学术团体。
哎,说学术团体都抬举他们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人们的肮脏社交圈子,借议论朝政,大放厥词,影响舆论,从而谋取私利,比如包庇地主阶级盘剥穷苦大众、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
其性质更像现在的某些没社会责任心的大V公知,凭借其在士林里的影响力,贯以口舌之利,危言耸听以获取舆情支持,从而逐步将影响从民间向朝堂扩散。
而东林党的由来,其实是其敌对势力阉党给取得名。
这些东林党人们整日忙着鼓吹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一副救国救民的样子,但为了维护其身后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却又对明末饥民、和灾民们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且对征巨室款赈灾极其阻挠。
你看这群人,是不是跟现在网上某些人很像,中国的这种文化真的融在血液里,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哎。
一开始的东林书院,其实还是比较纯粹的,主要就是关注一下社会存在现实问题,但随着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前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地主、大商人们也暗中投资,最后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靠资本运作起复干预朝政的政治势力。
而东林党人们贯以谈气节、性命,以“清流”自称。
但随着明末政治斗争越发残酷,朝堂上出现了很多以籍贯为基础的乡党,比如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浙江人的浙党等势力,反正从东林党开始上台以后,什么党派都冒出来了,各方角色粉墨登场,上演了明末有名的纷乱党争。
东林党的历史名词解释东林党是明朝末年的一个政治团体,由一些进步有识之士组成,其中以严嵩、高拱等人为代表。
虽然他们没有像其他党派那样组成一个真正的政党,但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东林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下将从东林党的形成背景、组织结构和主要活动等方面对这一历史名词进行解释。
一、形成背景东林党的形成与明朝末年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经历了万历年间思想开放、繁荣的士人文化后,明朝进入了崇尚道德、限制言论、压制异端的思想和政策时期。
废黜了弘治中兴党的继任者罢黜百官、实行大规模清洗,使得士人得不到表达自我的机会。
加之朝政渐显腐败,朝廷内外形势日益严峻,使得有志于改革的进步士人们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开始组成东林党。
二、组织结构东林党并非一个有严密组织结构的政党,更像一个宗派,核心成员相互之间存在着师徒、兄弟关系。
其中的头号人物严嵩被尊称为“尊师”,他的门生和爱徒们成了东林党的核心成员。
东林党的成员不仅有从政的文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他们通过私下联络和意见交流,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
三、主要活动东林党主要活跃于明朝末年的政治舞台,通过互相扶持、支持改革派门客的方式,来影响朝廷政权的决策。
他们常通过纪善、上书和游说等方式,表达对朝政的不满和对改革的渴望。
东林党以严嵩为首的一系列倡导改革的举措,如“整军备边”等。
此外,东林党成员还通过编写文章、创作诗歌等形式,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社会,从而扩大影响力。
四、历史评价东林党在历史上常被视为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他们主张改革、反对封建主义,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东林党的主要成员多次被朝廷打压、排斥,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为明朝政权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也有人认为东林党在一些问题上过于激进,以至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和打压,最终导致东林党的覆灭。
综上所述,东林党作为明末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组织,其历史名词的解释与其形成背景、组织结构和主要活动密切相关。
东林运动与明代士大夫政治的终结的开题报告题目:东林运动与明代士大夫政治的终结摘要:东林运动是明朝后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人官僚反对清官主政的斗争。
本文将探讨东林运动对明代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并探讨其终结的原因。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东林党既具有代表性,又不是势力最大的党派,因此其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可以视为明代士大夫政治的一个缩影。
然而,东林党斗争失败的原因并不单一,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东林运动;明代士大夫政治;清官主政;斗争;失败原因正文:一、东林运动的背景与历史意义东林运动是明朝后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人官僚反对清官主政的斗争。
此运动的背景也十分复杂,自永乐年间初起至清代,历时300余年,对史学、文学、哲学、政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林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了明朝末期士人们对自身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觉醒,也在于它为清朝时期的政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二、东林运动与明代士大夫政治的关系东林运动虽然以东林党为代表,但并不是明代后期文官政治的全部。
然而,东林党既具有代表性,又不是势力最大的党派,因此其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可以视为明代士大夫政治的一个缩影。
明代士大夫政治是以实现德治为目标的文治政治,主要特征包括士人支配权的建立、读书人文化的厚重和摈弃俗俗。
东林运动所反对的清官主政,与明代士大夫政治中强调士人多学的要求是一致的,但也与士人政治权利的依赖有关。
三、东林运动的失败原因东林运动之所以最终失败,原因并不单一。
首先,东林党在斗争中缺乏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支持,导致他们难以在社会政治上扩大其影响力;其次,东林党倡导“不问政事,以忠隐自任”,导致其在政治上的声音不够强势;第三,政治上竞争激烈,官场斗争复杂,东林党的斗争受到一系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限制,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
四、结论东林运动是明代末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代表了士人对官僚主义的反对。
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第一篇: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经济学院国贸1001 吴昊天一 1011110112)摘要: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
“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
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关键词:晚明政治东林党宦官当政病态的政治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
“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
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
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本文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
”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
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
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重用东林党而导致灭国,用真相说话
什么是东林党?什么是阉党。
东林党一般指的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阉党指的是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
要是问明朝的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更大,个人认为应该是东林党。
东林党就是一个社会毒瘤。
东林党和唐以前的门阀世家很类似,都是一个垄断国家的组织,东林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代表工商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组织,他们掌握着国家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舆论。
因为明朝士大夫的独特地位,他们在拥有社会财富的同时还不用纳税。
国家的财政主要依靠剥削农民所得,这样做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旦出现天灾人祸,活不下去的农民铤而走险,明末各路起义就源于此。
东林党人,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也就是文人误国。
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长期与整个农民阶级脱离,不知道民间疾苦。
大道理口若悬河,但是现实的对策一个没有,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掌握着国家的绝对权力,明朝的灭亡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封建社会,整个国家没有民族观念。
在这些东林党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国家。
朝廷不在了,换一家再做,他们还能做官,还能掌握国家的权利,这种思想一直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大多都是东林党人,阉党一个都没有。
面对敌人的刀枪,文人的礼义廉耻都没有了,气节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反而洋洋得意。
明末的东林党,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可就是这些人,不顾民族大义,利用享有的特权,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的蛀虫,明朝亡于东林党也是无可厚非。
明末封建专制体制下以东林党为典型的“党”质探究作者:余添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26期摘要: 政党是近代经济社会出现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土壤里不会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政党。
不过,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近代早期政党雏形的出现无疑表明一些初具近代民主思想的士大夫想要在国家施政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对以东林党为典型的“党”质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明朝末年东林党朋党“党”质一、东林党出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在明朝末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也包括以往传统小农经济中的丝织养蚕与家畜饲养。
[1]唯一不同于以往的就是人们认识到加快经济作物与手工工场的发展可以带来相对于传统小农经济中“额外”的可观的收入。
因此,这一时期的水果蔬菜和茶叶种植的面积较以往相比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在手工工场方面,釆石与冶铁等副业也有了空前飞快的发展。
尤其长江三角洲首次出现了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为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生产力关系而不停地作出贡献,此刻的江南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好景不长的是,万历末期以皇帝、宦官、贵戚和权臣为代表的封建上层统治集团在穷奢极欲之时开始了掠夺农田与兼并土地,以官田名义被霸占来的土地就占了全国耕地的七分之一以上。
此外,江南各地被地主吞占的土地也在三分之二以上。
[2]田赋的苛重与圈地的蚕剥迫使广大农民沦为无地佃农。
[3]单以“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为王府者有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赋额除正供外,岁进金扇四万八千四百余两,丝绢四千四百匹”为例(《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丁酉),就可以看出土地被大量吞并的明末也正是税收随意加征的时期,此时的江南富庶地区自然也逃不过封建统治者们的税收磐压。
矿监税吏的大批出现则加速了明末各地民变的发生。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税监马堂肆意征税,引发了云脚夫王朝佐领导的临清民变。
明代社会治理中的政统道统冲突研究——以东林党争为例马治龙;申红涛
【期刊名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3)004
【摘要】东林党争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儒家传统士大夫政治与明朝末年政治生态博弈的典型代表.本文结合东林党争的历史事实,以道统的运作逻辑为线索,对道统体系在东林党争中的表现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东林党争实际上是明朝专制统治下道统与政统的直接对抗,相比以往政统与道统的对抗交合,东林党争体现出更强烈的反专制色彩.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政统与道统之间的交合与互动,为当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平衡关系具有深刻借鉴意义.
【总页数】5页(P44-48)
【作者】马治龙;申红涛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09
【相关文献】
1.道统·政统·圣君——以康熙帝对清初福建书院的御赐为例 [J], 金银珍
2.政统与道统——试析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中"天"的双重旨归 [J], 唐樵;刘力
3.明代社会治理中的政统道统冲突研究——以东林党争为例 [J], 马治龙;申红涛;
4.明代社会治理中的政统道统冲突研究——以东林党争为例 [J], 马治龙;申红涛
5.《四书》学整合中的道统与政统 [J], 朱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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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经济学院国贸1001 吴昊天一1011110112)摘要: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
“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
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关键词:晚明政治东林党宦官当政病态的政治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
“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
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
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本文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
”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
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
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
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
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
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
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
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
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便布各地的特务网络,说了魏忠贤坏话,很容易就招致杀身之祸。
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
杨涟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但是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
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
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的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奄”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显然是没有用处的。
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
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
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
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朝走向灭亡与晚明病态的政治分不开的,不论是东林党之争还是阉党当政都走不出这个范畴。
说到晚明的病态政治,人们自会联想到宦官专权,然而宦官专权其实不过是病态政治的种种表现之一。
病态政治的根源在于政体。
明太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废除丞相职务,由所谓的“内阁”秉承圣意处理政务。
但内阁的意见“票拟”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据,因此说“内阁”仍具有一定的权力,只不过它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批红”。
对于勤于政务的君主而言,内阁作为其行政秘书,不难予以驾驭;而一旦君主怠于政事,则内阁的权力便会急剧上升,为权力所诱惑的官员也会为了内阁的执掌权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
内阁首辅要保证其地位,又必须获得那些代行“批红”的权阉的支持,从而形成腐败的官僚——宦官集团,攫取各种政治私利。
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疲软,引发官僚对于权力的争夺,形成政治利益集团,使腐败日益加剧,这是明代一再发作的政治病症,也是一切专制政体难以避免的通病。
对于一个专制君主来说,天下的地土民众都是其家产,而将这份财产经营得当,传与子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官员则如他的管家与仆人,负责管理家业,维持家中的开支用度。
一个善于治家的主人,不仅要选择胜任的仆人,也要密切监督考察,规范其行为操守,还要善于培养仆人们的忠诚度。
明太祖支给官员们难以接受的低廉俸禄,但其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刑罚遏制了官吏的渎职腐败。
而时至晚明,荒淫贪婪的明神宗、玩乐无度的明熹宗无暇监管,致使整个官场的腐败登峰造极。
隆庆、万历之交明廷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在于减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在正税外滥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便源于此时,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
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或诡寄地产于豪绅名下,极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动辄滥赏宗室地产,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万顷,田连阡陌的藩王与官僚地主。
与此同时,据顾炎武估计,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晚明时9/10的民户沦为无地的佃农。
大量的失产民众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体现了晚明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
而由于东林党人在重新执政后的一系列错误措施,在本来就一孱弱的明朝身上狠狠撒下了一把盐。
政治军事上东林党和阉党反复斗争,用党争取代了国是。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
为打倒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两党相互培植人马,打击异已,在对北方军事和内政税收各方面,看问题,做决策,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而是对党派利益是否有保障和增益。
东林党人有执政失误,那要极力保护,以便东山再起,而非东林党的阉党,甚至其它非东林的中立派,如淅党、秦党、楚党等,就是工作再努力,军事上再正确,也要坚决打击至下岗身死。
例如熊廷弼经略辽东,以沉稳为主。
但因为熊是楚党,即使熊在辽东经营的再好,东林党人也千方百计要把他拿掉;而真正丢失辽东广宁重镇的王化贞因为是东林党人,东林党内部一致决策把王的过失推到熊身上,导致熊“传首九边”.明朝最后的统治者崇祯帝是东林子弟,从小接受的也是东林儒生的教育。
崇祯帝上台后,东林党人一举除去阉党,独霸朝纲。
经济上东林党维护代表的是东南地区商人地主的利益,对西北、中原、两广广大农民的利益毫不关心。
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
另一领袖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高攀龙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而崇祯帝确实是这样做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钱都给了东林官僚和大商人。
在明朝后期,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
明朝中期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收。
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顺应并代表了江南工商业的利益,忽视了北方和中原农民的利益!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
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资本家中收入收税。
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
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
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
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
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
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最后,北方和中原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东林党好不容易抢夺把持到的朝政,也推翻了东林弟子崇祯帝的大明天下。
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